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次转型，没有按照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看法。我们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在转型时，给原来优先发展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放开了一些过去被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的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其发展。开始的时候，我国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很不好，就设立了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等，在园区里改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服务，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来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国际上除了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建立到位转型才能成功的共识，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像中国推行的这种双轨制渐进式转型，同时有市场和政府在配置资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低，问题还多。为什么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为同时有计划和市场，政府的计划价格低，市场的价格高，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滋生腐败，并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些现象在我国转型后确实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最时兴的一个行业叫作“倒爷”，1978年以前没有，1978年开始渐进式双轨改革以后，出现了靠倒卖政府计划物资、赚取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的行业。而且，倒爷为了得到这些低价的计划物资，就要利用各种关系去寻租，就会导致腐败，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的问题。
80年代时，主流学界反对中国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一放缓，所谓“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就会涌现。但是，我国过去40年不仅经济发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其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根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转型，结果则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我国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问题，其他国家也有，且普遍比我国严重。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在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研究发现，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以后，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比转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像腐败、收入差距扩大之类的问题，也比中国还严重。
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何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上苍白无力
有一个问题值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思考。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认识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时很有力，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却屡屡失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异是条件不同的内生结果。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力水平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因素决定的。发达国家发展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是因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两三百年的资本积累，资本相对丰富，因此，在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性是什么？资本极端短缺，因此，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面没有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若发展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离开了保护补贴就活不了，例如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是这种情形。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主流发展理论没有认识到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因素决定的，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低，在没有改变导致内生结果的外生原因时，就去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拔苗助长的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在转型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听起来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只要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必然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等，但是，为什么按照那样的理论指导去进行转型，结果导致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原来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更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忽视了原来在转型之前的各种扭曲也是内生的。那些扭曲、干预、保护补贴为什么存在？因为转型前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资本太密集，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要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的市场，必须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化，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也就是要把各种保护补贴一次性取消。取消的结果是，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活不了，因此就会出现大量的企业破产，导致大量的失业，就会有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的问题，经济也就会崩溃。同时，资本密集型产业有不少跟国防安全有关系，如果不给予保护补贴，那些产业活不了，国防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乌克兰就是这样，它原来可以生产核子弹、航空母舰、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的时候，为了财政平衡，不给予保护补贴，只能把这些产业全都放弃了，结果怎么样？前几年俄罗斯把克里米亚拿回去，乌克兰一点办法也没有，东边和俄罗斯接壤的地方老是闹独立运动，它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大部分的国家不会天真到把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都放弃，因此即使把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中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企业私有化，政府同样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且，仔细分析，政府必然会给这些企业补贴，因为这些企业承担着国防安全的需要，我把它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这种政策性负担到底是在产业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产业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20世纪90年代我跟国内和国际上的许多经济学家争论，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之所以给这些企业补贴，是因为它们是国有的。我则认为是这些企业承担着国防安全的战略性负担，只要这个战略性负担还存在，就必须继续给补贴，不管它是国有还是私有。而且，从激励机制来分析，企业国有时厂长经理会说没有补贴企业活不了，厂长经理拿了补贴以后，中饱私囊很难避免，可是直接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是贪污，被抓到了会被判刑甚至会被枪毙，所以，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闹，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但是企业变成私有以后，老板不会补贴国家，却会用同样的理由跟国家要保护补贴，国家也不能不给。但是跟国有企业不同的是什么？这些私有企业的老板从国家拿到的补贴越多，放在自己口袋里面的钱就越多。因此，他们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寻租，而且寻租的时候会怎么跟政府官员说呢？“反正你给我的钱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国家的钱，为什么不多给一点？我们二一添作五，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马设个银行账户，我们两个人共享。”
在20世纪90年代，我这些看法只是理论推论。现在则已经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一点，除了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许多苏联及东欧、拉美国家学者的实证研究，两三年前在国际媒体上非常有名的“巴拿马文件”里面有大量记载，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中，企业私有化以后，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主流的转型理论由于忽视了这种扭曲的内生性，虽然理论模型的逻辑很严谨，根据理论给出的建议很清楚，可是，按这些建议来转型的结果却比原来更糟。我国推行的双轨制渐进式转型，确实如主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出现了“倒爷”、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对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身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所以维持了稳定，对于符合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放开准入，并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所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这个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本的快速积累，逐渐地，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的性质就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对维持稳定没帮助，却会导致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政治问题，所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双轨制时期遗留下来的保护措施都取消掉。
未来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方向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一般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为了理论模型的简化和易于处理，经常采用单部门模型，整个经济只有一个部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种理论模型中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或者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于是，这些理论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作为最优的结构，任何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都被认为是扭曲。由于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也就不会有扭曲内生性的想法。
