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提出自己的理论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国际组织对中国的关注也在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经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可能在10年后迁往中国北京。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开始出现在国际组织中。
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必将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我很幸运，2008年成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我前面的八任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且都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有的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如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央银行行长等。我能有这样的机会，是得益于中国的发展，因为这些国际发展机构的发展目标是减贫，在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可以说，我登上这个过去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学家的最高职位，反映的是中国发展和减贫事业的伟大成就。
现在，在国际发展机构任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如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副总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都是中国人。但总体而言，我国的话语权依然较小，与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不够相称。目前，国际上还是以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主导。尽管国际社会目睹了中国转型取得的成绩，但基本上还都是以西方的理论来看中国的经验。从西方理论的视角看，通常认为中国问题很多，所以“中国崩溃论”在国际上此起彼伏。
但是，中国成功的背后一定有其道理。如我们将中国成功的道理加以总结，就可以成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因此，中国的理论对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战后，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金额超过3万亿美元，数额巨大，出发点也非常好。但这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依据，援助的效果很差。如中国改革开放后减少的贫困人口不计在内，到2000年时世界贫困人口并未减少。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国际机构任职的中国人将不断增多，我们应该更好地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形成新的话语体系，这对世界消除贫困大有裨益。
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大家普遍认为，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我们还有哪些“硬骨头”必须要啃？政府和市场应该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的成绩十分不易。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努力转型，但真正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很少，大多数国家的结局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多数国家发生危机的频率甚至高于其转型之前。
我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双轨制渐进式措施：一方面，为保护补贴原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扭曲；另一方面，对过去受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有竞争力又能创造就业、增加出口的产业，开放民营和外资企业准入，并因势利导，建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创造进入国际市场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尽管当时全国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普遍较差，我国还是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这种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在20世纪80—90年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当时主流观点认为，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
违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双轨制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会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一方式对改革前优先发展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给予转型期保护，有效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政府放开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准入，并因势利导促其发展，使经济得以保持可持续增长，这些部门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到城市工业部门就业，而且，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快速增长还积累了资本，使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转型期的各种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可以逐渐减少直至取消。
目前，绝大多数的大型产业已经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只有极少数产业，如与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资本、技术非常密集，我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为了国防安全，我们与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必须对其给予一定的扶持。这类产业在数量上非常少，扶持方式也应与其他国家一样，直接由财政拨款给予补贴，而不需以市场价格扭曲来补贴。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种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是必然存在的，尤其在转型国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两者缺一不可。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最主要的经验，也是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应协调体制差异释放粤港澳湾区活力
广东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快的省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就是广东最早创造出来的经验。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广东也最早提出要腾笼换鸟。在此过程中，广东较好地发挥了市场的作用，调动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也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解决了企业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也是永无止境的。广东要继续发挥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在前进过程中发现新的机遇，克服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软硬基础设施障碍。广东要在经济发展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它的各种创新也要继续走在时代前列。
粤港澳湾区是全国收入水平、发展阶段最高的地区，经济总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地区之一。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湾区的内部差异最大，既有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种内部差异性显示出经济的互补性。只要充分利用其差异性和互补性，它也将成为一个最有活力的湾区。
当前，湾区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各种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大，比如，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澳门又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我们需要探讨如何协调体制的差异性，从而保留原有体制的优势，克服体制存在的短板，让湾区内部经济体发挥合力。
面对贸易摩擦应有理有据，以战止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以全球化为代表的外部环境。随着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全面征税，各种区域贸易安排相互竞争，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似乎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但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既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我国和全世界。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实施惩罚措施后，美国股票市场急剧下挫，而且还波及了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美国确实有很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但主要是由美国内部原因造成的。首先，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这是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靠印钞票来弥补逆差，这是美国贸易逆差可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但美国的政客向来把问题指向别人，以转移内部焦点，捞取个人的政治好处，实际上这对美国是不利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较大的逆差，通过《广场协定》，要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货币升值，并主动限制出口或把工厂迁到美国，但结果美国的逆差不仅没有减少，还不断扩大。只要美国不提高储蓄率，这次美国的结局也会是这样。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站在道德制高点，继续推动全球化，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重要讲话得到全世界的喝彩。面对贸易摩擦，我们要有理有据，以战止战，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反制措施，对美国部分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这些产品出口量减少，其国内生产者蒙受损失，美国对华出口产品较为集中，其生产者的损失会较大。而同时，美国进口关税提高后，其国内进口商品价格增长，最终成本也要由美国民众承担。美国出口商品的生产者和进口商品的消费者都受到损失，会有助于美国选民了解贸易应是互利双赢的，进而改变美国选民对华贸易制裁的态度，削弱特朗普以对华贸易制裁来争取选票的意图，以求以战止战。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单方面的意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态度。2008年之前，美国宏观经济学界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很稳定，宏观经济理论非常成熟，实现了所谓的大稳健（greatmoderation），有办法熨平任何经济波动。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初，他们认为事态并不严重，因为牵涉金额只有7000亿美元。但后来危机突然爆发，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破产，让美国的危机变成全世界的危机。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也是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亚经济一枝独秀，但1997年突然发生危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同水，没有水，植物就不能生长。但也必须了解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必须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这就是我们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入三大攻坚战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有危机，而是要及早化解金融体系中的高杠杆等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我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也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到2030年前后，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所有国家。到2030年，我国的发展潜力依然巨大，还将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继续对全世界的增长做出贡献。
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我相信，未来也将保持这种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单方面的意愿，用人民币计价可以让各国都减少交易费用，降低风险。当然，也不能拔苗助长，这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人民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一把“双刃剑”。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很大方便，但使其贸易逆差可以长期持续，掩盖了内部诸多问题，最终积累成危机。我们应该防止类似情形的出现。
本文原载于2019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本文原载于2017年12月1日《纽约时报》，原标题为“whatchinacanteachdevelopingnationsaboutbuildingpower”，中文版经作者审订。
本文根据2018年4月《21世纪经济报道》对作者的专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