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布斯基立即开始着手筹集资金，建立一个新的套利公司——伊万・f.布斯基股份公司。新公司是一个股份公司，同有限责任的合伙公司不同，它的股权结构更加复杂，股份被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投资者得到的都是优先股，利润主要被分配给了普通股股东（主要是布斯基），而损失则主要由优先股股东承担。
布斯基把莱斯曼留了下来，他是原公司雇员中留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们一起四处奔波寻找投资。他们坐着布斯基的豪华轿车，拜会了许多富商大贾。除了根据在先前合伙人关系中投资人的表现分配利润，布斯基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优惠条件：他直接对投资者负责。他许诺向投资者传递市场信息，供他们免费使用。
尽管布斯基给先前的投资人赚取了高额的回报，但是这次筹款活动还是不太成功。有一天，莱斯曼大胆地向布斯基建议，利润和损失的分配方式不合理，阻止了潜在的投资人。莱斯曼说：“这种交易招人讨厌。”布斯基听了之后就瞪着他，很不高兴。
莱斯曼也想把自己的一些钱投入新公司中，他告诉布斯基，他最近大概继承了50万美元，想把它投进公司。布斯基给他的条件同外面的投资人一样苛刻，莱斯曼抗议道：“我是给你工作的啊，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我挣得的那份利润呢？”
布斯基紧绷着脸，声音也变了。他冷冷地说：“我不需要你那恶心的50万美元。”
莱斯曼驳斥道：“那你干吗要我25%的利润？”
布斯基一边尖叫着“滚出去”，一边把莱斯曼赶出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最后，新公司于1981年开始运营，总共筹集到了不足4,000万美元的资金，远少于布斯基所希望的。公司成员包括布斯基、莱斯曼，还有迈克尔・大卫杜夫（michaeldavidoff），此人是从贝德福德合伙公司雇用过来的交易员。公司在曼哈顿的法朗克律师事务所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办公。布斯基主要的律师史蒂夫・弗雷丁就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尽管在这样狭小的地方，布斯基也喜欢吹嘘，称只有自己才了解这一行的一切事项。他甚至对自己的雇员都要小心提防。
根据指示，莱斯曼要回答罗伊斯的电话，并且同他分享自己的研究结果。一天深夜，罗伊斯打电话来询问某一只股票，他说：“伊万想了解你的看法。”莱斯曼在自己的电脑上找出这只股票，然后告诉了罗伊斯。不久之后，布斯基就给莱斯曼打电话，莱斯曼顺便提到罗伊斯打电话并询问了对某一只股票的看法，他回答了罗伊斯的问题。沉默了一会儿，布斯基大声斥责道：“就凭这我都应该把你炒了！不要再泄露任何看法了！”
莱斯曼回答说：“我当时认为罗伊斯在公司里。”话还没有说完，布斯基就把电话挂断了。
没过几天，罗伊斯又给莱斯曼打电话，还是咨询对一只股票的看法。莱斯曼拒绝了，说布斯基命令他不能说出去。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布斯基打来的，他又责怪莱斯曼没有回答罗伊斯的问题。后来，罗伊斯又打电话问布斯基对马拉松石油公司的看法，这是当时的一个收购目标，属于高度敏感的情报。莱斯曼为了避免左右为难，给罗伊斯透露了一些信息，但是只讲了一些皮毛，没有透露公司的真实立场。
然后，布斯基又从宴会上给他打来电话。莱斯曼自豪地告诉布斯基罗伊斯又向他打探消息，不过他故意误导了罗伊斯。布斯基大喊道：“你这个蠢货！你要让我成为骗子啊！”实际上，布斯基自己有时也会向罗伊斯提供前后矛盾的错误信息。莱斯曼头都大了，为什么布斯基要向掌管他妻子钱财的公司说谎呢？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莱斯曼不得不给布斯基家中打电话，布斯基的大儿子比利接的电话。
莱斯曼疲惫不堪地说：“我是兰斯，你爸爸真把我累坏了。”
比利的回答给莱斯曼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利闷闷不乐地说：“别想真正了解我的父亲，他完全就是个疯子。”
伯纳姆二世领着他新招聘的公司金融部主管弗雷德里克・h.约瑟夫，穿过德崇公司拥挤的交易大厅。这是1974年的一天，约瑟夫第一天上班。伯纳姆解释说，他想让约瑟夫立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帮助约瑟夫实现他新加入公司时立下的宏图壮志。
约瑟夫时年41岁，体格健壮，头发灰白，曾经是一个业余的拳击运动员。在应聘德崇公司金融部主管时他大胆地声称：“给我15年时间，我会让公司像高盛那样强大和成功。”
这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有点儿荒唐可笑，考虑到该公司在华尔街的地位，要实现这个抱负简直就是一场革命。
1974年，高盛在华尔街名列前茅，而德崇的年总收入只有120万美元，资本十分薄弱，而且股市还在下跌。尽管德崇公司名声显赫，但是它只能勉强挤进华尔街二流公司之列。
德崇公司实质上是由伯纳姆公司（burnham&co.）和历史悠久的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drexelfirestone）几个残存小公司合并而成的。伯纳姆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零售业的经纪公司，1935年，由哈珀酒厂（harper）创始人的孙子图比・伯纳姆创办。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显赫的费城德雷克塞尔家族，这是一家公开反对犹太人经营的j.p.摩根帝国的公司。
1971年，伯纳姆公司同德雷克塞尔公司合并，这是一场奇怪的合并。伯纳姆公司大部分为犹太人，依靠销售技巧为生。与其正相反的是，德雷克塞尔却是一家老牌的公司，一直就对推销战略十分讨厌，由于受更加主动的营销网络的影响，公司的客户在逐渐减少。德雷克塞尔公司现在蹒跚而行，主要靠自己主承销商的声望和历史地位来支撑。图比・伯纳姆寻求同德雷克塞尔公司合并，主要就是想借助它的声望提升自己，以吸引更多的承销工作。
