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代保守党追随者的回忆光环中，右翼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掌权终结了1973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些通过抨击福利社会政策而在竞选中取得成功的政客，上台后立即把抑制通胀作为重中之重，在央行的支持和不懈的努力下，他们也最终实现了目标——然而代价却比他们预想的要沉重。但要说重建与低廉的油价一并消失的人们对于国家经济的信心和安全感，他们的作用和那些被赶下台的不太支持市场经济的政客也没有多大区别。在同时实现高就业率、公平社会和完善经济保障方面，他们也无能为力。
1980年左右，保守的经济流派中最受推崇的一条理论就是：规则制度非常重要。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观点。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也就是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前后，经济决策始终是专家型官员的领域，背后以大量的数据和计算模型作为支撑。阿瑟·伯恩斯、卡尔·席勒和劳尔·普雷维什等人，被认为具有高瞻远瞩的卓越才华，可以预见未来的经济形势，并且能够毫不徇私地做出最有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决定。既然假定了政府具有在低通胀率的前提下保持充分就业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有人能做出相应的决策。但是在70年代的经济低迷之后，公众有充足的理由质疑这些专家们所谓公正无私的远见卓识。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长期在英格兰银行内部供职，他在1989年写道：“无论是央行还是财政部，在20世纪70年代都没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这让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抑或是受到了其他政治利益的影响。”
在新保守派的眼中，自由裁量权是问题的核心。正是因为政客拥有自由裁量权，他们才能够在没有追责风险的情况下，任意支配税收开支。至于货币政策方面，自由裁量权使得央行官员能够任意调整利率，哪怕代价是加剧通货膨胀，正如伯恩斯为了帮助尼克松赢得大选在1972年所做的那样。而且，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管理，结果可能是滋扰民生，甚至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正如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小说里的偏执国那样。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议制定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反复无常、难以预期的货币政策——一会儿鼓励银行借贷以支持衰退的房地产业，一会儿提高短期利率来应对平均工资的大幅上涨——只会让经济生态更加不稳定，又无法抓住通货膨胀的病根。“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他的结论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度规定央行必须按照一个特定速率来提高货币供给，这一速率要能在保障工资增长的同时，不会推高物价。
如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势头能够持续保持强劲，弗里德曼的观点就只能引起学者和理论家的兴趣，而不会引起政府官员的过多关注。1969年时，一名英格兰银行的官员将这一理论戏称为“一厢情愿的原始主义，始于对现代社会复杂经济问题的恼怒”。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大量游资在不同国家之间流转，这让货币主义的主张看起来更加不切实际，因为一国的货币供给可能由于完全非本国的因素而突然大幅波动。然而，经济决策者和央行官员对1973年经济危机之后的长期滞涨束手无策，让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最终成了主流。联邦德国的德意志联邦银行独立于政府，该央行在1974年底宣布，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它将制定规则，明确规定货币供给量按一定比率增长，而不再酌情调节短期利率。不到两年，从瑞士到澳大利亚，各国的央行都开始有样学样。
想要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把货币政策送上无人驾驶舱，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就是，央行控制的货币供给是按照哪一套标准来衡量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货币主义的学者们认为，理论上，货币供给量主要包括能够在近期用于支付的货币类型，因为这部分货币量可能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相较而言，五年定期存款就无法立即投入使用，所以货币政策可以不将其考虑在内。但是，货币供给量的计量标准并不是单一的。加拿大央行主要关注m1，也就是现金和活期存款；而日本央行则强调m2，即m1加上企业和居民的定期存款。另一重货币供给量的统计标准，也就是m3，是在m2的基础上再加上长期储蓄和部分银行系统外的短期资金。此外还有一些不太普遍的统计口径。
