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写到了德崇公司在捕食者大会上雇用妓女。书中还说到米尔肯刚刚加盟德崇公司时的情况，他乘坐班车上下班时都戴着一个矿工的安全帽，以便在黑暗中阅读招股说明书。书中还披露说，这位垃圾债券大王还曾经试图收买她不让她写这本书，更为糟糕的是，这本书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即布斯基的辩解同米尔肯所培养的价值观和修养完全相同。
尽管布鲁克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预先采取了谨慎的防范措施，但是没多久利曼还是设法搞到了手稿的一份副本，并且很快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复印机上进行复印。米尔肯的辩护律师团队迅速开始计划一次全面的反击。似乎这个庞大的律师团队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具体的攻击目标，尽管它只是一本书，而不是大陪审团的指控。
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参会者有罗宾逊、利勒尔和该公司其他几个人员，以及利曼、弗鲁门鲍姆、桑德勒和米尔肯。利曼和米尔肯来得比较晚，其他人在等待时就先仔细看了书稿的复印件。桑德勒立即就被激怒了，他大喊道：“根本就没有矿工安全帽。”接着，他又迅速改口说：“这是一个礼物，是一位眼科医生送的。他从来没有戴过。哦，不，他只戴过一次。”
当利曼和米尔肯到了之后，米尔肯坐下来开始看书稿。他边看边摇头，脸色逐渐阴沉起来。他生气地说：“这本书是要把我变成一个滑稽小丑。”他抱怨说这本书要把他写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实际上，没有人称他为“垃圾债券大王”。最后，他气愤地说：“我要让这本书销声匿迹。”
有些顾问提醒米尔肯，他们这样做可能会给这本书做宣传，引起公众的注意，并且说这本书即使出版了也可能没什么人会看的。（利勒尔向他保证说：“美国人都不喜欢读书的。”）他们还提醒他，他曾经拒绝接受布鲁克的采访，因此他的意见没有被反映出来，这并不能全都怪她。米尔肯对这些全都置之不理。他要让这本书销声匿迹，最好是在它出版前就夭折。尽管利曼和罗宾逊都对米尔肯的想法满腹疑虑，但是他们都表示支持他。利曼在过去曾经成功地打过图书官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威廉・佩利传记的那场官司。于是，米尔肯的团队开始针对布鲁克和她的书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诋毁运动，全然不顾这样做可能会给这本书的销售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利曼和罗宾逊的指示下，罗宾逊公司的员工开始尽职尽责地对书稿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称有些地方“不实”“不准确”，竭力挑刺儿。他们计划向全美国的每一位书评家送一份“勘误表”，希望能够以此摧毁该书的可信性。利勒尔大声说：“这个勘误表将比书还长，这真是棒极了！”
罗宾逊公司给这本书挑刺儿的几位工作人员后来被称为“真相小队”。他们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企图诋毁这本书。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要证明布鲁克一书中的错误越来越困难了。例如，尽管米尔肯坚持声称他的一些客户从来没有称他为“垃圾债券大王”，但是他的客户实际上这样说过，甚至试图证明此事有误的罗宾逊公司的员工在谈话中也这样说过。不过，他们都非常小心，竭力不让米尔肯注意此事。因此，勘误表只好用一些明显是微不足道的所谓不准确的东西来填充。
这并没有让米尔肯有任何犹豫。虽然诋毁这本书准确性和公正性的效果不佳，但是他仍然想阻止这本书。利曼给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柯宁打电话，说这本书对米尔肯“十分有害”，如果出版了，米尔肯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利曼命令道：“进一步采取措施阻止它的出版。要么和该书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联系，要么上法庭。”柯宁听到这个要求后大吃一惊，利曼当然知道，要预先对媒体实施限制只有在极其罕见和迫切的情况下才会被批准。
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同柯宁一起劝告利曼，说他们绝对不能去说服法官禁止该书的出版。利曼似乎非常恼怒，他威胁说要告诉约瑟夫卡希尔律师事务所“不支持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然而，柯宁等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利曼说：“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应该做到。”他再次声称应该首先满足米尔肯的愿望。
