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比尔博姆/著
不圆的珍珠/译
马克斯·比尔博姆的全名是亨利·麦斯米兰·比尔博姆，曾于1939年被乔治六世授予爵位。英国散文家、滑稽模仿作品作者、讽刺漫画家，大部分作品都是纪实性的散文。他于1897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快乐的伪君子》。小说《牛津爱情故事》也于1911年出版。本书于1916年在《世纪杂志》首次发表。书中，伊诺克·索姆斯通过和恶魔做交易进行了时间旅行。
当霍尔布鲁克·杰克逊先生出版了一本关于19世纪90年代文学的著作时，我急切地在索引中查找。和我害怕的一样，他不在索引里，但是其他人都在，那些我几乎忘记的作者，或者记忆非常模糊的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都出现在了霍尔布鲁克·杰克逊先生的书中。这本书文采斐然，且异常全面详细，却丝毫没有提及伊诺克·索姆斯，更加证明了伊诺克·索姆斯试图留名青史的愿望彻底失败了。
我敢说自己是唯一注意到伊诺克·索姆斯不在书中的人。他失败得如此悲剧彻底，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未曾成功。确实，如果他的天分在他一生中得到认可，他绝不至于做出我看到的那个交易，那个奇怪交易的结果使得我一直对他记忆犹新。而这结果也使得他的悲剧更为瞩目。
促使我下笔写他的却不是我的怜悯之心。对于他这个可怜人，我本不该有任何着墨。因为，嘲笑逝者很不妥当，但是我怎么可能描写伊诺克·索姆斯的同时又不让他看起来荒唐呢？或者，我如何掩盖这一可悲的事实——伊诺克·索姆斯确实非常荒唐？然而，我迟早是要下笔写他的。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我并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在此时把这件事完工。
1893年的夏季学期，石破天惊般，如流星闪过天空，一个人成了牛津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学的导师和学生们，三三两两四处站着，都在讨论他。
这个“陨星”来自何方？巴黎。它姓甚名谁？威尔·罗森斯坦。目的为何？印刷一整套二十四幅肖像画，将由鲍利海出版公司出版。
事件非常紧急。此处的院长，彼处的教师，再彼处的钦定讲座教授都顺从地接纳了这一事件。颤巍巍、德高望重、从不屈服于任何人的老教授无从抵抗这一极具影响力的陌生人。他不祈求任何人，他邀请。他甚至不邀请，他命令。他二十一岁，戴着一副使其他眼镜都相形见绌的眼镜。他非常幽默风趣，有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他认识惠斯勒，也认识都德，还认识龚古尔一家。他不仅认识巴黎城的每一个人，而且记得每一个人。他在牛津就代表巴黎。据传，他已完成对导师的甄选，还会选中几个大学生。被选中的那天，我非常骄傲。我非常惧怕罗森斯坦，但也非常喜欢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俩之间的友谊迅速升温，我也愈来愈看重这份友谊。
在学期期末时，他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惊艳”伦敦。多亏他，我才首次知道迷人的切尔西，首次认识华特·席格和其他居住于切尔西的高贵长者。他还带我去皮米里科区的剑桥街拜访一个画作已经很出名的年轻人，名字叫奥博利·比亚兹莱。和罗森斯坦一起，我首次参观了鲍利海出版公司。他向我介绍了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和时代先驱们经常光顾的场所——皇家咖啡酒店的宴会厅。
在那里，在那个10月的夜晚，整条街道流光溢彩，深红色的天鹅绒置于耸立的镜面和石柱之间，袅袅烟草的味道充斥着精雕细琢有异教徒雕像的屋顶，房间里充斥着激进谈论的声音，以及大理石台面上多米诺骨牌洗牌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这才是生活！”（请原谅我的这一理论！要知道那时还没有发动南非战争。）
