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运用行为科学和复杂性理论工具，就可以深入了解，如果货币印制和债务扩张不很快停止，货币战争将如何演变。货币战争的进程将包括美元的一系列胜利，最后是美元的决定性失败。所谓的胜利，至少按照美联储的定义，是货币宽松造成的通货膨胀，迫使其他国家重估货币。结果是美元大幅贬值——正好是美联储想要的。美元的失败，将通过全球达成政治共识，取消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以及个人弃用美元来实现。
当美元崩溃来到时，它会以两种方式出现——渐进，然后突发。这一模式因为被海明威用来描写个人破产而着名，它是对复杂系统临界状态动力学的一个贴切描述。渐进是指雪花扰乱了一小块雪原，而突发是指雪崩。雪花是随机的，但雪崩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掌握，难以把握的是其中发生随机事件的系统的临界状态。
在货币战争的情况下，涉及的基本上是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系统。每一个其他市场——股票、债券及衍生品——都基于该系统，因为它提供了资产本身的美元价值。所以当美元最终崩溃时，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会随之崩溃。
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可能依然强劲，只要美国公民自己还保持这种信心。因而，美国人对美元丧失信心将是全球性的。一个简单的模型将说明，无论出于什幺原因，对美元信心的一次小小的丧失，都可能导致信心的全面崩溃。
我们可以把美国人口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为方便起见，将人口定为311001000，这个数字非常接近实际的人口数。将人口基于各个临界阈值（在这个模型中称为t值）划分。系统中个体的临界阈值t，表示在他对美元失去信心前，有其他t个人已对美元失去信心。数值t用来衡量个人是否对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做出反应，或是等待过程充分发展时才做反应。这是对个人的触发点，然而，不同的行动者会有不同的触发点。这就像问一个人，必须有多少人逃离了拥挤的剧院后，他才会决定逃跑。有些人会在出现麻烦的第一征兆时行动。有些人则会紧张地坐着，但不行动，直到大部分观众开始逃跑为止。也有一些人会最后一个离开剧院。因为系统中有很多行动主体，因此可以有很多临界阈值。
把t值分配给五个集团，以显示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潜在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表1所示，从最低临界阈值到最高临界阈值的各集团如下：
b表1：美国人口中拒绝美元的假设临界阈值（t）/b
这场测试从询问如果有100人突然拒绝美元将会发生什幺开始。拒绝意味着个人不接受美元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存储、定价和执行其他计价作用的可靠方式的传统功能。这100人将不愿意持有美元，而始终把他们获得的美元转换成硬资产如贵金属、土地、房屋和艺术品。他们不会自行将这些硬资产在未来重新转换成美元，而只看重资产的内在价值。他们将避免以美元计价的纸质资产，如股票、债券和银行账户。
对于这个测试案例，100人拒绝的结果是什幺也不会发生。这是因为系统中个体共享的最低临界阈值是t=500。这意味着需要500或是更多人拒绝美元才会使这一集团也拒绝美元。在假设的情况下，因为只有100人拒绝美元，未达到最敏感集团的临界阈值t=500，因而这一集团作为整体不受100人行为的影响。由于所有t值都高于t=500，其他集团的行为也不受影响。没有一个临界阈值被触发。这是随机事件在系统中消亡的一个例子。最初发生了一些事，但后续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如果把最先拒绝美元的最大群体固定在100人，这个系统就被称为亚临界，意味着它不容易产生拒绝美元的连锁反应。
现在考虑第二种假想情况，如表2所示。各个集团的人数与表1完全相同。其临界阈值系统与表1中的系统几乎完全相同但有两个小差别。第一集团的临界阈值由t=500改为t=100。第二集团的临界阈值由t=10000改为t=1000，其余三个集团的t值不变。换句话说，我们仅仅改变了0.3%人口的偏好而留下99.7%人口的偏好不变。下面是新的阈值表，其中的两个小变化用加黑显示：
b表2：美国人口中拒绝美元的假设临界阈值（t）/b
现在，若跟第一种情况一样，有100个美国公民拒绝美元，那幺将会发生什幺？在第二种情况下，100人拒绝美元将触发1000人的临界阈值，他们现在也拒绝了美元。打个比方，有更多的人从电影院逃跑了。这个1000人拒绝美元触发了下一个100万人的临界阈值，他们也拒绝美元。于是现在有100万人拒绝美元，下一个10万人的阈值已被超越，于是有额外的1000万人拒绝了美元。到这时，崩溃已然势不可挡。因为有1000万人拒绝美元，下一个1亿人加入，不久，剩下的2亿人同时拒绝美元——全部美国人口完成了对美元的拒绝。美元作为一种货币单位在国内和国际都已崩溃。这个被称为超临界的第二个系统灾难性地崩溃了。
需要做一些重要的附加说明。这些阈值是假设的；t的实际值是未知的，也许是不可知的。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把t值的适用范围分成五档。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独立临界阈值，所以现实世界比这里显示的要复杂得多。崩溃过程可能不会从一个阈值立即扩展到另一个阈值，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因为信息缓慢传播且各部分反应时间有所不同。
