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够协调无数人的选择。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
我们已经知道，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要面临的关键任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经济体要怎样进行稀缺资源的配置？
不同的经济体显然有不同的做法。在封建经济中，庄园领主只需把要做什么、资源投向哪里吩咐给底下的臣民，比如少种大麦多种小麦、这里施点肥、那里多放些干草、排干沼泽。20世纪的计划经济情况非常类似，比如苏联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更复杂的现代经济体。无论是在伏尔加河上建立水电站，在西伯利亚生产上万吨钢铁，还是在乌克兰种植大量小麦，都来自政府发布的命令。相比之下，在由价格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则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由他发布指令控制或协调整个经济活动。
在一个极为复杂的高科技经济体中，没有中央指令也能正常运作，这让许多人困惑不解。据说，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曾问过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确保人们能得到食物?”撒切尔回答说她无法确保，但价格可以做到。尽管英国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的粮食产出不足以养活自己，但是英国人比苏联人享用了更丰富的食物，因为价格从其他国家为他们带来了食物。
想象一下，若没有价格发挥作用，仅伦敦市就需要一个超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确保日常消耗的种类繁多、数目巨大的食物供应。这样一支官僚队伍本可以省掉，因为简单的价格机制就可以更快、更好、更低廉地完成相同的工作，而且精简出来的人员也可以在经济的其他领域从事生产性工作。
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步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很大一部分已经靠自由市场来运作。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耕地面积却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10%。于是，和以往历史一样，为国民提供食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旧中国频发的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如今，价格把食物从其他国家带到了中国。
中国从国外如南非、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获得食物补给，也给农产品贸易商以及像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这样的食品加工商带来了财富。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个有着千亿美元规模的食品加工市场，并且这个市场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农民来说，这就是飞来横财，大豆价格自从201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2/3。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健康的饮食，在过去25年里，他们的热量摄入已经增长了1/3。
由于价格的吸引力，美国肯德基公司在21世纪初，从中国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销售额。仅仅在五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均奶制品消耗量就几乎翻了一番。据一项调查估计，1/4的中国成年人都面临肥胖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却体现了一个粮食紧缺的国家已经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进步。
经济决策
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控制或调节所有的经济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是毫无章法的。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房东或工人都根据双方共同商定的条件与他人进行单独交易。价格不仅把这些条件传递给利益攸关的某个人，也把它们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实际上是传遍了整个世界。如果某地某人的产品更好，或是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低，相关的信息就会传开，不必由民选官员或计划委员向消费者、生产者发号施令，人们就能够通过价格采取行动。实际上，价格能够比任何计划者都要快速地整合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计划者发布命令的基础。
如果斐济的某个人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制造更好的鞋子，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美国、印度或任何地方都在销售这些价格低廉的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当时华盛顿的官员是否意识到日本人在制造照相机，美国人都可以购买日本制造的照相机。现代经济体都包含了成千上万种产品，期望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知晓所有这些产品已是过分，更不用说要他们去了解每一种资源分配到生产中的数量和比例了。
每一种资源有多少用在了什么地方，产成品怎样转移给数以百万的人，在这些决定中，价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作用却很少为公众所知，也常常被政府官员忽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点也不懂经济学”，即使那时他领导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不幸的是，他并不是个例。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懂经济学，不论他们的国家大小、民主与否。
相较由政治领导人指导并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由价格自动调节经济活动的国家因缺乏经济学知识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会如前者那样严重。
