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会员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根据需要或为谋利而向储备银行借贷。这种借贷是确保短期的商业或农业贷款，称之为商业期票或凭单。这种票据在系统早期作为中央银行借贷的正常的基础，具有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由于会员银行的客户借款看上去就是在他的账户上记下的可花费的储蓄，因此这种借款就是会员银行在储备银行的可过户的或可提出的储蓄。会员银行的这种借贷自那时以来就叫做再贴现；索要的息率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再贴现率。会员银行不提取储蓄，而是期票——联邦储备期票。作为对政府期票的长期支持、也许是对银行更长期的怀疑态度的让步，这种期票成了十足的美国债券。如审查所表明的，根据这种精神，联邦储备期票现在不是由联邦储备银行或系统的一个官员签署，而是由财政部长和一位政治家共同签署，否则这位政治家就会默默无闻，他喜欢美国财政部出纳局长这个头衔。由于某种原因，人们长期以来就认为这个多余的职务应由一名女人担任才好。
联邦储备银行必须根据其储蓄，用合法货币保持35%储备，必须根据联邦储备期票，把黄金或代表黄金的黄金证书作为40%储备储存在国库。系统此后就成了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储蓄所，有权处理政府债券。与英国央行不同，联邦储备银行不能直接与民众做生意。有关立法还有许多其他详情，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已经看到，旧妥协给金融界提供了好的银行及其所需的坚挺的货币，给垦区和农场提供了临时银行，农民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就是在这里，在小的乡村银行中才存在着混乱状态；就是在这里，穷而志坚的借款人得到了满足，储蓄的创造是以少量的或微不足道的储备为基础的。如果新系统就是为了结束萨缪尔森教授所指的不稳定的私有银行业的混乱状态，那么它就十分厉害了。相反，大城市银行是可以信赖的，有一定的责任感，保存有适量的储备。甚至在1907年的恐慌年，虽然其焦点在纽约，但是成了暴发户的信托公司，而不是大商业银行，使自己陷入困境。
《联邦储备法案》对小的乡村银行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它把银行必须依城市大小和储蓄来保持的用合法货币所做的储备加以区分——18%、15%和12%。但是，对一个世纪中都是最任意胡来的乡村银行的要求却最低——12%；而对大的较保守的金融中心——纽约、芝加哥、费城及相近的城市，所提出的要求却是最严厉的——18%；在别的地方，中等城市为15%。几乎无人提到这种要求的主要原因，经过改头换面，这种要求一直持续到今天。就是这种临时的甚至危险的银行业很是受到业内银行的喜欢，也很是受到如同100年前一样特别想得到贷款的人们的喜欢。如果对乡村银行的储备要求与对城市或大都市的要求一样，那么它们就不会加入该系统。由此可知，根据旧妥协，它们可以继续按自己的方式运行。储备对于保守的大城市来说要高一些，这样的银行由于保守就设法多保持储备。
但是，尽管这个策略适当，却不见奏效。乡村银行仍可以做出不加入系统的选择。这是它们主要选择的道路，联邦储备系统实际上成了较大银行的金融系统。在系统创立15周年后的1929年，所有的银行近乎有2/3(65%)仍在系统之外。在所有银行的财力中，这2/3银行所占比例不到1/3。联邦储备是伟人和强者的俱乐部。
在关于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之前的讨论中，又出现一项具有魅力的考证。那便是关于一种弹性货币的考证。卡特·格拉斯在关于立法的辩论中宣布：“建立在国家债务上的货币(根据《国家银行法案》)是与国家商务要求绝对不相干的。”当宣布立法的标题时，就宣布了目标——“提供一种弹性货币”。这一措辞为消除农民疑虑起了很大作用。弹性意味着某种灵活柔软的东西，在货币中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长期想得到的东西。如果有弹性，就不会糟糕。
不幸的是，弹性一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们对澄清不同解释的意义很少采取观望的态度。因此，弹性意味着依靠储备的少量增加就可以维持贷款大量增加的能力。从这种意义来看，存在着很大的弹性。如果一家地区银行想从一家(如被认可的那样)外国中央银行获得新的1000美元的黄金储蓄，那么，只要遵守储备要求，就可以使其会员银行维持3000美元额外贷款。这样，借来的资金就会成为会员银行的储蓄，也就是储备。对于必须得有18%储备的大城市银行来说，这笔额外的储备可以维持扩大5倍的贷款和由此而来的储蓄。从某一外部来源中给储备银行添加1000美元，原则上来说在会员银行就意味着1.5万多美元的储蓄——要花费的钱。这确实是一种弹性，这种弹性对小银行来讲，当然就更大了。