在仍然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华尔街，合并的公司要想生存下去，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许可和好意必不可少。为此，伯纳姆去拜访了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同意合并，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无论公司的权力如何分配，德雷克塞尔这个高贵的名字必须放在前面。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公司（德崇公司）就此诞生了。
现在，虽然这两个公司已经合并了，但是各自的职员仍然避免见面，即使合并已经三年了，仍然如此。当伯纳姆领着约瑟夫从公司走过时，他说，在合并时，当他第一次去见德雷克塞尔公司的负责人时，他问公司200多名员工中有几个犹太人，被告知只有3个。伯纳姆说，今天要让约瑟夫见的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米尔肯。
约瑟夫同米尔肯握了握手。这是一个热情的年轻人，身材修长，眼睛深陷。约瑟夫不免会想，像米尔肯这样的人怎么会加盟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但是米尔肯在其他方面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并不是直接在一起工作。约瑟夫负责较高档次的投资银行业务，而米尔肯负责可转换债券业务和非投资级别的证券业务，该部门后来被称为“高收益部门”。他向伯纳姆公司的一位资深交易员埃德温・坎特负责，如果牵涉到了资金问题，他就直接向伯纳姆汇报。
米尔肯总是抱怨说自己被德雷克塞尔公司那些古板的wasp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为了鼓励米尔肯，伯纳姆让他创建了半自治的债券销售部门。1975年，他授权米尔肯自主安排奖金，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华尔街的许多公司一样，德崇公司薪水也很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奖金来弥补。而米尔肯安排的奖金总是非常慷慨。米尔肯及其团队为公司创造的利润，他们可以留下35%。米尔肯有权自己给手下人分配奖金，他自己留下多少都行。另外，伯纳姆还给米尔肯额外一笔“中间人佣金”，只要是米尔肯或者他手下人为公司带来的业务，由此而获得的利润的15%~30%归他们所有。因此，伯纳姆把35%的利润给了实际从事这些工作的员工，30%给了那些带来客户的员工，公司只留下剩余的35%作为办公经费和供股东分配。给米尔肯部门的这种奖励，在公司里是一个被严守的秘密。
在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一年中，约瑟夫与米尔肯之间的了解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米尔肯渴望通过约瑟夫找到新的潜在的金融业务，获取中间人佣金，并给约瑟夫提成。
约瑟夫不是势利小人，但是他开始以为米尔肯同伯纳姆公司的众多交易员一样，都是只懂得利用手腕进行交易，除此以外一窍不通的人。
约瑟夫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在波士顿的一个蓝领社区罗克斯伯里长大的，父亲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约瑟夫的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但是他却获得奖学金，进入哈佛学院（harvardcollege）学习，后来又到哈佛商学院攻读。他曾经在赫顿公司工作过，上司是约翰・沙德（后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四年后他就成了该公司的合伙人。后来，他加入了希尔森公司，帮助安排同海登斯通公司的合并谈判，合并之后被任命为公司首席运营官，是公司的第二把手。
同希尔森公司相比，德雷克塞尔公司差很大一个档次，但是约瑟夫之所以跳到这里，是因为他想重新开始从事实际的投资银行业务。并且，他还梦想着能够白手起家，创建一个强大的公司。约瑟夫目睹了华尔街上的众多变革，因而，他相信几乎一切老旧的东西都很脆弱，最终会被淘汰的。但是，在德雷克塞尔公司，他的起点很低。该公司的金融部有19名员工，约瑟夫一上任，就裁掉了7个。在约瑟夫上任的第一年，金融部的全部奖金只有1.5万美元。
约瑟夫感觉自己必须重新审视一下公司的整体文化。到公司之后不久，他在纽约世贸中心顶层的世界之窗餐厅举行了新员工的年度聚餐。他感觉，在向这些新的投资银行家灌输成功动力的同时，也必须要他们树立诚实的信念。他警告这些人说：“你们可能会受到诱惑。”他指出他们会接触到许多机密信息，关于客户的商业计划、股票和债务出售、合并计划等。他说：“如果你们抵制不住诱惑，向别人透露消息的话，肯定会被抓住。我敢保证，这肯定会受到惩罚的。在德雷克塞尔公司，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做的。”
在同米尔肯首次见面之后不久，约瑟夫就明白了为什么伯纳姆急着安排他们俩见面。米尔肯不仅仅是公司的一名普通的交易员，实际上，他是公司的高薪员工之一。他从1973年的200万美元起步，创造的收益率高达100%，每年给自己和手下人赚到的钱就接近100万美元。他所做的业务，约瑟夫知之甚少，并且也很讨厌，认为那些业务虽然收益高，却都只是没有评级的债券。
美国的债券市场主要由两大评级机构主宰——穆迪评级公司和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多年来，它们一直评价固定收益投资的风险以指导投资者。这些投资的价值由债券的发行者在债券到期时支付所许诺的利息和偿还本金的能力来决定。像at&t和ibm等蓝筹公司的债券一般被标准普尔公司评定为aaa级。公司的偿还能力比较差或者有其他问题的话，就会被评定为相应较低的等级。如果公司的风险比较高，它发行的债券就不会被评级。公司的债务利率随着市场利率而波动，市场利率又是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国债和其他公司发行的债券的风险而定的。因此，债券等级越低，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所需要支付的利率就越高。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信用等级低和没有评级的债券并不是很多。它们很难销售，也太影响发行公司的声誉，因此一般主流、顶级的公司都不爱发行；而大投资银行也不感兴趣，投资者也基本上不碰这些债券。大多数发行这些高收益债券的公司都是因为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这么做（在华尔街的术语中，这种公司被称为“折翼天使”）。但米尔肯却对华尔街这种无人问津的债券非常感兴趣。
