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按下开关时，我正梦到巴黎，梦到那里冬季时分潮湿昏暗的街道。脑子里涌出一阵剧痛，在我的眼睛后面爆裂开来，呈现为一堵蓝色的霓虹之墙。我尖叫着从网眼吊床里坐起来。我每次都会尖叫，这么做很有必要。痛感在大脑里肆虐横行。这个疼痛开关是骨导电话植入体的一条辅助线路，直接与痛觉中枢相连接，专门被用来消除巴比妥酸盐对代理人的影响。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恢复神志，自我意识的冰山在雾霭中逐渐显形：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来这里做什么，是谁唤醒了我。

弘的声音通过骨传导植入体传入我的脑中，轰隆作响。“该死，托比，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大声叫唤，会把我吵聋的啊？”

“你以为我会在乎你的耳朵聋不聋吗，长岛博士？它们在我眼里不过是——”

“没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地对我表达爱意了，小子。还有正经事要做。不过，你颞叶部位出现的五十毫伏棘波是怎么回事，嗯？要不要往镇静剂里加点儿东西，稍微给你调整一下？”

“是你的脑电图扫描器坏了，弘。你这蠢货。我只想再睡会儿……”我瘫倒在吊床上，试图再次沉入梦乡，可他却阴魂不散。

“对不住了，老兄，今天你得干活。一小时前有一艘飞船回来了。负责密封舱的那帮人已经到达现场，他们正在把反应引擎锯掉，好让她从舱门里钻出来。”

“回来的是谁？”

“莱妮·霍夫曼斯塔尔。托比，她是一位物理化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他停顿片刻，等我停止呻吟时才再次开口，“经证实，那确是一颗‘肉丸’。”

这个可爱的词汇是我们在这儿琢磨出来的工作术语。他的意思是：有一艘返航的飞船，上面的远程医疗监护系统正常运转，里面有一具身体，还活着，但其心理状态尚未得到确认。我闭上眼睛，让视野笼罩在黑暗之中，在吊床上晃来晃去。

“看样子，得由你来充当她的代理人了，托比。她的心理特征与泰勒的完全一致，但他正在休假。”

我很清楚泰勒休的是什么“假”。他正浸泡在培养罐里，一边服用阿米替林，一边做有氧运动，以对抗他新近发作的抑郁症。患抑郁症是做代理人的职业性危害之一。我跟泰勒一向合不来。若是有人跟你的性心理特征极其相似，你往往很难跟他相处，你说逗不逗？

“嘿，托比，你到底是从哪里弄到这些致幻药的？”他其实就是例行公事地问问，“从夏米安那儿？”

“从你妈那里，弘。”是夏米安给我的，他心知肚明。

“去你的，托比。快起来，五分钟内必须到通往‘天堂’的电梯那儿，不然我就派那些俄国护士下来帮你。而且只派男的。”

我没理他，继续自顾自地在吊床里荡悠，同时玩起了一个叫作“托比·哈尔佩特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游戏。我没有狂傲到将自己置于中心，而是将太阳——那个赋予白昼的发光天体——放在中心位置。我又放置了几颗行星，绕着它井然有序地公转，这样就构成了我们那个温暖舒适的太阳系。但在我实际所在的位置，即地球朝向火星轨道大约八分之一距离处的固定点上，我又悬放了一个粗大的合金圆筒，作为“齐奥尔科夫斯基1号”的模型，体积则有它的四分之一大，它被称作“l5拉格朗日点上的劳动者天堂”。虽说在地月引力的作用下，“齐奥尔科夫斯基1号”被固定在了二者的拉格朗日点上，但我们仍然需要光帆的助力才能防止其漂移。那是由二十吨铝箔制成的六边形，对边距离十千米。那张光帆将我们拖出地球轨道，现在则担当“锚”的角色。我们得靠它抵抗太阳风的冲击，从而牢牢地待在那个被我们称为“高速公路”的奇点旁边。

