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某种地理环境具有的优势，会使当地人无须充分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本。例如，热带地区一年四季都能长出作物，生活在热带的人就不会产生时间的紧迫感，也就不会养成节俭的自律习惯；而这些习惯对于生活在较差气候环境下的人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必须在春天土地解冻后就立刻开始耕地，因为温带地区适宜作物生长的时间有限，人们要想在漫长的冬季养活自己，就必须抓紧劳作。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的几千年间，这一点尤为重要，那时还没有经济可行的方式能够从世界各地运输大量的食物。
为了活过冬季而不得不储存食物，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储存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对于生存在温带地区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热带地区，并没有这样迫切的需求去形成这些习惯。此外，在温带气候条件下储存粮食或土豆以备冬天食用所需的技能，比在热带气候条件下储存香蕉、菠萝或其他热带食物所需的技能更高。人力资本不仅包括信息，还包括习惯，而在某些地理环境中生存必须具备的习惯，与在其他地理环境中需要的习惯是完全不同的。
与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泰国谚语“米在地里，鱼在水”表达了对丰饶自然的信心，而对于挣扎求生的中国南方居民而言，这种心态是无法想象的，那里的地理环境完全不同，数百年来时有饥荒，严重威胁当地人的生存，于是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人不得不节俭、勤劳和机智。当中国南方人迁居到泰国、马来西亚或美国等更宜居的地理环境中后，这些品质——也即这些strong习惯/strong，这种人力资本——使他们兴旺发达，即使当初的移民非常贫穷，后来都比相同环境中的当地人更成功。
黎巴嫩人、犹太人和其他人身上也有类似的故事，这些人开始都是身无分文的移民，但拥有在更恶劣环境下磨炼出来的丰富人力资本。许多其他群体也跟这些移民一样，在他们国家内部创造出了相似模式：
发达群体中有一类人尤为引人注目，他们的家乡贫瘠且人口过剩。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喀麦隆的巴米累克人、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尔柏柏尔人、肯尼亚的吉库尤人、印度尼西亚的多巴塔克人、菲律宾的伊洛卡诺人、印度喀拉拉邦的马来利亚人，以及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他们都来自贫困的地区，他们的家乡无法支撑那么多人生存，于是很大一部分人都迁移到家乡之外的地方，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很多机会。
在欧洲殖民时代，原本较贫困的原住民，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工业、商业和行政管理，他们因此崛起，并获得相较原始精英阶层更大的成功。由此招来的怨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极化效应，导致这两个国家都陷入了血腥的内战。
文化隔离
文化中有一个方面能够对经济成果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愿不愿意学习其他文化。不同文化之间，学习其他文化的意愿差异很大。例如，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和日本都在经济上落后大陆邻国，但他们最终都赶上并超过了邻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吸收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进步的成果，并用这些成果促进了自身发展。英国和日本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非常不同，但它们在吸收借鉴其他文化方面却很相似。接受其他地方先进成果的能力，至少可以部分解答一位意大利学者提出的关于英国的疑问：“一个边陲小岛，是如何由原本的一穷二白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呢？”
相比之下，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原本比欧洲文化发达得多——变得抵触学习其他地区的文化之后，失去了领先优势，并落后于其他发展更快的国家。当今阿拉伯世界——22个国家约3亿人——从其他语言翻译的书籍数量仅为希腊的五分之一，而希腊人口仅1,100万。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阿拉伯世界五年内翻译出版的图书数量，折算到每100万人还不到1本，而匈牙利为519本书，西班牙的每百万人口译著数量是920本。
换一种说法，西班牙每年翻译出版的图书数量相当于阿拉伯人1,000年的译书总量。文化隔离是造成国家间财富差异的一个因素，正如地理上的隔离一样。虽然阿拉伯世界中高学历的人可能不需要翻译就能够读懂其他语言的图书，但是对那些不够幸运的大众来说，却并不如此。
有些时候，文化隔离是政府决定的结果，比如15世纪的中国，那时中国远较许多其他国家更先进。中国的统治者刻意选择将中国与异域国家隔离。17世纪，日本的统治者也选择把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几个世纪后，这两个国家都震惊地发现，在它们自我隔离期间，其他国家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它们。
文化自我限制的另一种表现是，限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从事某些经济或社会活动。只有预先选定的群体——不论是以阶层、种姓、部落、种族、宗教还是性别划分——才被允许从事特定的职业，像这样根据文化划分经济角色，与根据个人的内在禀赋划分有着很大的差异。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放弃了国家内部许多人的潜能，相较不对人民发挥天赋和潜能施以自我限制的社会，施加文化自我限制的社会只能获得较少的经济产出。
历史上遍布这样的例子，很多社会通过文化规范，限定特定人口从事特定职业，有些甚至将国内最富生产力的人群驱逐出境，因为这些群体获得的繁荣，招来了其他人的不满，他们因此遭到迫害、暴力或彻底驱逐。而对于文化限制较弱的其他国家，往往由于这些难民的到来，在经济上受益匪浅，即使难民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金钱，但他们带来了宝贵的技能和才华。