很多人只是把价格视为阻碍他们获得自己欲求之物的障碍。比如，那些想在海滨安家的人可能会因为滨海房产极其昂贵而放弃。但是，高价格并不是我们不能都住海景房的全部原因。相反，现实情况是海滨的房子远远不够分配，价格只是传达了这个潜在的事实。当很多人竞相购买数量很少的房子，这些房子就会因供求关系而变得十分昂贵。但是，并不是价格造成了稀缺。稀缺存在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以及原始社会。
即使现在政府实施一项“普及”海滨住房的“计划”，并对这种资产的售价设置“上限”，也不会改变人口与海滨土地之比很高这一潜在事实。对于既定数量的人口和既定数量的海滨房产，若没有价格，配给将不得不通过官方命令、政治偏好或随机的方式来进行，因为配给总要实施。即使政府颁布命令说拥有海滨房屋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仍然丝毫不会改变潜在的短缺。
价格像信使一样传递着消息。有时候是坏消息，比如海滨房产的例子，渴望拥有海滨房产的人比可能住在海滨的人要多得多。但常常也有好消息，比如得益于技术进步，电脑飞速降价、升级。尽管高科技进步的绝大多数受益者对技术变化的具体内容全然不知，但是价格把最终的结果传递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做出决策、提高生产率，并通过使用电脑获得了普遍的福利。
同样，如果在某地突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层，也许只有不到1%的人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每个人都会发现钢制品越来越便宜。比如，想买书桌的人会发现，钢制书桌比木制书桌更廉价，毫无疑问，就购买何种材质的书桌，有些人就会因此改变想法。把各种钢制品与铝、铜、塑料或其他材质的竞争性产品进行比较时，情况也是一样。简而言之，价格的改变能够让全社会（实际上是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对一个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铁矿层进行自动调整，即使99%的消费者对这个新发现一无所知。
价格不仅是转移货币的方式。价格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能够影响人们使用资源和生产产品行为的经济激励。价格不仅指导着消费者，也指导着生产者。毕竟，生产者不可能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消费者想要什么。比如，汽车制造商所能掌握的，是他们制造的某种汽车能卖个好价钱，不仅能够收回生产成本，还能留下利润空间，但是他们制造的另一种汽车可能会不好卖。为了处理掉这些滞销的汽车，卖家必须削减价格，直到经销商能够处理掉库存为止，即使这意味着要蒙受一些损失，否则他们就会因卖不出去这些汽车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虽然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有时被称为利润体系，实际上它是一个盈亏体系，而且亏损对经济效率同样重要，因为亏损会告诉生产者应该停止做什么——停止生产什么、停止把资源投入哪里、停止投资什么。亏损迫使生产者停止生产消费者不想要的东西。虽然不能真正了解消费者为什么喜欢某些功能更胜于另一些，生产者会自发地多生产获利的产品，少生产亏损的产品。也就是说，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东西，停止生产消费者不需要的东西。尽管生产者只关心自己和公司的损益状况，然而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以价格为指导的决策能够让社会更有效率地利用稀缺资源。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价格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交流网络。不论是谁、不论在哪，只要是自由市场通行的地方，价格就能把你和其他人联系起来，因而商品价格低廉的地方能够让自己的商品畅销世界各地。这样你才能够穿上马来西亚生产的衬衫、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加拿大生产的裤子，开着日本制造的汽车，而轮胎却是法国生产的。
利用价格来调节的市场使人们能够向他人发出信号：想要多少产品，愿意支付什么价格。其他人也同样会发出信号：在什么价格愿意提供什么产品。价格对供求做出反应，使得自然资源从丰富的地方（如澳大利亚）转移到匮乏的地方（如日本）。因为比起澳大利亚人，日本人愿意为这些资源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样的资源，澳大利亚因其本身富有这类资源而价格较低，而日本人支付的高价格不仅能够弥补运输成本，还能够让澳大利亚大赚一笔。在印度发现的巨大铝土矿会降低美国铝制棒球棒的成本；阿根廷小麦歉收则会增加乌克兰农民的收入，因为全球市场对他们小麦的需求增加了，于是小麦价格更高了。
当某种商品供大于求，卖方之间为消除过剩产品将展开竞争，价格于是随之下降，从而冲击该商品未来的生产。这样一来，用于生产该商品的资源也会得到释放，被用于生产需求更大的其他商品。反之，对某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了现有的供给，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会抬高价格，把资源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吸引过来，促进该商品的生产。
观察价格被禁止发挥作用的情形，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体会到自由市场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例如，在苏联政府管制经济的时代，价格不是由供求决定，而是由中央计划者设定的，他们通过直接命令的方式把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并把价格提高或降低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水平。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shmelev）和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popov）曾描述，苏联政府提高了鼹鼠毛皮的价格，导致猎人们去猎取更多的鼬鼠，并出售更多的鼹鼠毛皮。
国家采购量增加了，现在所有的分配中心都堆满了这些毛皮。工业无法消耗掉它们，在处理之前，它们往往就已经腐烂在仓库里了。轻工业部已经两次要求国家价格委员会降低毛皮的价格，但仍然“没能定下来去解决问题”。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惊讶。国家价格委员会的成员都太忙了而无法解决这件事。他们真的没有时间，除了给这些毛皮定价，他们还必须对其他2,400万种价格进行追踪。
由政府机构随时掌握2,400万种价格几乎不可能做到。在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中，让个人自己追踪这些价格会更容易，因为任何个人或企业只要掌握与自己决策相关的几个价格就可以了。通过供求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影响，无数独立的决策得到全面协调。让价格来说话，人们只当听众，他们的反应通常要比中央计划者整合报告资料快得多。
