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是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因为其产品，也即货币，比其他任何产品更具流动性，应用范围更广。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mandelbaum）
国际财富转移有多种方式。一个国家的个人和企业可以直接投资另一个国家的工商企业。例如，2012年，美国人在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达到3,290亿美元，而外国人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则为1,680亿美元，美国获得的外国投资，以及美国向他国的投资都大于其他国家。一国国民也可以把钱存入别国银行，银行又可以把这些钱借贷给个人和企业，这就是间接地对外投资。另一种方式是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美国政府公开发行的债券，46%由其他国家的人持有。
除了各种投资，居住在国外的人也会汇款给原籍国的家庭成员。2012年，全世界2.5亿移民汇回了4,100亿美元。2011年，墨西哥的一项调查发现，该国1.12亿人口中，有1/5的人从居住在美国的家庭成员那里收到总量接近230亿美元的汇款。这既不是新现象，也不只出现在墨西哥。2011年，印度移民向印度国内寄回了640亿美元，而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则向中国寄回了620亿美元。大笔钱被寄回贫穷的祖国，也随之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国外寄回的钱大约占危地马拉最贫穷家庭收入的60%，而这些来自国外的钱，也使乌干达的贫穷人口减少了11%，使孟加拉国的贫穷人口减少了6%。
从国外寄回黎巴嫩的钱，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给摩尔多瓦的侨汇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这一比例在塔吉克斯坦是35%。长期以来，对于贫穷国家的穷人来说，国际汇款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汇回给他们在爱尔兰的家庭成员的汇款，不仅使许多家庭成员度过了饥荒，还帮助许多人移民到了美国。
其他形式的财富国际转移就没有这么友好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帝国主义列强从他们侵略的国家转移了大量财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洗劫了波斯的珍宝。西班牙从它征服的西半球土著居民那里掠夺了巨量的黄金和白银，并强迫土著居民开采更多金银。恺撒大帝作为众多罗马征服者之一，曾在罗马城里举行胜利游行，展示从海外带回来的财富和奴隶。近代以来，富裕国家和国际机构常常以“外援”的名义，将部分财富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不是复杂的道理，只要我们铭记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告诫：“思考事实，而不是语句。”就国际贸易和财富的国际转移而言，事实很简单，而语句往往并不可靠且容易让人误解。
国际投资
理论上，投资会从资本充裕的地方，流向资本短缺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在理想化的世界里，富裕国家会将大量资本投入贫穷国家，因为贫穷国家的资本更稀缺，因而回报率也更高。然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高度不完美的世界中，这并不是常有的事。举例来说，2012年，国际银行贷款总额约为21万亿美元，贫穷国家只获得了约2.5万亿美元，strong不到总数的12%/strong；国际投资证券总额约6万亿美元，只有不到4,000亿美元流向贫穷国家，比例还不到7%。可见，富裕国家往往会投资于其他富裕国家。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正如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有其根源一样。不论是向哪个国家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不能收回投资。投资者对不稳定的政府很警惕，因为政府人员或政策的改变可能会改变投资决策所依据的条件，最坏的后果是被政府没收，即政治上所谓的“国有化”。普遍腐败是阻碍投资的另一个因素，正如它会阻碍普遍的经济活动一样。在国际腐败指数中排名较高的国家，如尼日利亚或俄罗斯，能够吸引的国际投资规模无法与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或其他经济潜力相匹配。相反，腐败指数较低的国家都是富裕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国家，以及欧洲分支国家，再加上日本和新加坡。正如第18章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诚信程度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
据《经济学人》报道，除了没收和腐败外，许多贫穷国家还“不允许资本自由进出”。资本无法轻易撤出的地方，一开始就不容易进入。当中国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最初也非常贫穷，后来却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的地区，并且曾一度拥有很大份额的国际贸易量，甚至超过印度这样的大经济体。它拥有低税率，允许资本最自由地流动，与世界各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因此资本的大量流入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同样，虽然如今的印度仍然是个很贫穷的国家，但是自从印度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大量的投资涌入印度，尤其是班加罗尔地区，拥有大量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已经吸引了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投资者，一个新硅谷正在印度崛起。
财富在国际转移的基本原理简单明了，文字和会计规则却使它看起来非常复杂。如果美国人购买的日本产品多于日本人购买的美国产品，那么日本人就会得到美元，来抵消这一差额。日本人不会像对待纪念品那样收藏这些美元，他们往往会将这笔钱再投资于美国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钱永远不会离开美国。日本人会购买投资品，如洛克菲勒中心，而不是购买消费品。如果日本人不使用这些美元，那么对他们而言就毫无价值。