在理论和真正的1.5万美元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运行并不是为了赢利，因此它们并不受到储备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制发放贷款追逐利润的压力。按当时的情况，黄金并不流入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而是流入一家大的会员银行。联邦储备银行有能力维持新贷款和储蓄，其简单扩大的潜力在于银行现金有新的追加，这不会产生复合作用使联邦储备系统的储备得到追加。但是，甚至这种弹性也比以前国家银行立法所允许有的弹性大。假如有大量黄金从海外流入，譬如由于支付战争或由于欧洲富人为资金寻求庇护，这样贷款和储蓄的终极扩大就无边无沿了。依据一种严格的金本位来看，会发生通货膨胀。
这种扩大可以由联邦储备银行来防止。如刚刚提到的，它们把发放给银行的贷款额度限制在其储蓄允许的范围之内。它们通过出售证券把现金——如刚才提到的来自海外的黄金——从会员银行调出，把会员银行的储备调入自己的库存。因此，扩大的潜力因联邦储备系统权威可以随意采取行动而受到削弱。一种弹性货币的副本对中央银行业来说就是一种大大增加了的随意采取行动的权力——恰恰是弹性倡导者最为害怕的。在随后的30年中，大量黄金的流入使这种随意采取行动的权力变成了学术之外的事了。
弹性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轻易把一种货币(即银行储蓄)换成另一种货币(即硬通货或现金)的能力。这反过来就含有两层意思。在《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以前，根据季节变化，需要更多的现金来支付上市的农产品。许多农民与其他人一起当时并不喜欢接受储蓄支票，而是喜欢他们看来是真正的钱。根据这种季节性的需求，必须把储蓄换成现金，这就减少了银行现金储备。为了满足这种要求，银行有时不得不要求得到贷款，或更为可能的是提供的贷款少于自己所期望的。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季节性的紧张除了带来不便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但这是具有最贫乏的金融头脑的人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个问题。有了新系统，会员银行就可以按商业贷款保险得到联邦储备期票。这种期票满足了想得到现金支付的人，令人佩服。当这种期票又存入州立银行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当农民还债或花掉期票时，这种钱就又落入了喜欢储蓄而不是货币的人的手中。这个季节性弹性问题比较次要，像大多数非重要问题一样很容易得到解决。
但是，把一种货币换成另一种货币这个过程中的交易弹性有一个更为传统、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们来银行取现金，而银行却没有，在这种紧张、令人悲伤的情况下提供这种交换。这个问题是《联邦储备法案》尤其要解决的，对于一些较小的会员银行来说，法案会使问题变得更糟。需要紧急援助的借方在友好的联邦储备银行并不十分受欢迎。它们的期票往往受到怀疑，这种怀疑有时是正确的。由于法案允许根据一定的现金储备发放比以前的额度还大的贷款——第一种弹性，这很可能使对这种援助的需要增大。更要紧的是，小的州立银行不是会员，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银行最容易受到储户的恐吓，结果储户纷至沓来。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即当太多的储户来用储蓄换现金时，银行唯一的办法总是同以前一样关门停业。
随着新体系的运转，美国正在进入战争。这是联邦储备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得到了极好的应付。这种说法是得到称赞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这是胡说八道。按财政部要求，储备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并协助售出，债券利率是由财政部规定的。和平时期给私人提供贷款可能会遭到拒绝，但战时政府贷款却不会遭到拒绝。中央银行当其利率和购买政府债券数额都确定下来时就没有独立的权力了。系统开始成为财政部的一个日常事务助手，扮演一种不需要思想的角色。
与此同时，系统所具有的基本结构的缺陷也暴露出来了。地区性计划基本上不起作用，不管其在树立地方性的自豪感和远大的抱负以及消除农民疑虑等方面是多么令人羡慕。