和约瑟夫不同，米尔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上层家庭。他的家乡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恩西诺，这是一个靠近旧金山北部圣费尔南多山谷的小城镇，聚集了大量的犹太人，在米尔肯家附近就有一个犹太人的教堂。和南加利福尼亚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发展速度同样很快。米尔肯的父亲是一位会计，他从10岁就开始帮助父亲工作，后来还帮着填写纳税申报单。从一年级开始，米尔肯就因为能口算复杂乘法而使同学们大为惊奇。
小学毕业后，米尔肯到凡奈斯（vannuys）附近的伯明翰中学上学，1964年毕业。这里的学生几乎都来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他们的父母大多都同米尔肯的父母一样，是从工业发达的中西部和东部地区迁移至此的。他们喜欢运动，酷爱冲浪，留着蓬松的发型，狂热喜爱“海滩男孩”乐队，经常在城里到处飙车。米尔肯精力充沛，比多数人都学习认真，渴望被同学认可。他被选为啦啦队的队长，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体育明星。在学生会中，他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同学中最受欢迎。他和一个漂亮、活泼的同学约会，她叫洛丽・安妮・哈克尔（loriannehackel），是他在七年级的社会学课中结识的。他的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莎莉・菲尔德（sallyfield）和好莱坞超级经纪人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ovitz）。
从伯明翰中学毕业，米尔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这对他的生活是一个突然转变。到1968年毕业前，伯克利分校都是学生反战运动和反传统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中学时，米尔肯沉浸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之中，而到了这里突然无法适应。当加入兄弟会不再流行之时，他却突然加入了一个主要的犹太人兄弟会sam（sigmaalphamu）。他不喝酒，不抽大麻，也不吸迷幻药（lsd）。他主修商业管理而不是更流行的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并且学习也很努力。他被推荐参加了菲巴特卡帕学会。他的社交不多，业余时间大多是与同在伯克利分校读书的女友洛丽一起度过。毕业后，他们就立即结婚了。
不久之后，米尔肯和洛丽搬到了费城，在那里，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学习。在上学期间，他利用夏天和业余时间到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的费城分公司从事兼职工作。他以全a的优秀成绩毕业，留在了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经常往来于费城郊区的樱桃山和位于曼哈顿的该公司总部之间。他似乎对华尔街的论资排辈，尤其是公司的声望很不在意，甚至对著名的摩根士丹利或者高盛公司也一点都不熟悉。
传统上，前途光明的商学院毕业生进入的应该是投资银行的金融部门，而不是销售和营销部门，米尔肯对此很不以为然。在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他先是从研究工作起步，后来要求去从事销售和营销工作。在工作中，他几乎专门从事低等级和没有评级的债券，这成为他的标志性业务。
几年后，米尔肯在德雷克塞尔・费尔斯通公司不断创造奇迹，被认为是个“天才”，可以从公认的所谓“垃圾债券”中发现潜藏的利润。但是，米尔肯从不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对低等级债券的兴趣也是别人培养的。w.布拉多克・希克曼对低等级债券和没有评级的债券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米尔肯在伯克利上大学时就读过他的著作。希克曼对1900~1943年期间的公司债券表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和投资蓝筹股、高等级的债券相比，对低等级债券进行多元化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更高，而且风险更小。随后，希克曼对1945~1965年的债券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后来，米尔肯，这位天才的销售员在与约瑟夫进行早期交流时，不断宣传他在高收益债券方面的投资思想。约瑟夫的兴趣被激发起来，还弄了一本希克曼的书来研究。米尔肯常说，低等级债券的唯一问题就是缺乏流动性。德崇公司的客户仍然不愿意把资金投到收益高的债券，但是，米尔肯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仔细地研究了大量低等级债券的发行者，谨慎挖掘其中潜在的商业前景，用来消除投资者的戒心和疑虑。最让约瑟夫吃惊的是，米尔肯似乎对不同债券发行者的神秘消息都很了解，并且又能预测公司在债券到期时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能力。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华尔街上几乎还没有什么公司对此作过研究，这些公司的研究部门主要聚焦在交易活跃的股票上。米尔肯就这样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带着装满研究报告和其他数据的公文包在樱桃山上四处奔波。他利用自己的研究发现说服投资者投资他看中的高收益债券，而结果往往表明，这些债券的价值事先的确被投资者低估了。
