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洋的对岸，吉米·卡特犯下了和吉姆·卡拉汉同样的错误。在他四年的总统任期中，他遇到的倒霉事也与后者相似。
卡特初入白宫之时，美国的经济形势比英国要好得多。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到了1979年夏天，失业率从1977年1月份的7.5%下降到了5.7%。但是没有人会误将这些数字当成经济体整体健康的表现。阿瑟·伯恩斯领导之下的美联储，为了帮助杰拉尔德·福特赢得连任大选，在1976年底大幅降息，留给卡特的则是通胀高升的恶果。尽管卡特得以在1978年1月将伯恩斯赶出美联储，但此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攀升到接近两位数。美联储开始激进地提高隔夜利率以遏制通胀，国债短期债券的利率已经快要高到和长期债券的利率持平了。1978年8月18日，两条收益曲线终于相交了：投资者将资金借给政府2年，将获得比借给政府10年更高的收益。这一反常的情形，在金融市场理论中被称为反向收益率曲线。它为美国经济敲响了警钟，昭示着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极有可能在1979年的下半年出现。
然而就在紧迫的关头，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了，起因是伊朗革命和沙特阿拉伯限制石油生产的决定。自从1974年起一直保持稳定的石油价格，仅在1979年这一年就翻了一倍。对于美国的选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汽油的价格，而这一数字从每加仑70美分涨到了1.11美元，而且购买时常常要花费漫长的时间排队等待。就在加油站主人们忙着往油泵上贴“售罄”标签的同时，卡特政府加急印制了汽油的供给券，以防止供应紧张的加剧。卡车司机和运输业主抱怨联邦法规禁止他们将上涨的油价转嫁给顾客，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演变成了暴力对抗。卡车司机宣布罢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动用了石块、砖头，甚至子弹。搬家中的家庭发现他们的家具滞留在了运输线上，因为搬家公司的货车司机不敢上路。
卡特的总统任期毫无欢欣可言。尽管没有人指责他应该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负责，他和他的幕僚也没展现出多少力挽狂澜的魄力。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关键措施来减轻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包括在1979年4月取消油价管制，以及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压力之下于1980年结束了对货运和铁路行业的管制。但是以上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能够解决卡特自己在1979年6月15日面向全国百万观众的演讲中提到的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这一点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稳定造成了威胁，”他说，“国民中的大多数人确信未来五年将比过去五年过得更糟，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不到一年之后，1980年3月，卡特宣布了提高信用卡和其他家庭借款成本的新规。“高通货膨胀与过度的信用支出密切相关，”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对美国民众说，“消费者已经深陷债务泥沼。”他似乎在暗示，如果人们愿意减少支出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坏事。
正是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大环境中，罗纳德·里根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一样，不是横空出世的。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花了多年时间耐心建设智囊团和大学研究机构，用以瓦解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就培植了许多基层团体，将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是对于各项社会和法律变革的不满——不得不让孩子到较远的街区上学以满足种族融合要求；堕胎变得更加容易；“反歧视政策”支持移民就业；性教育的推广——他们还不断利用共和党来反对这些变化。
但是这些担忧还不足以让整个美国的政治风向向右转。1976年，里根成了保守党的执矛者，杰拉尔德·福特，作为更加倾向于温和派的共和党总统，拒绝让里根获得总统竞选的党内提名。在当时，美国经济正在从1973—1975年的衰退中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而且对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的恐惧也还没有弥漫全国。等到1979年下半年，债券市场预期到的衰退如约而至，人们的心态开始发生转变。房贷利率飙升到了11%，年轻人对于买房置业感到绝望，辞退的通知也不断发放到建筑工地和汽车工厂的工人手中。此时，保守党全面崛起的时机成熟了。
里根用言辞和自信的力量反驳了当前所谓的世界已经无法治理的观点。他的形象强大而充满力量，给人的感觉是，如果由这样一个人来执掌政府，美国就能抵抗外敌、恢复繁荣。“你的生活比4年之前更好了吗？”在1980年10月与卡特的电视辩论中，里根这样问电视前的所有美国人。在几天之后的总统大选中，里根的声势席卷全国，赢得了44个州的选票。和几年前的英国大选一样，数千万的工薪阶层选民抛弃了支持福利国家的政党，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不认为经济衰退在所难免的候选人身上。当里根承诺新的理念和刻苦工作能够让经济重返繁荣的时候，美国人急切地想要相信他。
里根和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熟，但还远远谈不上是亲密的友人。1969年，在里根作为加州州长的第一届任期里，英国的保守党邀请他参加董事会“郊游”，这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聚会。里根的演讲题目为“位高则任重”，他发出警告：“很多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利正在被政府势不可挡地侵犯和占有。”类似尖锐的语言在美国不会引发一丝波澜，但以英国上层社会的礼仪标准来看，就相当语出惊人了。里根自此频繁到访伦敦，在这里，他缩减加州政府人事规模的故事让在场的听众深深着迷。撒切尔与里根第一次相见应当是在1972年首相希斯举办的午餐会上，两人1975年4月在伦敦的下议院又有过一次长谈，此时里根的州长任期刚刚结束，撒切尔则当选了议会的保守党领袖。
