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8年8月，约瑟夫听米尔肯的律师们说让他放心的话已经接近两年了；他也听彼得・弗莱明说过这样的话，弗莱明是他请来为德崇公司做顾问的刑事律师；他还听桑德勒、琳达・罗宾逊说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向他保证说米尔肯是无辜的，布斯基是个说谎者，并且说德崇公司不用担心什么，只是检察官们太忌妒米尔肯的成功了。约瑟夫相信了这些话，他还告诉手下的高管利昂・布莱克、彼得・阿克曼、约翰・基西克和董事会，只要他相信米尔肯是无辜的，他就绝不允许德崇公司背叛米尔肯。
现在，约瑟夫经常咳嗽，似乎无法治愈。在夏天即将结束时，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而憔悴，也睡不好觉。即使在新泽西州西北部的农场，远离了华尔街的喧嚣，他似乎也无法摆脱纠缠着他的与日俱增的末日感。他的律师伊拉・米尔斯坦再次建议他从该公司辞职，这次，约瑟夫没有立即拒绝。但是，现在他想不出谁能代替他来掌管公司。他的命运似乎已经和公司的命运密不可分了。
1988年9月7日，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了期盼已久的对德崇公司的诉讼。起诉书长达184页，被列为被告的包括德崇公司、迈克尔・米尔肯和他的弟弟洛厄尔・米尔肯、穆尔塔什、高收益部门的另一名员工帕梅拉・梦泽特，以及米尔肯的客户菲施巴赫公司的波斯纳。起诉书除了陈述一系列同布斯基相关的违法活动（包括被指控的菲施巴赫公司的阴谋）外，还援引了另外两起内幕交易的案子，包括加德纳参与的维亚康姆公司的交易。
德崇公司竭尽全力让员工和公司的客户做好应诉的准备工作，同时它还对外声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公司可以借此在法庭上澄清一切。在为米尔肯辩护时，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马丁・弗鲁门鲍姆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该起诉几乎全都是根据伊万・布斯基的诬告。很显然，布斯基是受到诱导而撒谎并做出诬告的。”然后，越来越明显的是，这种“显然”似乎只是对弗鲁门鲍姆和米尔肯核心圈内的其他人员而言。德崇公司共同努力试图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毫无价值，希望他们放弃诉讼，但是很显然，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改变主意。这个案子中存在许多利害攸关的情况，因此，他们是不会轻率行事的。
德崇公司在法庭上的辩护迅速变成了该公司和米尔肯律师们对联邦地区法官的指责。他们说米尔顿・波拉克法官没有资格审理此案，因为他之前主持审理过一些起诉布斯基的私人民事诉讼案，对本案中的许多基本情况都比较熟悉。这位81岁的老法官立即反驳了他们的要求，甚至称利曼的理由“非常荒谬”。后来，波拉克法官说他对米尔肯和德雷克塞尔的律师们的行为“极其震惊”。
他们的做法不仅激怒了法官（他的决定得到了支持），而且也激怒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更为重要的是，还惹恼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拥有对德雷克塞尔处罚决定的最后批准权。许多观察者感到奇怪：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是无辜的，并且迫切希望上法庭辩护，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对诉讼提出质疑，而是攻击一位德高望重、刚正不阿的法官呢？
朱利安尼的办公室还没有行动起来。约瑟夫和他的律师们正在加紧努力，企图劝阻检察官们对公司提起刑事指控。一天晚上，约瑟夫和柯宁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贝尔德进行了一次艰苦卓绝的谈话，力图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指控是毫无意义的。大概8点半左右，贝尔德插话说：“你们要求看看违法的证据，我想，我们可以让你们看看。”
约瑟夫和柯宁不知道会看到什么，他们跟着贝尔德、卡罗尔和法德拉来到了法院，走进了配备有视听设备的法官室。他们戴上耳机，检察官们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录音带中摘选了15分钟播放。听完后，柯宁和约瑟夫的耳边还不断回荡着“欢迎来到这个骗子的世界”这句话。
