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加什的粮食商人要亲自检查每一批粮食，因为他们不信任雇工。三分之一的粮商表示不会雇用更多的工人，因为害怕雇工盗窃。这就限制了粮商的企业规模，从而降低了粮商成功的可能性。在许多国家，公司往往是家族企业，因为家庭成员是仅有的值得信任的人。因此，公司的规模受家族大小的限制。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信任半径的范围也有很大差异。虽然美国一些社区中的企业必须花钱购买笨重的安全门，以避免打烊后遭偷盗与恶意破坏，还要雇用保安保障营业，为此支付额外的成本；但是另一些社区的企业则没有这些开支，并能够以较低的售价盈利。
汽车租赁公司在有些社区可以将汽车停在没有栅栏和保安的空地上，而在其他社区这样做无异于拿自己的“钱途”冒险。但是，还有些地方虽然没有防护，汽车盗窃却极少发生，偷盗造成的损失比雇用保安和修建栅栏的费用要小，因此在这样的社区，汽车租赁公司以及其他企业的运营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的经济也会繁荣起来，因为它们吸引了大量企业和投资，这些企业创造了就业，增加了税收。
总之，诚实不只是一个道德准则。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诚实，但它能以各种方式间接地支持或破坏诚实行为赖以存在的传统。比如，学校中传授什么知识，公职人员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或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法律。法律既能对道德行为产生激励，也能对不道德行为产生刺激。如果法律创造了一种只有靠违反法律才能避免毁灭性损失的环境，政府实际上就普遍降低了公众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在鼓励某些失信行为。
例如，租金管制的支持者经常列举房东的失信行为，以论证租金管制和相关的房客权益立法的必要性。然而，租金管制法案会加大特定公寓在诚实房东和不诚实房东之间的价值差异。如果法律规定的服务（暖气、维修和热水）成本，等于甚至超过法律允许收取的租金金额，那么对于诚实的房东来说，房屋的价值就是零甚至是负的。然而，对于愿意违反法律并且为了省钱不提供服务的房东，或是在租金管制的住房短缺时期，接受来自潜在租户贿赂的房东，该建筑可能仍然有一定的价值。
如果某种物品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那么它往往会通过市场转移到最有价值的用途，并且这种用途的出价也是最高的。在上面的例子中，不诚实的房东能够轻易地从诚实的房东那里竞买房屋，而有些诚实的房东可能会因摆脱租金管制带来的枷锁而如释重负。有些房东甚至宁愿纵火将房屋烧毁，因为若能把火灾后的土地用作工商业用途，他们就能获得最大利益，也能摆脱房客与租金管制。一项研究发现：
在纽约的一些区域，房东纵火现象非常频繁，该市还为此提供了特殊的福利津贴。有一阵子，屋子被烧毁的房客被列入炙手可热的公共住房供给名单的最前面。这就给了房客烧毁房屋的诱因。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常常将电视机和家具搬到过道，然后才放火。
正是那些最痛恨不诚实的人推动的法律，让诚实的行为无法得到经济利益，反而激励了普遍的不诚实行为，但是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应该为这样的现象负责。纵火只是租金管制法引起的不诚实行为之一。精明而不择手段的房东自有一套方法能够让房屋不受租金管制影响，他们不进行保养和维修、拖欠按揭贷款、拖欠税款，并最终让房屋因为违约成为市政府的资产。然后继续用同样的破坏手段对待其他的租金管制房屋。
若没有租金管制，房东面临的激励正好相反。不实行租金管制时，房东面临的激励是保证房屋质量以吸引房客，还要保护房屋不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房屋的灾害，因为在自由市场上房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财产。总之，虽然租金管制的提倡者对房东行为的谴责并非毫无根据，但是这些倡导者很少能看到租金管制与房东道德水平下降之间的联系。诚实的房东在租金管制下蒙受损失，非诚实的房东却能从中获利，房产将不可避免地从前者转移到后者手中。
很多严格的管制措施都会使诚实行为的成本过高，并因此助长了普遍的不诚实，租金管制法只是其中一种。大量（有时是大部分）经济活动发生在“地下”的情形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非常普遍，而且这些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非法的，因为大部分人都难以承担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带来的成本。
例如，在非洲的喀麦隆，一家小型企业需要支付给政府的费用总额（不包括贿赂），比喀麦隆普通民众一年赚到的钱还要多。法律制度使得其他经济活动也同样要承担很高的成本：
购买或出售一项资产的成本大约为该资产价值的1/5。法院强制执行一张未支付发票的时间需要将近两年，成本则超过发票票面价值的1/3，需要经过58道独立的程序。这些荒谬的规章制度对实施者（官僚）来说是件好事。每个程序都是他们收受贿赂的良机。
