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如何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以及一个人该如何为未来进行自我教育？在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资领域追求冒险的过程中，教会我成长的经验与见解。追寻那条引领我从“黑带”走向地球另一端的东南亚花园城市，这场始于儿时家乡后院的人生旅程。
我的家乡德莫普利斯位于亚拉巴马州坎布拉克棉区中心——黑武士河与汤比格比河交汇处。作为马伦哥县最大的城市，德莫普利斯正处佐治亚区中心。在历史上，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河一带享有“黑带”美誉。大约200年前，这一带肥沃、深厚的黑色湿草地原土滋养了当地众多的棉花种植园主。他们有些在奴隶制中熬出了头，但却在象鼻虫灾中无一幸免。sup/sup
正是在那片黑土地上，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在地里挖鱼饵，然后一整天在河边钓鱼。我们经常会钓到鲶鱼，这种杂食动物会咬住任何它闻到的东西，比如蚯蚓、大热天里很容易就能逮到的蟋蟀等。
那时我8岁，比大我10个月的表哥魏德和我一起在家里后院玩挖洞探险的游戏。尽管那时我们对何谓冒险一无所知，但那天的情景依然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如果我们一直挖下去，”他说，“最后就能到中国。”
那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直到后来我从环球旅行中找到答案。作为一个满怀激情的探寻者，我才开始认识到在亚拉巴马州对面——地球的另一端，横卧着广袤的中国，如果当年精力充沛的我继续挥汗如雨不停地挖洞，没准儿我真会抵达中国。
时光飞逝，现在的我采取了一种更为迂回的路线。就在与中国咫尺之遥的新加坡，身为两个金发碧眼、说中文如英文般流利的乖女儿的父亲，我发现，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只是我“挖洞”故事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尽管“挖掘”不再那么艰难，但我依然精力充沛。这是我不懈努力探寻世界的内部运作，获得第一手经验的结果。只有走出去，才能“挖掘”出真实的故事，而探索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我自己。
我曾两次环游世界，一次是骑摩托车，另一次是开车。我花了5年时间深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对我而言，了解历史和其必然性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亲身实践去探险！这也令我获得绝妙的个人和物质回报，让我远离偏远的亚拉巴马，引领我来到这里——中国的前哨马来半岛南端。sup/sup
如果历史真要肯定什么的话，那一定应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命题sup/sup，即“万物皆动，万物皆流”。他告诉我们：“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预知变化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尺，到新加坡后我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即伴随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亚洲正逐步崛起，全球正戏剧性地重排领导坐席。
写这本书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国家的政客都试图让民众相信困境是暂时的，人们被告知情况会出现逆转。我并不想对此进行驳斥，只想告诉你，很简单，在你有生之年怕是没戏了。很多国家债台高筑，这将直接招致你我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发生巨变。就像经济和政治动荡年代常常上演的那样，很多老公司、传统行业、政党、政府、文化，甚至国家都将会衰退、破产倒闭，或者干脆消失了。
以投行贝尔斯登（bearstearns）为例，到2008年破产时，它已有80多年历史。和贝尔斯登同一年“沉没”的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涉足金融服务业已有一个半世纪。那些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轰然坍塌，充分展示了美国很多公司所面临的环境变迁困局。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也许并不知道，有一天它们也会破产。还有那些博物馆、医院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机构，正深陷泥潭。我们会看到更多机构和公司将在金融或经济动荡中灰飞烟灭。
一些人称我是现代版的卡桑德拉（cassandra），sup/sup喜欢危言耸听。不过没必要为我没看到的未来而感到恐慌，哪怕是个惊喜也好。
现在，来自中国方向的变革之风正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迎面吹来，我们看到的是商务活动照旧，历史又翻到了熟悉的一页。纵观历史，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变革时刻所带来的无数机遇，我也因此对很多即将来临的事情超乎寻常地乐观。
如果你够聪明，19世纪初你会在伦敦淘得第一桶金。20世纪初你会搬到纽约，在那里继续赚钱。到了21世纪初，你会发现机会全在亚洲。自今伊始的一个世纪里，这一变革循环会在世界任何一地重复上演——就像公元10世纪时，聪明人都跑到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欧洲重镇、知识分子云集的西班牙花都科尔多瓦去淘金。