米尔肯的一些准客户也是德崇公司潜在的客户。拥有大量资金的保险公司，尤其渴望投资利润丰厚的业务。约瑟夫和米尔肯一起四处奔波，不断宣扬高收益债券的投资信条。每到一个客户那里，米尔肯就会发表一番他的观点：债券市场风险太高，多元化投资组合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随着更多公司注意到这一发现，低等级债券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并且收益也会大大超过风险溢价。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发现。渐渐地，他们的努力起作用了。
米尔肯早期成功开发的客户都是一群保险公司的富豪，多数都是犹太人，没有一个是华尔街上的精英。他们不担心低等级债券的缺点，他们喜欢米尔肯的新想法。索尔・斯坦伯格、梅苏莱姆・里克里斯和卡尔・林德纳都成了他最早的追随者，其中林德纳甚至还去影响更多的人。林德纳来自辛辛那提，但他不是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年度收益都达到或者超过米尔肯的预测，他们全都成了米尔肯的坚定支持者，也成了德崇公司的忠实客户。对米尔肯来说，他不在乎这些人的背景：林德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对象，在辛辛那提备受挤压，被华尔街上的许多人不屑一顾；斯坦伯格夺取了诚信保险公司（relianceinsuranceco.）的控股权，并企图恶意收购金融巨头化学银行，激怒了银行界和投资银行联盟；里克里斯开始是一个贫穷的以色列移民，一有钱就去看电影和喝酒。他们都曾无数次受到华尔街的冷落和拒绝，他们也从不会忘记是米尔肯把他们当作客户来挖掘。
到1977年初，米尔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业绩，控制了高收益债券市场25%的份额。他的公司成为唯一一家为了提高市场流通性而积极做市的公司。（做市商是市场流通的关键，他们向证券持有者保证，无论持有者什么时候想出售证券变现，他们都会购买。反之，做市商也可以将持有的证券再次出售，赚取买卖之间的差价。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场外交易市场就是机构化的做市组织，提供除上市价格之外的服务。）其他的银行，如高收益债券的市场领先者雷曼兄弟公司，会承销一些新发行的债券，并管理自己以前承销过的一些债券，但是这种服务主要是针对现有的客户；其他的公司对积极做市不太感兴趣。
因此，米尔肯实际上成了高收益债券的“市场”。他的记忆力超强，债券是谁拥有的、谁发行的、出价多少、到期收益率多少以及谁想购买，他都了如指掌。逐渐地，他的客户对他的研究和敏锐的市场意识变得十分信任，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他怎么指导，他们就怎么投资。他们对市场的公开价格毫不在乎，也不在意米尔肯赚取价差，只要他们能赚钱就行。除米尔肯和他的少数几位同事以外，没有人了解这种市场的价格结构（包括不断提高和买卖利差）。
米尔肯可以尽情发展，为所欲为，因为这个市场几乎完全无人监管。他的交易活动几乎完全属于所谓的“二次发行”。在这样的交易中，一个大型保险公司可以决定大笔抛售它从原始发行公司那里购买的债券，它可以卖给德崇公司，然后由该公司再卖给自己的债券购买人。这种发行不用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也没有公开的上市价格可供参考。垃圾债券市场就是早期的美国金融边缘市场，由强者主导弱者的大体公平。
一天，德崇公司位于曼哈顿下城办公室的一个销售人员加里・温尼克帮自己的一个客户从米尔肯那里购买了一些债券，而温尼克只挣到了1个点的1/8的利差。（1个点就是债券面值的1%。因此，如果利差是100万美元的话，1个点的1/8就是1,250美元。）后来，温尼克发现米尔肯的利差实际上是30个点，而他自己就独吞了利差的29.875个点。温尼克对此十分愤怒，他很震惊米尔肯如此贪婪。毕竟，他们都是同事，他竟然也这么苛刻。因此，温尼克去找米尔肯的上司坎特进行投诉，但是坎特置之不理。到1976年时，温尼克终于明白：米尔肯为公司赚了大钱，没有人敢管他。
对米尔肯来说，债券交易只是另一种交易，能够从交易对手那里挤出的收益越多越好。在随后的几年中，米尔肯的同事们在交易台上惊奇而又高兴地看到他从其他交易对手那里一点点地榨取利润。只有在交易中，这种超级本领才能被用来榨取利润，并立即获得满足。很少有人能够胜过米尔肯，因为他是只有在具备了超级本领之后才冒险下赌注的。如果有人能够胜过他，他就会找到这个人，将其收至麾下，为自己效劳。例如，沃伦・特雷普原来是添惠公司（deanwitter）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主管，有一次在卖空房地产投资信托证券时，交易的另一方是米尔肯的一个手下。这些证券的价格猛跌，给米尔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特雷普则大获全胜。米尔肯命令手下人去添惠公司查找此人是谁，然后把他挖到了德崇公司。于是，特雷普就成了米尔肯的交易主管。
随着米尔肯业务的增长，约瑟夫的业务也在不断增长，只是速度没有那么惊人。约瑟夫立即开始提升德崇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水平，他聘用了他原来在希尔森公司招募的几个人员，其中就有约翰・基西克、赫伯特・巴彻勒、弗雷德・麦卡锡、约翰・索特和戴维・凯，他让这些人负责一个刚成立的并购业务部。约瑟夫还雇来了一个名叫利昂・布莱克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这个圆脸的年轻人很傲慢，而且刚愎自用。布莱克的父亲是联合商标（unitedbrands）公司的负责人，当他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他的父亲因为丑闻暴露而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自杀了。
为了使德崇公司在吸引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树立自己的优势，约瑟夫决定把目标定位于一些被大投资银行不屑一顾的新兴业务或者小公司上。德崇公司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场外交易的股票，尽管这种研究工作并不能给公司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但这个团队竭尽全力开拓业务，到1977年时，金融部的奖金总额已经达到了100万美元。