然而这些说明并没有妨害以下要点：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灾难程度极其不同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对100人的最初拒绝没有进一步反应，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整个系统崩溃。催化剂相同，99.7%人的偏好也相同。只是0.3%人口的偏好的小小变化，就足以将结果从平安无事变为彻底崩溃。造成系统从亚临界转为超临界的变化，几乎是零变化。
这对于央行行长和赤字支持者们是发人深省的。政策制定者通常从以下模型出发：假定政策偏好以阶梯形方式继续，并且没有不可预测的非线性崩溃。货币印制和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对总需求不足的回应。赤字被认为是一个可接受的政策工具，因为它通过公共部门的开支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年复一年地印制货币和赤字支出，似乎系统总是处于亚临界状态而不会受到极端的影响。以上模型显示，这不一定成立。从稳定到崩溃的相变，可能因为无法实时检测的个人偏好的微小变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这些缺点直到系统崩溃时才被发现，但一切为时已晚。
通过复杂系统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对美元失去信心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观察货币战争的前线，看看这些理论建构如何体现在现实世界中。
第一次和第二次货币战争的历史表明，货币战争是应对更大的宏观经济问题的最后手段。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些问题涉及过多的无法偿还的债务。今天，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三次，债务过剩阻碍了经济增长并推动了货币战争，问题是全球性的。欧洲的主权借贷人和银行的状况比美国的更糟。爱尔兰、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就像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样毫无顾忌。即便是中国，近年来保持着相对强劲的增长和巨大的贸易顺差，但也有过度举债的地方影子银行系统、大规模扩张的货币供应和随时可能破灭的房地产泡沫。
2010年后的世界在许多方面与1920年代和1970年代不同，但大量无法偿还的不可持续的债务正在产生相同的动力学：私人部门的通货紧缩和去杠杆化，被政府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所抵消。这些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政策导致了经济在过去崩溃的事实，却无法阻止政府再一次尝试。
避免这些不良后果的前景如何？用什幺方式，可以既减少全球债务又推动经济增长？一些分析家认为，在政府开支方面的政治斗争只是故作姿态，一旦事情紧急并且关键的选举过去，人们将头脑冷静地选择正确的事情。另一些人依赖备受争议的有关增长、利率、失业等关键因素的预测，认为赤字处于下跌且可持续的道路上。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预测表示怀疑，甚至是悲观。原因与社会本身的动力学有关。货币战争和资本市场本身是复杂系统，但它们也是更大的复杂系统的一部分，并与之相互作用。这些更大系统的结构和动力学是相同的，只是规模更大，因而崩溃的潜力也更大。
复杂系统理论家埃里克·j·蔡森和约瑟夫·a·泰恩特提供了一些理论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幺有计划的开支很可能会失败，从而货币战争和美元崩溃会紧随其后。蔡森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也是关于演化复杂性的一位重要理论家。泰恩特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是研究文明崩溃复杂性的一位重要理论家。把他们的理论结合起来应用于受当代政治影响的资本市场，应当对我们有所启发。
蔡森考虑了从宇宙到亚原子的所有复杂系统，特别关注生命和人类——已被发现的最具复杂性的系统之一。在他的着作《宇宙演化》中，他思考了随着复杂性增加的相关能量需求，特别是与能量、时间、复杂性和规模相联系的系统的“能量密度”。
蔡森指出，宇宙最好被理解为辐射和物质之间的定常能量流。这种流体动力学创造的能量比转换所需要的更多，从而提供了支持复杂性所需的“自由能量”。蔡森的贡献，是将系统中的自由能量流与密度之比作为复杂性的经验定义。简单地说，一个系统越复杂，维持它大小和空间所需要的能量就越多。从热力学的原始定律出发，通过近来对宇宙中秩序和复杂性增加的精确的局部观测，蔡森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众所周知，太阳使用的能量要比人脑使用的多得多。然而太阳比人脑大得多。考虑到质量的差异，用蔡森的标准单位度量，大脑使用的能量是太阳的75000倍。蔡森也确认了另一个比人脑复杂得多的实体：文明社会。这不足为奇；毕竟，具有大脑的许多个人构成的社会，本应产生比个人复杂得多的东西。这完全符合复杂理论：文明对个别主体而言是一种涌现性，其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蔡森的关键发现是，经过密度调整，文明使用的能量是太阳的25万倍，更是银河的100万倍。
