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造成创造就业机会和消费需求会有延后期。这次除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标准，这样才有利于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偿还、增加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租金等。
相信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的一片肃杀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2008年以来一样，未来每年仍为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
对完善全球治理的思考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波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贫穷国家，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任何测试设备和呼吸机，政府的财政也捉襟见肘，难以投入大量资金来增加必要的防护。同时，经济下滑也使许多高负债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到期难以偿还的危机。
面对这种人道主义危机，我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的经验，利用强大的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遏制疫情，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尽量助力其他国家，减少疫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同时，倡导和支持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和延缓债务偿还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提醒人们，即便在21世纪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之时，面对致命的传染病，人类生命和经济、社会组织依然十分脆弱。未来，人类社会还会面对许多全球性自然灾害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在这些灾害和挑战面前，各国必须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灾难的产生或是将危害降到最低水平。希望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提供了改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减缓或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的契机。
中国经济与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sup/sup
201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我想对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中美建交以后的发展做一个回顾。了解了过去、现在，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中国经济70年：从贫穷到领先世界
70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后，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民富国强的愿望，中国政府和百姓都付出了很多努力。20世纪60年代，中国试爆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些科技工业取得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在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时候，中国还是非常贫穷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当时中国经济的体量是2119亿美元，在全世界当中排名第9，只有美国gdp的9%。当时中国对外贸易非常少，每年只有206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只有9.9亿美元。而且当时中国外汇储备非常少，仅有1.67亿美元。
为了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1978年，邓小平开始推动改革开放。这40年间，中国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4%。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4.5%。在gdp和贸易高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当中，97%是工业制成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变成第一大贸易国。2018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9750美元，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从1978年只有美国的9%增长到现在的65%。并且，中国有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7亿多摆脱贫困的人口刨除，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继续增加。
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美建交、中美贸易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出口少。但是从1985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开始增多，当年获得了6000万美元的顺差。此后贸易顺差一路上升，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2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只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增加到现在的大约45%。由于贸易顺差、逆差的变化，中美两国最近关系紧张，出现很多争端，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为何能奇迹式增长
要了解未来的发展，我想，必须要了解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以后，中国的经济能够取得这样奇迹式的增长，了解了其中原因才有办法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的创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不断涌现，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这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两个机制，适用于任何发展水平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技术处在世界前沿，只能靠自己研发新技术来获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这种方式，19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取得了平均每年3%~3.5%的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有很大差距。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来取得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成本和风险就会比发达国家自己发明低得多，这样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更快，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后来者优势。利用这个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但是，过去40年中，每隔几年就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但实际上中国是这40年中唯一没有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原因跟另外一个问题相关。其实，后来者优势1978年以前就存在了，但是那时的中国主动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当时中国实行的发展战略是超英赶美，要马上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跟技术，才能够快速赶超它们。发达国家的技术都有专利保护，并且许多跟国防军工有关，即使想付专利费也买不来，所以中国只能自己发明，这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引进技术、引进产业的后发优势。重工业资本密集，当时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社会，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企业在这种环境下只有依赖国家保护补贴才能够把产业建立起来。这种保护补贴就造成经济的扭曲、资本的错误配置等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如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跟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同，所以就能够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占领国际国内市场，创造很多的利润，迅速积累资本，产业升级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快速增长。
20世纪80—90年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发展中国家也在改革。大部分的国家是按照当时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提倡的休克疗法改革，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国是稳定快速地发展，不断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因为休克疗法忽视了一点，转型前的政府干预扭曲是为了让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存在的必要制度安排，如果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那些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会全部垮台，垮台以后造成大量的社会失业、政局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这样怎么发展经济？而且，电力、电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经济运行所必需的，资本密集的国防军工相关产业也有存在的必要。即使企业私有化，也要给它保护补贴，私有企业老板跟政府寻租的积极性更大，因此腐败现象会更普遍，收入分配差距更大。中国这种双轨制渐进式改革是最好的改革方式，因为对那些老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补贴以保持稳定，对新的产业允许进入，使其利用后来者优势快速发展，积累资本，慢慢就把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补贴对企业来讲是好的，但可能造成腐败、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因此中国在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潜台词就是要把各种保护补贴都取消。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把市场有效运行需要的制度安排一次性建立到位，因此，只要经济增长一慢下来，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就在国际上此起彼伏。