贝尔德问约瑟夫：“你有什么感想？难道你没有焦虑不安吗？”
柯宁让约瑟夫不要回答。他问道：“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吗？里面还涉及公司的其他人吗？”
贝尔德回答说：“是的。”
柯宁问道：“莉萨・琼斯？”检察官没有回答。
约瑟夫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和柯宁当晚一直讨论到了深夜。对于录音带，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约瑟夫现在确切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了，并且他也知道这是违法犯罪行为。他告诉柯宁：“纽伯格做这件事，米尔肯不会不知道的。”他明白，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米尔肯。
录音带还引发了对米尔肯的新的怀疑。通过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米尔肯一直坚持说对他的唯一指控人就是布斯基，而布斯基是个大骗子，他可以轻松驳倒他。然而，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和布斯基毫无关系。
第二天早上，当德崇公司的律师们就录音带的事情要求米尔肯做出解释时，他的律师们坚持说米尔肯对纽伯格的活动一无所知，纽伯格因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而受到起诉，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另外，他们还向约瑟夫保证，政府所得到的可以支持布斯基关于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证据文件是“重新做出来的”，在法庭上可以轻松被认定无效。当政府邀请约瑟夫去看看这些文件资料时，他吃惊地发现，那些文件全都是原始文件，是穆拉迪恩保存的记录。更为糟糕的是，文件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各种计算，而这种计算只有在寄存交易中才会出现。
柯宁给弗鲁门鲍姆打电话，向他通报了最新的情况。弗鲁门鲍姆沾沾自喜地回答说：“我们都料想到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忧。
“那寄存费用呢？原始文件呢？”
“我们都料想到了。”弗鲁门鲍姆重复说。
柯宁愤愤地想，如果是这样的话，米尔肯的律师们知道的情况比他们和公司的律师们所分享的信息要多，这就违背了他们所签订的联合辩护协定。柯宁和弗莱明坚持要同利曼和弗鲁门鲍姆见面谈谈。他们每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就被漫不经心地搪塞过去，称这些是“毫无意义”“没有什么危害”“是有利的”“我们都料想到了”，或者说米尔肯对此一无所知。关于寄存费用，弗鲁门鲍姆坚持说：“那只是一种记账方式。”柯宁怒火中烧，气愤不已，他立即中断了会面，以免忍不住发火。
当年的秋天，克雷格・考古茨在比弗利山他和理查德・桑德勒共用的办公室里处理米尔肯领导的合伙公司的分红工作。其中，他尤其担心麦克弗森合伙公司（macphersonpartners）。米尔肯成立这个合伙公司是为了控制认股权证，然后来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这是该公司杠杆收购交易的一部分。而该公司的杠杆收购交易曾经让西格尔、弗里曼、kkr公司、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收益颇丰。
kkr公司在收购成功后，向德崇公司发放了认股权证，以激励该公司的客户购买斯托勒公司的垃圾债券。这些认股权证被转交给了米尔肯，然而，考古茨却发现，它们并没有落到德崇公司的客户手中，而是最后到了麦克弗森合伙公司。该公司的合伙人似乎就有米尔肯和他的家庭成员，甚至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共同基金经理也是受益人。既然现在kkr公司已经将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台出售，并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这些认证股权也可以变现了，所得的收益应该分发给参与者。考古茨感到非常不安。麦克弗森合伙公司的付款看起来很像是米尔肯在做自我交易，或者更糟糕的，像是向基金经理们行贿。