1977年的某一天，约瑟夫给米尔肯打电话解释说，公司的一个客户得州国际（texasinternational）需要筹集资金，但是该公司的债务已经很高了，不能得到投资评级。因此，他们想让德崇公司帮助公开发行一种高收益的债券，负责承销并直接在市场上向公众出售。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原始债券，和德崇公司的主流业务“二次发行”不同。米尔肯说他可以试一试。
米尔肯轻松地就卖出了3,000万美元的债券，并收取了3%的高价承销费。当年，米尔肯一口气又帮助无法通过其他机构筹集到资金的公司发行了6支债券。大概在同一时间，他开始兜售投资高收益共同基金的想法，允许小投资者参与垃圾债券的多元化投资组合。米尔肯的低等级债券流动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一场金融界革命已经蓄势待发，而且就在那些曾经对低等级债券不屑一顾的华尔街精英的鼻子底下。
同时，曾经被米尔肯“坑”过的温尼克已经根据坎特的要求调到公司高等级债券业务处工作，他也买卖米尔肯的一些高收益债券产品，并且迅速成为德崇公司在低等级债券领域之外业绩最好的销售人员。他工作非常努力，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向米尔肯提到，自己和妻子周末要到韦斯特切斯特看房子。米尔肯神秘兮兮地说：“什么也别买。”不久之后，他让温尼克跟着他干——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比弗利山附近的世纪城（centurycity）工作。
当时，米尔肯两岁的儿子格雷戈里体弱多病，米尔肯的父亲还患有癌症。他之所以决定搬迁，想要一个健康的气候，想离家人和儿时的朋友近一些只是因素之一，但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米尔肯的成功已经与德崇公司的关系很小，而德崇公司的成功却同米尔肯密不可分，这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倒霉的伯纳姆已经成了公司徒有其名的总裁，除了日渐无利可图的零售经纪领域之外，他一窍不通。他最精明的一招就是促成公司的合并，认识到了米尔肯的潜力，并对米尔肯实施了长期的束缚。坎特的影响力甚至更小，他是一个过气的交易员，被新一代人开发出来的电脑运算和复杂战略搞得不知所措。
米尔肯没有兴趣掺和他们的事。
何不搬到其他地方呢？这样既可以利用德崇公司作为保护伞，还能有效地实现由自己完全控制的自主操作。因此，米尔肯向温尼克和其他人透露，他已经打算利用加利福尼亚这块基地，把垃圾债券业务扩展到几乎每一个赢利的领域——从承销、交易到收购、兼并。垃圾债券是一种新的筹资方式——资金可以用于投资银行传统业务的任何方面。只要他安排的奖金制度仍然保持原样，公司里没人敢有任何异议，公司利润的大部分都将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在纽约的员工要比公司其他部门的人挣的钱多很多，因此他们全都自愿跟他一起搬走。
米尔肯和他的家人在家乡恩西诺购买了一座房子。1978年，米尔肯在世纪城星光大道的几间小办公室里开始办公，共有15名德崇公司的员工，包括温尼克。
由于办公室太小了，米尔肯不得不和交易主管特雷普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在交易日，米尔肯整天听着交易员和销售员的嘈杂声。
在米尔肯的控制下，每个人都遵照他的标准去做。每天早上4点半（纽约，即美国东部时间7点半）准时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纽约11点）才下班。电话声此起彼伏。在米尔肯的桌子上放着两部电话，常常是正在接听一个电话时，另一个就响了起来，只好两个电话一块儿接。交易厅中嘈杂无比，不断有人大声提问和发表评论。在市场闭市后（加利福尼亚时间下午1点，纽约时间下午4点），米尔肯就开始参加会议，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穿梭不断。会议室里挤满了客户，都希望直接见到他。
米尔肯有时也提前到办公室。当他的员工们在早上4点半来上班时，常常在办公桌上发现他的留言，上面写好了他们当天的工作日程。
1981年，米尔肯发现了一个和特雷普的销售技能不相上下的销售员，此人叫詹姆斯・达尔。从表面上看，他和米尔肯或者德崇公司的其他人基本没有共同之处。他是一个wasp，出生于迈阿密的一个中低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工作努力的房产经纪人。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奖学金，继续到该大学的商学院攻读mba。达尔英俊潇洒，一头金发，眼睛碧绿，皮肤黝黑，颇有“海滩男孩”的气质，脸上常常露出迷人的微笑。
米尔肯以前很少关注过这些特点，但是他的同事们说他似乎被达尔身上具备而他缺乏的特点所吸引，就好像他雇用达尔就是专门为了表明，他能吸引那些至少看起来像美国梦化身的人。米尔肯与达尔进行了一连串的谈话，先是在洛杉矶，然后在纽约广场饭店的早餐上。米尔肯问起了达尔的家庭情况，他的妻子，他打算要几个孩子，以及他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的家庭背景，他父亲的工作，等等。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达尔在哪里上的学，或者他的学业如何。
很显然，米尔肯已经认定达尔具备他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真正渴望赚钱、强烈的家庭价值观。当时，达尔正处于失业之中，他之前在花旗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和第一宾州银行（firstpennbank）一家附属贸易机构工作过，后来又去了西部贸易公司（tradingcompanyofwest）。之后，他回到了佛罗里达，一个朋友把他引荐给了米尔肯。尽管达尔的一些雇主交易记录不好，但是达尔自己的工作却很出色，在第一宾州银行的附属机构，他赚到了45万美元。米尔肯给他的薪水是每月2万美元，并许诺以后提拔他为二把手。
米尔肯对达尔的要求和其他员工一样，要求他要有绝对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不能离开办公室去吃饭，每天由公司供应早饭、午饭，常常也供应晚饭。为了防止分神，米尔肯雇用了几名妇女帮助员工打理生活，如洗衣服、跑邮局和照看宠物等。达尔刚刚加盟之后不久，还处于调整适应状态，在一个周五闭市后，他打算离开办公室。