法国人将其称为lemétro，即“地铁”，俄国人将其称为“河流”。不过，“地铁”不具有那种距离感，而对美国人来说，“河流”也承载不了他们所认同的那种孤独感。如果你不想在官方名称中加上“奥尔加”这三个字，把它简称为“托维耶夫斯基异象坐标”也行。奥尔加·托维耶夫斯基，我们的奇点圣母，“高速公路”的守护神。

弘不相信我能靠自个儿爬起来。就在那些俄国护工进来之前，他用遥控器打开了我这间小宿舍的灯。灯频闪了几秒钟之后，光线才稳定下来，投射到舱壁上的守护神奥尔加的照片上面。这些照片是夏米安贴上去的，总共有好几十张。我们的“高速公路”圣母啊，她的肖像曾经无数次地出现在报纸和杂志封面上。

奥尔加·托维耶夫斯基中校是苏联太空探索部门同级军衔的人员中最年轻的女性，她独自驾驶着一艘改装过的“阿鲁特6号”向火星飞去。改装后的飞船能够携带一台新型空气滤净器的原型机，到达苏联的四人火星轨道实验室时，将会对其进行测试。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从“齐奥尔科夫斯基号”上遥控“阿鲁特号”，这很容易，但奥尔加想记录她的飞行任务时间。不过他们有的是事情让她忙碌不停。他们安排她做了一系列常规的氢原子频段射电耀斑实验，那是苏联-澳大利亚科学交流中优先级最低的一个项目。奥尔加知道她在实验中的角色跟一台标准的家用计时器没什么两样，可是作为一名勤勉的军官，她仍旧会按照精确的时间间隔按下按钮。

她把棕色的头发拢到脑后，用发网网住，那副样子简直是《真理报》上刊登的理想化的太空劳动者的现实版，不论男女，她无疑都是最上镜的宇航员。她又查看了一下“阿鲁特号”上的精密计时钟，然后将手停在按钮上方，只消一按，就会触发她的首次耀斑实验。托维耶夫斯基中校根本不知道她正在向太空中那个最终会被称为“高速公路”的奇点靠近。

在她依次按下六个触发按钮的当口，“阿鲁特号”飞过它与“高速公路”之间最后几千米的距离，同时将耀斑发射了出去。那是一种持续的射电能量爆发，频率为1420兆赫，即氢原子的广播频率。托维耶夫斯基用射电望远镜跟踪，并将信号转播给地球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后者又把信号传给位于苏联乌拉尔山脉南麓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天文站。“阿鲁特号”的无线电影像被耀斑的残像遮蔽了3.8秒。

当地球监视屏上的残像褪去后，“阿鲁特号”已经消失不见。

在乌拉尔站，一名格鲁吉亚籍的中年技术员惊得咬断了他最心爱的海泡石烟斗。在新南威尔士站，一名年轻的物理学家见状便猛拍监视屏的侧面，像是个抗议裁判不公的愤怒的弹球决赛选手。

等着送我上“天堂”的电梯看起来就像好莱坞影片中包豪斯风格的木乃伊棺，这口竖立的“石棺”极为逼仄，还有一扇透明的丙烯酸“棺盖”。电梯后面矗立着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控制台，向远方逐渐变小，宛如教科书里讲解近大远小的透视插画。穿黄纸服的技术人员还是那帮人，看着跟小丑似的，他们正在各司其职，忙东忙西。我在其中发现了穿着蓝色牛仔服的弘，牛仔衬衫上的珍珠状纽扣没有扣上，露出了里面那件褪色的汗衫，上面印着ucla的标志。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瀑布般滚动的数字，所以并未注意到我。其他人也没注意到我。

于是，我便站在那里，仰头望着天花板，即“天堂”地板的底部。它看着不是很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天花板。实际上，这个粗大的圆柱体是由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套在一起的。在下面，也就是外层圆筒——我们用绕轴自转的方式制造出“下”的方位感——承载了所有“凡世”层面的活动场所：宿舍、餐厅、气闸甲板（我们从这里把返航的飞船拖进来）、通信室，还有病房（我力争永远不用去那里）。