一旦货币供给量涵盖的范围确定了下来，央行或者其政府中的监管者必须要决定的就是货币供给量应当按照怎样的速率增长。他们的理论是，如果货币投放量增长过快，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就会超出经济的承载量，通货膨胀就会加剧；但是如果货币投放量增长太慢，就业和产出又无法达到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央行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调整短期利率和银行监管政策，引导储蓄者和银行增加或者减少储蓄，以使货币供给量增速与目标相符。央行不应该基于现实事件改变货币政策，无论该事件是一场导致商业体系瘫痪的暴风雪，还是某个月贸易赤字的激增。央行的目光应当完全集中于货币供给量。
那么其他需要关注的东西怎么办，比如说就业率和工资？货币学家的观点是，无论政府还是央行，都没法保证每个公民都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资持续上涨。除了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之外，降低失业率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干预就业市场。规定最低工资可能导致企业不愿雇用部分有超额价值的工人，而慷慨的失业补助又让一些无业者宁可在家领取救济，也不愿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大型政府工程确实能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政府赤字的扩大又会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进行控制，结果还是打击了私人企业部门的投资活动。从制定货币供给增速控制规则，到追求财政收支平衡和缩减政府规模，这一切都是为了提振经济而开出的政策药方。
1977年10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两年之后，英国的保守党开始强调规则治理。这一转变的发生相当公开。一年之前，撒切尔在当选后的首次党内政策声明中还使用了诸如“缩减和控制公共开支”和“注重公民个人的责任与自由”之类的口号，但又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带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细节，和之前的保守党领导人哈罗德·麦克米伦、爱德华·希斯等如出一辙。然而1977年的政策声明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强调纪律和严谨。声明不再是空洞的倡议，反而提出了一条缩减政府规模的具体衡量措施：“我们的目标是，大幅缩减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在年度国民收入和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且提出了一条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完全契合的反通胀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
撒切尔在1979年大选中再次取得胜利，保守党得以将这些新理念贯彻实施。杰弗里·贺维（geoffreyhowe）爵士，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宣布当前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就是降低通货膨胀率。他要求英格兰银行将m3的增长速度控制在7%～11%之间——尽管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gordonrichardson）曾向他指出，m3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难以预测”。贺维提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低于当时17%的通货膨胀率，如果英格兰银行如实执行增长率目标，英国经济在1980年将面临真实货币供给量的缩减。企业的借贷成本将会大涨，而飙升的抵押贷款利率会导致房地产市场近乎停滞。为了清除通货膨胀，贺维无疑开出了一剂不亚于经济休克疗法的猛药。
撒切尔还制定了专门规则来指导未来几年的借款计划，旨在缩减公共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政府支出方面的严控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的放缓，至少在短期会有这样的影响。但是货币主义的理论是，经历短暂的冲击之后，国民经济将以全新的姿态复苏，在没有通胀魔咒的情况下繁荣发展。为了鼓舞经济复苏的态势，撒切尔政府把征税的重点从所得税转向了消费税，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削减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而高消费税则是要鼓励居民储蓄，以使银行吸收更多存款用于商业借贷，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低收入税则意在保障工薪阶层和企业享有更多劳动收益，使其更乐于努力工作、承担风险。