为了理解这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意味着什幺，我们先从将货币看成是被储存的能量开始。货币的经典定义包含“存储价值”的意思，但究竟是什幺价值被存储呢？典型的价值是劳动和资本产出，两者都是能量密集型的。在最简单的情况下，面包师用配料、设备和他自己的劳动制作面包，所有这些都使用能量或是其他形式的能量产物。面包师出售面包换取货币，货币代表了他做面包时储存的能量。当面包师购买商品或服务时，这种能量得以释放，例如通过付款转移给粉刷房屋的油漆匠。货币中的能量现在以油漆匠的时间、精力、设备和材料的形式释放出来。货币的作用就像蓄电池。蓄电池充电得到能量，储存一段时间，等需要时重新释放能量。货币储存能量的方式完全一样。
将蔡森的结论应用于市场和社会的实际运作时，需要从能量到货币的转换。蔡森通过估计人类社会的质量、密度和能量流，在宏观水平上进行了处理。而在社会内部个体经济互动的水平上，必须有一个单位来测量蔡森的自由能量流。对此，货币是最方便的量化单位。
人类学家约瑟夫·a·泰恩特根据这个线索，提出了一个更巧妙的投入产出流分析，他也运用了复杂系统理论。利用货币作为能量的模型，便于我们对泰恩特理论的理解。
泰恩特的专长是研究文明的崩溃。自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兴起和衰落以来，这就是历史学家和学生们最喜爱的一个课题。在他最雄心勃勃的着作《复杂社会的崩溃》中，泰恩特分析了超过四千五百年间二十七种不同文明的崩溃，从鲜为人知的缅甸高地克钦文明，到广为人知的古罗马帝国和古埃及的案例。他考察了极大数量的可能因素来解释崩溃，包括资源枯竭、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经济困境、社会功能停滞、宗教和官僚主义的无能等。
泰恩特基于一些同样的基础，就像蔡森和复杂系统理论家所做的那样，论证了文明是复杂系统。他指出了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维持社会所需的投入将指数级增长——与蔡森有关复杂性的一般量化完全一样。就投入而言，泰恩特并非特指蔡森式的能量单位，而是一系列潜在的储存能量值，包括劳动力、灌溉、作物和商品，所有这些都可以转化为货币并常用于交易目的。同时，泰恩特更进了一步，他指出，不仅投入随着文明的规模指数级增加，就公共商品和服务而言，文明和政府的产出相对于投入呈下降趋势。
这是每个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新生都熟悉的现象——边际收益递减律。事实上，社会要求其成员缴纳的税收不断增加，但他们得到的政府服务却不断减少。边际收益一开始有很好的上升弧线，然后持平，之后下降。在这个议题中，我们熟知的边际收益弧线反映了文明的崛起、衰落和毁灭。
泰恩特的主要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收益和负担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政府“好”还是“坏”，或税收“高”还是“低”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将社会放在收益曲线上来衡量。在文明的一开始，政府形式的对复杂性投资的收益一般都特别高。在灌溉项目上相对较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就可以在农民人均粮食产量方面产生巨大的收益。在全部人口中分摊的短期兵役制，可以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产生巨大的收益。一个相对精简的官僚机构组织灌溉、防御和类似的其他工作可以是高效的，而且无须特别监管。
在文明的开端，发明火的研究预算为零，而其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值得将它同有少量改进的下一代波音飞机的开发成本进行比较。当超出某个低基数时，对于政府支出增加可能产生的预期收益而言，研究这种动力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复杂性的增加，社会投资的收益开始持平并转向下降。初级的灌溉项目完成后，社会开始逐渐扩展此项目，进而需要更长的管道，而得到的水量则逐渐减少。以高效的组织者开始的官僚机构，慢慢转化为效率低下的障碍，更多关注自身的延续而不是服务于社会。社会管理机构的精英们慢慢变得更加关注既得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福祉。社会的精英阶层由领导转向吸血。他们就像是社会主体身上的寄生虫，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即通过非生产性手段积累财富就是一个例子。
到了2011年，有证据表明，美国在收益曲线上已经明显下降，更多人作了更大的努力，但社会产出却更少，同时，精英们攫取了绝大多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据报道，2010年二十五名对冲基金经理一共挣了220亿美元，与此同时，有4400万美国人还在依赖食品券生活。相对于2009年，首席执行官们的工资在2010年增加了27%，与此同时，有超过2000万的美国人失业或被排斥在劳动大军之外，他们仍想要一份工作。为政府工作的美国人，比在建筑业、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工作的所有美国人还要多。