而“天堂”——内层圆筒——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存在于此处的绿色心脏，是成人版的迪士尼式的归乡之梦，也是地球经济因为对信息的渴求而贪婪地探入宇宙的耳朵。携着原始数据的脉冲源源不断地传回地球，其中充斥着谣言、窃窃私语和对于跨银河系交易的丝丝迹象。我过去常常会僵直地躺在吊床里，感受着那些数据洪流的压力，想象它们蜿蜒地流过我幻想出来的舱壁后面的线缆，那些线缆像肌肉般紧绷、隆起，仿佛随时都会禁不住数据洪流的冲刷而痉挛，将我压得粉碎。后来，夏米安搬过来和我同住，在我将内心的恐惧告诉她之后，她便施展“魔法”对抗这种恐惧：将守护神奥尔加的圣像贴到了舱壁上。果然，那种压力渐渐减弱，最终彻底消失了。

“托比，给你找了个翻译。你今天早上可能会用到德语。”他的声音经过静电调制后显得干巴巴的，像沙子般摩擦着我的大脑，“希拉里——”

“我在线，长岛博士，”一个bbc播音员般的声音说道，听起来如冰晶般清澈，“你有法语翻译，对吧，托比？霍夫曼斯塔尔既会说法语，也会说英语。”

“你他妈别来烦我，希拉里。得有人先跟你说话，你他娘的才能开口，明白没？”听到这里，她沉默下来，她的频段变成了持续不断的嘶嘶的静电声，与弘的静电声相交融。弘在二十多个控制台开外对我摆出一副臭脸。我咧嘴一笑。

我开始兴奋起来，这是肾上腺素飙升的结果。我能感觉到最后一缕巴比妥酸盐的轻烟被激素穿透。一个皮肤如冲浪运动员般光滑、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帮我穿上连身衣。衣服上有股怪味，看上去不新不旧，其实是精心做旧的，而且还在人工合成的汗液和信息素里浸泡过。两条袖子从腕部到肩部都缝满了绣着图案的补丁，大部分是幻想能参与“高速公路”探险的各家赞助商的商标，最主要的赞助商的商标要大得多，横跨我的左右肩膀。这家公司本应该将我送往宇宙深处，与群星会合。至少我的名字是真的，它被用猩红色的尼龙绣在我心脏上方的位置，每个字母都是大写：哈尔佩特，托比。

冲浪小伙是标准的美男子，这副相貌让我想起了中央情报局里的初级探员，但他的姓名标签上是用英文字母表示的“涅夫斯基”，下面还写着西里尔字母的版本。看来是克格勃的特工。他不是“齐奥尔科夫斯基1号”的常驻人员，所以并未患上关节松弛症——这是在l5拉格朗日点待上二十年的人都会得的毛病。小伙子是个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拿着写字夹板，看上去彬彬有礼，但实际上很可能知道八种用卷起来的报纸杀人的方法。现在，我们开始例行的药物装兜程序：他把一支装满一种新型致幻剂的微量注射器塞进我左手腕的袖兜里，后退一步，然后在写字夹板上打了个钩。他的专用写字板上印着一个身穿连身衣的代理人轮廓，看上去像是个枪靶子。紧接着，他从系在腰间的盒子里拿出一个装有五克鸦片的小瓶，塞进它的专属衣兜，再打钩。一共装了十四个衣兜。最后装的是可卡因。

俄国人快完事儿时，弘进来了。“她也许带回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托比。别忘了，她可是位物理化学家。”与依靠植入体产生的骨震动相比，直接用双耳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很奇怪。

“弘，那上面的一切都很有价值，但也很折磨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他也感觉到了电梯特有的嗡嗡声。我们似乎尴尬得不敢四目相对了。在气氛变得更加尴尬之前，他转身对一个黄衣小丑竖了个大拇指，表示我已准备就绪。