和撒切尔一样，里根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条简单的理念：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控制通货膨胀、降低税收并缩减政府规模。对于他们来说，技术上的细节都不是重点。撒切尔最为重视的经济顾问，基思·约瑟夫和艾伦·沃尔特斯（alanwalters），都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对于他们来说，实现高收入和低失业率的政策工具就是货币供给。里根的顾问团队则更加多元，其中既有货币主义者，也有支持传统“小政府主义”的共和党人，他们提倡的是收支均衡和低利率，此外还有新兴的“供给学派”的拥护者，这些人认为降低边际所得税税率将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货币主义者认为供给学派是在推销所谓包治百病的“万金油”。传统学派嘲笑货币学派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执迷，同时又不信任供给学派不顾政府赤字的危险，急于降低边际税率的做法。对于供给学派，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完全无关紧要。然而，三者都坚信只要政府奉行自己的观点，美国梦就能复苏，美国人期待的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就能实现。
发达国家向右转的进程还远未结束。1982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的信任投票中失败。在没有输掉任何一次全国大选的情况下，赫尔穆特·施密特结束了长达8年的首相生涯。
联邦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表现几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率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要低，失业率虽然高出了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水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意大利和法国的程度。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帮助了德国，使其在马克汇率相当坚挺的情况下，仍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保持竞争力。整个70年代，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增长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了施密特施政的大敌。原油的价格在1979年初只有每桶16美元，到1981年初已经疯涨到了每桶38美元，价格翻了一倍不止。央行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吸取了教训，拒绝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危机，他们严格控制货币政策，避免消费者价格指数失控。全世界范围的利率飙升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于联邦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施密特因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而备受指责。随着总理声望的下降，原本就处于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小党派联盟轻易地转换了阵营，政府迅速重组。
施密特的继任者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赫尔穆特·科尔。科尔本人并不是右翼的激进派，但是他从瑞典和英国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他强烈谴责官僚体制的臃冗，承诺裁撤政府的多余机构，尽管他所在的政党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的32年里有20年处于执政地位，政府大多数行政部门的建立都是他们的主意。科尔倡导减税和改良福利国家体制，以刺激人民对工作的热情。他承诺在不摧毁福利国家体制的前提下，改善这一社会制度。从选民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缺少新的想法，他们在接下来的16年里始终没能再次上台。
科尔就职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1月，日本的拐点也来了。自从1973年以来，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就在不断扩张，政府大幅提高了退休津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并且降低了个体经营者的健康保险缴纳比例。政府支出当然也随之攀升——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税收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到了1980年，纳税人开始发声抗议。“虽说日本的税率要低于大部分西欧国家，但是对于广大日本纳税人来说，这可谈不上什么安慰。”美国政治学者埃利斯·克劳斯（elliskrauss）评论道。继任的领导者试图通过提高政府借贷来推进减税，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局限。1980年，日本政府发行的债券金额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加在一起还要多，而这样大规模的借款却只能覆盖全部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
缩减社会福利在政治上并不可行。面对危机，日本政府选择了一条很有本国特色的道路。1980年秋天，行政管理厅成立，由中曾根康弘担任长官。中曾根康弘是战后日本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出生于日本中部一个叫作群马的穷困山区，父亲是伐木工人，从他的家乡乘火车去东京大概要两个小时。毕业于东京大学之后，他在二战期间服役于日本海军，职务是出纳员，并且曾经为了竞选国会议员而放弃了行政职务。1951年，中曾根康弘致信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批判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为他赢得了坚定的保守派的名声。自此以来，他的立场始终牢牢与自由民主党右翼保持一致。他领导了一个党派，并主管了几个部委，但始终没能获得足以成为首相的广泛支持。
得益于中曾根康弘在宣传方面的努力，人人都知道所谓“行政管理”只是精简政府规模的委婉说法。1982年初，行政管理厅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国会立即按照其建议废止或者修订了共计355件法规，还减少了对于政府雇员的拟议加薪。在国会占大多数的自由民主党在当年的10月27日推举中曾根康弘为日本首相。他的竞选宣言是：“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进行财政重建。”翻译过来有些绕口，但是对于日本选民来说，听起来就和罗纳德·里根的话一样简洁有力。
继瑞典选民抛弃社会民主党以来，保守党在一国接一国重掌大权。这些新上任的自信而果断的国家领袖们，一扫民众对于不可治理性的担忧。眼前的问题变成了：他们这些降低税收、提高市场自由度、强化个人责任和增加社会活力的政策，是否能让经济重现数年之前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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