地区银行在最初的日子里，认真掌握自己的自主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尤为如此，该行在一位有雄心有威望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strong)的领导下，认为与华尔街相邻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地位不相称的同行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董事会作为协调权威，因《联邦储备法案》授予的微不足道的权力而成了残废，它也缺乏威信，势必也缺乏简单的技巧。
联邦储备董事会成员是拿政府薪水的政府官员。相反，各个储备银行的行长是银行家，拿银行家的薪水。(联邦储备董事会主席在初期曾两度拿双份薪水，成了储备银行总裁。)在一个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时代里，银行家的影响与其工资和地位息息相关。
此外，在美国所有的政治态度中独具一种信念，那就是专家是通过任命而得到适当地位才成为专家的。由于原始成员可以干到期满，否则就是提升了，因此，联邦储备董事会越来越受这个信念的毒害。在20世纪20年代，哈丁总统任命一个名叫丹尼尔·r.克利辛格(danielrissinger)的人担任联邦储备董事会主席，他也是来自俄亥俄州马里昂市。克利辛格是哈丁的邻居和朋友，一家蒸汽铲公司的法律顾问，这也是他出任董事会主席的任职资格训练。他一直干到1927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把协助过克利辛格的其他第二代被任命者称为“平庸之辈”。
此外，联邦储备董事会早期对其掌握的控制工具的认识有局限性，在再贴现率是增还是减的问题上，往往能与地区银行达成协议，认为这种协议是明智的，或是斯特朗总裁事先决定好了的。该董事会一度认识不到公开市场运行的辅助措施的性质。
这并非无足轻重。在此提醒一句，公开市场运行涉及政府债券的买卖。通过销售，这种债券就进入会员银行或客户手中，把支付的所用现金存入了联邦储备银行的库存。这样，调转的现金减少了会员银行的储备，迫使它们要么减少自己的贷款，要么按新的更高的再贴现率来向联邦储备银行借贷。因此，公开市场运行往往就是使得再贴现率有效运行。联邦储备董事会未能认识到公开市场运行的重要性，因此自己否认了一位中央银行家可拥有的大部分权力。
1935年，作为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放弃了地区性实验，罗斯福政府对财政权力的疑虑比威尔逊政府更为公开，最后使国家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央银行。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作用，如弗里德曼教授所观察的，成为机械性的和咨询性的。
显然，这种废除从未得到承认。12家地区银行及其建筑是以分行运行之所而保留下来的。其机械性工作——特别是支票兑现、货币日常周转、政府金融交易管理——是有用的和繁重的。但是，关于自治权和重要性的神话也被保留下来了。弗吉尼亚的利奇蒙德联邦储备银行仍拥有曾一度作为南部联邦首都的尊严，该行于197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上刻画了由9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他们在井井有条的房间里，围坐在一张相当坚固的桌子边商讨问题。在摄影机旁的一个人身着运动衫，否则整个董事会都是一律齐整的。但这个小册子不情愿地、间接地承认了事实真相，解释道，董事并不规定红利、控制投资政策、监督运行，如条款所暗示的那样(虽未做解释，但他们不任命官员或制订工资额)。他们经过(系统的)银行总裁董事会批准，“确实可确定储备银行给会员银行贷款索求的再贴现率”。这就很难说，再贴现率也仅仅是中央权力的管辖范围。在弗吉尼亚那个忧郁的、慎重的董事会罗列的功能中，只有一个是明确的。利奇蒙德联邦储备银行经理给系统的官员提供大量有关商业状况的“基本信息”。利奇蒙德距离华盛顿仅有109英里，道路顺畅，电话设施先进，该市市报随时可以读到，否则在华盛顿无法得到这样大的信息量。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密切合作来维系这种地区神话。纽约可以是金融中心，华盛顿可以是首都，但是重要的指导却是由堪萨斯城给予的。也许甚至不惜以真理为代价来说几句话，以便神话永恒，张扬地区性傲慢。但是，真理和现实有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奥尔德里奇对农村的让步未起作用，这在40年里已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