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并未如同货币主义者所愿。在一场除了货币主义的虔诚信徒，其他人都难以理解的辩论之中，专家们争论不休的是，到底应该通过控制m3，还是m1、m2或者其他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标准来实施货币政策。鉴于控制m3没能实现预期的效果，有人就提出改用其他的控制指标。何况，管理m3增速的目标又根本无法实现。1979年11月，撒切尔政策颁行6个月之后，m3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9%，远比政府预期的要高得多。通货膨胀率水涨船高，政府财政赤字也跟着攀升。与此同时，被英国的高利率吸引过来的境外投资又推高了英国的汇率，导致英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到了1979年底，财政部的经济学家预测，英国将迎来1931年以后最严峻的经济衰退。
经济形势风雨飘摇，通货膨胀又居高不下，贺维反而在货币主义上加倍下注，进一步调低了货币供给增速目标。“货币供给政策是解决通胀问题的关键，我们绝不会背离这一主张。”1980年的政府预算报告中如是说。这一年中，英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迫失业，不得不依靠救济金生活，有人指出也许有其他办法能够控制通胀，又不用付出如此之高的代价，但撒切尔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她更倾向于听取境外货币学家的建议，比如美国专家卡尔·布鲁纳（karlbrunner），两人当年8月在瑞士度假时相遇，布鲁纳就货币基础控制的艰深理论为她上了一堂私人辅导课，而该理论的提出者马里奥·蒙蒂后来成了意大利总理。他们的意见让她更加确信，在货币政策上妥协的都是软弱、犹疑不决之辈，正是这些人导致了英国经济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而在这些不能入撒切尔法眼的政治人物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货币政策的执行者——戈登·理查森，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执掌英格兰银行的那个傻瓜”。
1980年10月，撒切尔因国内经济形势而面临严峻的批评。在保守党大会的发言中，她说出了自己的口号：“你们想要掉头就随你，但是铁娘子绝不掉头。”结果过了1个月还不到，撒切尔就同意了贺维关于暂停货币供给增长目标政策的提议。1981年1月，新成立的专家组得出结论，按照政府指导行事的英格兰执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他们说，英格兰银行应该关注的不是m3，而是其他的货币供给标准。这一错误代价高昂。在撒切尔当选到1981年夏天之间的2年里，英国经济总产值缩水了6%，一些工业城市的实际情况比数字显示的还要糟糕得多。
1981年春天，英国经济已经连续两年萎靡不振了。此时，贺维勉强放弃了货币主义的教程。要求英格兰银行控制m3增速的货币规则，就此束之高阁。至于减少政府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目标，也随着新的财政预算被抛诸脑后。“当我意识到公众支出难以降低到我所期望的水平时，我的观点是，既然无论如何都要花这么多钱，我们至少要诚实地获取这部分支出——也就是通过税收。”撒切尔随后说道。
然而这一附带了高税收的政府预算，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其后的保守党民意调查中，有67%的选民对政府的政绩表示不满。所幸的是，在该政策公布之后，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率终于开始下跌，到1982年春天，通胀率已经降到个位数。英国经济终于开始了复苏，此后的8年里也始终保持了这种增长的趋势。“1981年政府预算法案几乎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不列颠之战’，这无疑是撒切尔政府最辉煌的时刻。”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宣布道。此人当时还是财政部官员，后来取代贺维成了财政部长。
但是撒切尔主义并未像很多奇迹信仰者宣称的那样神奇。撒切尔当政的最初两年，经济发展严重缺氧，英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残酷的经济收缩。之所以能够重新振作，除了新开发的北海油田带来的税收支持外，还要感谢更加灵活、可操作性更强的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承认他们对m3的极端推崇是错误的，英国政府还是逐步放弃了货币主义的施政纲领。1982年，贺维向议会说明，英格兰银行的政策从此将会综合考量m3、m1、汇率以及其他因素。他声称：“没有一种单一指标能够完整衡量一国的货币环境——必须要结合所有可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判断。”这一观点可不是出自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3—1979年，在12个富裕经济体中，英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稳居倒数第一。同样垫底的还有净储蓄，也就是国民收入中家庭和企业为未来投资而预留的份额。英国经济低迷了如此之久，导致很多政客和企业家已经开始听天由命，似乎这个19世纪雄霸世界的大国到20世纪开始走下坡路都是天意使然。然而，撒切尔不相信天意。她把国家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僵化的体制。其中最让撒切尔不满的就是工会和国有企业。鉴于她的货币主义实验以失败告终，撒切尔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这两者。而工会和国企又恰好是工党的大本营，这对她来说算得上是额外收获。