米尔肯严厉地问道：“你去哪里？”
达尔回答说：“我累了，想回家去看研究报告。”
米尔肯十分吃惊，达尔的精力竟然这么差。他说：“在这儿看，等看完再回去休息。”达尔只好顺从地回到办公桌前。
还有一次，达尔在获悉母亲被诊断为癌症后想离开办公室前去探望。米尔肯又问道：“你去哪里？”
达尔说他很担心，因为他的姨妈和舅舅都是死于癌症，他想去看看自己的母亲。米尔肯不耐烦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言语间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关心或者同情。
几年后，达尔的妻子早产，孩子刚出生两个小时就夭折了。第二天，心力交瘁的达尔仍然坚持上班，因为他知道米尔肯不会注意到他的悲伤。他已经听说，米尔肯不会过问工作之余的任何事情。
没有人有太多的私人生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米尔肯嘴上说要大家忠于婚姻和重视家庭观，但是这种紧张乏味的工作环境却使大家远离了家庭，并且引发了交易员和女秘书之间的桃色事件。特雷普就和米尔肯的行政助理珍妮特之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米尔肯似乎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他们宣布订婚他才知道。
有一位秘书还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同多位男同事在办公室里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其中记述最详尽、最多的就是她如何同一位销售员口交和吸毒的事。这种事情十分常见。有些交易助理甚至隆胸，而费用却由德崇公司的销售员和交易员承担。
1984年米尔肯的生日那天，员工们请了一个脱衣舞娘来表演，为他祝寿。她来的时候正值交易时间。她绕着米尔肯的办公桌边跳边脱，然后靠在米尔肯的身上，在他面前晃动着丰满的乳房。正在这时，米尔肯的电话响了，是一位客户想做一个交易。为了摆脱这位脱衣舞娘，米尔肯只好拿着话筒躲到了桌子底下。脱衣舞娘也跟着他跪到了桌子底下，直到他打完电话为止。
米尔肯很少同办公室的其他人员来往，也很少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一起。但是，他会参加孩子们的重要体育活动和学校的活动，并指导儿子所在的篮球队打球。有一次，全家人到夏威夷度假，米尔肯在宾馆订了三个套房，一个给自己和洛丽，一个给孩子们，一个留做他办公用。在度假时，他每天从夏威夷时间的凌晨3点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正好是纽约股市开市的时候。
在上班期间，米尔肯很少因非生意原因出去吃午饭，每年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结婚纪念日，米尔肯会带着妻子出去吃午饭。他通常都在办公桌上吃午饭，多数都是快餐。他似乎从来都不锻炼身体，即使在下班时间，也都待在家中的办公室里。如果有人往他家打电话，甚至在午夜和周末，他也会立即接听的。他很少参加聚会，即使偶尔参加一次，他也感觉局促不安，很不自然。在生日聚会上，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玩。
米尔肯是个过分的完美主义者，对员工的要求苛刻得近乎无情。他对一项交易会一遍又一遍地盘查，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也不放过。他会翻来覆去地问一个问题，一直纠缠那个交易员，直到问得交易员表示某个地方自己做错了或犯傻了。但是有一次，特雷普以实例向米尔肯证明自己在五项有争议的交易中做得很对，他对米尔肯说“别再挑我的刺儿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尔肯都是在吹毛求疵。
有一次，达尔问米尔肯，为什么他经常批评而从来不表扬。米尔肯厉声回答说：“每天哪有时间坐在这里互相吹捧，我们不需要谈论成功，只需要谈论失败。”
在这种环境下，在别的地方看似普通的友好姿态也显得令人难以忘怀。有一次，当温尼克在准备一次难得的意大利之旅时，米尔肯给他写了一封信，祝他一路顺风、旅途愉快。当他们搬到洛杉矶时，米尔肯扩大了个人贷款的范围，几乎使每一个员工都能得到贷款，以便买套好房子。当达尔和他的妻子在棕榈泉庆祝结婚纪念日时，米尔肯给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并送给他们一张贺卡，上面写道：“结婚纪念日快乐！迈克尔和洛丽贺上。”有一次，办公室一位后勤工作人员的哥哥患重病，米尔肯到医院探望，并且资助其治病。
米尔肯在交易中总是贪婪地榨取利润，特雷普对此十分吃惊，他不得不经常提醒米尔肯按照相关原则，证券交易商只能加价5%。米尔肯对市场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他常常试图加价25%。作为交易主管的特雷普，其职责之一就是签署交易单据。当他看到单据上的加价幅度太高时，他就会把它推给米尔肯。但是，米尔肯仍然会把交易做成，他会找别人伪造特雷普的签名，而特雷普根本不知道是谁。
至少有四次，当特雷普认为交易严重违规时，就以辞职相威胁。他同米尔肯大声争吵，每一次米尔肯都会退让。米尔肯很讨厌解雇员工，因为他知道任何人只要一离开就会透露他的秘密，揭露他“圈钱之术”的范围和成功之处。
压力导致大家产生各种生理或心理问题，程度各异。彼得・阿克曼最初是一个交易员，有一次被米尔肯训得哭起来。他后来就不干交易工作，转而进行客户开发，更像是米尔肯的助手。他因为总是阿谀奉承米尔肯而招致其他人的嫉恨，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闻屁虫”，因为正如一个同事所说的，“他的鼻子总是在迈克尔的屁股下嗅来嗅去”。
特雷普开始抽烟，一天四包。另一名交易员开始喜欢嚼橡皮筋，还有一个养成了酗酒的恶习。布鲁斯・纽伯格，被许多同事认为是个天才的交易专家，也患上了高血压，不得不服用降压药。有一天，纽伯格在打电话时，电话声音突然消失了，他气得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最后却发现是自己把电话线给嚼断了。
温尼克被大家认为患上了办公室忧郁症，因为他总是认为自己得了脑瘤和其他严重的疾病，有时，他还到圣地亚哥的斯克瑞普斯研究所（scrippsinstitute）去检查。