中美贸易格局为何发生巨变
第二个必须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美两国的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逐步占据有利地位。
理解格局的变化，首先要知道中美巨大贸易逆差出现的原因。一些媒体分析认为是因为中国违反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中国强迫美国或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或者是中国人为操纵汇率造成的，我认为这些都不正确。真正造成中美贸易逆差巨大的原因是中国跟美国的比较优势不同。美国从19世纪末以后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工资水平为全世界最高，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就没有比较优势。东亚经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低，所以东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是从日本进口的，美国对日本就有很大的贸易逆差。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收入水平也上涨了，当时亚洲四小龙刚刚开始发展，工资水平低，相较于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所以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以相同的原因转移到中国。美国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贸易由逆差变成顺差，逆差都集中在中国，这是比较优势变化的结果。美国这种贸易的形态实际上在二战以后就形成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外贸易逆差80%以上来自东亚经济，最高的年份还超过100%。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由0.3%变成45%，好像增加了很多，但是它对整个东亚的贸易逆差从原来的80%以上，甚至超过100%，降到现在的60%左右。这样看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扩大并不是中国造成的。
中美两国之间贸易逆差的产生，是因为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不同。美国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这是长期以来中美存在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它自己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政府消费跟百姓消费非常多，储蓄非常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消费多、储蓄低，国内生产满足不了国内需要，就要从国外进口，就会有逆差。
绝大多数国家的这种逆差两三年就维持不下去，美国长期维持这种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它可以印钞票买东西。这些年美国的贸易逆差绝对量不断扩大，是因为它的消费越来越多，靠印美元买世界产品来维持，这当中从中国进口的比重比较大，无非是把亚洲那些原来对美国的逆差转移到中国来，但是对整个东亚的逆差其实是在下降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也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贸易逆差。2018年，特朗普政府为了缩小贸易逆差，对中国、日本、欧盟、韩国都增收关税。但是2018年美国的逆差跟2017年比总体增加了12.1%，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了11.7%。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美国的问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找错了原因，采取的措施不仅不利于中国，不利于世界，也不利于美国。
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为何仍能每年平均增长6%
在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国过去依靠后来者优势，经济增长迅速，这种后来者优势到底还有多大？有的人认为，经过了40年，这种优势大概没有了。我对这个看法不太同意。后来者优势不在于已经用了多少年，而在于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少技术差距。怎样衡量技术差距呢？最好的衡量指标是看人均gdp，人均gdp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的产业附加值水平。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统计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也相当于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都实现了20年平均每年8%~9%的增长，它们是二战以后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13个经济体当中的几个。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中国从2008年以后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20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0年是10.6%，2018年是6.5%，2019年第一季度是6.4%，第二季度是6.2%，第三季度是6.0%，一路下滑。增速下滑的原因存在各种争论，有的说是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渐进式改革还留有很多扭曲，政府有很多干预，国有企业太多，人口老龄化等造成的。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认为它们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原因。2010年之后所有金砖国家的经济都在下滑，下滑的幅度比中国大。不仅金砖国家，连东亚的新兴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同样在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滑的速度都比中国大。这些经济体都没有中国存在的那些问题，所以这种现象只能从一些共同的外部原因才能够解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爆发，到现在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前面谈到发达国家长期的增长速度是3%~3.5%，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表现最好，2018年的增长速度也不过2.9%，2019年可能是2.3%。欧洲国家的增长率从2008年以后长期在2%上下波动，日本从1991年以后到现在增长率都在1%上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还能达到50%。它们的经济增长疲软，需求增长速度就慢，导致整个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下滑，现在国际的贸易增长速度比国际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慢。
所以，发展中国家出口少了，三驾马车少了一驾。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每个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基础建设等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现在这些项目都建成了，可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所以民间的投资就减少，除非政府再进行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
展望未来，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比较悲观。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做它应该做的结构性改革，所以结构性矛盾还存在，因此发达国家可能步日本的后尘，出现长期的增长疲软，展望未来，它的发展速度会是慢的。对于中国，如果对外出口这驾马车快不起来，经济增长就必须靠内需增长，即依靠投资和消费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体量大，旋转的空间大，可用的手段多。
就投资而言，首先，中国还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可以在中高端产业上进行升级，好的投资机会有很多。其次，投资基础设施，中国这些年做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城市之间的，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内部基础设施还很不足。再次，在环保、城镇化上也要投资。