2007年，我搬到亚洲，更重要的是，我让孩子们也在亚洲定居。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亚洲的认知不可或缺，掌握普通话也意味着走向成功，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印证。正如今天，学好英语被认为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一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危机和政府管理不善最终令英国失去其领导地位，世界重心和影响力从英国转移至美国。直到二三十年后，大多数人依然对这一深层原因毫无察觉。基于同样的因素，如今美国正逐渐丧失其全球领导力，世界重心和影响力正向亚洲转移，但大多数人仍未注意到这一变化。
亚洲正迎来第二次历史性转折时代。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令世界濒临退出金融业的绝境。金融机构此前的非理性繁荣最终引发了这一周期性转变。
纵观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不断重复上演。一会儿是金融家们唱主角，一会儿又是那些农场主、矿主、能源供应商甚至伐木的实业家们说了算！
20世纪50～70年代，在大牛市前，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死气沉沉。如今，历史又将重演。全球金融格局将重新洗牌，那些如《圣经·约书亚记》sup/sup中所说的“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现在将成为地球新的主人。
研究历史变量时，套用一个简单的假设，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我很欣赏另一位伟大的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爱因斯坦所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对于宇宙是否无限，我还不太确信。”
让我们铭记卡桑德拉，尽管这位特洛伊公主有关“城外木马是希腊人的圈套”的预言并不受人待见，但最终这一预言仍不幸言中。
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如何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以及一个人该如何为未来进行自我教育？在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资领域追求冒险的过程中，教会我成长的经验与见解。追寻那条引领我从“黑带”走向地球另一端的东南亚花园城市，这场始于儿时家乡后院的人生旅程。
我对市场的探险始于1964年春天，那时我即将从耶鲁大学毕业。就像当年前往常春藤联盟sup/sup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前往华尔街探险。
高中时，我曾是德莫普利斯“国际钥匙俱乐部”（keyclubinternational）sup/sup的重要铁杆会员，7作为国际同济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导的服务机构。直到1976年，“国际钥匙俱乐部”的会员仍然仅限于男生。
加入“国际钥匙俱乐部”是件大事，当地的赞助商每年只有5个入会名额。在我任职德莫普利斯“国际钥匙俱乐部”主席那年，德莫普利斯分部获得了一份来自“国际钥匙俱乐部”的大奖。作为“国际钥匙俱乐部”的最大赞助商之一，耶鲁大学每年会给“国际钥匙俱乐部”提供一份为期4年的丰厚奖学金。正是这份奖学金把我带到了耶鲁，如果没有“国际钥匙俱乐部”，也许我永远不会去申请耶鲁大学。
除了耶鲁是我热切盼望入读的大学外，我还申请了另一所大学——田纳西州希瓦尼南方大学（universityofthesouthinsewanee），它的文理学院隶属于圣公会教堂（episcopalchurch）。我在申请了希瓦尼南方大学后不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年的4～5月，当父亲寄了申请希瓦尼南方大学的50美元申请费后，我待在家里打发难得的闲暇时光。随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来自耶鲁的信，里面有我的入学通知书以及一份国际俱乐部获得的耶鲁大学每年2000美元的奖学金通知。
我惊呆了！
17岁的我除了知道耶鲁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外，其他则一无所知。不过，父母对我的申请入学经历并不陌生。他们俩都是大学生，彼此在俄克拉何马大学相遇，且都是“兄弟会”“姐妹会”sup/sup的成员。我父亲学石油工程，母亲学文，对他们而言，我能入读耶鲁是件天大的喜事。记得父亲当时说：“我们就是有点担心你得自己去北方自由主义的堡垒了！”不过事实上，他和我母亲对此欣喜若狂。父亲的欣喜在试图要回希瓦尼南方大学50美元申请费受挫后有所降温。20世纪60年代，在德莫普利斯小县城里，50美元可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即便是在今天，50美元也不少。不过那时50美元相当于现在同样数目的7倍。
作为五兄弟中的长兄，在那样一个不到50人的高中班级里，我很快表现出因好运降临而向所有人夸大自己重要性的优越感。就像在很多故事里看到的那样，我立刻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物。但我那自我膨胀的虚荣心注定短命。慢慢地，我开始明白，我必须立刻就去耶鲁！我突然感到很害怕，觉得自己有点儿做过了头。我想知道，现在我该怎么办？
那个夏天，我去波士顿参加“国际钥匙俱乐部”的会议。坐火车赶到纽黑文后，立刻去了耶鲁大学招生办——我想知道他们为何录取了我。我想通过问些问题，也许能得到我想要什么的答案以及明白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耶鲁大学招生办主任找出我的文件夹，问：“你啥意思？看，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很多科目都是100分，你的平均成绩几乎是100分！”
“是的，可那是在德莫普利斯呀！我的老天！”我当时想，“那些人认为我很聪明，他们觉得我有两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