当法律和政策抬高了诚实的成本，政府实际上就是在鼓励不诚实行为。这种不诚实行为很快就会超越所涉及的特定法律和政策，使人们普遍地养成不遵守法律的习惯，从而对整个经济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正如一位俄罗斯母亲所说：
如今，我的孩子抱怨我用错了抚养方式。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诚实与公平了。诚实的人会被当作傻瓜。
不论在哪个国家，当这种习惯普遍蔓延，将是经济和社会的共同灾难。
从政府控制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的飙升，俄罗斯却在苏联解体、国有资产转移到以资本家身份出现的前国家领导人手中之后，经历了产出及国民生活水平的陡然下降。猖獗的腐败抵消了市场的益处，因为腐败会抵消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或较高比例的教育人口的益处。
在普遍诚实的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得更顺畅，而市场经济往往也会惩罚不诚实的行为。以曝光企业对消费者的各种欺诈行为而开启职业生涯的美国新闻调査员约翰·斯托塞尔（johnstossel）发现了这种模式：
我曾调查过数百起此类欺诈案例，但是多年后，我开始意识到私营部门的骗子很难成为非常富有的人。这并不是由于“消费者欺诈调查员”会抓捕他们或制止他们，大多数欺诈行为甚至从没被政府发现。实际上，欺诈者受到了市场的惩罚。他们会赚一阵子钱，但人们随后会意识到受骗了，并且将不再购买他们的东西。
当然也有例外。在一个拥有大量企业、产出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总会存在一些得逞的欺骗者，或是像安然这样的大骗局，但是从事消费者报道的时间越长，我越难发现值得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报道的欺骗行为。
各级政府的腐败程度不仅在国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也会在一国内随时间而变化。腐蚀一个诚实的政府，比扭转腐败的生活方式要容易得多。但从腐败到诚实的转变有时也能做到。在对2013年非洲国家经济进展的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指出：“我们的记者访问了23个国家，从未遇到索贿，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外部成本与收益
通过市场做出的经济决策并不总是优于政府制定的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交易是否真实反映了交易的成本和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当有人购买了一张桌子或一台拖拉机，它们是否值那么多钱，就要由做出购买决定的购买者用行动来回答。然而，当电力公司购买煤矿用于燃煤发电时，发电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成本是由那些吸入烟尘，以及房子和汽车被烟灰弄脏的人来承担的。这些人支付的清洗、粉刷和医疗费用在市场上并没有被纳入考量，因为这些人没有参与到煤炭生产者与电厂的交易中。
这种成本被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成本”，因为它由产生这些成本的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承担了。于是，外部成本在市场中不会被计算在成本内，即使它们非常高昂——不仅包括货币损失，还可能包括健康受损和早逝。虽然在许多决策上市场比政府更有效，但是有关外部成本的决策就是一种政府比市场更有效的决策。即使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也承认，存在“某些对第三方的影响，并且无法对这些影响进行收费或补偿”。
清洁空气法旨在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清洁水法以及防止将有毒废物排放到危害公众的区域的法律，同样也使人们在做决策时考虑外部成本，若没有这些法律，外部成本在市场交易中将常常遭到忽视。
同样，也有一些交易会使决策方以外的人strong受益/strong，虽然他们的利益并没有被考虑在内。汽车和货车装上挡泥板就明显能在暴风雨中使后车受益，使他们避免被前面的汽车或货车甩出的泥水弄脏挡风玻璃而模糊视野。即使每个人都同意挡泥板的利益超过了成本，但仍然没有合适的方式使人们能够在自由市场上购买这种利益，因为你不能从你购买并安装在自己车上的挡泥板中获益，只能从别人购买并安装在他们汽车或货车上的挡泥板中获益。
这就是“外部收益”。只要制定法律，要求所有的汽车和货车都安装挡泥板，政府就可以让整个社会集体获得外部收益，而仅靠个人是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这种利益的。