考古茨在1984年加入了米尔肯的内部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为维克托・考古茨・桑德勒律师事务所。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律师事务所。德崇公司、米尔肯和他的家人都是该事务所最主要的客户，并且事务所的办公室也在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办公楼的三层，而这栋办公楼的所有者又是米尔肯兄弟。考古茨本来希望从事风险投资和避税的业务，但是最后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却是替洛厄尔・米尔肯监管合伙公司的所有活动。
在布斯基同政府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考古茨同意让纽约的刑事律师迈克尔・阿姆斯特朗做他的代理人，而此人也是洛厄尔的律师。但是，像穆尔塔什和达尔一样，考古茨也很担心他代表几个不同的当事人，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洛厄尔的利益肯定要优先于考古茨的利益，因为他的利益和米尔肯的密切相关。1988年初的一天，当阿姆斯特朗拿来一份宣誓书让他签名时，他的忧虑更是增加了。这份宣誓书是要证明洛厄尔是无罪的，里面内容是根据考古茨所做的事实陈述。考古茨仔细读了读，发现只有一个问题：这些事实都不是真的。他生气地拒绝签字，并开始寻找新的律师。最后，他在洛杉矶聘请了两位律师，汤姆・波拉克和泰德・米勒。1988年9月，考古茨提交了一份宣誓书。
在11月初的一天，在德崇公司位于纽约的办公楼里，考古茨遇到了约瑟夫，当时约瑟夫正急着去上洗手间。考古茨对约瑟夫说想和他说句话，约瑟夫示意考古茨跟他走。
考古茨压低声音说：“有一个合伙公司，我想你可能不知道。”约瑟夫看着他，一脸困惑。考古茨补充说：“你不会喜欢这件事的。”
约瑟夫问道：“为什么呢？”
考古茨回答说：“基金经理们都得到了认证股权，迈克尔的孩子们也有认证股权。”
约瑟夫又问道：“基金经理们都做这项交易了？”
“是的。”
约瑟夫说：“我们最好把律师叫来。”他警惕地意识到，里面可能牵涉到了贿赂。至少，这种合伙公司违反了德崇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
多年来，米尔肯一直都向约瑟夫寻求建议和指导，询问某些交易是否合法，而这些交易通常也都是合法的。这种交流使约瑟夫对米尔肯产生了信任，他认为米尔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突然，约瑟夫感到，这可能是一种精心制造的错觉，米尔肯给他打电话请教可能就是为他公然违法作掩护。
约瑟夫直接走进了公司董事长罗伯特・林顿的办公室，把他从考古茨那里听到的全都讲了一遍。林顿听完后，禁不住骂道：“可恶。”约瑟夫立即给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打了个电话。
他命令道：“现在就处理这事。”
考古茨和他的新律师们也向利曼和弗鲁门鲍姆披露了麦克弗森合伙公司的情况，并且说他们打算主动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政府。弗鲁门鲍姆听到后勃然大怒，他叫道：“不！你们不能这样做。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件事的。”但是利曼制止了他，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办法，随他们去吧。”
约瑟夫一直都认为米尔肯是无辜的，并且以此为基础精心制定了防御战略，但是这种信任和战略在11月末的一个雨夜被彻底击碎了。那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柯宁打来电话，说有要事和他私下谈谈。约瑟夫当晚要参加市中心一个正式的晚宴，因此他建议开车去接柯宁，然后两人在路上谈。于是，约瑟夫穿着短礼服，系着黑领带，开车经过几个街区来到卡希尔律师事务所，接上柯宁。此时，小雨已经变成了倾盆大雨。他们很快就陷入了车流之中。
柯宁说：“看起来西海岸的那些家伙在做一些他们不应做的事情。”他把最近的麻烦事悉数讲了一遍，并着重提到他重新查看了同所罗门公司的交易记录，印证了被指控的问题。他想让约瑟夫认识到：现在有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这种证据还在增加，并且都是至关重要的，和布斯基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米尔肯周围的沉默之墙已经被打开了缺口，很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倒戈。而且，德崇公司甚至都不了解整个情况，而且也不可能再从米尔肯阵营以前的盟友那里了解整个情况。