例如，17世纪的英国就受益于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到来，这些人为躲避迫害而逃离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建立了伦敦钟表业，其他难民则开创了英国其他众多企业和行业。同样，西班牙曾于1492年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迫使他们在离开时留下了大部分财产——导致许多犹太人在荷兰定居，他们保有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在荷兰再度兴旺起来，并帮助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港口之一。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成千上万人从欧洲各地来到美国，他们或是为了逃避迫害，或是为了寻求更广泛的经济机会——在欧洲普通百姓还无法享有这些机会。许多在欧洲一贫如洗或郁郁不得志的人移民到美国后，成为经济界的巨人，并帮助创立或促进了美国的众多行业，使美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
文化隔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它在不同群体或社会、国家、文化之间制造了完全不同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障碍。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不同程度的文化隔离，会在地理和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群体、社会、民族或文明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文化发展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在同一时间发展出书面语言形式，所以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种语言相较其他语言会拥有总量更多、涉猎更广的书面知识。因此，19世纪，捷克、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人要想成为医生或科学家，或要在其他需要高等教育的行业工作，会发现更容易找到用德语写成的书籍和课本，而不是用他们本国语言写成的。
虽然19世纪以前，爱沙尼亚就已经拥有本国的书面语言，但是在1850年以前，使用爱沙尼亚语的大多数书籍“仍以宗教为主”，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在相邻的拉脱维亚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的波西米亚省——以及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地方——人们都是用德语接受教育。
德语是布拉格受教育阶层的通用语言，不论受教育的人从民族上来说是日耳曼人、捷克人，还是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里加，也存在类似的情形，19世纪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教育是用德语完成的，虽然日耳曼人只占到这座城市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一。沙皇政府于1802年在爱沙尼亚开办了一所大学，那时该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日耳曼人，并且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不仅正规教育如此，日耳曼人在许多不同的工艺技能方面都比东欧人更先进。俄罗斯帝国的伏尔加河两岸和黑海地区，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农场要比当地人的农场更具生产力，也更加繁荣。
这种模式是历史使然。正如我们提过的，西欧语言发展出书面形式比东欧语言早几个世纪之久，这是由于西欧被罗马人征服后，掌握了拉丁语。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口在东欧各个城市中占据多数并不罕见。这些城市中的西欧人通常都是日耳曼人，虽然也有一些犹太人和其他西欧人。即使日耳曼人在城市居民人口中的比重较小，但他们通常构成了城市经济精英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可见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布拉格、俄罗斯帝国的里加、塔林和其他波罗的海城市。
虽然在东欧农村，斯拉夫人常占压倒性多数，但仍有日耳曼人的农场区，他们通常都是由东欧统治者特意招募来的，这些统治者迫切想吸引拥有更先进技术的日耳曼人到他们的领地来，以便扩充领地上的财富和军力。这不仅使得更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经验移植到东欧，也为东欧当地人打开了获取西欧进步文化的大门。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东欧输入的这些人力资本，通过日耳曼语言和文化，为当地人口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崛起。然而，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日耳曼少数民族主导商业和专业精英阶层的局面——布拉格的日耳曼家庭里通常都有捷克仆人，却几乎没有日耳曼仆人——挑起了民族仇恨，并最终引发了民族认同运动，在政治上表达这种怨恨。类似的紧张气氛和两极化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移民群体带来了比原住人口更多的人力资本，并最终获得引人注目的繁荣，比如东南亚的中国人、西非的黎巴嫩人、秘鲁的日本人、斐济的印度人。
同样，在各个国家内部，某些群体也会从某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带来了经济利益，也因为他们较高的经济成就招来了其他人的怨恨，引发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弹。无论这些冲突如何演变——有一些酿成了极大的悲剧——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冲突如同诸多复杂因素一样，在地区、种族和国家之间不但无法带来结果均等，甚至连不平等的模式也会随时间演变而不同。