还有一些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要么每个人都获得这种利益，要么就没人能获得。国防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如果个人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国防，那么感受到外国势力威胁的人就会为枪支、军队、大炮和其他军事威慑和防御手段付费；而看不到这些危险的人就会拒绝为这些物品付费。但是，对于这两种人而言，军事安全水平是相同的，因为军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杂居在同一个社会里，敌人的行动带来的危险也是相同的。
鉴于这种利益的不可分割性，即使是完全意识到军事威胁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国防收益大于成本的人，可能也会感到没有必要为此花费自己的钱，因为他们个人的贡献并不会对他们自己的安全（它主要取决于其他人贡献了多少）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很可能会没有足够的国防，即使每个人都了解有效防御的成本，并认为收益要大于成本。
通过将国防决定集体化，并让政府做出决策，最终将更接近大多数人想要的结果，这是让单个个人分别做出决定无法达到的。即使是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也很少有人建议让个人在市场上购买国防。
总之，有些事情政府能够比个人更有效率，因为外部成本、外部收益或不可分割性使得市场上基于个人利益的个人决策，不能很有效地衡量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
虽然在市场上，外部成本与外部收益并不会自动被纳入交易考量，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能够将它们计算在内。例如，英国的池塘或湖泊往往由私人所有，所有者会竭尽所能避免让他们的池塘湖泊受到污染。因为清洁的水更能吸引渔民或船夫使用池塘或湖泊并付费。商场也同样如此：虽然商场所有者在商场中配备椅子、休息间和安全人员，打造干净宜人的购物环境，所花费的资金并不是来自消费者，但是配备了这些设备和人员的商场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于是这样的商场要比没有这些设施的商场更有价值，凭借这些设备设施商场所有者能够从各个店主那里收取更高的租金。
虽然在有些决策上个人更有效，另一些决策上集体更有效，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并不非得出自中央或地方政府，可以由个体自发地组织起来，解决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问题。例如，追溯到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人们在不属于任何人的广袤平原上放牛，于是存在过度放养牲畜超过土地承载能力的危险，就像在公共地上放羊的例子一样，因为没有哪个牧民有动力去限制放牧的数量。
美国西部拓荒初期，养牛人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牧场主协会，制定规则并以各种方式阻止新来者加入。这实际上是将平原变成了集体制定规则进行管制的集体所有土地，并由集体雇用的枪手保护。
现代贸易协会有时也能够比单个企业主更有效地为整个行业做出集体决策，特别是当市场经济中存在支持政府干预的外部性时尤其有效。这些私人协会能够推进信息分享，以及产品与程序标准化，让他们自己和消费者都能从中受益。铁路可以相互连接并规范轨道数据标准，这样火车就能够在不同铁路线上行驶；酒店可以规范房间预订程序，这样在不同地区间出行的客人都可进行预订。
总而言之，虽然在确定政府职能时需要严肃考虑外部性的问题，但外部性并不是粉饰理由，也不是神奇口诀，我们不能就此轻视经济学，盲目追求政治上有吸引力的目标。面对某一特定问题在市场激励和政治激励两者间的选择，我们都要仔细权衡。
激励与约束
政府当然不能与政治相分离，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什么事情政府strong能够/strong比自由市场做得更好，什么事情是政府出于政治激励与约束的影响strong倾向/strong去做的，并记住它们之间的差异。当我们将政府仅仅看作社会的代理或整体的执行者时，我们就会模糊政府能够做什么和政府倾向做什么之间的区别。事实上，一国政府中的许多个人和机构都有各自的利益、激励和议程，它们会更多地对此做出回应，而不是对公共利益或政治领导者制定的政策议程做出回应。
即使在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政府的不同分支机构和部门也会追求各自的不同利益，并常常会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例如，隶属不同部门的工业企业只要有可能，就不会在设备和供给上相互依赖。位于海参崴的一家企业可能会从几千英里外的明斯克的另一家企业订购所需的设备和供给物，只因为它们隶属于同一个部门，而不会从位于海参崴附近的隶属于别的部门的企业订购。于是一些原料被运往东边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隶属于另一个部门的另一个企业，却在同一条铁路上，将同一种原料运往西边，而苏联的铁路本来就已经负担过重。
