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富豪帝国
近些年来，不光是上文提到的自我启发活动，那些做人心买卖的心理产业也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还有些疑似宗教团体的修行产业也聚拢了不少人气。不仅如此，医院的精神科、神经科，还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所同样也是门庭若市。
希望远离心痛、想要让心灵得到宽慰、心中萦绕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失落感——上述事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解开心中枷锁的渴望。这无疑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竞争和生产效率至上主义的齿轮正奏响嘎吱嘎吱的旋律，日夜压榨着每一个人。
人剥削人的关系，是何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呢？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后面“饱食穷民”“快节奏的城市”“呕吐的女人”等章节的社会背景，先让我们来回溯这一阶段大环境的变化。
二百七十八万亿日元，单就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或许很难直观想象其含义。要说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八亿美元，就更没有概念了。
因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早就充斥着上亿、上万亿日元计的金额，哪怕我们听到这些超乎想象的金额，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感情。
就在前一段时间，日本富豪随手拿出二百五十亿日元买下了凡·高和雷诺阿的画作，还扬言死后要将它们带进棺材一起烧掉。他的言论转眼就引来欧洲一片讨伐之声，也暴露出日本人的金钱观、文化观的确已经扭曲到了能随口说出这种低俗玩笑话的地步。
话说回来，上文提到的二百七十八万亿日元，是截至一九九〇年末日本官方与民间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市值的总和。这个数字不光包含企业在国外投资建厂的固定资产，还包括证券投资和银行存款等流动资产。哪怕是刨去贷款等债务后看海外净资产，也足有四十九万亿日元，也就是三千两百八十亿五千九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排行世界第一。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自一九八二年后，每年都保持增加态势。一九八五年更是远超上一年的七百亿美元，突破一千两百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自那以后，还创造了连续六年成功卫冕世界第一的奇迹。
继海外净资产夺冠之后，一九八七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双双夺得世界第一。显示经济实力的三个指标全部跃居世界第一，“夺得三冠王”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流行热词。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也跃居世界第一，让日本名正言顺地荣登“富豪帝国”的宝座。
这本《饱食穷民》所记录的时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日本成功挺过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一连串的“国难”，还化“国难”为动力，成功收获众多世界第一的勋章，跃居超级经济大国之列。让我们看看，日本是如何收获这些荣耀的。
首先，是因为这段时期内日本人工作的疯狂程度达到顶峰，甚至远超因疯狂工作出名的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
虽然不愿使用“耳朵都要磨出茧子”这句俗语，但日本上班族的超长时间劳动真是让人“耳朵都要磨出茧子”的代表性社会问题。近期就连电视台也开始接连播放特别节目，毫不避讳地报道这一问题。日本和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时间长度上存在的差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一结论，还是基于日本劳动省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出的。还有数不清的事例，让人不禁怀疑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数据糟糕得多。
比如，可以看看第二章中一九八八年采访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们的加班时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五百四十七个小时，而这一差距在一九八九年也达到四百个小时以上。
但是，这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已，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就以银行为例，虽然加班时间因岗位不同而多少有些差异，但绝大多数银行的考勤系统每个月的加班时间最多只给算到二十二个到二十五个小时。就算实际加班超过这个数字，也不会统计到加班时间里。
女性员工也加班
比如大型城市银行a银行的做法就是，人事部部长会给所有部长、分行行长发出通知，定好当年的加班预算，也就是加班的上限——中层领导每月二十五个小时，男性办事员二十二个小时，女性办事员十个小时。
设定这个上限的目的，并非让员工早些下班回家休息，而是为了解决经营上面临的一大难题——限制加班费的支出。能否执行预算是评价分行行长能力的项目之一，所以就算他们心中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也要想办法要求员工们免费加班来保住自己的职位。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相信能将真正的加班时间控制在预算之内。证据之一，就是这家银行评选出的“早下班模范分行”——东京上野分行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半。按照这家银行的标准上下班时间来计算，平均七点半下班就意味着每人每月平均加班时间约为五十个小时。平均加班五十个小时都能被评为模范分行，说明其他分行的加班时间还要更长。加班如此之多还要限制人力成本预算，于是只好白白加班，不给加班费，为银行的利润“无私奉献”了。
这样的状况在其他银行也同样存在，已经成了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据说不仅仅是银行，保险行业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也已经屡见不鲜了。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会曾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对行业内两万两千多人进行过生活状态方面的问卷调查。