情况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卡里・穆尔塔什了，他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米尔肯允许他回到纽约，担任米尔肯同德崇公司总部的联络人——实际上就是米尔肯的耳目。他在那里继续为米尔肯处理交易工作，每天下班时，他都会遵照米尔肯的指示把交易记录全部销毁，因此在纽约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米尔肯详细的交易情况。
米尔肯不喜欢手下的交易员和营销员利用时间自己做交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把员工组成不同的投资合伙人关系，让他们利用他提供的各种投资机会进行投资。他禁止进行私人交易，但是允许员工们在合伙人关系中按照分配的配额进行投资。在办公室内，员工们根据在合伙关系中所分配的配额，加入“a队”或者“b队”。有些受到优惠的员工，如阿克曼，甚至可以得到合伙人的股份作为奖金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米尔肯为员工提供了大量的个人贷款，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配额全都用来投资。
在达尔到加利福尼亚州上班之后不久，米尔肯邀请他到自己位于恩西诺的家中做客。米尔肯也少有地休息了一下，和达尔在水池边闲聊。米尔肯告诉达尔，合伙人关系会使他变得富有，但是他也警告达尔不要太奢侈浪费，并告诉他不要买大房子，至少现在不要，以后会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做这些事情。
这种许诺只能算是口头承诺，因为对合伙信息的接触是严格限制的。没有人提前知道这些钱会被投到哪里。办公室的电脑运行程序是经过特殊改造的，只有米尔肯一个人知道合伙人的交易活动。
当然，所有这些活动的补偿都是金钱。尽管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水平，但是这已经是华尔街大多数同行收入的5倍了。例如，达尔在抵达洛杉矶第二年，收入就超过了100万美元。1982年，米尔肯自己的收入惊人，高达4,500万美元，但是在当时，除他以外，没有人知晓。
然而，大家都遵守米尔肯的告诫，外人几乎都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有多高。特雷普买了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敞篷跑车，但是米尔肯不让他开着上班。米尔肯自己生活也相对比较朴素。他的妻子每年都穿着同样简朴的黑色丝绒礼服参加圣诞晚会，他自己开的车是一辆有点破旧的黄色奔驰车，在开了8万英里时，卖给了达尔。当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著名的企业家阿曼德・哈默（armandhammer）到他的办公室参观时，米尔肯用塑料杯为他冲咖啡，而办公室的墙上也只是挂了几幅装裱好的奥运会海报。
米尔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好莱坞社交圈，米尔肯故意表现出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不给别人留下印象，甚至在生意和业务圈子里也是如此。他阅读的东西几乎全都是研究报告、招股说明书和其他的金融文件。在同事们看来，他是一个完全不谙世事的人，对艺术、文学、政治几乎一窍不通，甚至对时事问题，如果不是和他直接相关的，也一概不知。
温尼克、达尔和其他一些交易员都读过罗伯特・鲁德鲁姆（robertludlum）于1979年出版的惊险小说《恐怖黑手》（themataresecircle）。他们惊奇地发现米尔肯和书中的一个主人公十分相像。这本书是鲁德鲁姆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跨国公司征服世界的故事，内容怪异，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构思这一阴谋的是一个聪明能干、野心勃勃的金融家，他一心想着征服世界。他的名字叫盖德龙（guiderone），但是在书中他从头到尾都被称为“牧羊人”，因为他出生于一个科西嘉的牧羊人家庭。他的追随者全都十分忠诚，甚至愿意为了实现他征服世界的梦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书中的一个人物说：“我听说过他，他是一位现代的卡内基或者洛克菲勒，不是吗？”
另一人回答说：“更厉害，更厉害。没有人能够同盖德龙相抗衡。他是巨人，一位工业和金融帝国真正的仁慈君王……我想你们可以称他为‘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米尔肯在比弗利山的门徒们也开始称他为“牧羊人”，这个绰号竟然流传开来。温尼克把鲁德鲁姆的这本小说送给了米尔肯，想看看米尔肯会有什么反应，是否会看出自己和书中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但是据他观察，米尔肯从来都没有读这本书。
对比弗利山的许多员工来说，当米尔肯的弟弟洛厄尔于1979年加入这里的德崇分部，他们的办公室生活更加恶化了。洛厄尔曾经是一位律师，是洛杉矶的艾尔・马尼拉律师事务所（irellandmanella）的合伙人，专门研究税法。米尔肯同他的弟弟既有激烈的竞争关系（米尔肯似乎总是想在网球场上打败他），又有保护关系。据同事们讲，洛厄尔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助米尔肯监管所有的合伙人投资活动，并帮助他处理税务事宜。但是，在办公室的其他人看来，米尔肯在这项工作上只相信自己的直系亲属。
洛厄尔与他哥哥一样是个不甘平庸的人，但他对人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还不如米尔肯，米尔肯有时对人还表现出一点热情。在那些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交易员看来，他既冷若冰霜，又让人讨厌恶心。洛厄尔基本不与其他人交流，他在办公室里单独加了一扇门与外面隔开，这样就可以不用从交易室经过。以德崇公司的标准来看，他的办公室极其奢华，完全超标了，里面用专门定做的木条装饰，并摆放着昂贵的艺术品。除了米尔肯以外，如果其他人走进洛厄尔的办公室里，他会立即夸张地把桌子上的资料合上捂住。有几个交易员故意嘲笑他，也模仿他的动作，无论何时，只要洛厄尔一走近他们的办公桌，他们就把桌上的东西也合上。他们还经常嘲讽洛厄尔，最典型的就是当洛厄尔转过身时，他们也双手叉住胯部，模仿洛厄尔紧张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