虽然指挥人们采取行动看上去是一种更合理有序地调节经济的方式，实践中却缺乏效率。在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时期，许多其他的商品也和鼹鼠毛皮一样。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仓库堆积大量滞销商品，其他商品却存在令人痛苦的短缺，而用于生产滞销商品的资源本可以用来生产短缺商品。在市场经济中，过剩商品的价格会根据供需关系自动下降，短缺商品的价格也会由于相同的原因自动提高，最终的结果是：当生产者追求利润避免损失的时候，资源自动从过剩产品转移到了短缺商品的生产中。
问题的实质不是苏联或其他计划经济体中的计划者会犯错误。不论中央计划者犯了什么错误，其他类型的所有经济制度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任何经济制度无一例外。中央计划的根本问题是，不管在哪个国家，计划者承担的任务已经被反复验证超出了人类的能力。正如苏联经济学家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指出的：
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合理且毫无浪费地安排一切事物，也不论我们多么希望紧密地放置经济大厦的每一块砖以求砂浆间没有缝隙，这都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价格与成本
市场中的价格并不是卖方凭空捏造或随意设定的数字。虽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设定任何价格，但是只有其他人愿意支付，价格才会成为经济事实。这并不取决于你选择了何种价格，而是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需要你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其他生产者的售价如何。
即使你生产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说值100美元，而且只以80美元的价格出售，但如果其他生产者以70美元的价格出售同样的商品，消费者仍然不会购买你的商品。虽然这看起来显而易见，但对有些人来说，它的含义却并不那么清晰。有些人会把高价格归咎于“贪婪”，其中隐含的意味就是卖方可以随意地制定价格，并以这个专断的价格出售商品。比如《亚利桑那共和报》（citethearizonarepublic/cite）的一条头版新闻指出：
贪婪驱使菲尼克斯市的房价和销售额在2005年创下了新纪录。今年，恐惧将继续推动房地产市场。
其中就暗示了越低的价格意味着越少的贪婪，而没有看到情势变更，卖方只有降低售价才能卖掉商品。情势变更的实情是，菲尼克斯市的待售房屋在卖出之前滞留在市场上的时间要比上一年平均多两周；另一个实情是房产开发商正“想方设法卖出手里的房屋，甚至不惜大打折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卖方不想跟以前一样在出售房屋时尽可能多地获益，换句话说，他们的“贪婪”并未更少。
限制商品定价的是市场竞争，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性贪婪与否，而在于市场环境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卖方的感觉——不管是否“贪婪”——对了解买方愿意支付多少价钱毫无帮助。
用价格配置资源
现在，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价格如何分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这一过程。消费者想购买a产品而非b产品，这就是价格引导稀缺资源获得有效利用的最简单的例子。但是消费者不仅想要a和b，还想要许多其他东西，而且其中有些东西在生产中需要相同的原料，在这种更普遍、更复杂的情形中，价格同样重要。举例来说，消费者不仅想要奶酪，还想要冰激凌和酸奶，以及其他奶制品。价格会怎样帮助经济体来决定每种产品应该分配多少牛奶呢？
在购买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同时，消费者实际上也间接地购买了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牛奶。也就是说，销售这些产品获得的收入能够使生产者再次用来购买牛奶，用来继续生产各种产品。对奶酪的需求上升时，奶酪的生产者就会用额外收入购进之前用于生产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以增加奶酪的产量，从而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当奶酪生产者需要更多的牛奶时，增加的需求就会促使牛奶的价格上涨，包括冰激凌和酸奶的生产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价格上涨。冰激凌和酸奶的生产者会提高价格以弥补牛奶成本的提高，这时消费者就可能会因为高价格而减少对这两种奶制品的购买。
每一个生产者如何知道要购买多少牛奶？很明显，要弥补牛奶上涨的成本，他们只能用价格上涨后的奶制品带来的收入购买相应的牛奶量。如果冰激凌的消费者没有像酸奶的消费者一样，因为价格上涨而减少购买冰激凌，那么奶酪生产中增加的牛奶投入，将很少来自于冰激凌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而更多地来自于酸奶产量下降多余出来的牛奶。
作为一种一般性原则，这意味着：strong对于某种原料，某个生产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成为其他生产者必须接受的价格/strong。不论我们谈论的是用于生产奶酪、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还是用于制造棒球棒、家具和纸张的木材，都适用这一原则。如果纸张的需求量翻了一番，意味着用于生产纸张的木浆，其需求也将增长，而木浆的需求增加将带动木材价格上涨，反过来意味着棒球棒和家具的价格也会上涨，以弥补原料木材的高成本。
这种影响远不止于此。随着牛奶价格的上涨，牛奶厂于是有了动力生产更多的牛奶，这就意味着要买更多的奶牛，继而意味着更多的奶牛可以长大成熟，而不是作为牛犊被宰杀取肉。然而，影响远没有结束。随着被屠宰的奶牛变少，牛皮也越来越少，于是棒球手套的价格就会因为供求关系而上涨。就像一颗石子落入水中，涟漪布满池塘一样，这种影响会蔓延至整个经济。
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来协调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有能力来全方位地追踪这些影响。多个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这个任务并非中央计划者能力所及。
边际替代
由于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某个公司或个人对某种用途赋予的价值也就确定了其他人想把资源用于别的用途的成本。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当市场上存在价格竞争时，strong资源往往会流向最具价值的用途/strong。这并不是说一种用途完全排除了其他的用途。相反，资源在各用途间的调整是渐进的。只有当牛奶的价值对冰激凌或酸奶的消费者而言，跟它对奶酪购买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牛奶生产冰激凌和酸奶；也只有当木材的价值对棒球棒或家具厂商而言，跟它对纸张生产者来说一样时，人们才会用木材来生产棒球棒和家具。
