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就像是同一天在不断重复,没有任何变化。窗外的遮阳板升起落下,晚上我一个接一个地做噩梦,早晨我们从床上起来,游戏又重新开始,可是难道这真是一场游戏吗?我假装冷静,哈丽也是一样,这种无声的协议成了我们最终的逃避手段,明知彼此在互相欺骗,却心照不宣。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我们将如何在地球上生活的事情,我们将在某个大城市的郊区安家落户,再也不离开蓝天绿树。我们还一起梦想着将来家里的装潢和花园庭院将是什么样子,甚至还对细节争论不休——树篱、长凳……对于这一切,难道我相信过哪怕是一秒钟吗?没有。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我很清楚。因为即使她能够离开观测站—并且活下来—那也只有人才能在地球上着陆,而一个人的身份必须由身份证件来证明。第一道检查手续就会把这条路堵死。他们会试图辨明她的身份,首先就会把我们俩分开,这样她马上就会露馅。这个观测站是我们俩唯一能够共同生活的地方。哈丽知道这一点吗?肯定知道。有人告诉她了吗?根据已经发生的一切判断,多半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听见哈丽悄悄从床上爬起身。我想把她拉回来。只有在寂静中,在黑暗里,我们才能享受到片刻的自由;只有在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我们才会暂时忘却将我们团团围住的绝望,从痛苦的折磨中得到暂时的缓解。她大概没注意到我醒了。我还没来得及伸出手,她已经悄悄下了床。仍然半睡半醒的我听到了她赤脚走路的声音。我的心里突然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焦虑。
“哈丽?”我低声道。我想大声呼唤,但又不敢。我在床上坐起。通向走廊的门微敞着,一道窄窄的亮光斜穿过房间。我觉得自己能听见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她在跟什么人说话吗?这个人是谁呢?
我急忙跳下床,但我心中充满了恐惧,两条腿不听使唤。我站在那里,仔细听了片刻。四周寂静无声。我又慢慢把自己拖回到床上,感到自己头上的血管突突直跳。我开始数数。数到1000时,我停了下来,门无声地打开了,哈丽悄悄进了房间。她停住脚步,好像在聆听我的呼吸。我尽量保持呼吸平稳。“克里斯?”她轻声低语道。我没有回答。她迅速溜到了床上。我可以感觉到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而我躺在她身边,无力动弹,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想开口问她,但时间过得越长,我心里就越明白不会是我第一个打破沉默。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小时,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和往常没有两样。只有在她不注意的时候,我才用怀疑的目光瞥她一眼。午饭后我们并排坐在弧形的窗户前,红色的云彩从窗外低低飘过。观测站就像一艘船,在云中穿行。哈丽在看书,而我则凝视着窗外,最近这已经成了我唯一能够得以喘息的机会。我注意到,如果把头偏到某个角度,我就能在窗玻璃上同时看到我们俩的镜像,几乎是透明的,但很清晰。我将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拿起。在窗户上,我看到哈丽先瞥了我一眼,看看我是不是在盯着大海,然后俯下身,吻了一下扶手上我刚才碰过的地方。我仍旧坐在那里,姿势僵硬,很不自然,而她又低下头去读她的书。
“哈丽,”我轻声说,“你昨天夜里到哪儿去了?”
“夜里?”
“是的。”
“那……那可能是你梦到的吧,克里斯。我哪儿也没去。”
“你哪儿也没去?”
“没有。一定是你梦到的。”
“也许吧,”我说道,“对,有可能是我梦到的……”
晚上我们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又开始讲我们的旅程,讲我们回地球的计划。
“啊,我不想再听这些了,”她说,“别说了,克里斯。其实你也知道……”
“什么?”
“不。没什么。”
我们在床上躺下后,她说她想喝点东西。
“那边桌上有杯果汁,请帮我递一下。”
她喝了一半,然后把杯子递给我。我不渴。
“为我的健康干杯。”她微笑着说。我把果汁喝完,感觉味道有点咸,但没有多想。
“如果你不想谈地球的事,那你想谈些什么呢?”她关灯之后我问道。
“如果没有我的话,你会结婚吗?”
“不会。”
“永远都不会?”
“永远都不会。”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人过了十年,也没有结婚。我们还是不谈这个了,亲爱的……”
我的脑袋昏昏沉沉,就好像我至少喝了一整瓶葡萄酒。
“不,就谈这个,我们就要谈这个。如果我要你那样做呢?”
