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国家政治问题的核心。小布什政府的很多重大提案未曾遭遇过太多反对，直到它试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之时，才第一次遭到公众的反抗。约瑟芬·普布里克可能不是优秀的理财规划师，但她至少大体知道在她年迈时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多重。布鲁金斯学会的加里·贝特里斯试图研究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实际依赖程度。他把65岁以上（含65岁）的人口按收入分成了5个等分组（每组包括20%的人数）。在每个收入水平，前4个等分组（0～80%的人数）的非工资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社会保障体系，前3个等分组中这个比例更高。大多数人依靠社会保障生活，这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强烈反对政府提出的私有化建议，以及为什么社会保障计划如此受青睐。人们依靠它，是因为他们自身的退休储蓄太少。
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的个人经历也可作为注解。他曾经是2004年克里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小组成员。选举之前，该小组每两周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从第一次直到最后一次会议，阿克洛夫都坚持认为，克里应明确表示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维持现状。到最后，担任奥巴马总统主要顾问的奥斯登·古尔斯比开玩笑说：“现在我们会收到乔治的来信，他说克里应该向公众煽动社会保障的话题。”但克里并没有抨击小布什的私有化方案，因为他自己根本设计不出一个计划来保持目前的收益规则，除非进行外部注资。我们当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我们觉得那并不重要。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结果，要保持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须花去应税收入的2%。当时我们认为（而且现在还这样认为），克里的措施让他付出了竞选失败的代价。
储蓄与国民财富
我们已经讨论了个人的储蓄决策、为什么储蓄具有易变性，以及它对人们退休后的幸福有多重要等问题。不过，关于储蓄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家的财富有巨大差异，如果按人均收入来算，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间有200倍的差距。如果把卢森堡和布隆迪也算在内，差距接近1000倍。sup/sup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取决于各国的贸易自由度、人们的技能、地理位置、现在和历史上的战争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最近，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技术变化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的作用，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强调的是来自储蓄的资本积累。
即使在今天，有些国家（尤其是在东亚）依旧尊崇亚当·斯密的观点。它们采取储蓄战略来摆脱贫困，sup/sup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1955年，新加坡开始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cpf）。它与塞勒和贝纳茨的“为明天多储蓄”计划类似，不同的是，担任决策者的是政府。起初，它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按照雇员收入的5%缴纳公积金，但后来缴纳率迅速提高。1983年以前，缴纳率持续上升，雇主和雇员都被要求缴纳雇员收入的25%（加起来是50%）。缴纳率根据一个复杂的明细表得出，但即使到现在，25～50岁高工资雇员的缴纳率也达到34.5%，其雇主则需要缴纳20%。该体系并非现收现付，而且集中起来的资金也确实用在了投资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公积金制度，新加坡的总国民储蓄率数十年来一直在50%左右。
该制度的制定者李光耀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他或许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之一。他创造的高储蓄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榜样。中国实现了新加坡式的储蓄成就，同时也实现了新加坡式的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和美国在储蓄上的差异，正好是储蓄行为的两个极端，这能够说明为什么各国的储蓄行为存在这么大的差别。所以，两国的储蓄者对待消费和储蓄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曾有着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只是近来才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超过。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的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多半也要归功于高储蓄率。sup/sup中国的总储蓄（含贬值）包括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政府的税收超过支出部分的储蓄）的总和，近年来达到了gdp的一半。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个人储蓄总额超过了gdp的20%，今天仍保持这一高水平。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数十年来都致力于推动个人储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就用一些专门的税收激励来推动储蓄，如个人退休账户，401（k）和403（b）计划，以及储蓄债券运动等。