两名黄衣人过来搀我钻进“包豪斯棺材”，然后退后几步，“棺材盖”发出嘶嘶声，像个巨人面罩似的合上了。我向“天堂”升去，即将见到那位名叫莱妮·霍夫曼斯塔尔的返航的陌生人。旅程很短，但似乎要花很长时间。

奥尔加，人类世界的第一位“高速公路搭车客”，也是第一个按下氢原子频段耀斑实验按钮的人，失踪两年后返航了。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冬季清晨，在哈萨克斯坦的秋拉塔姆，工作人员用十八厘米的磁带记录下了她的返航信号。

假如有一个宗教人士——他还得有点电影制作方面的背景——在两年前亲眼见证过“阿鲁特号”在太空中的那一点消失的一幕，他可能会觉得，那是上帝把茫茫宇宙的镜头和奥尔加飞船的镜头拼接到了一起。而她的信号突然回到我们的时空中，就像是某个业余人士做出的糟糕透顶的特效。如果再晚一星期，他们或许永远都不能与她会合了。因为届时地球将会越转越远，只能任由她向太阳飘去。在她返航的信号出现五十三小时之后，一位名叫库尔茨的志愿者身穿装甲太空服，紧张不安地爬进了“阿鲁特号”的舱门。他是东德的太空医学专家，喜欢偷偷摸摸地吸美国香烟。当他穿过气闸，用下巴夹住头盔灯，费力地从空气滤净器巨大的矩形机芯旁挤过去的时候，十分渴望能抽上一支烟。即便已经过了两年，“阿鲁特号”上似乎依然充满了可呼吸的空气。他穿着笨重的太空服侧身通过窄小的通道，然后进入指挥舱。在硕大头盔射出的两束光线的照明下，他看到了小球状的血滴和呕吐物慢慢飘过，在他身后旋转。紧接着，他看到了她。

她飘浮在导航显示器的上方，赤身裸体，如母胎中的婴儿那般死死地蜷缩着。她双眼圆睁，似乎是在瞪着某种库尔茨永远无法看到的东西。她的双拳血淋淋的，攥得很紧，像石头一样梆硬。她棕色的头发松散开来，像海草似的在脸上荡漾。库尔茨摆动身体，极为缓慢且小心地在指挥台的白色键盘上面飘过，而后把太空服固定在导航显示器上。他猜她手里抓的是飞船的通信设备。他解开太空服的右锚钳，它自动展开，看着像是两把伪装成一朵鲜花的老虎钳。他伸出一只手，手上仍然戴着灰色的密封外科手套。

然后，他尽可能轻柔地掰开她左手的手指。什么都没有。

但是，当他掰开她的右拳时，有个东西打着旋飘出来，在离他那人造石英面罩几厘米的半空中缓慢地翻滚。看起来像一枚贝壳。

奥尔加的身体回家了，但那双蓝色的眼睛却再也没有恢复生机。当然，科学家们尝试过搞清楚她为何会这样，可他们尝试得越多，她的身体就变得越薄。在强烈求知欲的驱使下，他们把她的身体切割得越来越薄。最后，因为她的殉难，她那具珍贵遗骸的冷冻切片填满了整个图书馆。从来没有哪位圣人被切割得如此精细，仅在普列谢茨克实验室，她就被切割成了两百多万个组织切片，这些切片被编号后，保存在一栋防轰炸的生物大楼的地下二层。

他们对贝壳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点进展。地外生物学家突然发现，他们的学科拥有了令人信服的坚实基础：那1.7克高度组织化的生物信息，绝对是来自外星的。奥尔加的贝壳导致了一个完整科学分支的产生，他们专门致力于研究……奥尔加带来的贝壳。

对贝壳的初步研究搞清了两点：一，它是某个未知的陆地生物圈的产物；二，因为太阳系中没有其他已知的生物圈，所以它必然来自另一个星系。奥尔加要么造访过贝壳的起源地，要么与某种地外生命有过接触——不论多么遥远，这种生命体都有（或曾经有过）跨越这种距离的能力。

