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sup/sup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说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技术，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内生于每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的禀赋包含很多东西，比如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者是一个经济体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一些现有的软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等。所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最合适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结构不同
金融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现在新工业经济学在研究金融学的时候，一般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深化程度，金融结构不重要。
但是，新结构经济学会更关注金融结构，也就是金融体系内部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说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大银行与小银行的比例是什么样的，它们的重要性如何？
从新结构金融学的角度来看，金融的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主要功能在于动员资本、配置资本、风险管理或者分散风险。
这种功能的发挥，决定不同发展阶段实体经济的特性，也决定各种金融安排本身的特性。有些金融安排就比较容易分散风险，有些就不容易分散风险，但是在实体经济上面，有些风险就比较小，有些风险就比较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什么是最好的金融结构呢？如果金融结构服务于实体经济，就必须跟实体经济的结构特性相符合，这样才能够比较好地发挥它动员资本、配置资本跟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现有文献中，研究不同金融安排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通常从金融安排本身的特性入手，比如有人强调以银行为主发展金融，因银行在信息披露和信息处理上有优势；有人主张用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来发展金融，因金融市场在分散风险、风险管控上有优势，又可克服银行信用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也有一些文献认为，重要的是金融深化，是银行主导还是金融市场主导无关紧要。另外还有一些文献从银行业内部结构状况考虑，分析其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得出结论为相对分散有利于竞争，在此基础上，有文献认为银行集中度较低，有利于新的企业创立和经济增长，有文献则认为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有利于经济发展。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最主要的观察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市场就越活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就越来越高，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小企业从大银行获得金融服务非常困难，也不可能在金融市场上融资，而且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小企业的比重和重要性不一样。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小企业越多，对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高。
但是在目前的金融研究当中，这些事实特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前面这两类文献基本上都是从金融的供给侧来考虑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看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实体经济需求侧的特征是怎么样的。这是目前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在金融上的一个很大的弊端。
那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强调实体的经济活动的特性，这个特性取决于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的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发展早期，资本一定是相对短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在国际分工当中一般是比较传统的、成熟的，这种产业的资本需求规模不大，规模效应小。反过来，发达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在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资本需求规模很大。
这种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特征会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对金融带来不少影响。金融交易当中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不管是跟银行借钱还是股票上市，借100万元跟借1000万元的交易费用差不多，再比如企业上市，融资1亿元跟融资10亿元，其实交易费用也差不多。
不同发展程度的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也不一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小的时候，其会计、审计、成本这些信息不太透明；规模大了之后，这些就会有很多记录，很容易被披露，信息的透明度就高。
如果要直接发债或上市，初期发债时要请投行做各种发行之前的工作，有固定费用，成本相当高，上市以后的信息披露也有一定的成本。那对于小企业来说，在金融市场融资的时候，由于它的规模特性，这些成本会让它处于不利地位。
从企业的风险特性来看，企业生产的产品需不需要创新和新技术，面临的风险不同，因为创新风险很高，不知道能不能发明成功。如果要自己发明并设计出新产品，设计时有风险，设计出来之后市场不接受也是一个风险。
当然还有企业家有没有能力、可不可靠的风险。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在的产业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融入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一般是成熟产品，那企业的风险主要在于企业家有没有经营能力，可不可靠。发达的国家的产业技术在世界最前沿，虽然也有企业家能力、信用等风险，但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必须不断自己发明新产品、新技术，所以主要有技术创新的风险、产品的风险。
根据这样的思路，发展中国家最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因为银行家跟企业家在同一个经济体里面，经常会有交集，对当地的产业和企业家都比较了解。
在发达国家，因为需要的资本非常多，风险大，所以比较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大银行或发行股票、债券直接融资。这一方面有利于动员资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管控风险。
最后，最优金融结果是动态变化的，不管从什么产业、什么法律系统开始，早期通常都资本需求小、风险小，因为早期都是以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积累，产业升级，越来越往国际前沿靠，资本需求越来越大，同时产品、技术的风险也越来越高，金融安排就必须与之相适应。
早期金融结构应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结构不一样，产业技术的风险特性不一样，金融需求的特性就不一样，金融服务的特性也很不一样。早期应该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往大银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的方式发展。
经济落后的国家，应该防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直接以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作为自己的金融结构。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点上曾经犯了很大错误。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改革以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是全国统一的大银行。它们认为原来那些地区性的、比较传统的金融结构是落伍的，应该取消，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推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在传统农业，还是以微型、小型的企业为主。
在这种金融制度的赶超之下，结果可想而知，金融没有办法服务于实体经济。
最优金融结构要随着经济发展来演进，才能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孙希芳、伍晓鹰和笔者合著的《银行结构和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一文是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一个应用，以实证分析方式研究中国的银行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银行体系非常庞大，但从现有实证研究来看，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甚至近年金融业的发展和实体经济产生了负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当中信贷配置存在扭曲，导致金融资源没有办法配置到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门，才会产生金融业发展程度很高，但越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不显著的现象。
