星期日的纽约一隅，那阵教堂的钟声悠远地在不透明的空气中荡了一荡，徐徐地扩散开了。从这阵钟声中，开出一辆公共汽车，车后面两个人被挤得一齐紧靠在窗户旁边。
“你信不信神？”伊斯特·德比基问道。
“这个话题好没意思。”艾尔弗雷德屈尊俯就地挑挑拣拣。
“我觉得有意思，不然就不会为这个拍电影了。”
“那是你的事。”
“讲讲吧，如果谈话两方中的一方有兴趣，讨论一个话题就不是全无意义的。”她在瑞典呆了三年，自认为已经浸上了一股北欧人的闯劲儿。
“如果你非要知道，我的回答简单得很：不信。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把世界造得如此之愚蠢的人呢？”他懒洋洋地说，然后转头对一位被他的离经叛道吓到的老小姐说，“恕我冒犯。”
“典型的自大指挥官型人格。”
“那是什么？哦，你不用说了，我不太想知道。现在该你说说你信不信了，否则就太不公平了。”
她鼓起嘴，沉思了足一会儿，认认真真地说，“不知道。我认为，在整套信仰体系思考清楚之前人没有什么资格做定论出来。说实话，这辈子我可能都搞不清楚了。我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十几年了，从爸爸第一次带我踏入教堂的那一刻起，我就困惑着，我的第一部片子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大的疑虑而拍的。在《处女泉》里，我应该是把自己的全部的想法都表达到极致了，每一丝感情都完完全全投注到其中，每一丝想法都被我费力抓住，放进这个大网兜里了。
观察人类思想史，我发现人们的立场总是会呈现出一个拐弯、再回归的趋势，对我也一样。从今往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绝对逃不出这部片子里设下的范式，而且如果一开始我就没有明确的归属感的话，那么这一生可能都找不到一个答案。今天能够在银幕上看完这十几年的思考过程，这已经对我来说是个圆满的交代了。”
“唔，’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瞧瞧，一个小苏格拉底主义者，我早该发现你比剩下的蠢人（这里加重了语气）惹人喜爱多了。”他再次转过头去，几乎是戏谑地又对那个脖子上挂着硕大十字架、满脸通红的老小姐不怎么诚恳地道了一次歉。
“你可真够欠揍的。”
“别夸我了，真不好意思。”他歪过头看看她。
空气愉快地流动着，他又再开口。
“与其说我不信神，不如说我不信这些人创造出来的神。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也愿意相信有一个更高天的存在。但现代人表达崇信的方式太愚蠢虚伪了，你不能锦衣玉食地生活着、穿着暖和昂贵的衣服、坐没有炸弹而且还很安全的公交巴士去教堂说几句话就完事儿了。你有罪，那么就去帮助穷人，你爱世人，那么就给街边的老流浪汉买杯热咖啡。相当大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事情，但做点真正有用的事情，是我们唯一能够解除’罪’的方式。说几声’万福玛利亚’，咻咻咻，你就焕然一新，这太可笑了。你知道吗？在我心里可笑的程度不低于一些杂种骚扰完女孩子之后又觉得自己压力大、罪孽深重，哭唧唧地去看心理医生，讲几句话他们又一身轻松地回去骚扰女孩儿了。”他没有朝她看，而是勾起嘴角，向着窗外。
“世界主义者倡导的不就是这样的习惯吗？他们要我们依着神的意志爱整个世界，爱素不相识的远隔重洋的人，基本上这就等于什么都不用做。斯巴达人却相反，他们对除了自己族群之外的整个世界都残忍贪婪，但是对自己的同胞、邻居非常友好，切切实实互相帮助，在我看来这种狭窄的爱却比广播的爱更难做到呢。”
“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图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1]他低低吟诵。
“是了，神不如我们自己。”她眯起眼睛，一锤定音。
车摇摇晃晃的，又上来了一些人，今天的乘客分外得多。他们被一挤，艾尔弗雷德的手肘节就给顶在了她的腹部。她放轻了呼吸，努力想些别的事情，但做不到。
她放肆地暗暗在心底里数着，一层，两层，三层，只隔了薄薄三层织物他们就肌肤相亲了，她最柔软的小腹，对他肘节的骨骼感受得一清二楚，那处坚硬的骨头让她整个身体痒酥酥的，仿佛从有人把她从腹部按进了一团玫瑰色的云里一样，奶油在炽烈的阳光下融化了，她爱这种感觉，她要把这种感觉在心里设为宇宙的原点，日后一切创作的源泉。
艾尔弗雷德不自在地动了动，他脱出手去触了触她晶莹的耳朵，说道：“你的耳环要掉了。”
伊斯特一闪，“少来，我没戴耳环。”
“这儿呢。”他的拇指和食指像打开扇子那样一擦，就从手指间闪出一个圆圆的碧绿珠宝，她仔细一看，原来是个袖扣，这么一出魔术下来，事情就像这位年轻的绅士接住了小姐快要掉落的首饰一样。
“我不知道你还会这个。”
他笑着没有言语，小心地把袖扣扣回去袖子上去。
她想，她喜欢他做事的方式。
他不会挣开手臂，让她从缠绵的心绪中猛然跌落，尴尬无措，他永远不会让你难过。
她想象着他这么善良细心地对待女友的样子，甜蜜地感到骄傲，又无处可逃地酸涩。
她仔细看他白衬衫那一只卷得讲究的袖口处别着的碧绿卡地亚袖扣，想着他现在生活一定比之前宽裕很多，就全身心地为他开心，忍不住咯咯笑起来，每一个毛孔中都透出欢欣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