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利率市场化矛盾）
现阶段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升级过程中，我国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金融问题可能比过去更加复杂。过去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企业规模和风险也在随之增长。过去支持此类产业发展的大中型银行与地区中小银行等组成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是最优的，但现阶段却难以满足转型融资的需求，需要在规模和业务上进行转型，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推进金融创新，以满足更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一项新结构金融学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呈现出与常规经营阶段显著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转型升级路径对融资的额度、期限、条件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果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面临的风险越大，那么转型融资的风险也相应越高。因此，相比中小企业常态融资需求“短、小、频、急”的典型特点，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具有“长、大、稳、综”的新特征。sup/sup因此，转型融资需求与银行业组成，特别是地区中小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例如，通过2017年中资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的比较，可以看到一些可能反映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典型特征：在资金运用结构中，中小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占比高达16%~18%，高出大银行12~13个百分点；境内贷款结构中，中小银行的短期贷款高达43%~46%，高出大银行19~21个百分点；在资金来源结构中，中小银行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往来额占比高达10%~11%，高出大银行8~9个百分点。
显然，中小银行的短期贷款只能满足中小企业的常规融资需求，无法满足更大规模和更高风险的转型融资需求。中小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转型融资，但这种资金的股权式运用与通过银行同业拆借和存款等资金的债务式来源相互矛盾，会加剧中小型银行的信用风险。所以，中小企业的常规融资需求与转型融资需求有所不同，传统的中小银行的贷款方式难以满足此种需求，需要创新金融产品。事实上，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融资涉及前述五类产业中的转进型产业，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密集、轻资产、短周期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也面临类似的金融结构矛盾。例如，前面提到的独角兽企业的市值，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专利质押融资总额为720亿元，同比增长65%；专利质押项目总数为4177项，同比增长60%。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我们认为中国中小型银行虽然过去有很多进步，但未来还需要继续发展，不过发展方向不再是向大银行转型，而是扎根本地，根据禀赋特点、产业结构、金融需求特点做好服务当地的工作。例如，南京银行的小微金融创新有：面向小企业的“鑫活力”，面向科技型企业的“鑫智力”，面向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鑫微力”，面向文化企业的“鑫动文化”，面向农业的“鑫星农业”。南京银行也推动了“鑫伙伴”计划，其模式介绍为“南京银行一直将小微企业视为天然盟友和赖以生存的土壤，积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持续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虽然现阶段适合我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会侧重于间接融资，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重要的趋势，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也需要重视。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两种重要形式，但前者本质上是债务式融资，后者本质上是股权式融资。
当产业结构还不处于世界前沿时，所用的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所销售的市场都较为成熟稳定，如果行业符合比较优势则其景气度较高、增长前景稳定、资本投资回报率较高，此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通过举债的形式加杠杆，如果银行间接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的话，具有一定融资规模的企业也会倾向于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与之相反，随着产业结构向世界前沿转型升级，所用的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所销售的市场都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也随之增加，此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以分散风险和降低利息费用，尤其是杠杆率比较高的企业可以借此去杠杆。例如，美国的产业结构目前大多处于世界前沿，对应地其直接融资中股票融资比重很大，因此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相对较低；而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少还不处于世界前沿（即前述的追赶型产业），对应地杠杆率会较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可比数据，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2.9%，而美国则为73.9%。当然，我国与美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不能以美国作为参照系，但是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杠杆率理应逐步下降，可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10年，中国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不降反增。
高质量发展与债权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作为直接融资的债券融资内部也存在结构，例如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需要协调或者直接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来克服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因此，政府需要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除了财政和信贷渠道，发行政府债券融资是重要的融资方式。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债券融资结构中的政府债比重应该逐步下降，企业债比重应该逐步上升。然而，过去十几年我国新发债券规模类型的构成比例中，虽然国债的比重下降较快，但是地方债比重却上升得很快，企业债占比很小并且有萎缩之势。例如，2018年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分别占新发债券规模的37.7%和42.8%，以非金融企业为主体的债务融资规模仅占了不到20%。
