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商品投机者一样，保险公司处理的也是固有且不可避免的风险。保险转移并降低了这些风险。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作为交换保险公司赔偿车祸、房屋火灾、地震、飓风以及其他灾难造成的损失。仅在美国，就有接近36,000家保险公司。
除了转移风险，保险公司也尽力降低风险。比如，它向谨慎的司机收取较低的价格；拒绝为包围在灌木丛和其他易燃物中的房屋提供保险，除非这些易燃物被移除；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也需要交纳更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各种方式划分人群，并对风险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通过这种方式，保险公司降低了自己的总体风险，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向从事危险工作或居住在危险环境中的人发送信号，传递他们所选择的行为、职业、地点所带来的成本。
人寿保险是最常见的一种保险，它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厄运提供赔偿。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的死亡时间都是一种风险。如果每个人都事先知道自己会在80岁死亡，那么人寿保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时不存在风险，每个人都可以预测死亡时间，事先安排好自己的经济事务。向保险公司投保毫无意义，因为投保期间所需缴纳的保险费总额并不会比长寿的受益者所能获得的赔偿金更少。人寿保险公司事实上变成了发行预定时期兑现的可赎回债券的机构。20岁购买人寿保险和购买60年期的债券并无差别；30岁购买人寿保险就相当于购买50年期的债券。
人寿保险之所以不同于债券，是因为投保人自己和保险公司都不可能知道该投保人的死亡时间。伴随家庭经济支柱离世或商业合伙人死亡而来的经济风险，以某一价格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并且数百万投保人的死亡率，要比任何一个特定个体的死亡时间更容易预测，这些风险也被降低了。与其他形式的保险一样，人寿保险不仅把风险从一方转移给了另一方，而且也在此过程中降低了风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投保与承保成为互惠互利的交易。保险单对投保人的价值要大于承保人所承担的成本，因为承保人的风险比投保者在没有买保险时所面临的风险小。
当某个群体有足够大的风险样本时，购买保险可能不会带来利益。例如，赫兹租车公司（hertz）拥有大量汽车，于是风险能够充分分散，也就不必付钱让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它可以运用保险公司也在使用的统计方法，来确定风险的经济成本，并纳入汽车租赁收费中。风险若无法在保险的过程中降低，也就没必要进行转移，因为保险公司收取的费用必定等于投保者承担该风险的成本，另外还要加收费用来覆盖企业管理成本，并为保险公司留出一部分利润。因此，对风险样本足够多的企业来说，自我保险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
保险公司并不是简单地将收到的保险金存起来，等赔付的时候再进行支付。例如，2012年，一半以上的房屋保险费被用于支付当前的索赔——美国州立农业保险公司（statefarm）的比例是60%，好事达保险公司（allstate）是53%。支付完索赔和其他经营费用后，保险公司才能把剩余部分用于投资。也正因为这些投资，保险公司才能有更多的可用资金，而不是一直把这些钱放在金库里积灰。人寿保险公司的收入约有2/3来自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约1/4来自投资收益。显然，保险公司必须将钱用于相对安全的投资项目——如政府有价证券和保守的房产贷款，而不是用来进行大宗商品投机。
如果你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为一些资产支付了总额为9,000美元的保险费，当你遭受了10,000美元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必须赔付10,000美元，看起来似乎保险公司做了亏损的交易。然而，如果你把支付的9,000美元保险费用于投资，当你需要补偿财产损失的时候，这笔钱已经涨到了12,000美元，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将最终获利2,000美元。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单有保险费是不足以支付赔偿金和各项费用的”，而且在美国，“过去的25年中，财产/意外保险公司一直如此”。2004年，美国的汽车和财产保险公司从实际承保业务中获得的利润，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次获利。