这种造成经济浪费的交叉运输是稀缺资源无效配置的情形之一，因为即使是在集权主义社会，政府也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在民主社会中，无数的利益集团自由地组织，并对政府的不同分支机构和部门产生影响，我们不可能指望政府组织都遵循一个连贯的政策，更不用说让代表公众利益的理想政府遵循一个政策了。在美国，一些政府机构一直致力于限制抽烟，而另一些政府机构却一直在对烟草种植进行补贴。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patrickmoynihan）曾说：“有时美国联邦政府就像交战中的君主国。”
普选政府基于政治激励会去做受大众欢迎的事情，即使结果比什么都不做或做一些不受欢迎的事情还要差。如今，几乎每个人都同意，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实施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全国性工资管制和价格管制，产生的效果完全与预期相反。
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亚瑟·f．伯恩斯（arthurf.burns）出席了这项重大决定的裁定会议，他强烈反对这项政策，但抗议无效。出席会议的其他人也并不是对经济一窍不通。尼克松总统自己也一直反对工资和价格管制政策提议，而且在转变为支持并接受这一提议的11天前还公开反对过它。但是通货膨胀下，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压力要求政府“有所作为”。
再加上第二年就要进行大选，政府当局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通货膨胀失控而无所作为。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员回忆，除了这些政治因素，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在当天“为他们做出的重大决策振奋不已”。回首往事，这位与会者后来又说道：“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讨论演讲的时机，而不是讨论经济方案将如何实施。”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在黄金时间播出总统演讲，会使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牧野风云》（citebonanza/cite）因时间冲突而停播，这就会引起公众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尼克松的讲话尽管占用了《牧野风云》的播出时间，但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响。公众感到政府要整治那些价格欺诈者了……第二天晚上的新闻广播中，90%的报道都关于尼克松新政，并且新闻报道都是正面的。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32.9个点，是有史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简而言之，这些管制政策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造成的经济后果呢？
农场主不再向市场供应牛，农民也将他们的鸡溺死，而消费者则将超市货架上的物品抢购一空。
总之，人为的低价格导致了供给的减少和消费者需求的增加。例如，美国的牛更多地向国外出口——大部分是出口到加拿大，而不是在价格管制的美国市场上销售。这样一来，尼克松政府实施的价格管制，造成了与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恩克鲁玛统治时期的加纳，以及曾试图实施管制政策的其他时期和地区相同的结果。
在政治上，管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资深经济咨询师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stein）曾参加尼克松政府的那次会议，25年之后，他体悟到：“政府制定政策时未能考虑未来，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或者我们可以说，政治的时间跨度总是要短于经济的时间跨度。在工资和价格管制政策的负面经济后果完全显现出来之前，尼克松已经以压倒多数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没有现值因素，来迫使政治决策制定者在当前的决策中考虑长期后果。
教育是因政治短视而被忽视的重要领域之一。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所说：“没有人关心教育，因为要在教育领域取得成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情况并不是印度特有的。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困难重重又耗时弥久，改革的结果也要等接受更好教育的人成年之后才会显现，因此在政治上，民选官员的权宜之计是将纳税人的钱更多地投向教育，以展示他们对教育的迫切“关心”，尽管这样只会增加漂亮的建筑物，对教育毫无益处。