工会自19世纪20年代起就在英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20世纪初工党的成立更是离不开工会支持。二战末期，新的工党政府取消了对于罢工、组建纠察队的限制，工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到了1950年，已经有950万名工人加入了工会组织。尽管工会内部也有小股的异见分支，代表大型工业集团的工会委员会还是支持推行传统的社会主义路线，呼吁重型工业国有化，以及工会进入企业管理。煤矿行业在1946年进行了国有化改造；电力行业在1947年进行了国有化改造；铁路、部分卡车和船舶公司，以及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在1948年进行了国有化改造。钢铁行业于1951年被政府接手，50年代就又被保守党政府卖出，1967年再次被收归国有。70年代，希斯治下的保守党政府接管了劳斯莱斯的飞机发动机业务（据说这对于国防安全至关重要）以及其他31家飞机和船舶制造商。197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在工会的压力之下将更多经营不善的企业收归国有，包括负债累累的汽车制造商雷兰德，还有一家市值不到100万英镑的建筑商德雷克与斯考恩。此外，政府还成立了英国石油公司，以便掌控相当比重的北海石油开采权。
即便在经济形势尚好之时，这些国有企业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到了艰难的20世纪70年代，经营更是急转直下。整个70年代，英国私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约为17%，而国企的平均收益率只有4.3%。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在争取上调工资的战役中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却远远跟不上这一步伐。来自政治上的干扰从未间断：按照政府的指导意见，发电公司只能购买本国设计的核电设备，而钢铁厂必须使用国产煤炭。管理本身也十分混乱，因为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不愿意到这些重大决定要听政府指示的企业就职，不管这种指示是直接命令还是间接要求。数十亿英镑的税收被用于维持已经丧失了商业价值的废旧的厂矿、作坊和造船厂。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就在不断呼吁改革和私有化。公众出于对于工党上台之前工薪阶级艰辛生活的恐怖印象，多数对国有企业持同情态度，即便英国电信公司就连装一部电话也要花上好几个星期。工会自然要反对国有工业私有化。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国家的许多商业机构也是如此。在爱德华·希斯当政的70年代初期，政府始终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但却不断扩张国有化的范围。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提出推进私有化改革时，“工会建议在现阶段，有关计划不应当进一步推行。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低潮，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接受提倡私有化的候选人，哪怕只有口头上的支持而没有实际行动。”
及至撒切尔在1979年当选，国有工业产值已经占到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且雇用了大约150万名工人。作为反对派领袖，撒切尔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往往不会坦率直言。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提出私有化问题无异于向全国工会亮红旗，而以如此强势的对抗姿态示人，不会取得已经被罢工弄得筋疲力尽的选民们的支持。建议对劳工法做出相对平缓的改进，比如要求工会在组织罢工前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取得成员同意，已经是撒切尔作为候选人最大限度的公开挑战了。
然而，在幕后，保守党右翼势力已经开始周密计划更为强势的反攻了。1977年7月，保守党的经济改革小组收到了来自议员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ridley）的秘密报告。里德利的报告指出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有化企业都是在为员工的利益运转，其面临的压力是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如何提高每个员工的福利待遇。”但是，报告认为直接向国有工业发动“正面进攻”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更合适的做法是“采用更为隐秘的做法，在政策上为将部分工业回归私有做好铺垫”。一种可能的路径就是要求所有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达到特定的水平，完成不了的企业将被关闭或者出售。另一个方案则是将英国钢铁业和国家煤炭局这类大型国企拆分成多个规模更小的机构，以便在未来分别进行私有化改造，避免一举裁撤整个集团引发的动荡。这些建议，如果在当时被公众所知晓，无疑会引发很多争议。