虽然保险公司看似仅从保险业务本身就能盈利，但现实中的竞争会降低保险费，这与竞争迫使任何商品的价格下降一样，直到价值能收回成本并给投资者带来一定回报率，却无法吸引更多竞争性投资为止。在投资者不断寻求更高利润的经济中，保险行业的高利润率，往往会引来新的保险公司，来从这片金矿中分一杯羹。保险行业中已有许多竞争者，但是还没有哪家公司居支配地位。2010年，美国4家最大的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加到一块，也只取得了28%的保险费，剩下的46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取得了52%的保险费。
一家网站列出了所有提供定期寿险的公司及各自的保险费，此后定期寿险的价格就一路走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竞争在促进价格和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环境的其他变化也反映在由于竞争而不断变化的价格中。例如，当婴儿潮一代步入中年，进入最安全的年龄段，他们的交通事故率也随之下降，这种变化反映在前些年急剧上升的汽车保险费中。对汽车保险欺诈的严厉打击也促使保险费的上升。
保险与广告一样，保险费的成本并不能简单地加总到企业产品的价格中。正如第6章中提到的，广告带来的销售量增加，能够让企业及其客户受益于规模经济及其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在保险的例子中，如果没有保险，就必须使企业产品的价格，能够补偿该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购买保险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风险，所以购买保险的成本肯定要小于未投保风险的成本。因此，生产投保产品的成本要小于生产未投保产品的成本，因此相较于必须收取更高的价格来补偿未投保风险，已投保产品的价格往往会更低。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虽然保险在转移风险的过程中也降低风险，但是保险本身也会带来风险。投保人可能会比他在不投保时采取更危险的行为。已投保的车主会把车停在盗窃和破坏行为猖獗的社区，在这样的社区里停车对于没有投保的汽车来说是高风险的行为。已经投保的珠宝可能不会像未投保时那样被小心妥善地保管。投保带来的这种风险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hazard）。
保险带来的这种行为变化，使得保险公司更难计算应收取多少保险费才合适。如果每年有万分之一的汽车会遭受恣意破坏并损失1,000美元，看似对这10,000名车主每人加收10美分的保险费就足以补偿这一损失，但是如果已投保的车主因此粗心大意，以致每年有万分之二的汽车会受到恣意破坏并损失1,000美元，那么为了补偿这一成本，该项保险费就要涨到原来的两倍。换句话说，对车主当下的行为和当下所蒙受的损失所做的统计，可能会低估他们投保之后会带来的损失。正因如此，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带来了风险，也是投保人被收取高额保险费的原因。
基于类似的原因，仅了解某种疾病的患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误导人们计算针对该疾病的保险应该收取多少保险费。假设每100,000人中有1人会患上x疾病，平均治疗成本为10,000美元，看起来保险公司只需要对每份保单多收10美分就能让保险的承保范围覆盖x疾病。但是，如果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易患此病，并且他们知道自己更容易患病，情况会如何呢？
如果在水里或水边工作的人比在干燥、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人更易患上这种疾病，情况会如何呢？如果这样，那么渔民、救生员和水手就会比秘书、执行官和计算机程序员更有可能购买此种保险。生活在夏威夷的人比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人更有可能购买此种保险。这种情况被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因为对总人口中x疾病患病概率的统计，可能大大低估了那些更愿意购买包含该疾病的保险的人群患上x疾病的概率，比如说在水边工作或生活而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的人群。
虽然在确定各种保险的成本和概率的过程中涉及对风险的复杂统计运算，但是并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纯科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预测的东西，比如保险本身造成的行为改变，以及对这种风险已经投保和未投保的人群之间的差异。
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对保险公司及其消费者面临的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并不确定。政府权力可以用来禁止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在学校里储存易燃液体或为汽车安装薄胎面轮胎。这样就减少了道德风险，即已投保群体中发生额外的高风险行为及损失。强迫每个人都购买某种保险，比如让所有的司机都购买汽车保险，同样也可以消除逆向选择问题。但是，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并不能总是带来净收益，因为有些政府管制会增加风险和成本。
