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在伦敦，太多美国公民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排队等上6个月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日内瓦，美国人要等上14个月才能轮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豪约翰·邓普顿，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和慈善家于1964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国际投资基金“邓普顿增长”时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税。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并加入了英国国籍。
行政机关未经审判就剥夺公民的自由是世间最丑恶的罪行。这也是极权政府（纳粹）的基础。
——温斯顿·丘吉尔
为什么“基地组织”成员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乔治w.布什总统在向全国人民解释原因时告诉我们：“他们痛恨我们的自由……”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先把他这纯粹白痴的分析抛在一边，看看他是怎么回应恐怖分子的吧！他居然接纳了他们。如果按照他上面的论证，那么事实上他做出的决定反而让恐怖分子得偿所愿。在持续6周的反击中，布什签署法令剥夺了美国公民已经享受了200多年的自由，而这正是他所说的恐怖分子极度憎恨的东西。
美国人现在生活的地方都处在《爱国者法案》的约束之下，它由布什推动和签署成为法律，其中包括了“基地组织”圣战分子非常熟悉的各种规定。在这些圣战分子居住的国家和那些政府剥夺公民权利（恐怖分子就是这样被塑造的）的专制独裁国家，这些法规都占据着支配地位。现在，我们也居住在一个可以无证窃听，可以无理由搜查和扣押，可以无限期拘留，公民遭受制度化迫害的国家。就像他们一样，现在我们也有一套国内监视体系，它有个不祥的名字叫“国土安全部”。
你和邻居之间有过不愉快吗？你不喜欢他家食品的味道吗？你扔一毛钱在他身上，他立刻给国土安全部打电话说，这家伙举止一直很诡异。政府就会将他扔到关塔那摩监狱待个五六年，扔给他一堆问题，让他暂时远离你一段时间。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美国公民。2011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无人机击杀了两名美国公民。sup/sup他们有罪吗？也许。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没人被逮捕，没有律师，没有法官和陪审团，也没有审判……如今，只有一个秘密委员会在处理这些事情。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这是新的一天！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也有私刑暴民的章节，无辜的人被国家和暴徒迫害。即使事实上并不总是有阻止此类迫害的防范措施，但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至少在理论上，尽管此人有罪，但只要还没经过审判，政府被禁止对其执行死刑。问题在于发生改变的并不是政府超越权限，甚至亚伯拉罕·林肯都还暂缓了人身保护权呢，sup/sup而是政府的这种行为已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还被人所称道。
我已经学会不相信美国政府了（我建议每个美国人都这样做），很明显，我对美国政府的怀疑至少已有45年了。1967年，当我在弗吉尼亚州李堡的军需官中心学校时，我加入到10万名反战人士中，参与了那年著名的“进军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活动。然而，我担心，我的这种质疑精神仅仅只会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在我看来，我父亲那一代人对所有被告知的事情坚信不疑。今天的成年人更多地让人们想起我父亲那代人而不是我的同辈。这并不是说今天的美国人相信政府所说的一切，而是不知何故，他们觉得没必要相信它。从越南战场上的尸横遍野到同样虚构正当理由进军伊拉克，除了公众自愿接受政府的虚伪和谎言，情形没有什么变化。人们常说：真理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这一命题一直是描述性的，但现在却变成了古怪的指令性命题：美国政界的行为意味着战争授予政府可以说谎的许可证。就像从2001年以来，对于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而言，治理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上，即公民的权利不是政府给予的，政府也无法剥夺公民的权利。18世纪晚期，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很明显没有相关的法则。这个理念具有革命性，它让变革成为现实。不过，我们不再是那个国家了。现在我们是一个个人权利要服从特权的国家。
1980年，我们选了位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他没什么别的本事，只会耍嘴皮子，口口声声地喊着“让人们摆脱政府的管制”，来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2004年，我们又选了位总统——乔治w.布什，他以默示承诺“让政府脱离人民的监督”而著称于世。200多年来，那些移民和难民逃离他们的政府来此避难。可是现在，我们却最终构建了一个与之完全一样的政府。我们已超越了那些开国元勋。我们现在就像当年他们的儿子或女儿，1759年，他们中的一位曾立言，警示其后代不要变成现在这样。
“任何牺牲基本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他们既得不到安全，也无福消受自由。”
政府恐吓我们，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敢做任何反抗，以此来让我们自愿放弃大家自以为自由的国度。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终会发现这个被我们自己描述为勇士的故乡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