在停滞不前的经济中，对于精英和大众间寻租关系的最好度量之一是基尼系数——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更高的系数值意味着更大的收入不平等。2006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历史最高的47，与196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38.6形成鲜明的对照。基尼系数在2007年略为下跌，但在2009年又接近历史最高值并趋向更高。美国的基尼系数现跟墨西哥的基尼系数差不多，而后者是一个典型的寡头社会，以收入不均和财富高度集中于精英为特征。
对于精英寻租的另一个衡量指标是，收入前20%的美国人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的收入之比。这个比例从1968年的低点7.7比1增加到2010年的高点14.5比1。美国的基尼系数和贫富收入比，与泰恩特所述的临近崩溃的文明征兆是一致的。当社会给大众在投入上带来负面收益时，大众会选择退出社会，这将最终导致大众和精英的崩溃。
在这一收益递减理论中，泰恩特发现了导致文明崩溃的变量。传统的历史学家指出是地震、干旱或野蛮人入侵等因素，但泰恩特指出，被野蛮人最终摧毁的文明，在此之前曾多次击退了野蛮人，而被地震最终摧毁的文明，在此之前曾在地震后多次重建。因此，最终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野蛮人入侵或地震，而是应对。没有征税过度或负担过重的社会，可以积极应对危机和灾后重建，而那些征税过度或负担过重的社会，可能就放弃了。当野蛮人终于推翻了古罗马帝国后，并没有遭遇来自农民的反抗；相反，农民们举双手欢迎。几个世纪以来，农民们为古罗马的货币贬值政策和繁重税收所累，几乎没有收益，所以在他们心中，野蛮人不会比帝国更糟。事实上，野蛮人在一个比古罗马帝国低得多的复杂水平上运作，他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代价为农民提供基本的保护。
泰恩特还补充了一点，对21世纪的社会尤其重要。文明的解体同文明内部个别社会或国家的解体是有区别的。古罗马的覆灭是一种文明的解体，因为没有另一个独立的社会来代替它。反之，欧洲文明在6世纪以后从未解体，因为每个解体的国家都有另一个现成的来填补空白。西班牙或威尼斯衰落后，英国或荷兰崛起了。从复杂理论的角度，今天高度集成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世界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中相互依赖的各行省，而不是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各自治国家。在泰恩特看来：“崩溃，当它再次来临时，将会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个别国家的崩溃。世界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将分崩离析。”
总之，蔡森展示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如文明），如何需要指数级增加的能量投入来产生增长，泰恩特则展示了那些文明如何变得正投入、负产出，从而最终崩溃。货币作为投入／产出度量适用于蔡森模型，因为它是储存能量的一种形式。资本和货币市场则嵌套在泰恩特文明模型更大的复杂系统中。随着社会变得更复杂，它需要指数级增加的大量货币支持。发展到某一点时，生产率和税收不再能维持社会，于是，精英们试图伪造投入，采用信贷、杠杆化、贬值和其他形式的假货币，方便寻租而不是生产。这些方法在短期内会起作用，直到由债务推动的虚假增长幻觉，被收入不均日益扩大情况下财富丧失的现实所取代。
在这一时刻，社会面临三种选择：精简、征服或崩溃。精简是一种清理社会的自愿的努力，以便让投入／产出比回到更可持续且更富生产力的水平。精简当代复杂系统的一个实例，是华盛顿特区将其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移交给再度复兴的联邦制度下的五十个州。征服是用武力从邻国获取资源以提供新的投入。货币战争是不使用暴力进行征服的一种尝试。崩溃则是一种突然的、非自愿的和混乱的简约形式。
华盛顿是新的古罗马帝国吗？是不是因为华盛顿和其他主权国家在更高税收、更多监管以及更多官僚主义和自私行为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社会投入产生了负收益？是否有一些企业、金融和机构精英与政府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他们可以因为对社会的负面效应而获得不相称的收入呢？是否所谓的市场现在已经被操纵、干预和救市所扭曲，无法再提供可靠的价格信号以分配资源呢？是否那些对扭曲价格信号最应该负责任的当事人，同时也是收受不当分配资源的人呢？当野蛮人下一次来临时，与崩溃和让精英们自生自灭相比，普通民众奋起抵抗的回报又是什幺呢？