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强迫所有银行购买一种保险，如果银行破产该保险将会赔偿存款人。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此之前银行没有自愿购买这种保险，但是那些完全遵循谨慎政策的银行，以及资产充分多样化而不会因为经济中的某个部门受挫而遭受重大损失的银行，会发现这种保险根本不值得购买。
虽然有数千家银行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倒闭，但是这些银行绝大多数是没有分支机构的小银行。也就是说，这些银行的贷款和存款基本都来自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因此它们的风险过于集中，不分散。那些最大和最多样化经营的银行都存活了下来。
强迫所有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购买存款保险消除了逆向选择的问题，但也增加了道德风险。储户不用再担心已投保的金融机构的决策是谨慎还是轻率，因为他们的存款已经投保，即使银行或储蓄贷款协会破产，他们也能得到一定的金钱。换句话说，这些机构的管理者不用再担心管理层进行高风险投资时，储户会撤回存款。最终它们做出了更多的冒险行为，正是因为道德风险，储蓄贷款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损失了超过5,000亿美元。
当保险原则与政治原则发生冲突时，政府管制也会对保险公司及其客户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往往存在这样的论调（并相应地通过了一些法律）：只因为一些年轻司机的肇事率较高，就对谨慎的年轻司机也收取较高的保险费；或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年轻的男性司机收取的保险费高于同龄的女性司机；或根据司机的居住地点的不同，对相同驾驶记录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这些都是“不公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一位市检察官曾召开新闻发布会，质问相比另一社区，“为什么住在弗鲁特维尔的人要多支付30%的保险费”？他大声疾呼：“这怎么能算公平?”
这些政治主张隐含的观点是，让人们为没有做错的事情受惩罚是错误的。但是保险与风险有关，而不是价值；如果你住在一个汽车很容易被盗、被恣意破坏或很容易撞上街头飙车族的地方，风险就大。欺诈性保险索赔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欺诈越普遍的地方，保险费就越高。因此，为同一车辆购买同种保险，价格会随着城市甚至是同一城市的区域的不同而不同。
同样的汽车保险在底特律要花费5,162美元，在洛杉矶只要花3,225美元，而在格林贝则仅需948美元。为相同的汽车购买相同的汽车保险，在布鲁克林所花的钱要比在曼哈顿多，因为布鲁克林是保险欺诈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这些都是同一个司机在不同地区所面临的不同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不向风险不同的群体收取相同的保险费，意味着保险费的普涨，安全性更高的人于是就在补贴那些更危险的人或者居住在更易遭遇危险的地区或保险诈骗团伙猖獗的地方的人。对于汽车保险而言，也就意味着很多不谨慎的司机因为购买了汽车保险，能够比以前更加没有负担地开车上路了。这样，他们的受害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不必要的伤亡。
过度关注政治上定义的“公平”而非风险，导致了2003年美国参议员以95对0的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保险公司对基因测试显示的某些疾病的高发病率人群实施“歧视”。当然，这些人的基因恰巧如此，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保险费基于的是风险而不是错误。通过法律禁止风险反映在保险费和保险范围中，意味着保险费总体上必然会上升，因为不仅要补偿禁止获得关于某种风险的知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还要补偿来自那些声称遭到歧视的投保者日益增多的诉讼所带来的成本，不论这些诉讼是否属实。
这种政治思维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法国禁止向不同性别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并且欧盟其他成员国也在尽力推广这项禁令。在自由市场上，保险费或养老金费用能够反映男性更易发生交通事故，而女性寿命更长这一事实。因此男性为汽车保险和一般寿险支付的费用更高，而女性为了拿到和男性相同的养老金收入必须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费用，因为支付给女性的养老金年限更长。
比起区分性别并对保险和养老金收取不同的费用，不分性别的保险和养老金需要支付的总金额更多。因为当一种性别补贴另一性别时，如果有高于预期数量的女性购买年金或高于预期数量的男性购买人寿保险，保险公司的盈亏状况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人们会自己选择从哪家公司购买保险和养老金，因此没有哪家公司能够提前知道有多少男性或女性会购买它们的保险或养老金，尽管公司的盈亏状况取决于不同性别的群体购买的是哪种产品。换句话说，出售不区分性别的保险单和养老基金将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而这一额外的风险必须通过收取更高的价格加以补偿。