“要我结婚?真是胡扯,哈丽。除了你我谁都不需要。”
她向我俯过身来,我在嘴唇上感觉到了她的呼吸。她紧紧抱住我,非常用力,以至于我脑中难以抗拒的睡意一时烟消云散。
“换一种说法。”
“我爱你。”
她猛地把额头紧紧靠在我的肩上。我可以感觉到她紧绷的眼皮在抖动,还有湿漉漉的泪水。
“哈丽,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她重复道,声音越来越轻。我努力想睁开眼睛,可是我的眼皮自动合上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红色的晨曦将我唤醒。我的脑袋像灌了铅,脖颈僵硬,就好像整条脊椎变成了一根骨头。我的舌头感觉很粗糙,令人恶心,在嘴巴里动弹不得。我一定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中了毒,我心想,一边费力地抬起头。我伸手去摸哈丽,但只摸到了冰凉的床单。
我一下子挺身坐起。
床上空荡荡的,房间里也没有人。太阳照在窗户上,反射出好几个红色的圆盘。我跳到地板上。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像个醉汉一样跌跌撞撞。我扶着家具,来到衣柜前。浴室里没有人。走廊里也空荡荡的。实验室里也空无一人。
“哈丽!”我大喊着,站在走廊中间,拼命地挥舞着双臂。“哈丽……”我又声音嘶哑地喊了一句,但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记不清了。我一定是半裸着身子跑遍了整个观测站。我记得自己甚至冲进了冷藏室,然后是最后一个贮藏室,用拳头猛砸紧闭着的门。我甚至可能去了好几次。楼梯在我脚下咚咚作响,我摔倒了,又爬起来,冲向别的地方,直到我来到那堵透明的屏障跟前,它后面就是通向外面的舱口—一扇双层加固门。我用尽全力推着它,一边大喊着,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有个人一直跟着我,这时他把我拽住,要把我拖到某个地方。然后我到了一个小实验室里,衬衫被冰冷的水浸得透湿,头发湿漉漉地黏在一起,鼻孔和舌头被医用酒精刺得生疼。我嘴里喘着粗气,半躺在冰冷的金属台上。斯诺特穿着他污迹斑斑的亚麻布裤子,在药柜旁忙作一团,他打翻了什么东西,把各种器具和玻璃器皿弄得叮当乱响。
突然间,我看见他出现在我面前。他弯下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她在哪儿?”
“她不在了。”
“可是,可是哈丽……”
“哈丽已经不在了。”他慢慢说道,每个字都很清晰,一边把脸凑到我跟前,就好像他刚刚打了我一巴掌,正在观察其效果。
“她还会回来的……”我低声说,闭上了眼睛。我头一回不再感到害怕。我不再害怕她像幽灵般再次归来。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曾经对此怕得要死!
“把这个喝了。”
他递给我一杯温热的液体。我看了一眼,然后突然将杯子里的东西全都泼在了他的脸上。他向后退了一步,擦着自己的眼睛。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站在他面前,比他高出许多。他看上去可真矮小。
“是你干的?!”
“你在说什么呀?”
“别撒谎,你知道我的意思。那天晚上是你在跟她说话吗?是你让她给我下了安眠药,为的是……你到底把她怎么样了?快说!”
他在胸前的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我从他手里一把抓了过来。信封封着口,外面什么都没写。我把它撕开,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掉了出来。上面的字很大,字体像是小孩子写的,一行行参差不齐。我认出了这是谁的笔迹。
亲爱的,是我主动提出要他这样做的。他是个好人。我不得不骗你,这非常不好,但没有别的办法。我求你一件事—听他的话,不要伤害你自己。和你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美好。
再下面有一个单词被划掉了,但我能勉强辨认出来:她先写下了“哈丽”,然后又涂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字母,看上去像是h或是k,涂成了一个黑坨子。我又读了一遍,接着又一遍。然后又是一遍。这时我已经非常清醒,不会再歇斯底里,我甚至几乎说不出话,也无法呻吟。
“是怎么弄的?”我低声道,“怎么弄的?”
“稍后再说,凯尔文。冷静点。”
“我很冷静。告诉我。是怎么弄的?”
“湮灭器。”
“怎么会?真是那台装置?!”我吃惊地问道。
“罗赫机不管用。萨特里厄斯另外造了一台特殊的稳态消除器。很小,只在几米范围内有效。”
“那她……”
“消失了。先是一闪,接着是一股风。一股非常轻的微风。没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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