落后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往往倾向于将其人民的落后归咎于其他人，有时他们会指责招生或就业的资质标准是一种独断的障碍。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展现了这一观点，他问道：“就因为我们不合格，我们就不能工作吗？”尼日利亚一位民族主义发言人所谴责的“技能的暴政”也说明了这一观点。在其他国家，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对不同的人取得的不同成就，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类似反应。比如，在19世纪的波西米亚，日耳曼少数民族被指责要对捷克人的落后负责，而在拉脱维亚，日耳曼人还要为拉脱维亚人的落后背黑锅；斐济人也在指责斐济的印度少数民族；而东南亚的各国人，往往会指责当地的华裔少数民族。
换句话说，民族领导人经常挑动他们的人民反对本来能够为他们带来发展的文化，并把他们的精力都消耗在反对这些文化，以及反对具有这些文化优势的外族人身上。就民族领导人而言，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不理性的，他们煽动“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这种行为并不利于人民的经济利益。只要在有人居住的大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总会见到这种模式。
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曾敦促他的苏格兰同胞学习英语，以便促进自身进步。这种情况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苏格兰人也确实做到了，并在许多领域迅速崛起。最终，苏格兰在工程与医学领域超过了英格兰人。这也是例外，而不是规则。19世纪的日本是另一个例外。他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之后，公开承认与西方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并开始引进欧洲和美国的专家来向日本介绍西方的技术。
20世纪，日本在许多方面赶上了西方，并在另一些领域超越了西方国家。而就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海军武力，迫使日本政府于1853年打开国门之时，日本人还很落后；佩里曾将一列火车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而从日本人对火车的反应我们能够知道当时日本有多落后：
起先，日本人在安全的距离处充满恐惧地瞄着这列火车，而当火车开动时，他们都十分惊讶，屏住了呼吸，继而发出了哭声。
不久之后，他们开始靠近火车，仔细端详起来，有些人还用手抚摸它，并爬上火车，他们就这样玩了一整天。
然而，技术极其落后的日本开始大量引入欧洲、美国的技术和工程师，大量日本人开始学习英语，以便直接了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虽然开始较慢，但随着不断积累更多经验，日本人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崛起，并在许多领域中处于全球技术的最前沿，他们生产的火车比美国制造的任何一列火车都要先进。
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1945年以前也从未有过被征服的历史，所以对于19世纪的日本来说，无法把落后归咎于别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也没有这样做。但是，苏格兰和日本都是罕见的例外，他们令人瞩目的崛起，以及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也很罕见。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都很贫乏，并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具备工业革命发源所需的地理条件。但是，他们都掌握了由更优越的环境中的人取得的先进知识，从而克服了自身环境带来的地理障碍，进而占据了人类成就的前沿阵线。
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更先进的国家，并不一定在军事上也更先进，他们的繁荣及其背后的文化可能会被军事上更强大的民族摧毁，而后者在其他方面并不如前者先进。当入侵的蛮族摧毁罗马帝国时，他们也破坏了大部分延续罗马文化的机构制度，使得原罗马帝国的人民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远低于生活在罗马统治时期的祖辈。
中世纪欧洲的文物显示，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工艺质量明显下降。集中供热曾在罗马时代被引入英国，但在罗马人撤出后的几个世纪中，即使贵族阶层，也很少使用集中供热，它几乎销声匿迹。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包括罗马城，人口都比罗马时代的城市少得多，公共设施也更少。至少到19世纪初，没有一个欧洲城市拥有可靠的供水系统，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罗马时代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并不总是向前进步，有时候的倒退深刻而持久。
人口
人口的规模、特征、流动性等都能影响经济产出。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同，人口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会有所不同，它们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一国人口在不同阶层之间的物理或社会分离也会影响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与协调程度。
人口规模
对“人口过剩”危机的普遍关注由来已久，甚至早于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的历史警告。马尔萨斯警告说人类正受到威胁，我们将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支撑过剩的人口。饥荒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不论时间地点，造成的巨大悲剧让人们相信马尔萨斯理论已得到证实。