约瑟夫问了一些问题，并感谢柯宁为他做的分析。当他抵达目的地——纽约时代广场的万豪酒店时，大雨仍然在继续下着，他只好冒雨下车。现在，他相信德崇公司和它的一万名员工全都被米尔肯出卖了。他正是依赖这个人把公司建设成了他所梦想的样子。他曾经愿意为米尔肯做任何事情，因为他相信米尔肯是无辜的。但是，他不能说现在还能那样相信米尔肯。
约瑟夫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米尔肯失去信任的人。在洛杉矶，达尔和利特在四季酒店见了一次面。达尔告诉他：“迈克尔必须认罪。”然后他提到了自己最为致命的证据。利特回答说：“必须有人去告诉他。”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说米尔肯是无辜的了。
利特说：“我不打算去做这件事。”
很显然，其他人也不会去做。利特在米尔肯辩护律师团的地位很不稳定，威廉斯・康诺利事务所也是如此。自从威廉斯去世之后，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已经夺取了主导权，把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晾在了一边。接替威廉斯的文森特・富勒没有机会和米尔肯或者桑德勒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两个人主要依靠利曼。
但是富勒认为还是应该有人来做认罪协商工作的，虽然这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选择，但至少应该有人试探一下政府，看看它要求什么。富勒同卡罗尔、法德拉、贝尔德都谈了谈，最后甚至还和朱利安尼谈了谈。富勒发现检察官们的要求极其合理，合理得有点儿让人吃惊。他们拒绝了米尔肯和德崇公司之间的联合解决方案，该方案提出对他们处罚10亿美元。这不是个小数目，但是米尔肯还是能够轻松应对的，尤其是至少有一半都要由德崇公司负担。但是，钱从来都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罪责才是真正的问题。富勒首先要求进行无罪的抗辩，然后再接受一项重罪。检察官们表示，他们可能接受米尔肯承认两项重罪，这已经是相对很宽大的处理了。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做事的风格一直都是谨慎的乐观。最后，达成协议的希望出现了。他们相信，米尔肯承认有罪，并同政府合作——这样一来调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这里面只有一个问题：检察官们不清楚富勒是否可以得到米尔肯其他律师的支持，更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代表米尔肯本人。从米尔肯公开的姿态来看，看不出一丝他愿意妥协或者认罪的迹象。公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这让负责本案的检察官们大为恼火。在以前，他们还从来没有遇到潜在的被告这样大张旗鼓的。
利曼一直都清楚富勒同政府的协商活动，但是罗宾逊公司的人并没有被告知，他们继续断然地否认同政府和谈的想法。1988年捕食者大会上公关活动惨败之后，该公司拓宽了活动范围，着重宣传米尔肯的慈善活动（包括印制突出显示米尔肯基金会受益者情况的昂贵挂历），并抨击政府打算以rico法案起诉德崇公司的做法。罗宾逊公司在全美各地的媒体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反rico法案的信件和专栏文章，声称rico法案在审判之前就要剥夺被告人的资产。他们精心炮制了这些东西，以激发公众对米尔肯的同情心。罗宾逊公司还为米尔肯起草演讲稿，让他给商业团体发表演讲，并继续允许他们信任的媒体记者采访米尔肯，但是在采访中仍然不允许提问和调查活动有关的任何问题。当米尔肯听到他和公司被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起诉的消息时，他正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
曼哈顿陪审团总是有许多黑人陪审员，因此，米尔肯开始寻求黑人的支持。他的公关人员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当地的报纸上，如《纽约邮报》《每日新闻》和《阿姆斯特丹新闻》，这些报纸的黑人读者比《华尔街日报》或者《纽约时报》的都要多。米尔肯同黑人组织联系的都是一些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洛杉矶市的市长汤姆・布拉德利、比阿特丽斯国际公司的总裁雷金纳德・路易斯（也是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买主）和曼哈顿区的前行政长官珀西・萨顿。他们还帮助米尔肯结识了杰西・杰克逊。在米尔肯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出来后不久，布拉德利（《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他从米尔肯阵营收到了7万美元的公关费）称赞米尔肯是一个“天才人物，有勇气、有远见、有信念”。