早年的中国没有所得税，因此采取宣传动员的形式激励储蓄。现在，人们还收藏着过去的宣传画。一张1953年的宣传画展示了一群幸福地微笑着的工人在中国银行把现金换成了国库券。1990年的宣传画上，年轻而英俊的英雄雷锋，微笑着在一个钱盒子上写下“储蓄”二字。20世纪90年代，街道上悬挂的大红横幅上写着“储蓄光荣”。这些活动使储蓄成为每个人的爱国义务，为今天中国的高储蓄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现代经济史开始于毛泽东主席去世两年后的1978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讲话，他明确表示政府应鼓励私人投资。中国的经济奇迹时代从此开启。
中国的一些小村庄（如华西村和刘团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极其成功地投资创办了村办企业。村办企业的成功使这些村庄成了全中国的样板。在这些村庄里，以对村办企业贡献劳动和资金形式出现的储蓄实际上是村里的老人们要求的。我们曾经派一个学生吴迪到刘团村去访问村长邵长学。sup/sup我们想知道村庄的领导人如何鼓励人们做出贡献，进而推动村庄的经济发展。邵长学领导这个村庄数十年，在此期间，刘团村从一个贫穷的公社转变成全中国的节俭和创业模范。
邵长学的刘团村模式始于1972年他自己经营的金属铸造作坊，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改革使这个作坊式企业合法化后，邵长学在1982年把它交给了村里，村民们成了企业的股东。吴迪问他为什么要把已经很有价值的企业交给村子，这位村长回答说：“这么做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在村民面前表现得过于突出。如果他们都很穷，我却比较富，我会觉得不好受。我也希望在村民面前表现得好点儿，我不能在别人都很穷的时候独自过好日子。”
吴迪注意到邵长学的屋外停着一辆宝马765，他就问村长这车和他的观念怎么能够一致起来。他回答说：“实际情况是，我给儿子买了这辆车。此外，我敢说很多村民都买得起像宝马这样的汽车，他们只是不买罢了。我们老年人真的不喜欢买那些贵的东西，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才想要那些名车和名牌衣服。我们这辈人还是受到节俭、与困难作斗争的传统精神的影响。”
吴迪问他是否曾经提出过爱国主义或集体主义的要求，号召村民们给企业做贡献，这位村长回答说：“确有此事。我基本上有三个理由。第一，国家在变化。邓小平打开了国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这个国家，让它变得更美好。第二，我告诉他们，村办企业对村子本身有好处，对每个人也都有好处。第三，我告诉大家，我偷偷地经营这个企业已经10年了，懂得应该怎样经营，所以他们可以完全信任我的管理能力。”“他们信任你吗？”“是的。我很感激他们信任我。刘团村的每个人都是好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村庄，也愿意不遗余力地使它变得更美好。”
从这些先驱开始，从像刘团村这样的小村庄的启示里，一个国家的故事、一个关于个人奋斗和贡献的故事开始占据中国人的想象。这些奋斗和贡献都源于个人动机，但它们也受到了共创中国未来美好的爱国情绪的推动。人们感觉到，一个重大的历史新纪元已经开启，它终将把中国再次推上人类成就的巅峰。中国将重回若干世纪前所处的地位，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贡献赢得尊敬。有朝一日，他们会满腔自豪地将奋斗和贡献的故事讲给子孙后代听。
购物中心和信用卡
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美国关于购物中心和信用卡的情形说明了美国人对于储蓄的漫不经心，正好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相反。美国人对信用卡的热衷用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足以表明：美国人持有的信用卡超过13亿张。这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它意味着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持有4张以上的信用卡。而在中国，人们总共只持有500万张信用卡。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信用卡消费是美国储蓄率下降的一大诱因。让我们看看实验证据。普渡大学研究消费和零售的教授理查德·范伯格通过研究发现，实验对象在接收到拥有信用卡的暗示时，他们会明显加大消费数量，而且决策速度也更快。范伯格总结说，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信用卡和消费联系在一起”。在另一项实验中，德拉任·普雷莱茨和邓肯·西梅斯特向mba学员们拍卖波士顿本地体育比赛的门票。一种情况是用信用卡支付，另一种情况是用现金支付。实验的设计保证了两种支付方式在便利方面的差别微不足道。在用信用卡支付的情况下，mba学员们多消费了60%～110%。