此外，基础设施项目除外部性特征之外，还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本密集和沉没成本高的特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成并产生收益，是典型的“耐心资本”。sup/sup因此，这与目前的政府债务可能存在期限错配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一项实证研究基于2009—2015年间886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面板数据，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新增投资显著依赖于短期借款，期限错配现象明显。sup/sup可以考虑开发性金融在提供中长期贷款中的作用来化解基础设施融资的期限错配问题。开发性金融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通常融资期限比较长。以开发性金融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政府投资项目，可降低政府债务带来的风险。
高质量发展与股权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为代表的股权融资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直接金融安排的主要形式。以上市发行股票为例，企业作为资金需求者发行股票直接向资金供给者募集资金，资金供给者成为企业的股东，按其股权的比例分享企业的利润，其投资回报是不固定的。当企业破产时，企业只有在偿还各种债务后才能向股东分配剩余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金供给者投资股票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因此，资金供给者只有在预期投资回报率足够高时，才愿意进行股权投资。但是，企业的每笔融资可以划分成许多小额的股票，从而可以将风险分散于众多的投资者。同时，资金供给者可以选择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以降低其投资风险。
企业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融资的一个好处是，允许资金供给者对企业投资项目有不同的信息和看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与股票市场的运作机制类似，但是入场时间更早。在企业还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时，企业的硬信息（固定资产、成熟规范的财务制度、稳定的现金流）较少，人力资本以及研发成果等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主要资产类型。由于缺乏硬信息，这一时期的企业很难利用间接融资获取研发所需资金，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满足初创型与成长期企业的融资需求。风险较高的新技术项目更易通过金融市场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另外，股权投资者获得的回报不是固定的，短期内股票回报率的降低不会导致企业面临被投资者要求破产的危险。
因此，股权融资是有利于接近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的融资方式。以美国百年来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的产业类型分布为例（数据来自），美国的产业经历了由传统工业到电子工业再到信息工业的发展过程。产业逐渐从传统的粗放型比如钢铁厂、橡胶厂，到精细化工业比如自动化机器厂商、电影行业、零售行业，再到服务型工业中的科技公司、金融公司。
每个时代产业变化的背后是技术的变迁。1917年的美国工业仍然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尚处于电气化社会的发展完善阶段，对橡胶、石油等原材料的需求旺盛；而到1967年，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电气化革命，进入工业产业精细化，更加贴近消费者日常需求的产品更受欢迎，比如电影、汽车、零售行业。而发展至2017年，由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突破，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等服务产业占据了主流。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快速的结构变迁会加速企业成长。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与以前的顶级公司相比，2017年中占据前四的科技公司成立时间都很短，无论是苹果还是谷歌，都没有超过40年，脸书甚至连20年都不到。因此，可以说美国的股市和新兴产业升级及新技术相互成就。对比近20年来美国纽约股市与中国沪深股市市值结构的行业分布（数据来自bloomberg），可以看到中国的情况是金融、工业和原材料行业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偏高，分别高出美国纽约股市的10.8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6.2个百分点，而美国纽约股市的通信服务、信息技术两大行业市值占比偏高，分别高出中国沪深股市的9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相对于美国而言更远离世界前沿，但是就股市所应服务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目标而言，目前中国股市服务了相对成熟的传统产业。
换言之，中国股市实际发挥的功能与银行并无二致。这可能与中国的证券行业监管部门制定了对拟上市企业较为严格的盈利要求有关，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往往难以满足上市门槛，也可能与中国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有关。这一点学界已有一些共识，如李海涛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形成了高度成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较为成熟的大型企业可以通过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等交易所进行融资，中小型企业则可以选择小型的区域交易所进行融资，此外还有场外柜台交易系统、粉单市场等可供选择。相较而言，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较为缓慢，2004年设立中小板，开始尝试放松企业上市制度以实现资本市场扩容；2009年设立创业板，定位于面向科技行业企业的场内交易市场，正式拉开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序幕。但截至目前，这一探索没有取得良好成效，创业板并没有在定位上和主板体现出差异性。例如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值结构看，制造业企业占据了创业板62%的市值和约70%的上市公司家数，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科技企业融资市场定位。sup/sup
因此，要增加企业债券融资，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化解我国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除了要化解第一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以及第二层次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也需要适时化解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尤其要解决债券融资中企业债过低的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而不能有效服务于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过去我国软硬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国债和地方债为其融资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国债和地方债在债券市场中的比重应该逐步下降，企业债的比重应该逐步上升，而且企业债券定价应该市场化，形成更加市场化的债券收益率曲线，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性和连通性，覆盖成长性和风险性不同的企业项目，以增强资本沿着创新链的纵向流动性。沪深股市并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并且较为严苛的盈利要求和核准制度导致创业板（二板市场）在服务新兴产业和新技术融资的效果上也没有与主板市场有实质性差异。
为弥补这一资本市场的断层，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
除了全国性的科创板，区域性的科创板也有待完善，以推动地区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融资。例如，安徽省为抢抓上交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战略机遇，在省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科创板，作为全省科创企业对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孵化器”，首批787家科创企业集体挂牌。