这种只看一个部门以及忽视结构差异内生性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除了在上述发展和转型问题的讨论上，也在经济运行上经常会误导发展中国家，例如2018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默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世界最前沿，因此它的技术创新就必须自主发明。自主发明导致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为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自己发明的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改进。自己要发明技术，通常有两个要素投入，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人力资本。发达国家的资本是相对丰富的，没有瓶颈限制，因此，内生增长理论模型通常不仅是某一个部门的模型，而且，部门中只有一个生产要素，即人力资本。按照内生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并且是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越好。
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也许适用，但是如果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跟世界前沿的技术还有很大的差距，技术创新可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发明技术，一个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到底哪种技术创新的方式比较好，就要看哪种方式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从实证经验知道可以引进技术时，引进技术的成本比较低，风险也比较小，技术一般是内化在设备上，引进技术一般需要购买新设备，会计入资本投入，在增长核算时技术进步就不会在剩余项出现，但是，它的成本比较低，经济增长可以更快。到底是经济增长快好，还是剩余项大好？当然是经济增长快好。引进技术也需要人力资本，却跟自己发明技术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完全一样，因此，教育的内容和水平也不应该完全一样，但是在单部门的增长模型里面就很难讨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促进经济的机制和条件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很容易让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去追求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物质资本有限的条件下单方面追求人力资本的提高。
上述情形在现有的主流理论里比比皆是，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发达国家适用的制度安排，如股票市场、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这种制度安排适合于发达国家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风险非常大。可是，发展中国家70%~80%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小型的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用的技术一般是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也是相对成熟的产品，需要的资本规模非常小，风险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问题，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引进所谓现代的股市、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务等，就会使实体经济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没有办法服务于实体经济。
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外生的、给定的最优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要发展的目标。八九十年代转型的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当作最优结构，忽视了扭曲的内生性，直接把转型的目标作为转型的手段，导致的结果就是前面讲的，出发点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运行方方面面的指导原则，也同样会忽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而不适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性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并了解这些内生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新理论需立足于认清内生现象
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金矿。比较而言，前30年中国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的差异，走的道路也是当时的主流道路，但是过去这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如果用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是问题，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慢一点，在国际学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是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一直维持着稳定、快速发展。
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差异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很多扭曲，这些扭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差异和扭曲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内生的。经济学家知道，要成功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就必须先改变这些内生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所以，只有把握住一个现象内生性的理论才能帮助人们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我在北大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及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推动我国的自主理论创新。在总结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以进行理论创新上，我国的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我非常期盼大家一起抓住这个机遇，把结构和其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对理论的发展做出创新性的贡献，让我们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改造世界。
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sup/sup
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我国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2017年我国的人均gdp约8836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眼的成绩，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靠全国人民努力奋斗。但在此过程中，经济学家也贡献了智慧。
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眼，不过当前经济运行当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在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怎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提供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还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
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些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也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却常常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来看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和经验作为本国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经验的适用性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作为参照，就可能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经济学家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解决问题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何在等，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让我们了解，过去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上得到统一。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普遍出现的现象是，在认识世界方面好像很有力量，但在改造世界方面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要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讲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也要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关心中国的事，也要关心世界的事
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也要会说，要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时，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
根据我的统计，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3万亿美元，但是这些被援助的国家真正能从低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就更少。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根据发达国家自己的理论、思路、经验来做的，尽管出发点可能非常好，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认为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从二战以来的经验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多年来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确实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但是，它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指导，改变它们的发展思路。
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开展“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让我国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让改革发展更顺利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为发达国家创造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
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11月17日在广州国际金融论坛年会“十九大后中国新发展理论解读”全体会上的发言整理，经作者审订。
本文为作者2019年3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原标题为“从我国70年发展谈现代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和方向”，经整理与审订。
本文原载于2018年10月2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