是什么导致中国金融业配置的扭曲？目前有两种看法。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结构的扭曲导致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2002年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经济中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以及以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为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即使到今天，80%的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和农户，50%以上的gdp还是由这些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创造的。但是，在大银行加上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当中，这些主体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必然产生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这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规模结构观来看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中国的金融结构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银行，是以大银行为主，而且是国有的，它们有自己的偏好，主要服务于国有大企业。
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导致的扭曲，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到底是结构问题还是所有制问题，我们必须以实证的方式把它区分开来。上述论文做了一个实证分析，看1999年到2007年这几年中30个省份28个产业的增长率，并看其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文中的一个变量是和每个省份的非四大国有银行的交叉项，即中小银行的分量对其产业发展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变量是非国有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交叉项。总体而言，得出结论为，从规模观来看，中小银行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越快；而从所有制观来看，非国有银行比重越大，非国有企业发展越快。这是两个竞争性的假说。
论文在计算资本劳动比时用了三套数据。一个是官方的数据，即28个产业官方的数据，一个是美国nber-ces制造业数据，一个是我们的合作者伍晓鹰估算的数据。这三套数据其实反映的基本还是相同的事实：控制了银行业所有制结构效应后，中小银行市场份额更高的省份，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发展速度更快，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观点，金融结构应该与实体结构相适应，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所有制假说也得到了支持，即控制银行业规模结构效应后，非国有银行市场份额更高的省份，非国有企业比重更高的行业的增长速度也会更快。
这些结论支持了中国2003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减少其国有特性的做法。这种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业资金的配置效率。论文的实证结果也意味着中国当前的银行业改革很有必要改变银行规模过大、过度集中的特征，应落实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支持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目前，这个方向是明确的，但是步伐非常小。实际上，有必要加快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在产业比重较高、劳动相对密集、规模相对小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sup/sup
高质量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而言，是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主要举措。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来推进。创新是手段，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目标。那么，究竟如何创新，以及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我们首先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分析这一基础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和短板，并提出化解这些矛盾和补短板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以及在尊重金融市场规律基础上的金融精准支持。金融结构改革和金融精准支持是两个关键点。
习近平在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sup/sup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最关键之处，体现在我国作为发展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由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的需求特色，以及我国作为转型经济体也必然存在的金融结构扭曲与短板的改革特色。因此，我国金融创新的内涵也应该体现在需求特色和改革特色上，从需求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精准支持的金融产品创新，从改革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结构改革的制度创新。从这个角度而非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标准来讲，中国现阶段的金融创新有其独特之处，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国作为收入水平中等偏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存在远离世界前沿的追赶型产业，也存在处于世界前沿的领先型产业，还有迅速接近世界前沿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以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并且也必须发展虽然目前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对国防与经济安全重要的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在现阶段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例如，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英国的22%、德国的20%、法国的23%、意大利的28%、加拿大的20%、日本的23%。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中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又比如，以弯道超车型的独角兽企业为例，有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虽然从数目上看，中国是美国的1.4倍，从估值上看，中国是美国的1.7倍，但估值也不到9600亿美元。
上述各种类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又各不相同。相应地，所需的各种产业政策与因势利导方式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习近平强调的产业政策要准。对应地，所需的金融支持也各不相同，要更加注意尊重金融市场规律，这也是习近平强调的金融精准支持。
追赶型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模仿、改进为主，银行贷款或发债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如是大企业，追赶时首先由银行来支持，通过并购等手段引进学习已有成熟技术。如是小企业，一些中小银行即可满足。
对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产业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尽相同。领先型产业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资金需求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股票市场满足。对转进型企业来说，创新方式一般为开发新产品或者进行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由银行支持。弯道超车型产业，需要自主创新，此类产业的金融支持将更多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方式，等技术、产品成熟后，则可通过上市来解决大规模生产的资金需求并给天使资本和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或被对此新技术、新产品感兴趣的大公司收购。
对于国防安全跟战略型新兴产业，由于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研发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的方式主要是财政直接补贴，国家可以设立基金补贴研发或国家通过财政进行采购，通过政策性金融提供金融支持。例如，2017年，政策性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其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已经达到9.38%，是不小的数目了。因此，除了战略型产业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其余四类产业均需市场化。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强调，金融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