尽管米尔肯在过去对民权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现在却突然积极起来，还为洛杉矶一所黑人中学的学生举办了一场晚会。在晚会上，他说：“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最亲密的朋友。”说着，杰西・杰克逊走上台来。在纽约的一个会议上，杰克逊和华纳通信公司的董事长史蒂夫・罗斯（也是利曼的客户）都极力称赞米尔肯。米尔肯还同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合影，大部分都是黑人和拉美裔的儿童。罗宾逊甚至还聘请了一位黑人公关专家玛丽・海伦・汤姆逊，她以前是俄亥俄州众议员路易斯・斯托克斯的新闻秘书。汤姆逊主要向国会的黑人小组宣传支持米尔肯。米尔肯受到了“百名黑人协会”（onehundredblackmensociety）的称赞，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成员都是成功的黑人，包括萨顿。
1988年9月的一个下午，米尔肯率领1,700名贫困儿童，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的儿童，来到谢亚体育场（sheastadium）做游戏，这后来成为他最为著名的形象重塑活动。虽然米尔肯的公关人员后来坚持说这次活动并不是有意要公开宣传的，但是在当天中午该公司董事长林顿举行宴请记者（有些是罗宾逊公司邀请的）的午餐会上，他恰巧提到了这个活动。于是，在游戏场上，电视摄像机对准了米尔肯，他戴着一顶漂亮的棒球帽，竭力显示出放松的样子。这次活动之后，利勒尔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们从来没有给他的日程里增加一项公关活动，一个也没有。”
很快，米尔肯的公关人员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朱利安尼身上，他宣布了辞职参加纽约州长竞选的计划。这是一项政治活动，媒体记者们都迫切希望获得朱利安尼的消息，这也是对他所办理的米尔肯一案掀起批评的理想时机。这也意味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期。
这是达成协议的有利时机。朱利安尼也意识到，如果在他离职之前能够把米尔肯这个美国最有权力的人捉拿归案，对他会有明显的政治好处。弗里曼等人的事情在他的记录中会留下污点，但是如果米尔肯认罪，就很有可能消除这个错误。朱利安尼、贝尔德、卡罗尔和法德拉开始认真考虑接受富勒的认罪建议，他将承认一项重罪。
但是协议的许多细节还没有确定，如米尔肯弟弟洛厄尔将会被怎样处理，米尔肯是否会合作等。如果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行动迅速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敲定细节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很显然，富勒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当事人的支持，并且他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同行们也都不赞成达成协议的想法。当富勒把协议的情况披露给米尔肯阵营的其他成员时，他差一点儿被斥责为异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反对任何认罪协议，桑德勒也是如此。
很快，接受一项重罪的认罪机会消失了。随后，达尔和佩泽尔同政府合作的成果越来越多，对米尔肯的指控也越来越有力，检察官们放弃了让米尔肯接受一项重罪的想法，认为这太便宜米尔肯了。贝尔德认为，如果只让米尔肯接受一项重罪，公众会抨击他们，说这是米尔肯的胜利，从而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以阻止证券业的其他犯罪活动。对朱利安尼来说，他作为检察官的首要职责要高于他作为政治家的雄心壮志，这样才会得到颂扬。如果他不得不在米尔肯和弗里曼的案子悬而未决时辞职，那他就会这样做的。