柯宁劝告约瑟夫，认为这种诉讼会伤害德崇公司。约瑟夫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也是利曼把米尔肯的利益置于德崇公司利益之上的又一个例子。约瑟夫认为，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尽管利曼这样说和做，但是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却不愿意自己提起这样的诉讼。在这一方面，利曼真是绝顶精明。
最后，这场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收效。《捕食者大会》一书按照预期出版了。书评者们困惑不已，他们不是事实调查员。在事实面前，米尔肯所声称的许多情况都“不能使人信服”。这场运动反而为这本书做了一次出版前的巨大宣传活动，包括《华尔街日报》都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此书的文章。
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曾经提醒检察官们，他可能活不到米尔肯调查活动的结束。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正在同癌症进行最后的搏斗。罗伯特・利特知道威廉斯已经身患重病。有一次，在去证券交易委员会开会时，威廉斯对利特说：“最好你来讲吧。”利特听了大吃一惊，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由威廉斯主讲。当他们抵达证券交易委员会大楼的走廊时，威廉斯几乎快要走不动了。
1988年初，威廉斯让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合伙人文森特・富勒开始参与米尔肯的案子。但是富勒和米尔肯似乎从来都没有达成一种默契。米尔肯非常尊敬威廉斯，他感觉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威廉斯一犯病，利曼、弗鲁门鲍姆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就开始排挤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同行们。无论威廉斯的思想对米尔肯可能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全都消失了。
当米尔肯到国会出席听证会时，威廉斯勉强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是，他的脸色仍然苍白憔悴。不过，这是威廉斯最后一次代表米尔肯公开露面，四个月后的8月13日，他溘然长逝。米尔肯飞到华盛顿参加他的葬礼，在葬礼上，他掩面而泣，痛心不已。
1988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布鲁斯・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邀请莉萨・琼斯和她的新律师布赖恩・奥尼尔一同到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到了之后，检察官们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打开录音机，播放录音带。他们看着琼斯和她律师们的反应。这是琼斯第一次听到自己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黑尔安排非法交易的谈话。她被吓得脸色煞白。
在会见后，奥尼尔立即给政府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说，听这些录音帮助琼斯“恢复”了记忆。考虑到对她的豁免规定，她现在愿意承认参与了这些交易，并且同黑尔谈过此事。检察官们对此事丝毫不感到奇怪。但是，让他们吃惊的是，琼斯继续拒绝承认除录音带之外的任何事情。她以前撒过谎，很显然，她还在撒谎。检察官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伪证是一种威胁司法程序的严重犯罪活动，这种信息必须传递出去。尽管琼斯很年轻，尽管她早年的生活非常艰辛，尽管她在德崇公司并不是身居高位，但是她的豁免权还是被撤销了。
同时，检察官们还加紧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施加压力。贝尔德披露政府准备要求大陪审团用rico法案提起诉讼。这是该法案第一次被用来起诉证券公司的人员。
rico法案是政府可以用在案件中的最为严厉的法律武器。该法案于1970年生效，主要是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该法案规定，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如果犯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重罪，并且几项罪名之间表现出一定“模式”的相互关联性，那么就可以被指控为欺诈。该法案对违法者施以重罚，包括长达20年的刑期，并没收全部财产和非法收入。rico法案有一个对应的民事条款，允许私人原告提起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尽管rico法案的指控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是这种威胁对潜在的被告却没有太大的影响。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只是一个外壳，是无数相互关联的实体之一，它的资产可以轻松地通过合伙关系转走，使公司瓦解。詹姆斯・里甘仍然大胆对抗，而他的律师西奥多・威尔斯也抨击政府企图用rico法案“威胁”他的当事人，坚持说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并决心和政府对抗到底。他说：“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了，这是在一个更大的棋盘上下棋，而里甘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