我国的金融业伴随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有供给错配之虑和脱实向虚之忧。例如，我国2018年年末金融业总资产达268.24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6.91万亿元，其占gdp比重达7.68%，高出2008年1.94个百分点。2018年的gdp是2008年的2.82倍，但金融业增加值是2008年的3.77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甚至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2016年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数为0.6513，处于第33位，远高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位次（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在统计的232个国家中居于第81位）。
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不能说中国金融体系没有效率——恰恰相反，这种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视角下的“通过金融机构的赢利能力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来测定”的金融效率“太高”了。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指数，2008—2017年中国金融机构效率指数平均值高达0.8675，高于同期韩国金融机构效率指数平均值0.8056；2008—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效率指数平均值高达1，等于同期韩国金融市场效率指数平均值，但远高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期的韩国，如1980—1988年韩国金融市场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6974。
但为什么大家还普遍感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强，至少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结构性矛盾。例如，还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指数，以“通过个人和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衡量”的金融可及性太差了。2008—2017年中国金融机构的可及性指数平均值只有0.2707，远低于韩国同期的平均值0.6987，也低于1980—1988年韩国的平均值0.3753；2008—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可及性指数平均值为0.2778，远低于韩国同期的平均值0.7557，只与1980—1988年韩国的平均值0.2003相当。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的金融直接消耗系数的测算可知，金融和地产行业是金融高消耗行业，如果金融脱实向虚，金融资源就只在金融行业内部空转以及被与其密切相关的房地产行业挤占，难以流入制造业和创新创业等实体经济以及农业和民生等薄弱环节。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大金融结构性矛盾
正如徐忠所指出的：“根据林毅夫提出并论证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是否与转型升级中的经济结构相匹配？在日趋丰富和复杂的金融体系中，钱都去哪了？资金是否流向了实体经济？‘小微’‘三农’等社会薄弱环节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绿色信贷是否足够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比重是否有所提高？……在当前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对于这些经济结构变化，以及金融体系与之适应的演进问题更值得关注。”sup/sup针对如何发展金融以适时避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金融脱实向虚问题，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要以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之下都应该鼓励监管到位的金融创新，包括金融科技和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制度创新等。
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总量不足和水平不高，而在于结构性矛盾，导致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低下，跟不上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脱实向虚。
从大的方向上来概括，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第一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第二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第三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小微企业升级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
这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及诱发金融脱实向虚的根源。
按照新结构金融学的基本原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结构的演进会逐步偏向直接融资而使间接融资的比重下降。如果金融结构不随发展阶段而调整，则会产生第一个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当然，这一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相对比较宏观，因此影响该金融结构演进的因素有很多，世界上的各个经济体在整体演进趋势之外还存在很多离散情况。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则相对具体得多，因此也更多源于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的具体问题，而非世界性的普遍矛盾。
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化解。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由于不考虑结构，学界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来说谁优谁劣争论了数十年而无定论，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英美金融市场主导论和日德金融中介主导论。
事实上，新结构金融学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英美的金融结构以市场为主导，而日德的金融结构以银行为主导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sup/sup
自工业革命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则自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英美的主导产业和技术先后处于世界产业技术的最前沿，适合其产业、技术的金融安排为能大量动员资金并分散风险的股市直接融资，所以，英美的金融体系具有市场主导的特征。
德国、日本的人均收入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达到美国的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主导产业处于世界产业、技术链的内部，相对于处于最前沿的国家，其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较低，所以，企业的融资也相对侧重于银行融资。当然，随着德日经济的发展，其产业和技术越来越接近甚至处于世界的前沿，所以其股票市场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高，金融结构与最发达国家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与本国过去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单就美国而言，随着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结构中的直接融资比例不断升高，而间接融资比例不断下降。
日本也遵循类似的金融结构随产业结构变迁而变迁的规律。此外，其实日本的金融结构（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相对于美国而言，也展现出了在追赶阶段随经济发展水平收敛而收敛的趋势。因此，尽管存在很多其他影响因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金融结构的演进会逐步偏向直接融资而使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变迁趋势。当然，最优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相对应的最优金融结构的变迁也应是渐进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sup/sup
中国过去40年来正快速经历着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从发展阶段上看，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是1977年的26倍、1987年的12倍、1997年的5倍、2007年的2倍。从经济结构上看，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完成了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型，后20年中国正在进行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型。sup/sup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变迁可以清楚反映这一点。例如，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1980年不到50%，2016年高达95%；相对资本比较密集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比，1985年只有2.82%，1998年上升到27.33%，2016年达到46.9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全球创新指数，在129个国家和经济体中，中国的创新指数从2013年的第35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4位。中国在专利数量、工业设计、商标数量、创意、高技术出口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越来越大，创新水平越来越高，对投资和风险管理要求会越来越高，进而对金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创新的内容如前面五类产业所刻画的，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同理金融需求也会随之越来越多元化。