他们又派格罗什少校搭乘“阿鲁特9号”前往托维耶夫斯基坐标，同时还派了另一艘飞船跟着他。他的飞船是在他执行那二十次氢耀斑实验的最后一次时消失的。他们记录下了他的消失，然后等待着。二百三十四天后，他返回了。在此期间，他们一直在探测这片区域，急迫地寻找任何有可能的反常事物，说不准还能借此建立起一套理论。但除了发疯般翻滚的格罗什的飞船，他们什么都没发现。还没来得及会合，他就自杀了。这是“高速公路”的第二个祭品。

把“阿鲁特9号”拖回托维耶夫斯基坐标后，他们发现精心安装在飞船上的记录设备里一片空白。它的所有零件都运转正常，但一个都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他们将格罗什快速冷冻，然后放进最近的一班返回普列谢茨克的航天飞机上。当时，推土机已经在那里为建造新的二层地下室而挖地基了。

三年后，在他们的第七名宇航员殒命的翌日上午，克里姆林宫的一部电话响了。对方做了一下自我介绍。他声称自己是美利坚合众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已经获得授权，可以就此问题提供帮助。在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苏联可能会用得到西方精神病学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他继续说，中央情报局猜测，苏方应该会很欢迎这方面的帮助。

他的俄语讲得非常好。

骨导电话的静电声像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卷起的沙尘暴。电梯向上滑入“天堂”地板中狭窄的竖井里。每隔两米就有一盏蓝灯掠过。数到第五盏后，我陷入黑暗之中，电梯停了下来。

电梯钻进了仿造“高速公路飞船”的中空的控制台里。我在电梯里等待着，就像儿童神秘故事中那个诡异书柜后面所隐藏的秘密。这艘飞船其实是个道具，一种布景。你知道某些游乐园里会有用石膏做的高山，上面粘着巴伐利亚风格的小屋吧？这飞船跟小屋的作用差不多，倒是个不错的点缀，但没有太大必要。如果返航者愿意接纳我们，他们自然会对我们敞开心扉。遮人耳目、摆些道具似乎并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警报解除，”弘说，“里面已经没有别人了。”我反射性地按了一下左耳后面的疤痕，这是他们给我植入骨导电话的部位。仿造控制台的一侧打开，“天堂”的灰色曙光照了进来。这艘假飞船的内部让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就像离开一周后回到自己公寓时的感觉。自从我上次来过这上面之后，里面的巴西葡萄藤又长长了一些，其中一条甚至已经蜿蜒着爬上了左舷窗。这好像就是整个布景中唯一的变化了。

在先前召开的生物建筑会议上，与会者曾经就这些葡萄藤进行过激烈争辩。美国生态学家们大吼道，这可能会导致氮气含量不足。“齐奥尔科夫斯基1号”上面的生物系统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完成的，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从那之后，一遇到生物设计的问题，俄国人就很易怒。他们一直被水培小麦的腐烂问题困扰。苏联的工程技术水平已经出神入化，可他们还是无法建立起一个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苏方在生态系统问题上最初的惨败，为我们能和他们共同待在“齐奥尔科夫斯基1号”上铺平了道路，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心甘情愿。美国人的反对令他们恼火至极，于是，他们坚持要种巴西葡萄藤——其实压根儿不是葡萄藤的问题，他们只是想找个机会跟美方争论一番。不过，我倒很喜欢这些葡萄藤：它们的叶子是心形的，如果你拿起一片用双手揉搓，它就会散发出肉桂的味道。

我站在舱门口，看着阳光反射进“天堂”，使得这片空地的形状显现出来。“天堂”是按照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运转的。在外面明亮的真空空间中，一些巨大的聚酯膜反射镜转动不休，根据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为“天堂”带来了黎明。树上开始响起阵阵鸟鸣，那是提前录制好的。在没有真实重力的环境下，鸟儿很难生存。这里不能养有血有肉的活鸟，因为它们会被离心力逼疯的。