从总量上来看，国际贸易必定会达到平衡。国际会计规则把进出口算入“贸易结余”，但是却没有考虑不能移动的物品，如洛克菲勒中心。会计规则和经济现实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某些年份，美国最畅销的车是某款本田或丰田车，但是没有哪款底特律生产的汽车曾成为日本最畅销的车。这就使日本的汽车制造商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且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中也获得净余额。但是，本田与丰田的制造商会怎样使用这些美国货币呢？一种情形就是在美国建厂，雇用成千上万美国人，在更接近消费者的地方生产汽车，这样本田和丰田就不必支付横穿太平洋的运输成本了。
这些美国雇工薪资优厚，他们在无记名投票选举中拒绝加入工会。2002年7月29日，第1,000万辆丰田车在美国出厂。考察strong事实/strong，而不是词句，也就无须大惊小怪。让人们担忧的是语句，以及为了使数字符合这些语言文字的会计规则。
一国的总产出包括商品和服务，如住房、香肠、理发服务以及外科手术，但是国际贸易结余只包括转移的物品。美国经济体生产的服务比商品多，因此无须惊讶于美国进口的商品比出口的商品多，出口的服务比进口的服务多。美国的知识和技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用，而这些国家当然要为这些服务付费。例如，世界上大多数个人使用微软公司生产的操作系统。但是，外国人支付给微软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的服务使用费，并没有计入国际贸易余额中，因为贸易仅仅包括物品，而不包括服务。
这只不过是一个会计惯例罢了。然而，媒体报道的美国“贸易差额”，好像这个局部场景就是整体情况，而“赤字”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常带来恐慌。其实，美国往往会从其服务中获得大量盈余，而这显然被贸易差额忽略掉了。例如，2012年，仅仅专利费和执照费就给美国带来了1,240亿美元，而它从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所有服务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6,280亿美元，是埃及或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还多。
《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贸易赤字：
在所有需要担心的经济事务中，“贸易赤字”大约排在第75名——除非政治家通过实施新的贸易壁垒或货币贬值来对其做出反应。
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贸易赤字的问题不是赤字的绝对规模，而是赤字与整个经济相比的相对规模。虽然美国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贸易赤字，但它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规模。201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还不到土耳其同一指标的一半，仅是马其顿的四分之一弱。
如果你计算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流进或流出某国的所有资金和资源，而不论是将它们用于物品还是服务，那么你所讨论的就不再是“贸易平衡”，而是“收支平衡”。虽然收支平衡不像贸易平衡那样令人误解，但仍然无法说明全部问题，与经济健康也并不必然有所关联。讽刺的是，20世纪末美国的国际贸易盈余非常罕见，但其中有一次就出现在1992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德国定期会出现国际贸易盈余，但是德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同一时期的美国低，失业率更高。尼日利亚也常常出现国际贸易盈余，但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这并不是说具有贸易盈余或收支盈余的国家就处于某种经济劣势。而是这些数字本身并不必然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是繁荣还是贫穷。
外国投资的数据也可能产生令人误解的文字表述。根据会计规则，当其他国家的人在美国投资时，美国就会成为这些人的“债务人”，因为这种投资并不是一种馈赠，美国人实际上欠了投资于美国的那笔钱。当世界各国的人都觉得，把钱存入美国银行或投资于美国企业更安全时，大量的资金就会从外国流向美国。
1980年，外国人在美国的商业投资达到120亿美元，并且逐年增长，到1998年，在美国的外国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21世纪初，美国获得的外国投资额是其他国家的两倍还多。截至2012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资产比美国人的海外资产多4,000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钱大部分（60%）来自欧洲，9%来自加拿大，两者加起来，超过了在美国的外国投资的三分之二。富裕国家倾向于投资于其他富裕国家。
从strong事实/strong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错。通过在美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些投资为美国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也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物品，并为外国投资者带来了收入。然而，从strong语言/strong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外国人的负债增加了。
美国经济越是繁荣、安全，就有越多的外国人想把他们的钱投资于美国，那么美国每年的国际收支“赤字”就会越高，积累的国际“债务”也会越多。因此，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长期繁荣而来的是破纪录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水平，这根本不足为奇。美国正是繁荣的所在地，而许多外国人为了参与其间，都希望将资金投入美国。这并不是说，在环境不同的其他国家，情况会同样如此。