本书出版时，有关法律已经生效，让美国人在国外开设银行账户变得不太可能。假设你是福特公司的高管，你被派到福特德国分公司，需要在当地开设一个银行账户用来支付账单和支取欧元。那么根据2003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可能会令你成为外国银行的客户变得更为麻烦。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要求美国人报告其所有的外国银行账户，就像我交税时做的那样。我持有两家外国银行账户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账户在，我就要经常按照法律要求报税），他们已经给我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很爱你，但我们不会再对美国人开设银行账户了，而且我们正准备把已有的美国客户给清理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息披露的要求一直是我的责任，现在却以更为繁重的形式强加在他们身上。
根据新法律，外资金融机构若不和美国国税局警察签署协议，保证向其提供投资于美国境外账户的美国客户账户的信息，将面临扣除总收益的30%作为预扣税的惩罚性措施。这些金融机构并不认为它们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没人付钱给它们做这些额外的工作，以便对其客户进行必要的识别，并向美国国税局提供报告——比如，对某些客户的存款征税。在发现这种禁止性合规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后，这些金融机构干脆不再对美国公民开放业务。即使只有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诉讼和被罚款的风险增大，因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干脆禁止美国人开设账户。欧洲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汇丰等都自2011年起注销了所有美国经纪人的账户。
制定该法案是因为害怕资本外逃，这看上去似乎很合理。我听说在伦敦，太多美国公民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排队等上6个月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日内瓦，美国人要等上14个月才能轮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豪约翰·邓普顿，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和慈善家于1964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国际投资基金“邓普顿增长”时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税。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并加入了英国国籍。
今天，面对这一生效法案的是一堆等着放弃美国国籍的等候名单。在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其墙上贴了一张价目表，罗列了各种各样的收费服务以及去年和今年的两个价格。最近，我去领事馆换新护照时注意到，现在放弃美国国籍收费450美元，而在2010年这项服务是免费的（直到2010年7月，一直如此）。曾经有段时间，你完全可以直接走进领事馆去办理此事，而且不用预约。现在，你当然需要预约。你还得经历一个流程：领馆官员能有机会出来跟你交谈，送你离开，然后再告诉你还要回来。他们采用这种拖延战术，用其他招数劝阻你，一定程度上貌似为了保护你，实际上是想确认你是自愿地、故意地要放弃美国国籍，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天一时冲动想放弃美国国籍。
美国人无法持有外国账户只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爱国者法案》延伸出的银行监管令，让持有美国本土银行账户在国外生活的美国人生活日益艰难。根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海外美国公民”组织报道，一些美国银行被反恐规定的《爱国者法案》所吓倒，注销了一些留有境外地址的长期客户的账户“以求自保”，其结果是外派人员现在成了“有毒公民”。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对全体公民而非只对国内居留者征税的国家之一。美国驻外公民于是要遭受双重征税折磨。他们支付给美国的各项税费远高于其所居住国的税收。如果你放弃美国国籍且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假设你这样做是出于减少税收方面的考虑，你有可能希望出家为僧，入山修行，但如果你的净资产市值超过上述的200万美元（或者说在过去5年你的平均净资产税负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政府就会说，你上山不是来打坐冥想的，而是来避税的。这样，你还得交一笔外派税，即一种计算你资产价值的出口税。《经济学人》称之为美国的“柏林墙”。美国已经乐于在法律指导下让公民牢记，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设法离开祖国时会遭到阻挠。
到目前为止，《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设有一个5万美元的门槛。在这一数额之下的美国客户账户和外资银行无须报税。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支票和存款账户还未被波及。但可能很快我就无法用一个本地银行账户来付电费了。除非，哦，当然，花旗银行在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我在那里没有银行账户。但如果其他银行不给我开户，也许我还真得去那里开个户头，然后我和其他所有在新加坡的美国人一样，除了将账户转到花旗新加坡分行外，几乎别无选择。或者去其他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它们在这里也有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