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目前没啥异样，它至少教导我们：有无可争议的今天必定会有别具一格的明天，即最稳定和可预测的社会却发生了大规模动荡。1914年，欧洲重镇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当时大约有4000名会员。4年后，奥匈帝国消失了。翻看历史书中的任何一年，然后往前数10年或15年，都会看到巨大变迁。1925年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盛世，到了1935年或1940年时就面目全非了。过去50年里，随便翻找出任何一个10年历史的第一年看看，1960年、1970年，直到2000年，每个10年年初存在的传统智慧总会在之后的10年或15年被彻底颠覆。
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始于19世纪20年代，尤其在巴里奥学院，这一替代传统学术学位的现代新兴学科，专为培养那些准备管理大不列颠帝国的英国公务员而设立。诚然，英国当然知道彼时的帝国已奄奄一息。直至今日，在充分了解了大学教育之后，我很好奇的是，或许在输送了大量自以为是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后，可能并未真正阻止大英帝国的衰落。
1918年的大英帝国是全球最有权势、最富有的国家。那时的世界地图上，除了红色别无其他，大英帝国的疆域随处可见。整个19世纪，世界贸易繁荣、全球经济一体化令经济开放无处不在。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由此受益匪浅。这一时期，英国在经济、社会和艺术等领域成绩斐然。
不过，大英帝国的过度扩张和铺张浪费为其最终衰败埋下了伏笔。1918年，大英帝国已从内部腐坏。布尔战争sup/sup的巨大牺牲和巨额军费最终引发了英国国内的动荡，这与一个世纪后的美国发生的事情相差无几：虚荣的政客们肆意践踏生命，将大量的资源徒劳地浪费在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上，令一个国家无论是在军事、地缘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更不用说在道义上都是那么力不从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可怕的恐怖行为采取的政治反击，导致了英国的过度扩张。早在1910年，英国王室与德国王室以最快的速度联姻，两国王室成员还相约去度假。到1914年，他们的孩子却在法国的战壕里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英国拖入过度扩张的泥沼，战争结束后留给英国的是巨额外债和江河日下的窘境。
自1939年起，英国为阻止英镑与实施外汇管制纠缠了40年，最终它丧失了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逐渐减少了在欧洲以外的军事力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已不再捍卫“苏伊士运河以东”所谓帝国的利益。
大英帝国的海外利益之一是新加坡。“狮城”是新加坡的别称，源自对梵文singh（狮子）和pura（城市）的直译。狮城的传说在《马来年鉴》里有详细记载，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乘船抵达此地，看见岸上有一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王子认为是个好兆头，于是在14世纪初将自己建立的王国命名为“狮城”sup/sup。121824年，英国占领了狮城。
1969年，英国撤出新加坡岛前夕，英属殖民地的官员们在莱福士的告别宴上痛饮。他们喃喃自语：“新加坡完蛋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这个极度贫困的前哨基地上，拥有50万绝望民众的新加坡将走向地狱。
当他们回到英国，安然度过一段大英帝国的风烛残年后，同样是这些殖民地的官员，只能对远方这个国家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瞠目结舌。今日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若以外币储备计算，新加坡或许是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国家。
而英国，它正走向地狱。1976年，由于无法卖掉政府债券，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时惨遭羞辱。1918年的日不落帝国，仅仅一代就陷入经济混乱，不到第三代就已破产——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待到英国恢复元气时，历经半个世纪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的美国，已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她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最终令英国经济走出长期“滞胀”局面，她因此广受好评。不过，也正是在1979年，英国人发现了北海油田。正所谓“只要发现了大油田，想不发家都难！”
伴随一系列财政政策的实施，撒切尔夫人终结了自1939年以来的外汇管制规定。1964年我去牛津大学求学时，除非符合严格的外汇管制规定，英镑还不能自由兑换，无法买卖，也无法将大量英镑带出国门。