在这一点上，威尔斯说得很对。尽管以rico法案提起诉讼的直接意图是对里甘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施加压力，但是真正目的却是针对德崇公司。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这样的小公司就因自身的非法交易而面临rico法案的起诉，那么像德崇公司这样有更多交易被怀疑的大公司就更容易被起诉了。
双方企图达成协议的最后努力毫无结果。8月4日，大陪审团以伪证罪起诉莉萨・琼斯，以欺诈罪起诉里甘、扎尔热茨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其他主要当事人以及德雷克塞尔公司的纽伯格。政府为时两年半的调查活动终于提起了第一起诉讼，一场可能的持久战拉开了帷幕。
使米尔肯核心圈内人士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中，被告人名单上没有卡里・穆尔塔什。
和纽伯格一样，穆尔塔什也出现在了录音带中。他曾经强烈抗议检察官们把他作为调查目标，他认为这不公平，因为在录音当天他只是临时替纽伯格做交易。但是，没有一个检察官认为这种说法有说服力。确实，就在起诉前一天，穆尔塔什接到了通知，他也被包括在了起诉名单中。
这就意味着他可能面临两项指控：一项是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另一项是他同米尔肯和布斯基的交易。检察官们认为穆尔塔什只是米尔肯圈子中意志最为薄弱的人，这种看法确实很准，因为穆尔塔什已经开始动摇了。当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他来到华盛顿辩护律师里德・温加滕的办公室，说想聘请他做代理律师，取代他当时的律师查尔斯・斯蒂尔曼。斯蒂尔曼是他在米尔肯阵营的建议下聘请的。穆尔塔什说他担心斯蒂尔曼可能和米尔肯关系太密切了。温加滕劝阻穆尔塔什不要这样做，说他知道斯蒂尔曼是一位优秀的律师。但是，穆尔塔什坚持说：“我想独立聘请一位律师。”
温加滕接手了这个案子，他立即发现米尔肯辩护律师团队非常傲慢。不久，温加滕就开始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洽谈，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朱利安尼希望穆尔塔什接受两项重罪。不过，洽谈是建设性的。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被起诉的前夕，温加滕设法说服政府把穆尔塔什的名字暂时删掉。穆尔塔什愿意合作。接着，政府可以评估他的合作情况，再决定是否要求他认罪。这种安排同政府和穆拉迪恩的律师达成的协议类似。检察官们同意了这个协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信任温加滕。
尽管穆尔塔什从来都不是一个热心的证人，但是他在8月开始向政府坦白交代。他供出了自己在那笔530万美元付款中的所作所为，确证了布斯基的证词，另外他还叙述了在布斯基出事之后他曾经被召唤到比弗利山以及同米尔肯见面的情况。他也供述了一些关于瑟恩纳的很有价值的信息。瑟恩纳是米尔肯的会计，他也参与了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事情，然而他却不愿意作证。现在，政府从穆尔塔什的供述中得到了更多的证词。
在温加滕的坚持下，穆尔塔什决定悄悄地从德崇公司辞职。他痛苦地抱怨说，这将会使他至少损失200万美元的奖金。但是，他还是找到了约瑟夫，宣布了辞职的决定。对于辞职的理由，他说得非常含糊，他只字未提同政府达成协议的事，只是说起了他对家庭、妻子的责任。约瑟夫基本上没有怎么听，这些话似乎非常熟悉，以前莱文和西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话。穆尔塔什一离开，约瑟夫就给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柯宁打电话，他说：“穆尔塔什正在和政府合作。”
当吉姆・达尔在比弗利山的公寓门前背着包掏钥匙时，他听到了屋里的电话铃声。这是1988年9月初的一天，达尔刚刚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海滩度假归来，那个地方离他的家乡不远，他经常到那里度假。他的皮肤比往常更黑，头发也更黄。度假后，他感觉重新恢复了活力。当达尔走进屋子时，电话铃声还在响着，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电话是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鲍勃・利特打来的。这个电话把达尔的好心情完全搅乱了。利特说：“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我这里有你一封信，你成了调查目标。我非常震惊。”