政府决策运作中的约束与激励一样重要。作为法律规则的框架，约束非常重要且有益，这也意味着在约束下处理很多问题必须直截了当，而不能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渐进应对。对法律的绝对执行，防止了政府的巨大权力因为单个官员的自由裁量和心血来潮而滥用，并防止因此产生腐败和独断专行。
确实有许多事情需要酌情进行渐进调整，正如在第4章中提到的，因为绝对法律对于这些事情很难起作用，或造成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反。例如，尽管防治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被普遍认为是政府的法定职能，而且由政府来防治污染可以比自由市场更经济、更有效，但是依赖绝对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虽然“洁净水”和“清洁空气”这类绝对的措辞在政治上很有吸引力，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此外，清除水或空气中的污染物所得到的回报也越来越少。
合理的做法是以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成本，降低水或空气里的污染物，使它们的数量在致命程度以下。然而，随着洁净标准越来越高，为了消除那些更不明显或更具争议的小危害，这一成本将逐渐升高并超出收益。即使消除98%的污染物的成本是消除97%的两倍，而消除99%的污染物的成本甚至达到十倍，都不影响“洁净水”这样的绝对措辞所表达的政治吸引力。不管是在严重污染，还是在消除了99%的污染物时，这一政治辞令同样有效。这种情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存在：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将全美国的河流变得99%纯净，而不是98%纯净时，成本远高于清洁河流的收益，但是美国国会却对此置若罔闻。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微量残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造成严重危险。但是在科学的层面上，并不能解决对水中污染物的政治争论，因为人们的热情会因没有提供所谓的“洁净水”而受到打击。不管水有多纯净，总有人要求清除更多的污染物。而且，除非公众理解清除更多污染物的逻辑和经济影响，否则这种要求会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抗拒，因为没有哪个官员愿意在公众眼中变成清洁水反对者。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降低极微量的物质是否会降低污染危害，即使该物质大量存在时确实会造成危害。而水中含有的极微量的砷，也可能有益于健康。俗话说：“剂量决定毒性。”许多物质都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包括糖精和酒精。虽然过量的糖精会增加实验鼠患癌症的概率，但低量的糖精却可能strong减少/strong这些实验鼠患上癌症的概率。虽然大量酗酒会从各个方面缩短人的寿命，但适量的酒精，如每天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往往能减少高血压等威胁生命的疾病的发病率。
如果某种物质超过某一阈值后它才有害，那么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花费大量的金钱试图从空气和水中清除最后一小部分污染物，是否必然会让公众更安全？但是，有哪位政治家愿意让人们把他看作阻止消除砷这种“水污染物”的人呢？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许多其他的情况，残留的微量污染物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和法律冲突，并且耗费大量税收资金，但几乎注定不会为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带来实际利益。例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有毒垃圾场的污染物引起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法律战役。那里的污染物已经被稀释，就算儿童一年中有70天饮用这里的水，也不会危害健康，如果那里有儿童居住或玩耍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儿童。
最终政府花费了900多万美元治理污染，儿童即使一年吃245天这里的土也绝对安全。不仅如此，诉讼的双方都认为，即使什么也不做，超过一半的挥发性杂质也会在2000年之前全部挥发掉。但是，假想的危险和假想的儿童使得这种事情一再发生，耗费资金。
环境安全与其他类型的安全一样，某一方面的安全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危险。例如，为了减少汽车废气排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要求该州销售的所有汽油中都包含一种添加物。然而，这种新的添加物很容易从加油站的储油罐或汽车油箱中泄露，于是它一方面会污染地下水，另一方面还会导致更多的汽车火灾事件。同样，为了在发生车祸时减少伤亡，政府要求在汽车上都安装安全气囊，但是安全气囊本身也可能会导致儿童死亡。