迟至20世纪，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还发生了饥荒，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即使是这种几乎无法想象的灾难，也不能证明世界粮食供应不足以养活全球人口。某些国家或地区发生饥荒，常常是由于当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因素引起的，比如当地农作物歉收，因战争、天气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粮食运输中断等。在苏联的案例中，饥荒集中发生在一个地区，即乌克兰，而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小麦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作物歉收本身是不足以带来饥荒的，除非世界其他地方的食物不能及时到达灾区，或是救济粮规模不足以遏制大规模饥荒，以及由此带来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各种疾病。缺乏交通网络的贫穷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运送大量食物，使得这些国家特别容易遭受饥荒。现代交通革命为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减少了饥荒的发生概率。但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孤立的国家或地区，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仍然很容易爆发饥荒。
与马尔萨斯理论相反，很少有国家（如何有的话）在人口数量减少一半时，会拥有比现在更高的生活水准。基于经验证据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与“人口过剩”理论的倡导者所预计的截然不同。例如：
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原本人烟稀少、散布着小村庄和小渔村的马来西亚，变成了一个拥有大城市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农业和采矿作业，进行着广泛的商务活动。人口也从100万左右增加到600万……相较19世纪90年代的人口规模，在更大的人口基数下，人们享受着更高的物质水准，寿命也更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密集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同时实际收入和工资也不断增长。18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的人口已经增长了3倍多，人均实际收入据估计也增长了5倍多。
然而，关于贫穷的“人口过剩”理论仍未消失，并不时出现在媒体和政客言论中，这种情况很像各种自然资源枯竭理论。此外，这两类理论的论据也很相似。每种自然资源数量有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却引出了strong不合理的推论/strong，即认为我们正在接近这些限度。同样，地球可以养活的人口数量有限，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推出了不合理的结论，即我们正在接近这种限度。
世界各地的贫困和饥荒被当作“人口过剩”的证据。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和饥荒远比人口稠密的西欧或日本更普遍，西欧或日本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好几倍。中世纪时，东欧的旅行者经常指出，在欧洲这块更贫穷的地区，有大量的土地未被使用。虽然当今世界，仍有人口稠密的贫穷国家，如孟加拉国，但也有人口稀少的贫困国家，如圭亚那的人口密度与加拿大相同，但加拿大的人均产出是圭亚那的数倍之多，生活水平也在全球前列。
总之，人口密度无论是高还是低，都不会自动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或贫穷。重要的似乎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的生产力，而后者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人自身的习惯、技能和经验等。在人口密度能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限度内，比如城市社区，发展水平往往较高；而处于小规模孤立社会中的人，则往往落后于其他人的一般发展水平。
人口流动
虽然几千年来，人们在世界上各个适宜生存的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各自的社会和文化，但是许多时候，人们也会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无论是作为征服者、移民或奴隶。有些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迁移，另一些则strong集体/strong迁移，他们或是在现有居民中定居，或是赶走原住民取而代之，比如几个世纪以前，来自亚洲的侵略者，引发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原住民流离失所，又如欧洲入侵者取代了北美的土著居民。
在工业革命早期，技术进步依赖工人在工厂、矿山和其他生产设施中的直接操作，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是一种科学的应用，因此在工业革命早期，移民的迁徙是把技术从源头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手段。这样就可以解释，英国的技术进步成果更容易传播到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而不是距离更近的欧洲大陆国家。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政府试图限制英国工人向其他国家迁移，以保护英国的技术优势。然而，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应用科学的问题，知识可以更容易地在纸上传播，而不要求人的实际移动。
19世纪交通和通信的改进也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扩散。到1914年，英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传播到邻近国家，而且跨越了整个欧洲大陆。