达尔更为震惊。利特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曾经审查过达尔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并得出结论，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不断向他保证说米尔肯是调查目标，而他不是。利特和威廉斯以前也曾经提醒过他，说政府可能会企图对他施加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面临指控。
前景非常可怕，达尔确实很担心。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按照米尔肯的指示，达尔都会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负责人托马斯・斯皮格尔进行寄存交易，为该银行制造虚假税收亏损，从而帮它偷税。斯皮格尔是米尔肯的朋友，也是他最为忠实的客户和垃圾债券的买主。达尔基本上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比弗利山办公室也没有专门把这些交易定为保密交易。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账本，上面记载着同哥伦比亚银行寄存交易的情况。现在，这个账本已经记载了5年的非法交易，是他们被指控违法的书面证据。很有可能比弗利山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一直在干这些事。
自从调查活动开始以来，达尔第一次怀疑他的律师真正是在代表谁的利益。是他的？还是米尔肯的？达尔一直都自愿保护米尔肯，米尔肯也会这样保护达尔吗？他不敢肯定。
达尔一挂断电话，就给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好朋友打了个电话。这位朋友名叫史蒂夫・安德鲁斯，是一位法官的儿子，是个律师，身材高大魁梧。他和达尔以前曾经是佛罗里达州兄弟会的成员，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首府塔拉哈西做律师。尽管安德鲁斯并不是证券业的律师，但是他也了解这一领域。他从纽约大学获得了税务学位，曾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小证券公司做过负责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远离曼哈顿、华盛顿和比弗利山这个三角地带及米尔肯的世界，对事情会有更清醒的判断。达尔感到他可以信赖安德鲁斯。
安德鲁斯只需要听到两个事实：在米尔肯调查案中，达尔收到了政府的质询信；达尔的律师和米尔肯的律师是同一群人。安德鲁斯指示达尔说：“给你找一位新律师，现在就找，尽快。”达尔想聘请安德鲁斯，安德鲁斯同意了，但是他坚持让达尔在纽约再聘请一位。
达尔接着又给利特打去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要再聘请一位律师，一位不是同时在为米尔肯做代理的律师。利特立即明白了达尔自己聘请律师的潜在重要性。他坚持说达尔不需要再聘请律师，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对他们都会更好。这次，尤其是因为没有了威廉斯来确证这些信息，达尔没有被说服。而且，这种战略并没有让他避免成为政府的调查目标。
利特想拖住他，说他要为达尔可能考虑的律师人选列出一个单子。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列单子，好像希望达尔改变主意。因此，达尔给卡尔・林德纳打了一个电话，林德纳是他主要的债券客户之一。林德纳推荐达尔聘请他的律师彼得・菲什拜因，菲什拜因是纽约凯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个事务所就是为弗里曼做代理的那一家。直到达尔告诉利特他打算聘请菲什拜因时，利特才给他罗列出了达尔应该考虑聘请的律师名单。一点儿也不奇怪，上面罗列的律师全都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包括那些已经在代理唐纳德・恩格尔和米尔肯的客户弗雷德・卡尔的那些律师。达尔和这些人见面谈了谈，但是，他对他们的忠诚更为怀疑。最后，他还是决定聘请菲什拜因做他的律师。
菲什拜因和安德鲁斯立即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同达尔见面。两位律师都很担心他们当事人所做的交易可能暴露。他们认为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斯皮格尔也会被调查，考虑到他和米尔肯的关系密切，他们担心斯皮格尔可能会在达尔和政府达成协议之前攻击达尔，并把他牵连进去，把这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达尔不相信斯皮格尔会保护他。
达尔对米尔肯的信心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当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们最后审查政府的质询信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上面没有提到达尔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之间的交易。相反，上面提到了达尔的交易记录中包含的一系列同布斯基之间的股票交易——这些交易是资金偿还计划的一部分，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达到了顶峰。达尔想不起来这些交易了，他认为这很奇怪，因为达尔只是处理和布斯基之间的债券交易，从来都没有做过股票交易。这些交易都是由米尔肯亲自处理的。