历史和复杂性理论表明，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相反，它们是分析性问题，其相关性被五千多年文明的经验和对一百亿年来越来越复杂的自然的研究所证实。科学和历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运用能量、货币和复杂性来理解货币战争中的美元崩溃风险。
最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关注的货币、资本市场及衍生品是社会的发明，因此也可以被社会所改变。最坏情况的动力学令人气馁，但并非不可避免。从崩溃的边缘后退一步并且在全球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恢复一些安全边际还不算太晚。不幸的是，我们面前充斥着精英们违背常识的解决方案，他们控制着系统并借助复杂性牟利。递减的边际收益对社会并无好处，但对那些处于投入接收端的人而言却十分有利——至少直到投入枯竭为止。今天，精英们正在以税收、救市、抵押贷款欺诈、对消费者的高利贷和高收费、欺骗性的衍生品和奖金等形式，劫掠社会的金融资源。由于大众被寻租的总量所压垮，崩溃更趋可能。金融必须回复其为产业服务的本色。复杂理论指出了通过精简和机构规模的缩小实现安全的途径。难以置信的是，财政部长盖特纳和白宫正在积极打造更大规模且更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包括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中央银行原型。在这一运作中，任何成功都将直接加速美元的崩溃。
robertk.merton,"theself-fulfillingprophecy,"itheantiochreview8,no.2/i(summer1948):193-210.
这项以后成为行为经济学基础的工作，包含在以下两本书中：danielkahnemanandamostversky,eds.,ichoices,values,andframes/i,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danielkahnemanetal.,eds.,i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i,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蒂姆（tim），蒂莫西（timothy）的昵称。——译者
这里把complicated译为“复杂的”，complex译为“复杂性（的）”，complexity译为“复杂性”，但complexsystem译为“复杂系统”，这样比较符合汉语习惯，应该也不会引起混淆。——译者
随后的扩展分析，包括多样性、独立性和适应性，构成了题为“理解复杂性”的一系列讲座，由密歇根大学的斯科特·e·佩奇（scotte.page）教授于2009年讲授。
由于复杂系统中任何事件的风险程度都不会是负数或零，所以其分布曲线定义的取值范围只能是正数，位于纵坐标轴的右方。常用幂函数y=axsupk/sup，k＜0的一段（如图2中a到b）作为分布曲线，可以称之为幂律。这里b对应于系统的规模，下页有进一步说明，a是一个小数，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是对应于始于0的一个小区间的中点，其中发生的事件最多。——译者
社会科学家很喜欢用“指数级”来描述函数随变量的快速非线性增长，但往往不甚严格，当然我们也不必苛求，以下只是为热爱数学的读者释疑而已。严格说来，函数y随变量x的指数级增长意味着y=asupx/sup，这里a是一个常数。在本文的例子中，设a=10，则当x从1加倍为2，y从10变为100增加为10倍，x再加倍为4，y变为10000，增加为1000倍，x再加倍为8，y变为10sup8/sup，增加为10sup7/sup倍，等等。——译者
这一对市场价格的分形维数的讨论，见benoîtmandelbrotandrichardl.hudson,ithe(mis)behaviorofmarkets:afractalviewofrisk,ruin,andreward/i,newyork:basicbooks,2004。
这一说法适用于平面上的曲线，广义地，分形维数可以是任何非整数，分形维数与传统数学中的维数有所不同。——译者
“分形”的英语单词是fractal，“分数的”是fractional。——译者
鲁棒（robust），控制理论术语，意思是可靠、稳健、结实、不易受干扰。——译者
关于蔡森自由能量率密度的讨论取自ericj.chaisson,icosmicevolution:theriseofcomplexityinnature/i,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1。蔡森给出自由能量率密度值Фm为：
josepha.tainter,ithecollapseofcomplexsocieties/i,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
tainter，上引书。
边际收益递减律（thelawofdiminishingreturns）指在短期生产过程中，在其他条件不变（如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当该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增加一单位该要素所带来的效益增加量是递减的。——译者
寻租（rent-seeking），寻求经济租金的简称，又称为竞租，是为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垄断租金）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