但是，对于未来的撒切尔政府意义更为深远的，其实是这份报告的附件。据其预测，在下届保守党政府就职后的6～18个月，工党势力就会借机反扑，以工资和裁员争议为借口，扰乱国家核心行业的运行。而最有可能被选为目标的关键行业，根据这份报告预测，就是煤炭行业。来自里德利的警告触痛了政客们的神经，因为保守党的领导人们还都清楚地记得，正是1974年全国煤炭工人大罢工事件导致了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倒台。而报告中最为敏感的一条建议就是，保守党政府应当做好准备，进入战时状态以对抗全国总工会，这些内容在第二年被泄露给了媒体。报告中的提议包括要求发电厂加大煤炭库存、制订短期内大量进口煤炭的应急预案、安装可以使用燃油的双火发电机，以及必要时招聘非工会成员担任卡车司机。委员会建议修改法律，让参与罢工的工人无权领取失业补助。最具爆炸性的是，报告呼吁成立一支“大型、机动的警察分队”，专门应对罢工中的暴力纠察。让人无法忽视的是：只要未来的保守党政府想要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工会产生正面冲突。
撒切尔在成为首相之前就吸取了这些意见，但她相当精明，不会在时机尚不成熟时盲目行动。应对通货膨胀和削减政府开支是她的首要目标，但早晚有一天她会专心对付工会的。此外，撒切尔很清楚保守党的少数派地位。她的顺利当选就要归功于工会的成员们，这些人通常都会投票给工党候选人，但又渴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把子女送进大学。这些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打破传统，在1979年大选中投了保守党一票，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工党政府的无能，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工会的价值。唯一能让保守党留在权力宝座的办法就是打破选民们的阶级忠诚。撒切尔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她想要的是赢得工党的选票，而非与之为敌。
所以第一步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攻击工会或者出售国营钢铁公司，而是满足人们拥有住房的愿望。1979年，撒切尔政府通过了“公房”法案，规定租住在地方政府所有的房屋中的租客，有权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买下租住的房屋。这是一次真正服务于民众的私有化——当时有近三成的英国家庭住在公有住房中。已经在公房中租住了超过20年的租客，可以按原价的50%买下租住的房屋或者公寓；如果他们一时间难以决定，还可以付上100英镑的保证金，将以某一固定价格买房的权利保留两年。而且出售房屋的地方政府还有义务为购房者提供贷款。
“公房”法案的目标受众主要来自工党选区。大部分政府所有的房产都是工党当政时期建造的，住户也以工党的忠实选民为主。到了1983年春天，议会通过“公房”方案两年半之后，274,650名政府房产的租客获得了房屋的永久所有权。民意调查显示，在1979年投票给工党，随后又凭借法案买下了住房的选民中，有59%的人不会再投票给工党了。“公房”法案是一种普通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私有化形式。随着这一政策的推行，保守党的公众支持率不断攀升，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治障碍也相继消失了。
1979年，国有企业私有化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就将英国钢铁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卖给了个人。1961年，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通过公开发行的方式出售了大众汽车的大部分股权。“私有化”，这一最初由纳粹德国发明的概念，在二战之后应用得并不广泛。1979年竞选中，保守党发表的声明里完全弃绝了这个字眼。这一词汇本身就被认为具有煽动目的，1979年5月，当保守党政客尼格尔·劳森被任命为财政部要员时，他的工作职责就包括所谓的“处置资产”，而不是“私有化”。
新政府第一次发布财政预算声明时，杰弗里·贺维指出，“出售国有资产”是“缩减公共部门规模”的一种方式，而且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谓谨小慎微，即出售政府持有的英国石油公司51%股权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此时英国石油的股票已在伦敦交易所上市。相比之下，撒切尔对于“私有化”的态度相当坦然。她组建了一个八人内阁小组专门从事私有化事业。1979年7月19日，新政府成立不满两个月，劳森就已列出了一份可能被出售的国有资产的清单，不列颠钢铁和大英公交公司都赫然在列。这些企业之中，仅有国家货运公司会被出售全部股份，其他则继续由政府持有部分股份，这么做的目的是“赢得工人的支持”。