进一步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交易票据上的笔迹实际上都不是达尔的。根据交易单据上面的日期，有两次交易发生时达尔甚至都不在比弗利山。其中一张单据的下面写着“m.m.”。达尔一看到这些单据，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米尔肯让达尔的交易助理将这些交易输入了达尔的交易记录中。达尔断定，政府找错了人，他可以证明自己没有牵涉进这些交易。他确信米尔肯会支持他的说法。
达尔立即找到了利特，并对他说：“我没有做那些交易——是迈克尔做的。”达尔期盼着利特会对这个消息感到兴奋，因为他可以被证明无罪了。利特坚持说：“那些交易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达尔不同意，他建议让米尔肯写一份宣誓书，证明交易是他自己做的。达尔相信，一旦政府看到这份宣誓书，他们就会放弃对他的调查。如果这些交易没有问题，正如每个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米尔肯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利特似乎对达尔的要求不太热情，但是他说他会对米尔肯说这件事的。安德鲁斯就此案向理查德・桑德勒施加压力，桑德勒也坚持说这些交易没有问题。安德鲁斯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迈克尔怎么不直接说是他做的这些交易呢？”
一个星期后，利特把米尔肯的答复告诉了达尔：米尔肯拒绝写宣誓书，也不承认这些交易是他做的。而且，达尔的交易助理也说想不起这些交易了，因此，她也不能为他作证。达尔非常震惊，他大喊道：“迈克尔知道是他做的这些交易，布斯基也知道是迈克尔做的这些交易。告诉政府，去问问布斯基是谁做的这些交易。”
利特回答说他无权要求政府去讯问证人。利特再次坚持说：“如果你保持沉默，并且坚持到底的话，问题很快就会过去。”同时，他也强烈要求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不要再向政府说达尔是否做过这些可疑交易的事。
由于达尔明显动摇了，米尔肯阵营加紧对他施加压力。一天，米尔肯把达尔叫到了一边，然后告诉他，安德鲁斯不安好心，净给他出坏主意，他应该再换一个律师。达尔拒绝了，他说他信任安德鲁斯，想继续聘请他。接着，米尔肯和桑德勒又试了试别的策略，他们建议安德鲁斯搬到比弗利山办公，在德崇公司的大楼里同桑德勒一起开一个律师事务所，并且暗示这将会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安德鲁斯明白，他们是在企图收买他，因此他严词回绝了。
由于安德鲁斯和菲什拜因没有忠于米尔肯利益的任何义务，因此他们建议达尔尽快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系。对达尔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尽管他感到米尔肯背叛了他，拒绝承认和布斯基所做的交易，反而嫁祸于他，但是，他不想伤害米尔肯。毕竟，是米尔肯让他的财富数倍于百万富翁。不过，达尔不想去坐牢，或者为他并没有做过的事而遭起诉。达尔不想让斯皮格尔抢先一步，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将他供出来。于是，他授权他的新律师们同政府联系。
大概与此同时，1988年9月，弗雷德・约瑟夫来到了比弗利山，参加该公司高级员工的年度聚餐，米尔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所有员工几乎都参加了。在对高收益证券部门的表扬中，约瑟夫把每个优秀员工的名字都说了出来，称他们在公司遇到困难的一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约瑟夫从来都不喜欢达尔，并且律师们提醒他说达尔正在动摇。因此，约瑟夫决定不再表扬他，达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当天的表扬中。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达尔非常生气，他感到受了伤害。他一直都是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公司。公司的官方立场一直要求他说实话，正因为这样他才打算把事情说清楚，但是现在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他得出结论：约瑟夫不值得他效忠了。
在当月的晚些时候，一个信使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送来了5份材料。这些材料是菲什拜因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准备的，里面包含一些书面证据，可以证明达尔并没有做政府所指控的那些交易。达尔和他的律师们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回应，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动静。最后，约翰・卡罗尔给菲什拜因打电话。他说：“我相信了。”他现在相信达尔并没有做这些交易。但是，谈话并没有就此打住。菲什拜因仍然担心那些储蓄与信贷交易被披露，如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所做的那些交易。菲什拜因暗示，如果达尔得到了足够好的合作条件，他将和政府合作，这对政府将会非常有价值。他只是这样暗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