至于富勒，他基本上退出了米尔肯的律师团队，留下他的搭档利特来履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义务。桑德勒和利曼几乎完全控制了米尔肯的辩护工作。现在，米尔肯再也不会听到任何异议，即使他对现实的看法越来越孤立，也不会有人再提醒他了。
正当秘密认罪的谈判被搁置之时，华尔街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最大、最为喧闹的杠杆收购大战上，这就是克拉维斯和kkr公司以250亿美元竞购工业巨头雷诺・纳贝斯克公司（rjrnabisco）的交易。由于牵涉到数百万美元的服务费，华尔街上的几乎每家大公司都参与其中，雷诺公司的一方由希尔森・雷曼兄弟公司（琳达・罗宾逊在幕后忙着筹划工作）、所罗门兄弟公司、高盛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支持；kkr公司一方由瓦瑟斯坦・佩雷拉公司（wassersteinperella&co.）、摩根士丹利公司和德崇公司支持。
对德崇公司来说，这不仅是当时的最大一笔交易，更是一场生死大战，借此向世人证明它将在政府的调查中幸存下来。kkr公司是德雷克塞尔公司的老客户，是公司的一块大业务。如果德崇公司失去了这次融资业务，那它在垃圾债券市场的份额就会萎缩，它在华尔街上的特权也会遭到破坏。
对约瑟夫来说，雷诺・纳贝斯克公司一案也是对德崇公司能力的重要检验，可以判断出离开了米尔肯它是否可以继续生存。约瑟夫现在已经认识到，失去米尔肯将是不可避免的了。德崇公司在比弗利山分部的高收益业务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曾经主宰这里的米尔肯越来越不见踪迹了，他正在同公关顾问和律师们疲于应对。领导权落在了彼得・阿克曼身上，这让人们非常担忧。阿克曼是一位哲学博士，口才很好，善于开发客户，但是却缺乏交易的技能。约瑟夫承担了许多以前由米尔肯负责的工作。正当政府的调查活动取得最为重要的进展而情况对德崇公司越来越不利时，约瑟夫亲自拜访了克拉维斯，劝说他聘请德崇公司负责融资服务。
克拉维斯几乎立即就同意了，主要是因为他对米尔肯还保持着忠诚。在以前，一个很有声望的公司是不可能把50亿美元的债券融资业务委托给一个正因证券欺诈和其他罪名而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的证券公司，这将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克拉维斯从德崇公司和米尔肯那里受到过恩惠。德崇公司给他带来了斯托勒通信公司，并且帮他融资25亿美元收购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结果是最重要的。
约瑟夫向克拉维斯保证说，即使德崇公司被起诉，也要帮助kkr公司完成这项交易。虽然以前，只要有德崇公司“高度自信”的声明就足够了，但是现在，该公司同意，如果必要可以提供一项15亿美元的过渡性贷款，这也是用自己的资金来完成交易的承诺。星期六，在确定收购雷诺・纳贝斯克公司以及融资工作的会议上，克拉维斯只问了约瑟夫一个问题：“弗雷德，你保证德崇公司将会完成融资工作，是吗？”约瑟夫回答说：“是的。”为了以防万一，kkr公司还聘请美林公司进行联合融资工作。但是，约瑟夫发誓说要让美林公司站在一边观看。
德崇公司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融资工作。它先后组织了20场销售会议，也就是所谓的“路演”，针对从东京到苏黎世的潜在客户。为了吸引富有的个人和机构，这次，它向购买者提供股权，而不是把它们留给米尔肯的合伙公司。在这次融资中，德崇公司想尽了一切办法。它甚至向买主赠送雷诺・纳贝斯克公司的产品——麦片、花生、奥利奥饼干和凯尔富丽口香糖，以及印着雷诺公司标志的t恤和运动衫。约瑟夫知道公司的未来取决于这次交易。
尽管约瑟夫向kkr公司做了保证，但是他认为实际上德崇公司很难免于刑事诉讼，更不要说紧接着而来的漫长而又危害巨大的审判了。他和柯宁在车中会谈之后不久，约瑟夫抓紧时间同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协商。开始他还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或者详细解释，只是说让他们不要再相信米尔肯是无辜的。