英镑危机四伏！那时每周的经济学课上，我们最后的关注焦点总会转移到英镑困境上。当时的汇率高得离谱，1英镑兑2.8美元。这一汇率并未准确地反映英国的经济状况，至少反映的是不健康的英国经济。这个国家正濒临破产，无论哪方面都缺乏竞争力。没人会在英国投资，英国也不太可能在其他领域投资。
在牛津求学时，我办了个外国人银行账户。账户上标明我存入的外币是美元。银行记录显示每周我可存入多少外币，若高出这一规定，我就无法离开英国。银行账户对外币控制非常严格，尽管最初我也没多少钱，但依然小心谨慎，每周存入的外币从未超过规定限额，因为我一直深信没准儿到哪个周末政府就会让英镑贬值。
尽管我是个22岁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子，我也明白政府对英镑的管制必须要放弃。在牛津大学的两年里，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两先令六便士跑来跑去。
那时，伴随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英国贸易逆差日益加剧的同时，其外债也不断攀升，最终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但直到我离开英国那年，英国政府仍未让英镑贬值。我对英镑的判断是对的，但却不逢时。这个特质（判断准确但时机尚早）告诉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它将会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显著特征，贯穿我的职业生涯并重复上演。
英镑贬值至1英镑兑2.4美元时，汇率却未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浮动汇率的实施，英镑汇率一度跌至1英镑兑1.06美元。如果那时货币汇率能够逐步进行调整，英国工业也会得以为潜在的变化逐步适应和调整，从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不是最终令英镑陷入崩溃。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伦敦金融城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也因此历经一段20～25年的风光岁月。不过现在随着北海石油的枯竭，英国再度沦为石油净进口国。作为财富的助推剂，金融曾令万人仰止，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世界的焦点正从金融领域撤离（未来的二三十年，金融将是一个太难赚钱的行当），伦敦金融城正面临“枯竭”。英国正在巨额债务中痛苦挣扎，并再次走向没落。
2010年，我带着家人重游了牛津，并应邀在奥利弗史密斯大学于巴里奥学院sup/sup举办的一个讲座上发言。这个系列讲座是由200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史密斯（巴里奥学院校友，出生于英国的美国遗传学家）发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方面希望我能与当今的牛津学生分享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不过如果要问我女儿此行的目的，她会回答说：“给他们一条船。”
我们不妨了解一些背景。
牛津大学只有一种运动——划船。除了“牛桥船赛”，sup/sup再没有哪个赛事会如此激动人心、万众瞩目了。
“牛桥船赛”起源于1829年，此后，每年春季3月最后一个周六或4月首个周六，牛津和剑桥船队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一决高下。有了耶鲁校赛艇队3年的训练经历，我对“牛桥船赛”并不陌生。当我来到牛津大学，我清晰地意识到“牛桥船赛”的重要意义。在英国，参与比赛会让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英雄，这种有证可循的绚烂，会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酒吧里得到验证。除非是英格兰足球队，你不会在酒吧找到一个急于给你买酒的人，毕竟类似这种有人会为你买酒的运动少之又少。
（2010年，大约25万名观众在泰晤士河沿岸绵延4.5英里sup/sup的现场观看了“牛桥船赛”，仅在英国本土就有超过600万观众通过bbc（英国广播公司）收看了这一比赛的实况转播。bbc同时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对此赛事进行了直播。）
为了能在每年春季著名的“蓝船”赛事sup/sup中一展身手，牛津大学各个学院数以百计的选手（包括很多“舵手”）要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才有机会成为赛队一员。蓝色是指大学体育蓝，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运动员们在一些体育项目上进行最高水平的竞技并赢得荣誉，理所当然会成为“蓝船”赛事的队员。而众所周知的“蓝色”，则是牛津大学深蓝，剑桥大学浅蓝。
在牛津大学第二年，我成为“蓝船”赛事牛津代表队的舵手，这也是“蓝船”赛事开赛137年来第二个入选的美国舵手。巧合的是，第一个入选的美国人同样也曾在耶鲁大学和巴里奥学院就读。他做舵手那年——我猜是1951年，牛津大学的船沉了！因此，当他们宣布有个毕业于耶鲁大学、正在巴里奥学院学习、名叫罗杰斯的家伙当选“蓝船”赛事牛津大学代表队舵手的消息时，周围立刻一片哗然，有人惊呼：“我的天哪！又来了个要把牛津大学的船弄沉的家伙！”
我差点就痛失成为赛队一员的机会。赛队有这样的规矩：一旦你被选中成为队员，就要买蓝夹克和队员特有的蓝围巾、针织衫与白裤子、黑皮鞋等队服。我没黑皮鞋，唯一的一双配正装的科尔多瓦sup/sup皮鞋的颜色也介乎黑色和棕色之间。我实在没法一下子买齐这些行头，决定就拿这双深褐色皮鞋凑合着当黑鞋使。至今我依然记得牛津大学船赛俱乐部的总经理邓肯·克莱格来看我，说：“你最好别穿这双鞋！”