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需求：不论是奶酪的消费者、冰激凌的消费者还是酸奶的消费者，都渴望拥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奶酪、冰激凌或酸奶），对额外数量的产品则不太急切，超出某一临界点后，他们就不再关心是否能得到更多了，甚至在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压根不想再消费这种产品。同样地，当更多的木浆被用于生产纸张、家具和棒球棒，生产者及消费者也会相应地做出渐进调整。总之，价格调节资源的使用，使用于某种用途的资源在价值上至少要等于在其他用途中的价值。这样，一个由价格调节的经济才不会出现奶酪泛滥到让人恶心，同时人们却买不到冰激凌和酸奶。
这种情形虽然很荒谬，但是在没有使用价格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却经常发生。除了鼹鼠毛皮，还有很多商品因滞销而堆积在苏联的仓库里，与此同时，人们却在为其他的短缺商品而排队。有效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绝不只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抽象概念，它决定着数百万人生活水准的高低。
就像海滨房产的例子一样，价格传递着一个潜在的事实：strong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样东西的“成本”是将它用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strong。这种成本反映在市场上，就是某人为了获得相同份额的同一种稀缺资源或用这种稀缺资源制造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成为其他人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制度或任何其他制度，不管哪种经济制度，任何一样东西的真正成本仍然是它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修建一座桥梁的真实成本是用相同的人工和原料可以建造的其他产品。即使不牵涉金钱，就具体个人来说，这一点也适用，看电视连续剧或肥皂剧的成本是相同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所产生的价值。
不同的经济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在处理上面提到的这个潜在事实时，方式、效率都不尽相同，但是不管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如何，这个潜在的事实都独立存在。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个由价格来指导人们分享稀缺资源的经济体制，和一个由国王、政治家或官僚发布命令说“谁可以得到多少某物”来决定资源分配的经济体制，在效率上有何不同了。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里，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相对开放的时期，人们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前面提到的两位苏联经济学家就写了一本书，非常坦率而客观地描述了国家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了英文。正如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所指出，苏联的生产企业向政府提需求的时候，“总是要求超过其实际生产所需”的原料、装备和其他资源。据这两位经济学家描述，“他们占着能得到的一切资源，而不管实际需要多少，也不考虑节约原材料”。从苏联企业管理者的立场看，“毕竟，‘身居高位’的人无法确切知道真实需求”，因此存在“浪费”也情有可原。
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就包括工人。两位经济学家估计，“大部分企业有5%到15%的工人都是多余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以防万一’”。造成的结果就是，相较通过价格调节的经济体系，如日本、德国及其他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经济体系中生产既定的产量要使用更多的资源。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引用官方的统计数据感叹道：
为了生产1吨铜，我们要消耗1,000度电，而在联邦德国只需300度。为了生产1吨水泥，我们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2倍。
苏联并不缺少资源，即使算不上最富饶，也仍然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也不缺受过高等教育和良好培训的人才。它缺少的是有效利用自身资源的经济体系。
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指出的，苏联的企业不像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一样受财务约束，它们可以得到超过实际所需的机器，“这些机器要么在仓库里堆积灰尘，要么丟在户外生锈腐烂”。简而言之，苏联的企业没有动力去节约资源，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源是稀缺的，而且有其他有价值的用途，并且其他用途的使用者也没有像在市场经济中那样和他们竞争资源。虽然这些浪费不会给单个苏联企业带来损失，却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生活标准远远低于他们的资源和技术所具有的生产能力。
要获得资源必须与其他用途的使用者竞争，在这样的经济中，经济学家描述的这种投入上的浪费当然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并且，在这样的经济中，企业只有保持成本低于销售收入，才能够生存下去。在价格调节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所需的投入量以精确评估自己的真正需要为基础，而不是以它的管理者说服高层政府官员允许他们拥有多少为依据。
这些高层政府官员不可能对他们控制之下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了如指掌，因此，中央计划部门的掌权人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拥有特定行业和企业知识的人。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分离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