其他一些富裕国家在国外的投资大于外国对它们的投资。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额，比其他国家对它们的投资额要多出数千亿美元。成为一个债权国实质上并没什么错，就像成为一个债务国也没有什么错一样，一切都取决于每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环境、机会和制约因素。例如，瑞士对其他国家的净投资，比瑞士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大。大量的资金流入瑞士这一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如果瑞士人无法在他们这个小国家里为这些资金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那么他们将这些钱投资到别国是完全理智的做法。
关键是，国际贸易赤字和盈余都不是繁荣或贫穷的必然结果，另外，语句本身也无法说明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债务”这个词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中一些在实际中可能会带来问题，另一些则不尽然。每当你将100美元存入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就多了100美元的债务，因为这笔钱是你的，而他们欠你这笔钱。如果得知保管其毕生积蓄的银行债务每月都在不断增长，人们就会变得很恐慌。但是，如果银行债务的增加，只是由于其他人也将他们的收入存入这家银行，那么这种恐慌是完全不必要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购买物品而负债，那么这笔钱就是你要偿还的债务。并且，如果债务超出了你的偿还能力，那你就陷入了大麻烦。然而，将数百万美元存入一家银行，并不会给银行带来麻烦，虽然这意味着该银行的负债又多了数百万美元。相反，银行主管很可能会为得到数百万美元而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赚取更多的利息了。
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时期美国都是债务国，同样，大部分时期它也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并将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因素之一，就是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的资本流入。这些巨额资金使美国能够开凿运河、建立工厂、铺设铁路，从而将整个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19世纪90年代，外国投资者拥有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1/5的股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超过1/3的股票，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半以上的股票。
时至今日，美国跨国公司已经在其他国家拥有了巨额资产，1986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这段时间内，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要超过美国人拥有的国外资产。
很明显，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无法收回投资资金及利息红利，那么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向美国投资。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当投资能够给美国企业家带来的回报在补偿这些利息支付后还能留下利润，这些美国企业家才会同意支付利息和红利。这些投资通常大都能够按计划进行，并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在名义上一直是一个债务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借钱给欧洲国家，才变成一个债权国。自此之后，美国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身份。但是这些只是账目明细，并不是美国繁荣或经济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外国投资在美国特定经济部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早期，但是也没有必要夸大它们的总体重要性，即使是在19世纪也是如此。从整个美国经济来看，19世纪外国投资占美国所有资本形式的百分比据估计约为6%。铁路是个例外，铁路接受的外国投资占外国对美国企业股票和债券投资的绝大多数。
外国投资在另一些国家所起的作用，比在美国更重大，虽然美国因自身的经济规模在绝对量上获得了更多外国投资。例如，20世纪初，外国投资在澳大利亚经济中占1/5，在阿根廷经济中占一半。
不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都不是一个零和活动，即一些人所得是其他人所失。当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时，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经济馅饼如果变大了，那么每个人从中获得的份额也就更大。外国资本的大量注入使美国在1913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当时全世界超过1/3的制成品都是由美国生产的。
虽然一些国家害怕外国投资者会带走他们的大量国民财富，让当地居民更加贫穷，但是在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被外国投资者带走的财富，能超过美国。照这种推理，美国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之所以繁荣，是因为经济交易不是一个零和活动，它们会创造财富。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会计中虽然使用的同样词语，尤其是“债务”，但是背后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经济现实。例如，当出口无法弥补进口的成本，并且也没有可出口的高科技技术时，政府可能会从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借钱弥补差额。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债务。但是，巨额国际贸易赤字或巨额国际收支赤字本身并不会造成危机，虽然政治或新闻言论常常将它描述成一些引起公众恐慌的事情。