政府“保险”
应对风险的政府计划经常被归类为保险，而且有时甚至被官方称为“保险”，虽然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保险。例如，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保障的房屋，所处的位置对于真正的保险公司来说风险过高，并且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收取的保险费也远低于弥补其成本的必要水平，因此未补偿部分就必须由纳税人来补偿。此外，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还帮助洪水、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恢复和重建家园。该署不只为遭受无法预知的灾难的人提供帮助，还为高危频发地区的富裕度假社区提供帮助。
正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翡翠岛上的一个富裕度假社区的前镇长所说：“翡翠岛基本上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当成了一份保险。”凭借大量补贴的财务保护，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线上兴起了许多危险的沿海社区。正如《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过去20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海滨小镇建造热潮，过去冷清的小渔村被改造成了现代海滨胜地。土地价格上涨了一倍又一倍，海滨地段地块的价格卖到了100万美元甚至更多。海边古朴的村舍早已被囊括了10间卧室、游戏厅、电梯、按摩浴缸和游泳池的超大型出租住宅所取代。
出现这样的情形，正是由于这些建在飓风袭击区的脆弱又昂贵的海边房产能够获得政府资金来修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次飓风过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购买了“价值约1,500万美元的沙子”，来代替被飓风从海边吹走的沙子。
与真正的保险不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这类保险项目并不会降低总体风险。人们常常会在飓风和洪水高发的地方重建家园和企业，而且媒体还常常对他们的这种“勇气”大肆赞扬。但是，由此引发的经济风险并不像保险那样由造成风险的人承担，而是由纳税人承担。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介入使得住在高风险地区的人所要承担的代价降低，而整个社会要承担的成本却增加了；当人们必须自己承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成本时，他们将面临高昂保险费、财产损失和时时刻刻的担忧。
电视评论员约翰·斯托塞尔（johnstossel）的经历就是典型的例证：
1980年，我在海滨建了一栋房子，很漂亮，有4间卧室，每个房间都能看到大西洋的风景。
建房子的地方很荒唐，就在大海边上，我的房子和大海之间仅隔着100英尺的沙滩。我父亲对我说：“不要在那建房子，太危险了。房子不应该离海这么近。”
但我还是建了起来。
为什么？正如我面前的这位很想接受这一任务的建筑师所说：“为什么不呢？如果海水冲垮了你的房子，政府会给你钱让你再建一栋新的。”
海水在4年后冲毁了斯托塞尔先生的房子的一楼，政府进行了重修。又过了10年，海水再次扑来，整栋房屋全部被冲毁。政府于是给他的整座房子及里面的财物支付了赔偿金。约翰·斯托塞尔说他为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保单支付的费用“极便宜”，而私人保险公司同样的保险单无疑会“超级贵”。但这并不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保险项目。它所保障的范围是位于马里布的豪宅，以及富裕家庭在海恩尼斯和肯纳邦克波特的度假屋。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财产承保者。
超过25,000处房产因为不同的损失情况，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过超过4次的洪水保险金。波士顿的一处房产遭受了16次洪灾，需要80多万美元的修缮费用，远远超过该房产本身的价值。1978年至2006年期间，有4,500处房产的保险赔偿金超过其本身的价值，而斯托赛尔的房产只是其中一例。
向地震、野火、龙卷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灾者提供救助及重建资金，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政治倾向。电视上的悲惨画面让人顾不得思考如果他们决定住到灾难幸存者住的地方情形会怎样。据估计，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重建新奥尔良的费用足以给每个新奥尔良四口之家发放一笔80万美元的资金，足以让他们定居到更安全的地方，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无论是在新奥尔良，还是其他经常受到野火、飓风等可预见自然灾害侵扰的地方。