投资要有钱，中国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到60%，民间储蓄达到45%左右，为全世界最高，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投资。另外，中国还有3.1万亿美元的储备，投资要进口机器设备，中国有钱。这三点又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加大投资，也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可能因为政府的财政不好、储蓄和外汇储备不足而无法投资，中国没有这种情况。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消费就会增加。所以，中国到2028年或者宽松一点到2030年，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我判断实现6%左右的增长没有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超过30%，也可以为缓解中美关系打下一个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的收入水平提高，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甚至非洲国家，像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一样。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也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中美贸易之间美国可能会有顺差，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总之，中美建交这4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中国推行渐进式的改革，并且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及后来者优势有关。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在未来10年或者更长时间，每年有可能实现6%左右的增长，中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将超过30%。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也会创造很多机会。很多产业要升级需要投资，中国现在有一些产业已经达到世界的前沿，需要创新，而且中国也有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来抓住新科技给予的机会，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会给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巨大的空间。
我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三点看法sup/sup
观点一：贸易是互利双赢的
美国跟中国买东西并不是美国给中国的恩惠，是这些东西美国自己不生产，而美国国内有需求，必须从国际上进口。美国可以从中国进口，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从中国进口是因为价格比较低，产品质量比较好。
当然有些产品美国自己也可以生产，例如成衣、鞋子等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们在国内生产，成本会非常高，老百姓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所以，从中国进口是出于价格的考虑，这一点是贸易的基本原则。
美国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大，是不是美国吃亏了呢？在谈国际贸易的时候，不能从两国的贸易逆差或顺差来看问题，要从一个国家跟整个世界的贸易逆差或顺差来看。
有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顺差，像中国2018年的顺差是2.6%。有些国家有逆差，美国则是逆差非常大的国家。读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有贸易逆差，是因为消费太多、储蓄不足造成的。要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必须在国内采取措施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如果不这样做，会适得其反。例如，特朗普过去两年对各个贸易国采取了不少举措，但实际上，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了12.1%，而没有减少。
对中国也是一样。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1.7%，同样并没有解决问题，带来的结果只是贸易状况恶化，美国国内居民和使用中国出口产品作为投入品的生产商付出更高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口产品要付更高的价格，那么一般家庭剩下可以用的钱就少了，可以用来买国内生产的产品或国内提供的服务的成本就上升了，其实这对美国的就业也是不利的。
刚开始美国从贸易逆差来说事，现在则从贸易不公平、中国强迫技术转移等来说，虽然煞有其事地指摘了很多，可是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美国固然利用国内法进行了301调查，出的报告非常厚，但如果仔细读，会发现其大部分内容都是猜测。所以耶鲁大学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roach）教授说，这个报告基本上是在泼脏水，没有证据，根据这样的报告制定政策对美国是不利的。
美国说中国强迫进行技术转移，但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自然是要带着技术来的，其技术是我们强迫转来的吗？实际上不是。因为美国公司如果在中国生产产品，要进入中国市场，不用最好的技术，产品如何能够竞争？
比如汽车产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除了美国汽车在中国生产，德国、日本、韩国汽车也在中国生产。如果美国通用、福特不用最好的技术在中国生产，生产出来的汽车会有人买吗？我们知道，通用和福特现在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比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多，它们的利润主要来自中国。所以用最好的技术来中国生产，是它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中国强迫的。
中国这些年的技术进步非常快，这是事实。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资本不断积累、产业不断升级，当然技术会不断创新，而这些创新其实主要是我们自己通过学习、研发来获得的。
美国也有比较客观的学者，像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说，中国这些年的技术进步只能由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努力来取得，不可能是强迫来的或偷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为什么总用贸易逆差和所谓的“不公平竞争”来指责中国呢？我个人认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上他是看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对华为的恶意封锁、打压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打压中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图。
观点二：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
我们希望贸易争端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能够友好相处，中美贸易有利于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假如事情不能按照我们的期望发展，贸易谈判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都征收25%的关税，那到底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贸易是要双赢的，采取阻碍贸易的措施，中国会有损失，美国同样也会有损失。中国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现在中国每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20%，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的比重2018年是19%，对美贸易固然重要，但也只是我们贸易当中的一部分。25%的关税，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有人说影响大，有人说影响小。一般的看法是顶多影响0.5个百分点的增长，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更少一点，大约0.3个百分点。从绝对量来看，好像中国受的伤害多一点，美国受的伤害少一点。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2.5%，如果增长率下降0.3个百分点，它的增长率要损失12%。对中国来讲，如果按照6%~6.5%的增长来算，即使减少0.5个百分点，我们还有6%的增长，我们增长率的损失只有8%。
即使如此，中国不仅在全世界拥有很高的增长率，中国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国。众所周知，自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2019年全世界的增长会有多少？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是2.9%。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3.5%。这样讲的话，即使有贸易摩擦，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会有30%的贡献率，中国还是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观点三：绝不会牺牲中国的发展
贸易是双赢，我们有最大的诚意，希望与美国坐下来谈，希望提出一个能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案。如果美国不愿意呢？我们绝对不会把中国发展作为代价来满足美国单方面的需求。为什么这么讲呢？即使发生最糟的状况，中国还能维持6%的增长，中国还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美国的无理要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按照习近平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追求高质量发展。这种发展成果不仅在国内的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共享，还跟世界上与中国维持良好贸易关系的国家共享。
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不到20%，我们还有其他80%的贸易伙伴。如果对美国出口因为贸易摩擦而减少，我们从美国的进口也会减少，我们可以把中国每年进口2万多亿美元的市场机会，更好地让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
现在对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在大家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悲观、迷茫的时候，中国的开放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机会。
其实美国很多企业家也非常清楚，目前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都来自中国，要是美国这些企业退出中国市场，那它们就退出了《财富》世界500强的地图。我相信，美国的企业家、美国人民，也希望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1月23日在2019腾讯冬季达沃斯论坛“全球化4.0与中国包容性增长”主题晚宴上的主旨发言整理。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9月8日在厦门2020国际投资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
本文原载于《经济日报》2020年6月4日理论版。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在创新工场十周年投资者年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朗润·格政”论坛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