即便是在区域市场内部，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层次性。例如，还是以上面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科创板为例，其对标上交所科创板，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技术服务等五大产业领域，突出研发投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研发体系和研发团队实力等“硬科技”指标，推动符合条件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企业”挂牌发展，通过挂牌培育、孵化，为上交所科创板输送上市资源。
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和培育成熟挂牌公司的需要，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科创板设精选层、培育层和基础层，省股交中心将根据相应层级标准以及企业挂牌期间经营变动、股改和合规守法等情况适时调整挂牌公司所属层级。
我国现阶段各地区的金融结构矛盾
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巨大的地域差异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的30余个省市自治区、300余个地市、近3000个区县之间的禀赋结构水平差距非常大，对应的生产结构千差万别，工业化进程也不同，适宜的金融结构自然不同。
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相同的产业在前述五类产业中的归类，以及具体的转型升级方向、因势利导作用需求和方式可能差别极大。例如，同样是纺织服装行业，在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则是转进型产业，而在西部内陆人口多的欠发达地区则是追赶型产业。弯道超车的独角兽企业也大多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一些省会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当充足。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最大的科学技术集群数目，中国位居全球第二（18个），仅次于美国（26个），其中中国的深圳-香港集群位居全球科学技术集群第二，仅次于日本的东京-横滨集群，中国的北京集群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韩国首尔，高于美国圣何塞-旧金山集群。
虽然目前中国整体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一半，但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和制造业依然是一些地区的主导产业。因此，中国各地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路径，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各地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产业政策。
因此，各地应该结合自身禀赋结构特征因地制宜地采取因势利导的金融创新，以更精准地满足本地实际的金融需求，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来落实国家的金融规划与金融政策或模仿其他地区的金融创新，更不可“追风赶潮”。
例如，北京目前人均gdp水平在全国省级区域中是最高的，产业结构水平也最高，第三产业比重超过80%，而且是首都，因此北京市金融“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吸引聚集国际金融组织、巩固提升总部金融机构的同时，壮大发展地方金融机构。事实上，金融产业目前已经是北京的第一大产业了，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高达5084.6亿元，占gdp的16.8%，远高于第二大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3859亿元。
在全国各省中，只有与北京人均gdp水平相当、产业结构水平相当、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0%、同样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其金融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北京，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高达5781.63亿元，占gdp的17.64%。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发展可谓一马当先，其他省市难以望其项背，也无法效仿。
整体上，中国各地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也得到提高。然而，一些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省市的金融发展差异依然很大。例如，重庆市和吉林省在2010—2017年的人均gdp相当，但是重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24%，高出吉林省5个百分点；海南省和湖南省2010—2017年的人均gdp也相当，但海南省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5.61%，高出湖南省2.2个百分点。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更高。例如，2010—2017年间，浙江省的人均gdp是重庆市的1.56倍，但是重庆市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却是浙江省的1.11倍。这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地方金融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地区金融过度发展。因此，各地不应该追求金融业的绝对发展，应以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为准，否则容易造成金融抑制或者金融泡沫。各地最优的金融结构安排，必须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sup/sup因此，前述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
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制定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我们依然可以采取新结构金融学的基本思路，以及五类产业因势利导的操作方式来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制定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例如，全国首个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江苏泰州金融改革试点就按此思路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号）、《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号）等文件要求和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2016年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江苏省泰州市建设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以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为主线，通过局部地区先行先试，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新兴领域融资培育机制，优化产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探索金融支持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方案》的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机构建设，构建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包括完善银行业组织体系、增强证券业和保险业实力、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二是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包括促进现代农业建设、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支持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加快产能富余行业企业去产能。