在世界各国，人的迁移也是一种文化运动。迁移可能会导致目的地现有的文化被替代，在已有的文化中植入一种新文化，或是通过移民吸收新的文化。这些不同的前景排列组合起来，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并且相较地理因素或文化差异本身，人口的迁移会使地区、种族与国家之间的发展更不平等。
有时，新来者会最终接纳周边社会的文化，他们会先改变语言，这种情况见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数百万移民。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比如中世纪定居于东欧的西欧人，这些移民会在数百年间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同化土著人口，使当地人接受移植文化。这种情况常见于移民人口更加发达、掌握更高技能，并接受更好教育的情况。
在本土非常穷困的人，有时会在具有更有利的地理因素或其他优势的地方兴旺发达起来，相较原著居民，这些移民拥有的人力资本，可以将移民地的这些便利条件转为己用。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悖论，那就是除了在他们的祖国，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都很繁荣。1994年，5,700万海外华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10亿中国人的总量。然而，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重大经济改革，给这两个国家都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表明不论是本国人还是海外移民，在更好的环境条件下，都能实现发展潜能。
帝国主义
征服不仅在国家和民族间转移了财富，还同时转移了文化。在西班牙帝国的巅峰期，有200多吨黄金、18,000多吨白银从西半球运到西班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同样从比属刚果掠夺了大量财富。在这个例子中——以及其他征服掠夺史——帝国权力常常压迫被征服者劳作，从被征服民族那里攫取了大量财富。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描述，征服者将被征服者当作“踩在脚下的污泥”。这不仅是西半球、非洲和亚洲的欧洲征服者的做派，在这些地方土著征服者对其他原住民也是如此——几个世纪以前，亚洲、中东和北非的征服者掠夺欧洲时也是同样如此。
我们暂且放下这种行为对人类天性的痛苦含义不论，从纯粹的经济视角考察，相应的问题就是：这些以往的征服和奴役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当前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差异？
毫无疑问，在西班牙成为世界最强征服者的那几个世纪中，它破坏了整个文明——比如印加和玛雅文明——使那里的人陷入贫困，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富裕起来。西半球大部分地区，从南美洲最南端一直延伸到旧金山湾，并囊括佛罗里达等地，都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之下；同时欧洲的部分地区，以及亚洲的菲律宾，也在西班牙的统治下。但是，毋庸置疑，如今西班牙是欧洲较贫穷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从未成为帝国的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士和挪威，现在都拥有比西班牙更高的生活水平。
巨额的财富从殖民地涌入西班牙，但是它们并没有被用于投资建设该国的商业和工业，也未被用来增进其人民的素质和职业技能。事实上，在16世纪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这些财富被用来购买各种进口奢侈品，以及支撑军事冒险行动。奢侈品和战争都是为了统治精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通西班牙人的进步。一直到1900年，超过一半的西班牙人口仍然是文盲。相比之下，同年美国大部分黑人都已经能够阅读和写作，尽管美国黑人获得自由还不过50年。一个世纪之后，西班牙的人均实际收入比美国黑人还要低。
与许多征服民族一样，西班牙人在他们的“黄金时代”不屑于从事商务、工业和劳动——他们的精英陶醉在悠闲和奢侈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为了支付进口，大量流入西班牙的贵金属又持续大量地流出到其他国家。因此，西半球殖民地的运银船抵达西班牙短短数周后，西班牙国内就会出现白银短缺。西班牙人自己也说，金子如雨水倾泻到屋顶一样涌入西班牙，随即流到了别处。
西班牙人的情况并非个案，有很多强大的征服民族，取得了早期的历史性征服胜利，并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但是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取得多少经济成果。成吉思汗曾率大军征服中亚的广大部落，而今他们的后裔在世界各地是较贫穷的人。中东地区的许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祖先曾是统治着欧洲、北非和中东广大被征服土地的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后裔，也谈不上特别繁荣。
英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它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囊括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包括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它仍然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大英帝国在它短暂的支配时期是否取得了净效益，仍然值得怀疑探讨。塞西尔·罗得斯等个别英国人在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确实变得富有了，但英国纳税人承担了征战和维持帝国的沉重代价，负担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开支。