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渐进地权衡，以找到最佳的数量和安全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绝对的安全，跟获得清洁度100%的空气或水一样是不可能的事。个体在市场交易中始终要不断权衡取舍，但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多的清洁空气、清洁水或更安全的汽车就等于政治自杀。因此，说政府strong能/strong改善个体在自由市场上交易的结果，并不等同于说政府实际上确实strong要/strong这样。
社会中最大的外部成本来自于立法者和官员，他们为了应对来自利益团体或意识形态倡导者的压力，将几十亿美元的成本强加给他人，自己却不需要付出一分一毫。
美国的政府管制给大型企业员工造成的损失估计在每人7,800美元左右，给小型企业员工造成的损失在每人10,600美元。这意味着大量政府管制往往会让大型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因为大企业在遵守这些规章制度时有明显的规模经济。
有些人会从政府管制带来的利益方面为其辩护，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是这些利益是否值得美国实施这些耗费数千亿美元巨额总成本的管制？在市场上，花费5,000亿美元的成本，必定要确保有消费者会为此买单，并带来超过5,000亿美元的收益。否则，该生产者可能就会破产。
然而，对政府而言，很少有激励和约束促使他们权衡成本和收益。政府往往振振有词，声称新的政府管制会解决某些问题或带来某些利益，并认为这样就足以让政府官员实施这项管制。政府管制还会带来一些可以想见的好处，成本则由纳税人来承担，于是对于实施更多的管制，激励更多而约束更少。《联邦公报》（citethefederalregister/cite）是收集美国政府法规的出版物，它的页数一直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时期，才很罕见地出现了页数下降。但是，在里根政府之后，《联邦公报》的页数又重新开始增加了。
我们一定要牢记，特定政策的目标与实际后果截然不同，同样我们也一定要牢记，某项法律的目的与该法律实际被用于什么样的目的也截然不同。例如，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利用总统权力在美国取消了金本位制，而这项总统权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防止与敌国进行贸易的相关法律所授予的。但是当“一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美国已经没有敌国，这项权力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并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
危机创造了权力，但是权力不会随危机的终止而终止。立法者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废除过时的陈旧法律。当促使某些机构成立的环境消退时，这些机构更是不可能自行关闭。
考虑政府职能时，我们常常假定某些活动最好由政府承担，而不是交给非政府机构，仅仅因为这些活动过去都是由政府来开展的。邮递就是其中一例。印度允许私营企业从事邮件递送业务后，政府的邮递服务数量从1999年的160亿件，下降到了2005年的80亿件。印度也曾由政府经营电话公司，但是当这一领域向私营企业开放后，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这些私营电话公司“使得本地通讯、长途电话，以及移动电话服务、互联网等各项业务的服务质量都得到了提升，费用也随之降低”。
政府权力和活动，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以往由政府实施，就想当然地认为必然还应该由政府执行。他们的激励机制、约束和行为记录都需要受到检查。
除了特定的政府政策或计划的某些优点或不足，在扩大政府作用时还应进行其他方面的考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对此有所表述：
在政府现有职能之外增加的每一项功能，它对人们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影响都会得到更广泛地扩展，并且越来越多地使活跃而富于进取的那部分公众变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变成旨在组成政府的某一党派的依存者。假如公路、铁路、银行、保险机关、巨大的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各种公共慈善机构等，都变成政府的分支机构；假如市政公会和地方议事会以及现在委任给它们的一切，也都变成中央行政系统下的部门；又假如所有这些不同企业的雇员都由政府任命并支付薪金，指望政府来赐予它们生活上的提升；那么，即使宪法规定有新闻自由和民众参与立法的自由，也不足以使这个国家或任何国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