正是晚饭开始前的时光。我们喝了味美思酒。那些认识罗森斯坦的人正帮那些只听过他名字的人指认他。男士们不断从推拉门进来，四处漫步，寻找空的桌子或者是朋友在的桌子。其中一个人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很确信他想吸引罗森斯坦的注意力。他已经犹豫着两次经过我们的桌子了，但罗森斯坦正沉浸于对夏凡纳的高谈阔论中，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人驼背，步履蹒跚，很高，脸色异常苍白，褐色的头发略长，胡须几不可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下巴上覆盖了一簇簇卷曲的毛发。他长相古怪，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觉得，古怪现象比现在常见多了。那个时代的作家——我确定这个人是个作家——致力于在面貌神态上与众不同。此人却失败了，他戴着一顶柔软的黑色牧师帽，却试图展示波西米亚风格，穿着一个灰色防水斗篷，但正因为是防水的，所以就不够轻盈浪漫。我觉得用“不起眼”来形容他非常适合。我那时已经开始尝试写作了，热衷于寻找最合适的词来描绘东西或人，那一时期人们对这件事情非常热衷。
那个“不起眼”的男人再次接近我们的桌子，这一次，他似乎下定决心在桌子前停留。
“你不记得我了。”他机械地说道。
罗森斯坦立刻充满热情地专注于他，过了一会儿，罗森斯坦带着骄傲而非热情回答道：“我记得你是伊德文·索姆斯。”这种骄傲是对自己好记性的骄傲。
“伊诺克·索姆斯。”伊诺克纠正道。
“伊诺克·索姆斯。”罗森斯坦重复了一遍，语调中暗示记得姓已经很足够了。伊诺克紧接着说道：“你住巴黎的时候，我们见过几面。我们在格罗赫咖啡厅见过。我还去过你的工作室。”
“对对对，你去过，不好意思我那次出去了。”
“但是你那次在工作室啊，你知道吗，你还向我展示了一些你的画作。我听说你现在住在切尔西。”
“是啊。”
我几乎觉得索姆斯先生并没有理解这个“是啊”所传达的意思。他耐心地站在那里，就像一头木讷的动物，就像一头往门里看的驴。他悲剧的样子，突然让我觉得“饥渴”可能才是最适合描绘他的字眼，但是对什么饥渴呢？他看起来对什么都没有胃口。我为他感到遗憾。罗森斯坦虽然没有邀请他去切尔西，仍然请他坐下喝点东西。
就座后，他对自己更加信心十足。他把他斗篷的两边往后一甩，要不是因为斗篷是防水的，那个动作会让人觉得他蔑视一切。他叫了一杯苦艾酒，对罗森斯坦说道：“我总是忠诚于可怖的魔鬼。”
“这对你不好。”罗森斯坦毫无感情地说道。
“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好的。”索姆斯回答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没有好坏之分，你什么意思呢？”
“我在我《谈判》这本书的序言中详细解释了。”
“《谈判》？”
“是的，我送你一本吧。”
“哦，好的。但是，你解释了，比如说，没有好坏句法这一说法吗？”
“没有。”索姆斯说道，“在文学作品里，当然有好坏之分。但是在生活中，并没有。”说话时，他正在卷烟。他的手苍白、虚弱、没有洗干净，每个手指的尖端都残留着尼古丁的污渍。“在生活中，人们有好坏的幻觉，但是——”他的声音变低，仿佛自言自语，“老学派”和“洛可可”这些字眼几不可闻。我觉得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一展所长，担心罗森斯坦很快会指出他的谬误。不管怎样，他清了清嗓子，说：“我们来谈点别的吧。”
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个傻子？我当时没这么觉得。我那时很年轻，还没有罗森斯坦这么清楚的判断力。索姆斯比我俩都大至少五六岁，而且他还写了一本书。写过书可是很棒的！
如果罗森斯坦不在那里，我可能会崇拜索姆斯。即使罗森斯坦在，我仍然崇拜索姆斯。当他说他还有一本书将要出版时，我几乎要崇拜他了。我问他我是否能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书。
“我的诗集。”他回答道。罗森斯坦问这是不是书的书名。诗人对这一说法思索了一阵，说他觉得根本不需要给书取书名。“如果一本书足够好……”他低声说道，挥舞着他的香烟。
罗森斯坦不同意，认为书没有书名，会影响销量。
“如果，”他继续劝道，“我走进一家书店，只是说‘你们有？’或者‘你们卖？’书店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买什么？”
“哦，当然，我会把我的名字放在封面上。”索姆斯急切地回答道，“另外，我还想要，”他一边盯着罗森斯坦，一边补充道，“封面上有一幅我的肖像。”罗森斯坦承认这是一种大胆的想法，然后提到他会去法国待一段时间。他看看表，惊叹时间飞快，付了账单，和我去吃晚饭。索姆斯待在原地，继续保持他对可怖魔鬼的忠诚。
“你为什么如此确定，不挖掘他的消息？”我问道。
“挖掘他的消息？就他！我们怎么可能深究一个不存在的人呢？”
“他是很不起眼。”我承认。但是相比罗森斯坦，我对他的描绘词就变得平淡无奇了，罗森斯坦说他根本不存在。