英国也曾在其帝国内从事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但是，即使所有得自奴隶贸易的利润都投入英国工业，也仅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内投资额的2%。
奴隶制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奴隶制曾盛行于美国南部和巴西北部，而这些地方仍然是这两个国家中经济欠繁荣和技术欠发达的地区。类似地，奴隶制在西欧消亡很久后，仍在东欧长期存在，而西欧一直以来都是欧洲大陆发展更快也更繁荣的地方。奴隶制在世界其他地区被废止很久后，仍在中东地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非洲地区存在，但是这两个地区如今多以贫困著称，而不是经济成就。
总之，从一些国家或民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强制性财富转移，无论是通过征服还是奴役的形式，并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人类遭受的巨大痛苦，只有当时的精英享受了短暂的富足，这些人生活在奢侈之中，很少或几乎不为后代的利益进行投资。有人曾评价俄国农奴制，说它只是把“大部分财富放到挥霍无度的贵族手中”，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其他地方的压迫制度，这些制度很少或几乎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总的来说，我们并不能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会对被征服民族带来经济净效益或净损失，但它显然会带来其中一种影响。虽然罗马人征服西欧国家后给被征服者的后代带来了长期利益，但是当时被罗马人征服并在他们统治下受到压迫的人，肯定不曾获得更好的生活。然而，即使如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英国爱国者也会指出“伦敦城的建立多亏了罗马”，因为古代英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没法与罗马人比拟。然而，遭受了苦难和屈辱的古代英国人掀起了大规模起义，却被罗马人用残忍的屠杀手段给镇压了下来。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经济差异，能够用帝国剥削的历史予以解释。在这些征服之前，国家之间通常就已经存在了较大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已有的差距，助推了如西班牙和英国这些相对规模不大的国家在世界范围的征服活动，并且这些国家征服的领土和人口都要比本国大得多。
启示
试图为影响经济差异的各种因素分配相对的权重，是一种雄心勃勃但极其危险的行动。简单阐述经济发展涉及的个别因素，就已经能够看出不同地区、种族、国家或文明要取得相同的经济成果，不仅在原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不可行。当我们把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都考虑进来时，不同的因素排列组合、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种类将呈指数级增长，取得相同产出的机会就愈加渺茫了。举例来说，拥有类似河流的地区，若这些河流流淌过的土地不同，或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具有的文化不同，或是河流流入的水道与市场的距离不同，都不太可能有类似的经济产出。
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地理环境对限制或扩大经济发展机会非常重要，但是地理决定论是不成立的，因为决定经济产出的是物理世界与变动的人类知识以及各种人类文化间的strong相互作用/strong。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大部分物质，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资源，对穴居人来说却不尽然，因为那时人类的知识还没有达到可以利用这些物质服务人类目的的水平。只有随着人类的知识前沿不断推进，才有越来越多的物质strong成为/strong自然资源，而这样的进步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它会改变不同地区的相对地理优势和劣势。即使地理条件不变，经济结果也可能发生变化。
然而，地理因素的影响牵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中又包含了其他诸多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也因此变得相当重要。在地理上被隔离了几个世纪的民族——无论是巴尔干山脉还是非洲的裂谷地区——往往在文化上也是支离破碎的。他们也常常对本地区具有高度忠诚感（“部落主义”或“巴尔干化”），这使得他们难以与其他人联合起来，形成民族国家这种更大的政治单位。这样一来，他们单独的小社会很可能在若干世纪中困顿于奴役、掠夺或者帝国征服。
几个世纪以来在地理上被隔绝的地区，他们的文化也不会因为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打破当地的孤立状态就迅速消失。有些人把环境定义为特定时间和地点上的物理、地理或社会经济条件。但是，这种定义忽略了从以往继承而来的文化模式，即使当前的生活环境相同，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模式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群体尽管具有相同的机会，但由于文化模式不同，经济产出也截然不同。虽然20世纪初到美国的意大利和犹太移民，他们的后代都生活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在相同的社区学校接受教育，但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截然不同，这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非常不同，也因此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经济格局也不同。
若进一步详细审查，本章所阐述的个别因素也有很多复杂之处。这主要是指，每个因素涉及的变量，会呈指数级增长，要取得相同的产出就更不可能了。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地区、种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人口差异，我们并没有在此处进行探讨，这些因素只会进一步增大复杂程度，加剧不平等状态。不同国家、种族或特定国家内部民族群体间年龄中位数可能会相差10年或20年，虽然他们成年后从事经济活动的时限不同，但是不同人群产生相近经济产出的可能性愈发不可能了。