卡罗尔明白了他的意思。作为米尔肯的高级销售人员，达尔可以向政府提供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信息。此外，他也非常熟悉米尔肯是如何工作的。从心理原因来说，达尔对政府甚至更重要。检察官们知道在米尔肯周围有一面沉默的墙，一旦打开了缺口，就很有可能坍塌。
检察官们也意识到，给达尔豁免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他被豁免了，最后却发现他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并且还可以保有巨额非法所得的话，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就会非常强烈，而且，米尔肯的公关小组肯定也会借机大肆炒作，兴风作浪。然而，检察官们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达尔有罪。他们仔细审查了斯塔利大陆公司的交易案，当时达尔试图强迫该公司接受杠杆收购。他们发现达尔的威胁非常令人反感，但是不一定就是犯罪。达尔非常幸运，因为到目前为止，检察官们对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还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对付他们的终极目标：米尔肯。达尔则是通向米尔肯的主要一环，这一点超越了其他所有的风险。1988年10月，对达尔的豁免被批准了。不久之后，他就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开始接受第一次讯问。后来，这种讯问还发生了许多次。
米尔肯阵营的“帐篷”，虽然经过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以及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精心搭建和密封，最终还是被吹破了。
达尔叛变的消息在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辩护团队中引起了震动。员工和律师们出现了分歧，有的人坚持认为达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政府的（因为米尔肯当然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还有的人试图恫吓达尔。达尔也许是因为天真，还打算在德崇公司继续工作下去。但是，他被从比弗利山分部五层的交易大厅赶了出去，搬到了二层。公司的解释是，公司无法确保达尔的安全，因为其他的交易员对他义愤填膺。后来，公司大幅削减了达尔的薪水，他的收入从1988年的2,300万美元减少到了500万美元。洛厄尔・米尔肯也不再和他说话。
这些对策毫无成效。达尔成了德崇公司第一个真正同政府合作的证人。这位曾经的销售大师很快就博得了检察官们的青睐，就像他曾经博得无数债券买主的青睐一样。达尔比政府所希望的更为有用。他亲眼目睹了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未遂合并案中的内幕交易，他还讲了米尔肯在洗手间用流水声作掩护，给他发布指示的事。他对米尔肯和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非常清楚，为本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调查视角。达尔没有丝毫的保留，他耐心地引领着卡罗尔和杰斯・法德拉走进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垃圾债券交易世界。
正如政府所希望的，达尔的倒戈激发了其他证人的合作高潮，他们迫切希望同政府达成协议。在达尔和政府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检察官们趁机又发出了一些传票和质询信，传讯的对象包括米尔肯的助手泰伦・佩泽尔和沃伦・特雷普。
把佩泽尔定为传讯目标是政府最为幸运的举措之一。佩泽尔是米尔肯同大卫・所罗门之间非法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就是那本足以证明米尔肯违法的蓝皮本的保管者，后来这个本子被交给了洛兰・斯珀奇。同达尔相比，他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潜在证人，不过政府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佩泽尔非常容易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他在1985年才到该公司工作，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员工。