保险公司每个月都会分繁忙期和非繁忙期，该调查选择了月中的非繁忙期，针对电算部门的下班时间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男性职员晚八点前下班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32.1%，八点到十点间下班的人占38.5%，最后仍有29.4%的人晚于十点下班。
再看女性，早于八点下班的人占62.1%，八点到十点间占27.8%，十点之后占10.1%。
最近，在东京的新宿和池袋等轨道交通换乘枢纽，晚高峰会持续到很晚，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早高峰。我近年还发现，晚高峰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以前。这点也与上述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女性也会加班到很晚。
这样算下来，日本人每年的总劳动时间远非官方公布的两千个小时这么少，甚至说三千个至四千个小时都算不上夸张。而且，除了上班时间之外，长时间通勤也是问题。欧共体国家中，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占了75%，而一小时以内的人则达到了96%，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群。反观日本，以房价猛涨的东京圈为例，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仅占32.4%，一小时以内的人也仅有66.3%。也就是说上班单程一小时以上的长距离通勤者高达三成以上。不仅工作时间长，还要在拥挤的有轨电车里花两个到三个小时上下班，在家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了。
24小时的不夜城
我曾参与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举行，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东京中野区的男性。当时全国范围内都还未曾进行过此类专门针对男性生活状态和意识的调查。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将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记录在时间表中。以下是公司职员a先生的事例。
今年四十出头的a先生一家五口，家中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上小学低年级，老大已经上初中了。a先生在一家雇员超过几百人的大公司里的管理岗工作，职位已经高于普通中层。一家的年收入在七百二十万日元到一千万日元之间，可以说是一个超过平均水平的富裕家庭。两人结婚后妻子曾辞去工作在家中做全职主妇，现在孩子不像小时候那么让人操心了，她就又在外面找了一份兼职来做。
a先生早晨六点半起床，约五十五分钟后的七点二十五分走出家门上班。从中野区到他的公司距离很远，单程要花上一小时十分钟左右，一路十分劳累。上班后他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晚上十点半左右，他才终于回到家里。他每晚十二点睡觉，因此从到家到睡觉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吃完迟来的晚饭，洗完澡，马上就到了就寝时间。他的睡眠时间为六个半小时，然后又是新的一天。
对于“你认为自己过劳吗？”这一提问，他十分坚定地选择了“是”，而且在身心的状态上，他回答说自己“心理上的疲劳感大于肉体上的疲劳感”，在问卷的“需要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句话下面，他还特意画上了波浪线来强调，让人感到了他内心的强烈诉求。
从调查数据的整体平均水平来看，除掉休息时间的纯劳动时间为九小时二十分钟。本次调查对象居住在东京市中心，通勤条件相对较好，但就算这样，平均到家时间也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这样的人占公司职员的44%。他们每天在家里的时间约为十二小时九分钟，减去睡眠时间之后可以算出在家醒着的时间，早晚加起来约为五小时十五分钟。若是再减去吃饭、入浴、上厕所、整理仪表等最低限度所需的时间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所剩无几。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吃”“洗”“睡”的地方。
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打出“男女平等、共建社会”的口号，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男性几乎没有条件平等分担日常收拾、育儿、照顾老人等家务劳动。
如今，私营电视台也纷纷推出《直播到天明》这种深夜节目，满街都是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整个社会都逐渐朝着“24小时不夜城”方向发展。就像纽约、伦敦等大都市一样，成功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的东京在信息、经济上和国外往来越来越紧密。由于时差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写字楼到了夜晚也灯火通明。除了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还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计算机网络，以提高运转率，甚至不惜实行倒班制、自由工作时间制、错峰上班制等不规律的考勤制度来达到此目的，企业活动逐渐转向24小时制，这些也都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背景。
无孔不入
然而，问题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过长这一点，人们工作的强度也在陡增。现代社会无法忽视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即劳动产出率越来越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me（微电子）革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现代社会的这一特性，也是由这项技术革新所引发。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进入了低增长时代。然而，石油危机带来的困难局面反而成了日本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动力。各个企业进一步推进整体经营效率，体质变得更加强韧。与此同时，推动企业精减人员、仅保留少数精锐渡过难关的关键，正是微电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