国际贸易和财富国际转移有关的错误思想背后，潜藏的是零和游戏这一假设，即只有当一些人受损时，其他人才能受益。例如，一些人宣称跨国公司的利润是通过“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来获得的。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对外投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工资率很高的富裕国家，而不是工资率只有富裕国家几十分之一的贫穷国家。
例如，1994年到2002年期间，美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中，流向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比流向其余各国的总和还要多。并且，美国在贫穷地区进行的投资，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贫困地区，只占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对外投资的1%。在这些年间，美国跨国公司为国外提供的大多数就业岗位都在高工资国家。
正如美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富裕国家，美国自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来投资接受者之一，虽然美国工人拥有高工资。印度的塔塔集团买下了美国波士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以及英国的泰特利茶叶公司（tetleytea），并拥有许多其他国际控股公司，尽管在西方国家，塔塔集团需要支付高于母国印度的工资。
为什么追求利润的公司更多地投资于工资更高的富裕工业国家，而不是低工资“血汗工厂”的第三世界？为什么他们要放弃“剥削”最贫穷工人的黄金机会呢？用来解释国家间或一国内不同群体间存在的收入差异，剥削可能是一种智力上的捷径和感情上的满足，也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它不能解释寻求利润的企业将它们的绝大多数资金是用于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此外，即使在贫穷国家，最贫穷的人通常也是与跨国公司接触最少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远离港口及其他商业中心。
仅美国的跨国公司就为世界各地超过3,00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但是，鉴于其国际投资模式，跨国公司在最需要就业岗位的最贫穷国家所提供的工作相对较少。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可能确实会投资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只要当地的低工资足以弥补工人的低生产率，或欠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导致的高运输成本，抑或在这些国家经营企业必须对政府官员进行的贿赂。
富裕国家的许多改革者或参加抗议运动的大学生等正义之士，可能一直对第三世界国家企业里的低工资，以及“血汗工厂”中的工作条件感到义愤填膺。然而，如果这些抗议运动成功地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最终将使投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数量减少，而且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的工作岗位也将减少。由于跨国公司支付的工资往往是贫穷国家本地工资的两倍，这些工作的丧失很可能会使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汇款与人力资本
在国际投资额已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今天，财富国际转移仍然存在很多其他方式。这些方式主要包括汇款、外国援助，以及具有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移民为主的人力资本转移。
汇款
在外国工作的移民往往会汇钱给他们的家人，用来支撑家人的生活。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世界各地的意大利男性移民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著称，他们为了将钱汇回意大利而节衣缩食。19世纪40年代，逃离爱尔兰饥荒的人穿越大西洋的费用，大多来自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家庭成员的汇款。此后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移民，也同样从他们在美国定居的家人那获得了汇款资助。
整个21世纪，汇款是流入贫穷国家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之一。2009年，全世界流入贫穷国家的汇款总额，是外国援助总值的2.5倍。
曾几何时，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人，因向中国的家人汇款而闻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媒体常常宣称，这些汇款让中国获利，使汇出国变得贫穷。实际上，中国人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许多企业，有时甚至建立了整个行业。他们汇回中国的资金，只是他们给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创造和增加的财富的一小部分。
同样的指控也指向了西非的黎巴嫩人，东非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民族。在这些例子中，最根本的谬误是忽视了这些人所创造的财富，他们移居的那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增加了财富而不是减少了财富。有时候对这些民族的敌对行为导致他们离开这些国家，或是遭到驱逐，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
移居国外和国外移入
人是最大的财富来源之一。移民能够建立一整个行业，并改变经济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