你要是第一次看到“天堂”，定会认为它名副其实：这里郁郁葱葱，凉爽宜人，光线充足，高高的草丛中点缀着野花。如果你不知道大多数树木都是假的，或者不知道为了维持池塘中的蓝藻和硅藻之间的最佳平衡状态需要耗费多少工作量，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夏米安说她觉得小鹿斑比会从树林中蹦蹦跳跳地跑出来，而弘则宣称他知道具体有多少位迪士尼工程师曾经对《国家安全法》宣誓，会一直保守这里的秘密。

“我们会从霍夫曼斯塔尔那儿得到一些外星碎片。”弘说，他可能是在自言自语。“操控人-代理人”格式塔开始生效，我们很快就会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肾上腺素的效力正在减弱。“没有任何事物是特别合乎逻辑的。某种……‘精美的机器’……希拉里认为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镇静，但其实恰恰相反。”

“别跟我说这个。不是说别对返航者抱有期望嘛，对不对？咱们进去吧。”我打开舱门，吸了一口“天堂”的空气，闻起来就像冷藏的白葡萄酒一样清凉，“夏米安在哪儿呢？”

他叹了口气，使我的脑中响起一阵轻柔的静电声。“夏米安本来应该在五号空地照料一个三天前返航的智利人，但她实际上没在那里，因为她听说你要来。所以，她目前在鲤鱼池边等你。真是个固执的臭婊子。”他补充道。

夏米安正在朝池塘里的中国花鲢扔鹅卵石。她一只耳朵后面别着一束白花，另一只耳朵上夹着一根皱了吧唧的万宝路香烟。她光着双脚，脚上弄得全是泥，连身衣的裤腿挽到了大腿中部，满头黑发拢到脑后扎成了马尾辫。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焊接车间举行的派对上。当时，人们在零重力下一边喝着自制伏特加，一边醉醺醺地交谈，声音在那个空心的合金球体中啷啷回响。有人拿来一袋水，作为痛饮烈性酒后喝的饮料，他挤出一大捧水，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熟练地将其团成一个滚动的、松软的水球。然后，大家玩起了“传递水球但不能弄破”这老掉牙的游戏。可是，我在零重力下的动作很笨拙。水球向我飘来，我直接用手刺穿了它，破碎后的水球落到我的头发上。我甩甩头，抖落出上千颗银色的小水珠，在拍打它们的时候，身体随之翻滚起来。我旁边的女人见状便哈哈大笑，跟着我慢慢地翻起了筋斗。那个姑娘又高又瘦，留着一头黑发，下身穿着一条松垮垮的束带裤，就是给参观“齐奥尔科夫斯基1号”的游客带回家的那种纪念服，上身穿着一件印有nasa标志的褪色t恤衫，比她整整大了三码。一分钟后，她跟我说起她之前跟一个常驻这里的年轻小伙一起玩悬挂式滑翔的事，还扬扬得意地说他们曾经在其中一个玉米罐里种过大麻。直到弘通过骨导电话告诉我们派对已经结束，我才知道她原来也是个代理人。一周后，她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

“就给你一分钟，好不好？”弘咬着牙说，声音在我脑海里显得很骇人，“一分钟。uno。”随后，他就没声了，应该是彻底切断了我俩之间的线路，估计压根儿也不会听我跟夏米安的谈话。

“五号空地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在她旁边蹲下，捡起几枚鹅卵石。

“不怎么样。刚才听我的翻译说你正在前往‘天堂’的路上，所以我得离开一会儿，临走前给他打了一针催眠药。”她有点儿得克萨斯口音，说“冰块”的时候听着像“屁股”。

“我还以为你会说西班牙语呢。那家伙不是智利人吗？”我朝池塘里丢出一枚鹅卵石。

“我会说墨西哥式的西班牙语。那帮文化狂热分子说他肯定不会喜欢我的口音。这倒也算一件好事。因为他语速一快，我就听不懂。”她紧跟着我投出一枚鹅卵石，石头沉下时在水面上激起涟漪，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他经常说话语速很快。”她补充说。一条花鲢游过去，瞧瞧她刚才丢的那枚鹅卵石是不是鱼食。“他不会挺过去的。”她没有看我，语气十分平静，“小豪尔赫绝对挺不过去。”