1988年11月底，司法部批准了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的rico法案指控，这是提起诉讼的最后一步。如果政府提起了诉讼，那么德崇公司就必须立即缴纳保证金。让约瑟夫更为愤怒的是，贝尔德和他的同事拒绝告诉德崇公司政府要求多少钱。约瑟夫认识到，这种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公司瘫痪。像德崇这样的证券公司主要依赖获得短期贷款和发行商业票据（多数是向大银行）的能力而生存。在最开始同银行协商时，银行警告说他们不能向一个可能受到rico法案指控的公司提供贷款。德崇公司夸口说在规定的要求之外它还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并且还有5亿多美元的诉讼准备金。但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向约瑟夫报告说，如果公司受到了rico法案指控，至多可以支撑一个月。约瑟夫把这个可怕的预测通报给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股东们。
他们的反应代表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公司注重现金薪酬和奖金制度而不是股权分配，这使得公司的股权主要掌握在欧洲合伙人布鲁塞尔・兰伯特集团（groupebruxelleslambert）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伯纳姆和坎特手中，他们对公司近些年来的成功贡献很小。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保护他们的股权利益，他们支持同政府和解诉讼问题。
同他们针锋相对的是像利昂・布莱克之类的人，他们对自己股权的价值不是很关心，但是似乎对保有巨额的现金流非常关心——1989年他的现金收益为2,000万美元。他清楚地表示，米尔肯最终是有罪还是无罪，他毫不在意，他只想让公司的造钱机器尽可能持久地运转下去。布莱克和他的同盟者们支持任何延缓米尔肯离职的策略，反对任何要求他辞职的提议。
最后，还有一种人就是忠于米尔肯的热心人士——阿克曼、基西克和弗雷德・麦卡锡。他们似乎根本不害怕德崇公司的倒闭，甚至还有点儿欢迎这种结果，他们认为如果公司倒闭了，可以使朱利安尼受到谴责。他们相信届时势必会激起强烈的抗议，从而会削弱政府指控米尔肯的决心。他们的口号是：“宁死不屈。”
这种分裂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虽然公司的保守派控制着董事会，并且支持同政府达成和解，但是米尔肯的支持者却是公司未来成功和存活的关键。如果他们背叛了，就没有谁能够拯救德崇公司了。
在新泽西州的农场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感恩节之后，约瑟夫和德崇公司的律师们投身到了紧张的谈判之中。他们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朱利安尼、贝尔德及其他人举行了一系列洽谈。限定性因素非常简单：只要约瑟夫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政府的要求可以使公司存活下去，公司就会认罪。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两点意思：
第一，高级管理人员不会认为德崇公司是和米尔肯翻脸；第二，财务负担不能严重到将公司压垮。如果情况如此的话，德崇公司倒不如继续顶下去，接受起诉，最后被迫破产。
约瑟夫试图让检察官们理解公司微妙的苦衷，但是公司几年来对政府的蔑视和对抗现在得到了恶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检察官们对米尔肯支持者极为不齿。让他们气愤不已的是，甚至在投降前夕，德崇公司仍然坚持对米尔肯的罪责低调处理。该公司拒绝公开承认那笔530万美元付款是布斯基非法活动的一部分——因为米尔肯坚持说它不是。该公司也不想开除米尔肯，并且在当年仍然要给米尔肯2亿美元的薪水。
在激烈的争论中，贝尔德猛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然后说：“不要再讨论钱的问题了，我要谈的是正义。”
约瑟夫也火了，他说：“我不是代表教堂来的，公司的1万人都要吃饭穿衣。”
德崇公司的认罪协议开始看起来是不可避免了。12月1日星期四，约瑟夫向公司的全体员工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说：“我在此特将公司最近被调查事宜的最新情况通报给诸位同人。最近几周来，我们已经同政府进行了洽谈，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同意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达成协议，他们就会起诉我们的公司（和公司的某些员工），包括以所谓的rico法案进行起诉。无论是哪种结果，我们都希望尽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