三是积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包括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加快发展债务融资工具、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
四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保障水平，包括培育和推动征信市场规范发展、加强智慧金融建设、完善综合性金融服务。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稳妥有序推进“去杠杆”、建立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深化金融生态县创建工作。
又比如，另一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泉州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虽然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泰州相当，但是具体的主导产业结构不同，因此具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应该有所不同。sup/sup例如，泉州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3911.97亿元，其中传统产业、重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板块分别占67%、28.5%、4.5%，而且纺织服装和鞋业这一类传统产业就占三分之一，生物医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只占0.32%和2.3%。相对而言，泰州的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及高技术船舶、节能与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化工及新材料五大主导产业则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泉州的纺织服装和鞋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产业是产能富余型产业，都是前述五类产业中典型的转进型产业，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则不同，是追赶型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
因此，二者主要的金融需求会有较大的差别，适宜的金融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按照前面的讨论，转进型产业的融资需求，银行的间接融资即可满足。泰州和泉州的这种产业结构差异在贷款结构上也能够有所反映。例如，泰州2018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6119.38亿元，与泉州的6867.04亿元在体量上相当，但是泰州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只有4784.04亿元，远低于泉州（6393.05亿元），并且泰州的中长期贷款余额是短期贷款余额的1.5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通过金融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时避免金融脱实向虚、适时化解金融结构性矛盾、适时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并坚持精准支持，各地要因地制宜地予以落实而非追风赶潮。
各级政府不但在实施产业政策时要遵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基本原则，在实施金融政策时也要遵循此原则，做到“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总之，如习近平在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
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
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强大起来，并且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进行各种方式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特性采取不同方式。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也必须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情况和创新方式，以合适的金融安排予以支持。在创新过程中，还要关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效化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都需要利用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若能如此，我们一定可以在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7月在清华大学“孙冶方金融创新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整理，有删节。
本文为《2019·径山报告》分报告内容摘要，作者为林毅夫、付才辉、任晓猛。《2019·径山报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主题聚焦“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网，2019年2月23日，/2019-02/23/c_。
徐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justinyifulin,xifangsunandyejiang,“endowment,industrialstructureandappropriatefinancialstructure:anewstructuraleconomicsperspective”,journalofeconomicpolicyreform,2013,16(2):1-14.
aslidemirgüç-kunt,erikfeyen,androsslevine,“theevolvingimportanceofbanksandsecuritiesmarkets”,worldbankeconomicreview,2013,27(3):476-490.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张一林、林毅夫、龚强，《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justin，xifangsun,harryu,“bankingstructureandindustrialgrowth:evidencefromchina”,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15,58:131–143.
黄益平，《对小微信贷政策效果应做独立评估》，《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第7期。
刘畅、刘冲、马光荣，《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贷款》，《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黄阳华、罗仲伟，《我国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融资支持研究——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经济管理》，2014年第11期。
lin,justinyifuandwang,yan,“thenewstructuraleconomics:‘patientcapital’asacomparativeadvantage”,journalofinfrastructure,policyanddevelopment,2017,1(1):4-23.
刘红忠、史霜霜，《地方政府干预及其融资平台的期限错配》，《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4期。
李海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场关键的硬仗》，第一财经，2019年5月15日。
杨子荣、张鹏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7卷第2期。
吴争程、陈金龙、许伟灿，《新结构经济学视阈下泉州金融改革与产业升级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