直到1980年8月，劳森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宣布英国政府“准备着手一项关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巨大工程”，撒切尔的全部意图才逐渐清晰。即便此时，事情的进展仍旧缓慢，主要集中在出售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股份，而非英国电信和国家煤炭这类大型垄断企业。正如里德利报告所建议的，保守势力需要低调从事，关闭不引人注目的小型国企，在选择出售对象时，需要根据是否会引发政治争议来区别对待。尽管如此，政府行动仍然面临着巨大阻力。当国家煤炭委员会在1981年2月建议关闭23家持续亏损的煤矿时，全国矿工联合会威胁将组织24万名煤炭工人举行罢工。撒切尔很快就屈服了，她同意恢复对于这些煤矿的补贴，并且限制煤炭进口，以保护本国煤炭的销售。她尚不能冒险应对一场政府尚无准备的大型罢工。“尼格尔，”她在1981年9月任命劳森为能源部长之后对他说，“我们必须阻止煤炭罢工”。
1983年6月，下一届大选开始之前，私有化行动已经为英国政府筹集了近20亿英镑，这还不包括出售公房的收入。保守党决定不让产业私有化问题成为大选的议题，但是公房计划为保守党赢得了数十万名蓝领阶级的支持。除此之外，英国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战胜了阿根廷，以及工党内部的分裂，为保守党再次赢得胜利提供了保障。自此，撒切尔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开展经济改革了。
撒切尔认识到，私有化运动与工会势力的削弱有直接关联。她经常说，“垄断型国有企业”和“垄断型工会组织”是英国经济面临的两大困难。有幸的是，她的对手并非什么厉害角色。阿瑟·斯卡吉尔，一名斗志昂扬的约克郡矿工，在1982年当选了全国矿工联合的主席。斯卡吉尔并不掩饰自己打算利用罢工迫使政府停止关闭亏损煤矿并为工会成员加薪的野心。1982—1983年，他三次提议举行罢工，但都没能赢得工会成员的支持。政府最初的反击方式是囤积煤矿，改善与其他工会组织的关系，并在大选结束之后3个月任命伊恩·麦格雷戈（ianmacgregor）为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麦格雷戈出身苏格兰的投资银行家庭，曾在美国生活多年，刚刚结束在国有的不列颠钢铁公司担任高管的任期，具备应对长达14周的罢工并坚持裁员一半以上的经验。
麦格雷戈的任命是对斯卡吉尔的公然挑衅，但斯卡吉尔对此毫不畏惧。10月，煤炭工人宣布拒绝任何形式的加班加点，以及不再同意关闭任何煤矿。1984年3月6日，国家煤炭委员会宣布关闭20座煤矿，这意味着近2万个工作岗位将会消失。3月12日，来自7座煤炭的工人自发停工，斯卡吉尔在未取得工会全体投票通过的情况下，宣布开始全国罢工。
煤炭工人罢工运动将成为撒切尔总理任期中的决定性时刻。全国矿工联合会是英国“内部的敌人”，她是这么告诉议会的。罢工运动对拒绝参加罢工者进行了暴力袭击，还有一名拉载工人上班的出租车司机被杀，导致公众整体对工会产生了反感。撒切尔经过精细部署，同时又借助了一点运气，最终取得了胜利。反对斯卡吉尔的工人没有停止工作，一些电厂不再使用煤炭，转而用原油代替，还有大批警察冲破了罢工工人对矿场的堵截。1984年末到1985年初的整个冬天，供电没有因罢工受到影响。到了1985年3月，煤炭工人罢工终止。全英国最具势力的工会组织遭遇挫败。国家煤炭委员会经营的170座煤矿中，超过一半将要在未来的5年内关闭，约79,000个常年由国家补贴的工作岗位随之消失。
撒切尔对抗煤炭罢工的立场取得了普遍支持，为进一步大规模开展国有工业私有化运动铺平了道路，斯卡吉尔的失败意味着一名强大对手被排除出局。1984年5月，煤炭工人罢工刚刚启动时，英国天然气公司卖掉了近一半的陆上油田。两个月之后，北海油田被组建为石油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8月，汽车公司捷豹在持续经营的情况下被政府出售。12月，英国电信51%的股份被卖出，总价高达39亿英镑，是此前英国股票交易中最大单笔金额的6倍。从1985年开始，造船厂也被一家接一家地出售。1986年12月，英国天然气在证券交易所中以54亿英镑的价格卖出。到了下一年，政府交出了英国航空、劳斯莱斯公司和英国机场管理局，这些机构经营了国内绝大多数机场。英国钢铁在1988年完成私有化，接下来就是水力和电力公司。到了80年代末，国有经营已被大大削弱，政府预算节省了数十亿英镑的产业补贴。而且政府可以随时夸口，有5000万左右的英国居民，占总人口比例约五分之一，通过购买新近私有化的企业而成了股东。
在英国国内，任何一件具体的私有化事项均会引发重大争议。批评家指责政府出让股份过于廉价，没能最大化国家收益，而私有的垄断企业取代国有垄断没有实现经济上的效益优化，以及私有化过程中企业高管借机牟利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些企业的私有化是在撒切尔已经结束任期的1990年进行的——比如英国能源，八家核电站的运营者；以及铁路轨道公司，铁路基础设施的经营机构——这些改革都出现了重大问题，政府不得不出巨资进行援助。私有化改造困难最大的是英国铁路公司，政府取缔了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取而代之的是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和补贴的私人经营者，而后者在发现确实无法盈利之后，就直接把特许经营资格归还给了政府。讽刺的是，很多接替英国政府的所谓“私人”经营者，其实归欧洲其他国家政府所有，这点也没有逃过公众的法眼。
有些经过改造的企业经营迅速得到了改善：原本呆板陈腐的英国电信，很快就取得了比任何政府经营时期都要高的投资回报，即使是在面对新的竞争者的情况下。其他企业也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劳斯莱斯在1987年私有化之后，劳动生产率反而大幅下滑，盈利能力也很一般。布兰基特声称，私有化改造的神奇效果被有意夸大，新企业的财务数据无疑经过了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