我选出一枚最扁平的鹅卵石，试图让它打个水漂，结果它还是沉底了。关于那个智利人豪尔赫，我了解得越少越好。我知道他还尚有心智，这种人只占百分之十。我们的返航前死亡率是百分之二十，全是自杀。百分之七十的“肉丸”返航后会被自动送入病房：他们全都大小便失禁、喃喃自语，彻底疯掉了。夏米安和我就是挺到最后的那百分之十的代理人。

假如第一批返航的人只带回了贝壳，我觉得根本就不会有“天堂”。“天堂”是在一个自杀的法国人返航后建造的。法国人冰冷的手里攥着一个直径十二厘米、具有磁编码的钢环，就像一个赢得了再次免费骑旋转木马机会的幸运儿，真是个颇具黑色意味的场景。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从哪里，或者如何得到的那个钢环，但它确是治疗癌症的罗塞塔石碑。此后，人类便进入了货物崇拜的时代。从“高速公路”捡来的东西，人类哪怕研究上千年也不一定搞得出来。夏米安说，我们就像那些可悲的岛民，将时间都花在了建造着陆跑道上，以期“银色大鸟”能够再次返回。夏米安还说，与“高级”文明接触危险至极，你甚至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你的死对头身上。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么想出这场骗局的，托比？”阳光从东边照射进来，沿着这个圆柱体国度——它没有地平线，视野中尽是郁郁葱葱——的轴向倾泻而至，她眯着眼睛直视阳光，“他们肯定把精神病学领域所有的重量级大咖都聚集到了一起，让他们围坐在一张长长的仿红木桌子旁，整得跟在五角大楼开会似的。每个人都拿着一本空白记事本和一支崭新的铅笔，为了这个隆重的场合，特意把铅笔削得尖尖的。各种学派悉数到场：弗洛伊德学派、荣格学派、阿德勒学派，还有斯金纳的门下走狗，所有你听说过的学派都去了。在场的每个狗杂种都心里门儿清，好好表现自己的时刻终于到了。他们以精神病学专家的身份被邀请到那里，而且不仅仅是其所在派别的代表，那帮人简直可以称得上西方精神病学的化身了。然而，讨论半天，还是一点儿用也没有！被派往‘高速公路’的人毫无征兆地返航，要么已经死了，要么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哼唧儿歌。活着回来的人顶多也就挺三天，在这期间连一个字都他妈的不会说，最后或是开枪自杀，或是患上紧张型精神分裂症。”她从腰带上拿下一只小手电筒，毫不费力地砸开它的塑料壳，取出里面的抛物面反光镜，“克里姆林宫尖声咆哮，中情局都急疯了。最糟糕的是，那些想资助这件事的跨国公司也临阵退缩了。‘宇航员都死了？没记录下数据？还是算了吧，朋友。’所以，那帮精神病学超级大咖全都高度紧张，直到某个古怪的家伙——他可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笑嘻嘻地说，”说到这里，她装出烂醉如泥的语气，慢吞吞地说，“‘比如说，嘿，干吗不把这些人安置到一个美好梦幻的地方呢，嗯？我们可以在那里给他们注射大量的致幻剂，同时安排能理解他们的人与之沟通，怎么样？’”她哈哈大笑，又摇了摇头。她用反光镜将阳光聚焦来点燃香烟，一缕灰色的烟雾在白热的光点处袅袅升起。他们不给我们用火柴，因为火会破坏空气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

“好了，”弘说，“时间到。”我看了一眼手表，我们实际上好像聊了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