虽然民族和国家间的众多经济不平等现象，有些是可以明显地找到地理、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是有时纯粹的偶然事件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做出的明智决定或所犯的愚蠢错误，都会决定整个国家、帝国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们的命运。当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时，昏庸的皇帝闭关锁国的决定，使中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沦落，丧失了领先优势。
威灵顿公爵曾描述滑铁卢战役说，当势均力敌的两方军队在战场上陷入混战时，胜利和失败只在“咫尺之间”。在那场战斗中，他战胜了拿破仑，而这场战争也决定了此后欧洲的命运。如果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或1529年的维也纳之战换一种结果，当今世界的文化就会截然不同，经济模式也会有天壤之别。
其他偶然事件还包括西半球土著人在面对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时极为脆弱，这些疾病给当地造成的人口损伤远远超过欧洲的武器。而欧洲人则不易受到西半球疾病的攻击，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斗争结果本质上已经由微生物预先决定了，而当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据说有一位慈祥友好的西班牙牧师作为传教士，来到当地土著人中，而他很可能要对土著人的众多死亡负责，这位传教士身上的病菌带来的死亡，甚至要超过最残酷的strong征服者/strong的屠刀。
地理、文化以及其他明显因素会给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人群带来或大或小的机会，而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则会打破现有的生活模式，甚至改变历史进程。若我们将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的话，就会更加明白，不论是平等的经济产出，还是无限的不平等模式，都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走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未来取决于全世界众多民族及他们的领导人如何理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或阻碍作用的诸多因素。
例如，读者可参阅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harrington）关于“城市山地人”的讨论，出自《另一个美国》（citetheotheramerica/cite），1962年版，第96～100页。
西方之所以称之为阿拉伯数字，是因为欧洲人首先看到阿拉伯人使用这些数字，而阿拉伯人其实是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
虽然地理位置本身不能创造天才，但不同的地理位置会为天才的出现和成长提供截然不同的机会。那些取得举世公认的历史成就的人物，很少（如果有的话）会在偏远的山地村庄中成长起来。相反，某个时代的历史成就会高度聚集在某个地区，虽然不同的时代，集聚的地区不同，但是地理上偏远的地方很少会实现很高的历史成就。
为了在冬天生存而储存食物的必要性，也对将牛奶等易腐产品转换成奶酪等易储存品，起到了激励作用。
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精英讲英语或其他语言，这些精英们可以获得相较大众更广泛的文化环境。因此，缺乏翻译著作，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内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拉大这些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用“指责”这个词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选择诞生于何种文化，也无法选择诞生在哪个地理位置或在哪个历史时期。
虽然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一个划时代进步，它比狩猎更容易形成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但是对于第一批农民来说，并不需要为消耗过度的农业土壤补充养分。恰巧处于河流洪泛区的农民，由于河流会每年将别处冲刷来的养分自动补充到土地里，他们甚至不需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就能繁荣富足起来。那时人们所掌握的农业技巧，不足以使人类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大规模聚居。只有在一些洪水每年都会给土地带来养分的河谷，土地才能连续得到耕种。这种罕见的环境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山谷，它们都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有幸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之间，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直到其他地方的农民认识到了给土地施肥的必要性。
欧洲人有着更大的文化空间，相应的也面临更多的疾病。正如商品一样，来自亚洲的疾病也通过陆路或海路传播到欧洲。来自亚洲、中东或北非的疫病可能会在欧洲杀死许多人，但幸存者会增强对这些来自地球广大地区的疾病的生物抵抗力。正如欧洲人移居到西半球时，除了装备着许多起源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文化元素，他们还携带着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疾病。同时，西半球的土著人则拥有小得多的疾病环境，从而无法获得足够强的生物抵抗力，因此会被欧洲人传播的众多疾病打垮，而欧洲人自身却不会受这些病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