作为最底层的销售员，他害怕如果米尔肯决定坦白的话，那他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尽管佩泽尔常常和米尔肯击掌庆贺，并且不断拍米尔肯的马屁，深受米尔肯的喜爱，但是他也不得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佩泽尔一收到传票，就聘请了一位华盛顿的律师柏拉图・卡切里斯，此人以前是特雷普的律师威廉・亨德利的合作伙伴。卡切里斯当时刚在“伊朗门”丑闻中做过富恩・霍尔的辩护律师。佩泽尔到华盛顿和卡切里斯见了面，并且带去了一些他秘密隐藏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来自比弗利山办公室。佩泽尔说：“这些文件都是真正具有毁灭性的，我想和政府达成协议。”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坚信和目的感。卡切里斯问道：“为什么？”佩泽尔说，他相信如果他不先供出米尔肯的话，米尔肯就可能会供出他。
当卡切里斯查看佩泽尔的文件时，他意识到这些文件对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证据。在这些文件之中，有所罗门公司和德崇公司之间的对账单，佩泽尔说上面的笔迹是洛厄尔・米尔肯的。据佩泽尔所说，整个所罗门公司的交易——包括芬斯伯里的交易全都是由洛厄尔负责监管的。佩泽尔也可以把米尔肯同这些交易联系起来。有一次，当佩泽尔问米尔肯关于这些安排的事时，米尔肯曾经说过：“去问问洛厄尔，他会给你解释的。”佩泽尔和洛厄尔谈过两三次，并且每次都做了笔记。当米尔肯问佩泽尔那个蓝皮本是不是记录了所罗门公司的所有交易时，佩泽尔点头表示同意。后来，米尔肯授意佩泽尔把这个本子交给洛兰・斯珀奇。但是，佩泽尔精明地私自保留了一些最具毁灭性的证据。
佩泽尔还想起了他和米尔肯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也表明米尔肯有罪。一天下午，当佩泽尔在翻办公桌的抽屉时，米尔肯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佩泽尔回答说：“遵照传票找文件。”然后，他看到米尔肯打开了自己的抽屉，里面是空的。米尔肯说：“如果你什么文件都没有，你就不用遵照传票的要求去做。”佩泽尔没有把最具毁灭性的材料交给公司的律师们，也没有销毁。现在，他可以提供给政府了。
卡切里斯立即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披露了佩泽尔的文件。佩泽尔能够证实米尔肯和所罗门之间的整个非法交易，这些非法交易同布斯基所供述的情况是完全不相干的犯罪活动。对检察官们来说，佩泽尔的价值真是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几乎立即就得到了豁免。
现在，佩泽尔的工位也被调整了，他从米尔肯身边被赶到了另外一个楼层。和达尔一样，他也被剥夺了交易员的资格。当达尔逐渐不再来上班时，佩泽尔则比较顽固，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每天上午，他都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并且给特雷普打电话问道：“今天你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同佩泽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尔肯最早的助手之一特雷普继续对抗政府的压力，维护他早期形成的对米尔肯的忠诚。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不会为了米尔肯而作伪证。因此，当1988年初他被传讯时，他就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桑德勒向特雷普的律师亨德利抱怨说：“我不明白沃伦为什么不愿意作证。”亨德利竭力想让米尔肯的阵营面对政府关于寄存交易的证据不断增多的事实。他知道，如果米尔肯屈服了，特雷普的压力可能就会消失。
桑德勒回复说：“比尔（亨德利的昵称），迈克尔对寄存的看法和政府的不同。”
由于手下员工的叛变，米尔肯非常痛心，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他的情绪很糟糕。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到达尔和佩泽尔同政府合作的事，但是他对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看不顺眼。1988年9月底，达尔正在纽约，打算飞回洛杉矶去。正在此时，米尔肯把电话打到了他所入住的酒店的房间。米尔肯对达尔说他在华盛顿，并建议达尔飞到华盛顿，他可以搭乘米尔肯的飞机一起飞回洛杉矶。达尔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和米尔肯达成和解，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达尔抵达机场后，他和米尔肯来到了机库，一起登上了米尔肯的湾流iv型私人飞机。机上配有服务员，还有一个巨大的电影屏幕。米尔肯几乎一句话都不和达尔说，这让达尔感到非常尴尬。飞机起飞后，米尔肯选了一部电影《夺宝奇兵》，并且把音量开到了最大，把达尔的耳朵震得快要受不了了。达尔说：“迈克尔，即使我们不打算说话，你至少也应该把声音调小些吧。”米尔肯不理睬他，继续以震耳欲聋的声音看电影。一路上，米尔肯一句话都没有和达尔说，甚至连看都不看他。达尔逐渐明白了，这次旅行只是要明确一个意思：对米尔肯而言，达尔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