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出了一本书了。我问罗森斯坦是否读过《谈判》。他说他翻阅过。“但是，”他爽快地补充道，“我可不能说我了解写作。”这一时期典型的保守！那时候，画家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不经其本人同意就对其画作发表任何观点。这一规则导致了一些限制。如果对其他非画作的艺术品，除创作者外，别人无法完全理解，这一规则就有所松动。门罗主义此时并不是好的选择。因此，任何一个画家在发表对一本书的看法时，都会不断说他的观点毫无价值。罗森斯坦非常擅长鉴赏文学作品，但是在那个时代不能这么说。我知道我必须自己形成对《谈判》这本书的看法。
在那个时代，于我而言，不买一本面对面见过的作家的书无异于自我否定。圣诞学期，我回到牛津时，已经买了一本《谈判》。一开始，我只是随意地把它放在我房间里的桌子上，每当有朋友拿起，问我书的内容是什么时，我就会说：“哦，这是一本很棒的书。作者我认识。”只不过，我从来没办法说书的内容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这本薄薄的绿色小册子在讲什么：书的序言和里面迷宫般的内容毫无关系，而内容又和序言扯不上任何联系。
靠近生活，紧紧地靠近生活，再近些。
生活是一张网。没有经纬，只是一张网。
正因如此，我是彻彻底底的天主教徒。然而，让心情编织这张网，让心情自由穿梭。
这些是序言开头的几句话，接下来的句子就更难理解了。然后就是一个主角为女店员的名为《斯塔克：一个小故事》的小说。这个女店员，我理解的应该的是被谋杀了，或者是将要被谋杀。整篇文章读起来就像门德斯的小说，里面要么是译者跳过了要么就是译者删掉了中间的句子，无法理解。然后是潘和圣乌尔苏拉的一段对话，我认为是缺乏“停顿”。再然后是一些格言警句（标题是希腊语的格言警句）。事实上，整本书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且这些文学形式似乎都经过仔细地加工。就是内涵我无法理解。我在想，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内涵？我当时没有假设伊诺克·索姆斯是个傻子，却得出了另外一个假设，我是不是个傻子？我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我已经读了《农牧神的下午》，却理不出丝毫头绪。然而，马拉美的作品也是这样，我怎么知道他不是另一个马拉美？他的散文里有一种音律美，并不十分明显，但是我觉得它和马拉美的作品一样有着潜在的深刻含义。我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等待着他的诗集。
我耐心地期待他的诗集，在我和他第二次见面以后。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1月的晚上，当我走进前面提到过的宴会厅时，我经过了一个桌子，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坐在那里，脸被面前的书挡着。他从书中抬头看我，我往后看，恍惚觉得自己应该认得他。我返回桌子向他致意。说了几句话后，我看向打开的书，说道：“很抱歉打扰你了。”我准备离开，但是索姆斯用平淡的声音回复道：“我宁愿被打扰。”于是，我随着他的手势坐了下来。
我问他是否经常在这里读书。
“是的，我在这里读这类书。”他一边回答，一边示意手中书的书名——《雪莱的诗》。
“书里面有你特别……”我本来是要说“崇拜”的，但是我故意没有说完。我很庆幸自己这样做了，因为他郑重其事地说道：“全是二流的。”
雪莱我读得很少。但是，我还是轻声说道：“当然，他的书质量参差不齐。”
“我早该想到工整就是他问题的症结所在，致命的工整。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读他的作品的原因。此地的噪声可以打破书中的押韵。在这里，他的书变得尚可接受。”索姆斯拿起书，翻了几页。他笑了起来，他的笑是一声从喉咙里发出的苦笑，脸部肌肉没有任何移动，眼睛也没有发亮。“什么时代！”他喃喃道，把书放下，又补充说道，“什么样的国家！”
我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觉得济慈也没有跨越这个年代和这个国家的不足。他承认济慈“有几篇”，但是没有具体说是哪几篇。“上一辈人”（他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似乎只欣赏弥尔顿。“弥尔顿，”他说，“不多愁善感。”此外，“弥尔顿有着黑暗的洞察力，我可以在阅览室读弥尔顿。”
