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中国新发展理念解读sup/sup
中共十九大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时代的内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我的理解，新时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第二，中国从过去的站起来、富起来进入现在强起来的时代，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把中国从现在到2050年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论述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
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从新的“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在十九大以后中国的发展。首先，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来讲，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五个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主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能不平衡表现在各产业的供给能力跟需求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必须根据需求的水平来调整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是去产能方面。去库存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市场的需求之间不平衡，产品生产过多，市场需求不足，就产生了库存，会造成浪费，所以要去库存。去杠杆主要表现在金融跟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杠杆率太高，积累了金融风险，所以要去杠杆。降成本主要是企业经营跟行政管理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企业的经营费用太高，所以要降低行政管理造成的高成本。补短板，要解决的则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把短板补齐，以满足需求并提高生产力水平。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讲的五大发展理念，即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来推进。这五个方面，又可分成手段跟目标。从手段来讲是创新，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从目标来讲，创新之后要生产，供给和需求之间要协调，以避免过高的产能和库存，同时，必须符合绿色标准才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开放经济下来实现，最后，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所有的国民共享。
五大类型的产业和创新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创新包括在未来生产中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或者是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高，即产业升级。前者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如果现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明；如果现有技术跟世界技术前沿有差距，创新除了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就后者而言，如果现有的产业已经处在世界最前沿，产业升级必须通过发明新产品、新产业来实现。但如果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跟世界前沿的产业附加价值还有差距，在产业升级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实现。
新结构经济学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为追赶型产业，不仅中国自己有，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也有，比如装备制造业。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同样功能的装备，中国制造的价值100万美元，但由德国来生产的话，可能达500万美元。所以，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
第二种为领先型产业，是指中国在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家电产业（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及高铁等。中国已经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第三种为转进型产业，是指过去中国领先，但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领先地位不复存在的产业。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短。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目前跟发达国家比差距并不大。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金融、物质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两三百年，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快速积累，存在差距。如果一个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从要素禀赋的结构来看的话，中国跟发达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对这类短周期、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投入相对少的产业来说，中国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进行弯道超车，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中国人多，人才多，并且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新发明、新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技术在国内可以马上获得很大的市场。如果这个产品有硬件的需要，中国又是各种部件配套最齐全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弯道超车型产业上的创新也具备比较优势。
最后一个类型是国防安全和战略型新兴产业，这类产业的创新方式跟弯道超车型产业的方式正好相反，它虽然也需要高的人力资本，但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10年甚至20年，也需要大量的金融跟物质资本投入。如果单纯从当前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有些国防安全产品无法从国外购入，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要支持它的发展。
对于有些战略型新兴产业，虽然不见得跟国防安全有关，研发的时间也相当长，金融物质资本的投入也相当多，照理说中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个新的产业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因不具备比较优势而放弃这方面的研发，会导致战略制高点被发达国家占领，中国未来想进入这个产业，很多技术都无法引进或需要很高的成本来引进。所以，这些产业即使现在不具有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现在不投入，未来再进入的成本跟风险也会太大。
把中国现有的产业分成这五类，创新的方式各有特色。追赶型的创新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领先型、弯道超车型跟国防安全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主要靠自主研发。转进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可以是进入附加价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包括经营品牌、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管理等，需要产品研发或管理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把失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分转移到国内或者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这则需要根据产地的情况进行管理创新。不同的产业应该用不同的创新方式，这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
在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一些新的平台技术，例如智能的生产方式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机会，绿色的技术必须贯穿整个过程。这样才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
创新和金融
创新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创新需与金融结合。追赶型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为主，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以银行贷款或者发债方式为主，银行还分大小银行，取决于产业里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的大小。如果是大企业，追赶的时候首先由银行来支持，包括并购等手段。如果是小企业，一些中小银行即可满足。
对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产业创新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一样。领先型产业里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资金需求主要靠股票市场的融资方式。对转进型企业来说，开发新产品或者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是以银行支持为主。弯道超车型产业需要自主创新，此类产业会更多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金融方式。
至于国防安全跟战略型新兴产业，由于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研发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支持的方式主要是财政直接补贴，国家可以设立基金以补贴研发或者通过财政进行采购。
总体来讲，进入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并且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进行各种方式的创新。在创新过程当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特性来采取不同方式。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也必须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跟创新的方式，以合适的金融安排来支持。在创新的过程中，还要关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若能如此，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中国强起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从70年发展看经济学理论创新sup/sup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想从过去70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反思现代经济学理论，并且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方向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主流思路
过去这70年，我国经济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讲，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当时我们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从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参考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经验，它的目的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当时我们所学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跟那时世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少不谋而合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好必须靠政府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现在称为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民富国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其理由是：要“民富”，希望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要跟发达国家有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技术和产业；要“国强”，就必须有先进的军事装备，那些装备也是由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生产的。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业都是传统的农业或依靠自然资源的产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国家也不强。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现代、先进的产业作为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跟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超英赶美”一样。但是，那些现代化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于是就被认为是市场失灵，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发展现代化的产业。
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可以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就可以上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不过推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成绩相当不好。从国内的情形来看，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看起来非常高，非常先进，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非常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连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的情形一样，如果从工业体系来看都很先进，从生活水平来看都相当滞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在当时主流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也是工业建设有成绩，但是生活水平没改善，并且经济出现了停滞，各种危机不断涌现。
我国1978年年底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进行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则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转型，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发展中国家也在80年代、90年代从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各种扭曲，经济发展不好是由政府失灵造成的。从经验实证来看，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效率不如发达国家那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转型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当时的主流思潮认为，要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场的好处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怎么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在转型前各种价格主要由政府决定，因此，第一个建议就是这些国家必须价格市场化，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由价格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一个产品的价格升高，代表需求旺盛，资源就多配置到这个产品去增加生产以满足需求。反之，价格降低，就减少资源在这个产品上的配置。这个逻辑非常清晰。
不仅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当时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当时的看法是，即使价格由市场决定，如果企业是国有的，价格也会失掉配置资源的功能，因为国有企业如果亏了本，国家会给补贴，如果赚了钱，要上交给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各种资源和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本来在市场经济中一个要素的价格上涨，企业应该节约使用，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可是对国有企业来说，要素价格上涨，亏损增加也没关系，反正政府会补贴，所以就不会随着要素价格上涨费心费力去节约。同样的道理，如果生产的产品价格增加，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应该努力多生产，多赚利润。但是国有企业赚的利润都要上交给国家，因此，即使产品价格上涨，它们也不见得会努力多生产。所以，当时的看法是，要让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必须私有化，这个逻辑也非常清晰。
价格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还有一个前提，即价格必须稳定，如果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行为会被扭曲。假如一个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消费者就会去抢购，在价格低的时候就想多买一些，抢购的结果就是需求会大量增加。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看到价格不断上涨，企业就会惜售，等三个月甚至半年以后再来卖，价格会更高。结果是价格上涨时需求大量增加，供给大量减少，价格就会陷入一个不断上涨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市场要有效配置资源，必须有稳定的价格。怎么样才有稳定价格？前提是政府的预算必须平衡。因为如果政府预算不平衡，有赤字，到最后这些赤字会货币化，也就是会增发货币。一增发货币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一出现通货膨胀，行为就会被扭曲。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后来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就认为，转型要成功，必须在这些国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而且这三化的改革必须同时到位才会有效果。如果市场放开了，产权不改革，结果会更糟。或者市场放开了，产权改革了，但宏观上不稳定，结果会更糟。
我国的转型经验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