这些实验结果富有启发性，但仅靠它们，我们很难在统计意义上证明信用卡使用的增加是储蓄下降的诱因。储蓄的下降和信用卡使用的增加并不完全对应。但在经济总体上，很多预计会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确实在信用卡使用增加时发生了。例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股票价值和私人房产价值大幅上涨，人们预计这会抑制储蓄。还有，信用卡债务上涨的很大部分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减少来解释。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信用卡在多大程度上直接造成了美国的低储蓄率或储蓄率的下降。
不过，即使信用卡并非直接原因，它们也确实反映了美国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必定是导致低储蓄率以及储蓄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信用卡和购物中心的热情从更广的角度昭示了美国人对自己是谁、应该怎样行动的认知。sup/sup
美国的国家认同感在于，美国人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在第三章，我们提到了资本主义的双重本质：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产者不仅通过出售消费者想要购买的东西来获利；他们还会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出售那些不得不出售的东西，以此来获利。在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上，美国人觉得，接受由资本主义提供并促使自己购买的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因此，他应该有一张信用卡。如果在商场看到合乎心意的东西，就不应该拒绝使用信用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含义，也是做一个好美国人的全部意义。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美国居民拥有这么多的信用卡或者说美国的储蓄率这么低，并不令人惊讶，它与这些信用卡本身是不是消费的直接动机无关。
一个不寻常的事实似乎也支持上述观点。事实上，例外又一次反过来证明了规律：现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没有信用卡。一般来说，没有信用卡的人比一般的美国人要穷一些，他们的金融资产相对于收入要少得多，因为较富裕的美国人会把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不过，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没有信用卡的人拥有的金融资产明显比收入高。那些以不要信用卡来抵制美国梦的人，似乎用更多的储蓄来宣告他们对美国价值观的蔑视。
储蓄对国家的意义
一国的储蓄政策会产生很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决定了人们是乐享退休生活，还是不得不和贫穷作斗争。合理的社会保障政策必须反映出人们对于财务规划的厌恶。如果没有这种规划，他们的储蓄决定就都来自环境的暗示。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人们的储蓄会面临严重不足，即人们的储蓄根本不足以支撑退休生活。储蓄政策在修正他们的错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非常普遍，因为它们正好满足了这样的需求。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都依靠自己，他们可能无法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攒下足够的钱。在美国，把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让人们的退休生活完全依靠自己的储蓄计划，将会是一场灾难。他们不应该这么做。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各种能够增加储蓄的暗示，就像不应该鼓励引发消费的暗示一样。
不过，美国文化认为人们应该多花钱。西欧同属此类，只是程度稍弱。东亚国家（例如新加坡sup/sup和中国）为消费和储蓄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把极高的储蓄水平作为实现经济显著增长的主要工具。如同我们看到的，储蓄政策同样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
动物精神理论解释了储蓄随意和易变的难题。因此，理解动物精神，对于判定国家的储蓄政策非常重要。
对美国家庭进行的消费支出调查数据证实，美国家庭将股息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于资本收益中用于消费的比例。
未按购买力平减调整，卢森堡的人均gdp是布隆迪的897倍（美国中央情报局，2008）。
人们早就认识到，各国历史上国家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以各国的相关系数衡量）。
在标准的增长核算中，总储蓄对gdp增长的贡献是“资本份额”（通常介于1/4到1/3之间）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乘积。如果资本产出比率是3，总储蓄率是1/3，资本存量就会按照1/9的比例增长，储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是1/27。
以下信息来自吴迪的访谈。
戴维·莱布森等人认为，人们对自己的储蓄“似乎有两种认知模式”。他们对退休储蓄（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和信用卡债务有不同的心理账户。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在信用卡利率比退体资产可赚得的利率还高的情况下，人们的信用卡债务还是迅速增加。
新加坡应为东南亚国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