洛厄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他帮助把德崇公司西海岸的办事处从世纪城搬到了比弗利山一座由他和米尔肯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这是一项精明的投资，公司租用他们的房子，他们除了可以收租金外，在税收上还能获益。而且这里的地理位置又很不错，有升值的空间。街的另一头就是著名的比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还有许多时尚精品店，如阿玛尼和毕扬。
现在，这里成了德崇公司的办事处，虽然周围繁荣奢华，魅力迷人，但是就米尔肯而言，办公室里的风格却和这些毫无关系。米尔肯在办公室里摆放了一张巨大的“x”形交易桌，他坐在中间，手下人分坐在四边，桌子上配备着最先进的通信工具。办公室的装修却很简单，只有地址——比弗利山威尔希尔大道9560号——显示出了它的独特身份。
洛厄尔到这里后，给大约12名员工每人发了一个密封好的白色信封，里面是他们的贷款明细，包括米尔肯给他们的住房贷款数额、累计利息以及当期偿还的要求。从那时起，洛厄尔就被看成了米尔肯的财务主管，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开始恶意传播洛厄尔的小道消息，包括他和妻子的私生活。
1981年的一个下午，米尔肯正在交易桌前工作时，突然昏倒在地。特雷普、达尔、温尼克和身边的其他人都惊恐万分，害怕他们的老板突发心脏病。他们立即把洛厄尔叫了过来。洛厄尔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看了看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的米尔肯，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句话没说就把门关上了。大家全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米尔肯自己醒了过来，这次神秘事件没有对他造成长期的影响。
虽然办公室的生活非常紧张，但与在米尔肯的带领下所挣得的钱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米尔肯明确表示，要让每一位员工每年挣到的钱逐渐增多。大体上来说，米尔肯的手下人发现米尔肯身上确实有让他们喜欢的东西。
奇怪的是，无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赚多少钱，他们都很清楚地发现，仅仅金钱已经无法吸引米尔肯了，在他看来，金钱的作用很有限。有一天，米尔肯在同温尼克闲聊时说，他的梦想之一就是让他的净资产增加到现在的10倍，比如从3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说完，他转头望着从世纪城一直到洛杉矶西部，再到太平洋沿岸的广阔区域，然后问道：“你认为把从这儿到海边的建筑全都买下来要多少钱呢？”
米尔肯可能认识到，只要继续控制高利润的二次发行和垃圾债券的新股发行，这些目标就能够实现。在洛杉矶，他开发了一个垃圾债券客户网，远远超过了他早期在纽约的客户数。其中，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是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columbiasavingsandloan）的负责人托马斯・斯皮格尔。
斯皮格尔非常崇拜米尔肯，与米尔肯一样，他也是个工作狂。在同米尔肯结识之后不久，斯皮格尔就在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他同米尔肯以及洛丽的照片，有在饭店吃饭时照的，有在聚会上照的。
查尔斯・基廷是林肯储蓄与信贷（lincolnsavingsandloan）的负责人，他是米尔肯的另一关键联系人。基廷和米尔肯经常谈论家庭问题，两人都很重视家庭关系，认为这是生活中唯一真实的东西。
但是，同米尔肯关系最为亲近的可能是人寿保险公司（lifeinsuranceco.）的执行总裁弗雷德・卡尔。卡尔十分聪明，是最早赞同米尔肯的垃圾债券理论的人之一，很早就成了米尔肯的热情支持者。让办公室其他人吃惊的是，米尔肯在每周五下午都会检查卡尔和德崇公司的投资组合，然后，他问都不问卡尔，就直接在这两个账户之间进行交易。相比之下，他同美国金融公司（financialcorporationofamerica）的负责人查理・克纳普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他也毫不掩饰地说他是一个“蠢货”。
米尔肯不满意只能通过大型的储蓄信贷银行和保险公司获取惊人的购买力，尤其是现在联邦政府解除了管制，使得储蓄和信贷业务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机会。垃圾债券本身利润丰厚，但是它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米尔肯清楚地看到美国的金融环境即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从卡尔・林德纳和索尔・斯坦伯格等客户那里听到了这些消息。赚大钱的机会就在于争取公司的控制权，并进行兼并收购，而且似乎还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变体：杠杆收购（或称融资并购），它可以把一个公有的公司进行私有化。在米尔肯看来，这种方式似乎更有利可图——控制了公司就会获得权力。
米尔肯在悄悄地培育自己的金融网络，并致力于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印钞机，很明显，他重新进入收购领域是早晚的事。米尔肯常常告诉特雷普，没有他不能做的交易，没有哪个公司可以强大到不害怕他的实力。他用坚定的语气告诉特雷普：“我们要拿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ibm公司开刀，让它们胆战心惊、坐卧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