我说：“这不是棕色，是深褐色，而且是科尔多瓦产的。”对我来讲，这双鞋已经很贵了。
“这可不行，真不行！”克莱格说。
我说：“我没钱再去买双鞋了。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买了几乎所有要买的东西，我实在没有再买一双鞋的钱了。如果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没法待在赛队里，我也无能为力了。”
最终他们让我穿着这双深褐色的鞋留在了赛队里。
那是1966年，我们在“牛桥船赛”中以超出剑桥3.25米的成绩夺冠。此前一年，即1965年，“牛桥船赛”委员会首次决定在正式比赛前要进行一场预赛，以此扩大参赛选手的遴选范围和培养第二梯队，我有幸成为伊西斯队sup/sup的舵手。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我正为入选“蓝船”赛事而与其他人展开激烈角逐。用英国人的话讲，由于某种“不愉快”，我几乎完全放弃了划船。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有的运动都非职业级别（我们甚至要自己掏钱买队服），牛津大学的教练都是志愿者。那年负责我们船赛队员选拔的是澳大利亚前世界冠军山姆·麦肯兹。这是个骗子，总在造假。山姆也是个给鸡配种的好手，一直高度重视禽类产业人士对他特殊技能的认可。山姆和船赛俱乐部的总经理，那年是个叫迈尔斯·莫兰德的学生桨手，他们俩最终拍板谁能参与“牛桥对决”比赛。
克里斯托弗·多德（christopherdodd）在其1983年出版的《牛津剑桥船赛》（theoxfordandcambridgeboatrace）的书中曾这样写道：
在巴里奥学院和伊西斯船队，吉姆·罗杰斯二世是个快乐的人，直到1月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后遭受重创，并倍受困扰。他闷坐了好几天，发现自己是个无辜的外国人。于是，他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放弃这一切。他不想卷入一场不知谁对谁错的游戏。他去找他的教练大卫·哈迪，告诉他自己想退出伊西斯队，也不想继续这一比赛。哈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极力劝阻，试图找出罗杰斯辞职的原因。哈迪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罗杰斯在伊西斯队一直都干得不错。此时，罗杰斯向哈迪展示了那封关键的信。
山姆·麦肯兹寄了一封信给罗杰斯远在美国南部乡村亚拉巴马州的父亲，尽管老罗杰斯对于牛津大学和“牛桥船赛”一无所知，但他完全能明白麦肯兹信中所述的要领。
这封信大概有两三段简单介绍了下牛津大学、“牛桥船赛”以及罗杰斯在牛津的情况。在信纸下方有一段手写内容：如果能给麦肯兹的银行账户里存入一笔四位数的资金，那么罗杰斯铁定能参加“蓝船”赛事。就在这段手写内容的下面，老罗杰斯给他儿子写道：“是这人疯了，还是我疯了？”
那会儿我刚去牛津几个月，赛队里其他船员都认识多年，彼此熟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明白，无论发生了什么，唯一令我不被无端卷入、陷入进退两难之际的办法就是尽早抽身，这似乎是阻力最小的捷径。但哈迪说服我打消了退出赛队的念头，之后他给船赛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和会计——卡波尔学院的财务主管，同时也是桨手的威尔·戴威基写了封信，说明了这一情况。有一次威尔·戴威基碰见我说，“山姆跟我们不是一类人”，最终，麦肯兹被船赛俱乐部开除。
8名桨手和我代表的牛津大学伊西斯队在那年的预赛中完胜剑桥大学。我们决定继续团结奋战，为夏天举行的“亨利皇家赛艇会”做准备。
每年7月连续5天的“亨利皇家赛艇会”sup/sup是英国重要的体育盛事。该赛事之所以被称为“皇家”赛事，是因为其首位赞助者是皇室成员。比赛期间，菲利普亲王会亲临现场观看赛事。来自全世界的选手汇聚一堂一决高下，令其成为船赛中的顶级赛事。如果某所大学的选手表现卓越，能有幸参加这一赛事，将是该大学莫大的荣耀。
在耶鲁大学时，所有有关“亨利皇家赛艇会”的趣闻我都耳熟能详，并沉迷于关于这一赛事的种种传说之中，但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参加该比赛。自1839年首次举办赛事以来，“亨利皇家赛艇会”最为著名的赛事是男子8人有舵手级别比赛，冠军将获得“泰晤士挑战者杯”。1965年，伊西斯队的全体成员决定角逐“泰晤士挑战者杯”。能参加代表最高荣誉的“亨利皇家赛艇会”令我兴奋不已。当我们以6分28秒的新纪录夺冠后，我乐晕了。我们因创造了这一赛事的历史纪录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是我第一次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如今，巴里奥学院船赛俱乐部有男选手，也有女选手。他们的首条8人艇分别以“彼兰德·罗杰斯”和“乐乐·罗杰斯”命名。2007年，我给俱乐部的女选手捐了首条赛船，船就以我大女儿“乐乐·罗杰斯”的名字命名。那之后不久，我给男选手们也赞助了第一条船，船名是我小女儿的名字“彼兰德·罗杰斯”。
2009年，当捐给男选手的赛船抵达时，正值牛津大学著名的“八周赛季”，这是每年“牛桥船赛”后牛津大学最负盛名的船赛季节，以“盛夏八周”著称。“盛夏八周”是牛津大学最重要的船赛和社交盛会，为期4天的比赛中，有男子7人组和女子6人组的不同赛事，总共会有158条船参与比赛。有些学院甚至让n多的女子5人组和男子5人组参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