从中国社会融资增量结构中可以看到，人民币贷款占比从2002年的91.86%下降到2017年的71.19%，15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但是，2010—2017年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平均不足4%。并且，从最近16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中也可以看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总量虽然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速，但是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更快。这其实是进一步通过间接融资满足经济体迫切的融资需求，强化了债务杠杆，弱化了直接融资。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取向，可能只是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扩展的权宜之计，并非根本之策，甚至与宏观上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冲突，会积累更多的金融风险。因此，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间接融资结构，化解我国融资结构性矛盾。
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如前所述，2018年我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因此尽管存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但是发展阶段尚未迈入需要美国那样的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阶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于我国。例如，美国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在2017年超过80%，而中国正好相反，间接融资超过80%。尽管中国的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但不可能以美国的水平为参照。纵使如此，我国现阶段间接融资内部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金融体制完全是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的金融结构也由几家大型国有银行主导。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结构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型，间接融资结构变得多元。例如，大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53.52%下降到2017年的36.29%，农村金融机构与城商行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17.74%上升到2017年的35.46%。但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及服务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关的金融产品依然滞后。例如，截至2017年末，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目的90%，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专利、80%的就业，然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仅占据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左右。从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小微企业与银行业组成之间的结构矛盾。
此外，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越来越多元，创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投资需求和风险类型也随之多元化。对应地，金融产品也需要随之多元化，然而现阶段的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产品还相对滞后，存在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从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利率市场化与风险定价之间的矛盾。
因此，要支持中小银行转型，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化解我国间接融资内部结构性矛盾。
小微企业与银行业组成之间的结构矛盾
除了在第一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存在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融资结构之外，间接融资内部也存在对应的最优银行业结构。相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大银行在甄别软信息（例如企业家经营能力）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大银行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需要严格要求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决定了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
要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中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中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sup/sup这便是新结构金融学关于最优银行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从供给侧调整优化银行业结构，鼓励中小银行发展，满足中小企业的生产创新融资需求，降低大银行的政策性与行政干预负担。不同类型的银行各司其职，协同共促。这基本上符合目前中国的情况，发展中小银行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增长。sup/sup
然而，如前所述，贡献了一半税收、六成gdp、七成专利、八成就业，占企业数目九成的中小微企业却只获得了不到三成的贷款。围绕这一长久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形成货币、财税、监管等“几家抬”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2018年国务院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及降低税费的政策举措。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当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明显降低。要求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单列全年信贷计划，发挥大银行的“头雁”作用，并带动其他金融机构降低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加快发挥作用，督促金融机构疏通内部传导，引导建立商业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央行在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县域的金融机构实行比较低的准备金框架，把10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从11%降到了8%，能够放出3000亿元人民币，分3个月，每次释放1000亿元，这样能够使1000多家县域的农商行均匀地运用到这批增量的钱，主要用于发放小微和民营企业的贷款。由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小企业依然是我国的主体，结构性降准的推动作用很大。
截至2019年5月末的数据显示，上述政策框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例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不仅比2018年末的增速高5.8个百分点，也远远超过同期总贷款余额13.4%的增速。信贷支持的小微经营主体达到2365万户，同比增长35.4%。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比2018年底增长23.7%，平均贷款利率4.79%，较2018年全年下降0.65个百分点。在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中，信用贷款占11.3%，比2018年末提高2.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确实给人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但真实的政策效果还需要系统性分析。sup/sup
因此，虽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或科技金融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但结构性问题是根本。例如，一项新结构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利用全国县级层面2006—2011年的数据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会增加0.0568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分别会增加0.1元、0.199元和0.248元。sup/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