甚至当前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仅仅是对这种灾难的预期也常常会激起人们对政府补贴的呼吁。就像《纽约时报》的社评所说的：
随着保险费的不断上涨，以及保险公司削减了从墨西哥湾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和长岛的住宅综合保险，数百万人可能马上就买不到保险了，这将引起真正的危险。这为政府援助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按照这一观点，真正的问题好像仅仅是弥补损失，而不是搬离危险地区，从源头降低受损的风险。私人保险公司会在高危险地区收取高额保险费，以此激励该地区的居民搬迁。但是，政府对保险公司实施的价格管制导致了可预见的结果，正如上文《纽约时报》的同一篇社论中提到的：“私人保险公司把保险费在允许范围内提高到了最高水平，当它们被禁止提价时，就把超过价格的高风险房屋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
政府提供的灾难救助与保险公司提供的私人赔付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私人保险公司间的竞争不仅会影响价格，而且也会影响服务。
当某一地区遭到洪水、飓风或其他灾难侵袭时，a保险公司不能比b保险公司的赔偿速度慢，否则后果将很严重。
想象一下，如果洪水或飓风毁坏了某个投保人的家园，他一直在等待保险代理人来给予赔偿，而他的邻居则在几个小时内就迎来了保险代理人，并立即提前获得了几千美元的赔偿款，用来寻找临时住所。如果哪家公司服务快捷、哪家公司行动迟缓这样的评判言论在全美流传开来，不仅这位消费者很可能会换掉这家行动迟缓的保险公司，而且美国各地的许多人也会这么做。对于行动迟缓的保险公司来说，这就如同在全美范围内丢掉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就印证了一些保险公司避免其行动晚于竞争对手：
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一些保险公司要求汽车安装全球定位系统，为汽车在路牌和路面毁坏的地区提供导航；而且，许多保险理赔员都带着计算机绘制的地图，以辨别每位消费者的准确位置。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新奥尔良后，《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私营部门与政府在应对灾难时的差别：
私营部门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前就已经开始制订计划。家得宝公司的“作战室”将紧急物品——发电机、手电筒、电池和木材——运到受灾地区周边的物资分发区。
电话公司准备好手机信号塔并用发电机和燃料发送信号。保险公司派出特别小组乘飞机赶到受灾地区，并开通热线电话处理索赔。
我们也可以从卡特里娜飓风的重建过程观察到两者在反应时间上的差别：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夷平了两座桥梁，一座供汽车通行，另一座供火车通行。这两座桥梁横跨在宽两英里的水面上，将这座城市与帕斯克里斯琴连接在一起。16个月后，公路桥梁才打好桩，而火车已在铁路桥梁上繁忙运输了。
不同之处就在于，还没有修好的公路桥梁由美国政府所有。而铁路桥梁则归杰克逊维尔的csx铁路公司所有。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后的几周之内，csx铁路公司就派出了施工队伍来修建这条货运铁路线，只花了6周，该铁路桥梁就重新通车了；而公路桥梁（也是美国90号州际公路的一部分）局部通车也至少用了5个月的时间。
在政府应急计划中，当然没有竞争者，也缺乏市场竞争，而正是竞争促使私营部门迅速反应。虽然政府应急计划可以类比保险，但却产生不了相同的激励和结果。政治动机甚至会妨碍自然灾害救助。1999年印度遭遇龙卷风袭击，并造成数千人死亡，该国媒体报道称，政府不愿寻求国际机构的帮助，因为害怕人们会将此看作印度政府承认自己无能。最终，灾难过去两周后，仍然有许多村庄没有得到救助和信息。
几乎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购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公司的债券作为安全投资以保障退休生活的人，在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期间亲眼见证了这些投资的价值损失殆尽。加利福尼亚州强迫这些电厂以低于它们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将电力出售给消费者。导致这些电厂欠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它们的债券价格也因此降低到垃圾债券的水平。
尽管在机动车导致的死亡中，年龄在20到24岁的司机造成的死亡率最高，但是死亡率随年龄下降的趋势在55至59岁时结束，随后又上升了，年龄在80至84岁之间的司机所造成的死亡率，几乎和16至19岁的年轻人相当。引用自保险信息学会著：《2012年保险年鉴》（cite2012insurancefactbook/cite），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