“阅览室？”
“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我每天都去那里。”
“每天都去？我只去过一次。我觉得那里非常压抑，似乎能吸掉人的活力。”
“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那里。人的活力越低，人对伟大的艺术就会越敏感。我住在博物馆附近。我在迪奥特街
有住所。”
“你去阅览室读弥尔顿？”
他看着我说道：“通常都是弥尔顿。”
“是弥尔顿，”他郑重补充道，“他让我转信恶魔主义。”
“恶魔主义，真的吗？”我说道，略微有些不自在，但是又很努力在别人说到自己的信仰时表示礼貌，“你崇拜魔鬼？”
索姆斯摇了摇头。
“不完全是崇拜，”他啜了一口苦艾酒，修正了下我的说法，“更是让人信赖，鼓舞人心。”
“我懂了，是的。我从你《谈判》的序言中就发现了你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那时是。事实上，我现在还是。我是一个天主教的恶魔主义者。”
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含糊。我看得出最深层次的他仍然是我从《谈判》序言中读到的他。他无神的双眼第一次发出亮光。我感觉像是一个要被口头测验自己是否是最容易动摇话题的人。我赶紧问他的书什么时候出版。
“下周。”他告诉我。
“出版的时候还是没有书名？”
“不，我最终想到了一个。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好像我问了书名是非常不礼貌的一样。“书名并没有完全让我满意，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了。书名显示了诗歌的质量——奇怪的生长，自然肆意，而又精致。”他补充道，“色彩斑斓却有毒。”
我问他如何看待波德莱尔，他“哧”了一声。“波德莱尔，”他说，“就是一个中产者。”法国到现在只有一个诗人，那就是维隆。“但是维隆三分之二的作品只是纪实文学。”魏尔伦是“一个食品杂货商”。让我惊讶的是，他对法国文学的评价比英国文学还低。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的有些“章节”还可以。但是，“我，”他点点头总结道，“与法国两不拖欠。”“你到时就会看出来。”他预测道。
然而，到时时，我并没怎么看出来。我现在仍然这么觉得。我在牛津买的这本小书《方戈一》，在我写作的此刻就在我的面前。它浅灰色硬麻布的封面以及银色的印刷字体并不怎么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书的内容也是如此。透过这些，以一种忧伤的兴趣，我再次翻开了书。书的内容不多。但是在买的时候，我隐隐觉得书的内涵应该很丰富。我认为应该是我对信仰的理解，而不是可怜的索姆斯的作品比以前削弱不少。
致一位年轻的女士
你世所罕有
苍白调节了犹疑
古老声音的窗棂
吹自腐蚀的长笛
混合锈迹斑斑已然蒙上胭脂色的钹声
且奇异形态和阴阳人
在尘埃中流血
为伤口所伤
这就是了，和你一样
世代的流言蜚语
你世所罕有，艺术亦如是！
于我而言，似乎诗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并不和谐。我竭尽全力，试图理解这种不和谐。但是我不觉得自己这种不理解和索姆斯想传达的意思背道而驰。这是否就表明了他的诗内涵深厚。至于诗的技巧，“蒙上胭脂色”是不错的表达，用“且”不用“和”也非常得体。我在想这位“年轻的女士”是谁以及她做了什么。我悲哀地怀疑索姆斯没能力写出她的全部。然而，即使到现在，如果有人不试图理解诗的含义，只是为了音律美，这首诗读起来还是相当抑扬顿挫的。索姆斯是一位艺术家，如果非要说他是什么的话，可怜的索姆斯！
当我最初读《方戈一》时，奇怪的是，我觉得他恶魔主义的那一面是最好的。恶魔主义似乎对他的生活起到了愉悦甚至是健康的影响。
夜曲
一遍一遍地围着广场，
我挽着魔鬼的手臂漫步。
静谧无声，只有魔鬼蹄子的剐蹭声，
回响着我和他的笑声。
我们喝了黑葡萄酒。
我喊道：“主人，我要和你比赛！”
“有什么关系。”他兴奋尖叫，
“今晚我们俩谁跑得更快？
今晚，在满月的月光下，没有什么值得害怕！”
我看进他的目光里，
他的谎言里，我尖声大笑。
他伪装了狼牙利爪。
是真的，别人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他很老——很老。
我觉得，第一诗节颇为热闹——一种愉快欢闹的兄弟情谊。第二节也许有一点歇斯底里。但是我喜欢第三诗节，如此让人愉悦却又非比寻常，即使从索姆斯诡异的信仰来看也是如此。魔鬼没有那么“让人信赖和鼓舞人心了”！索姆斯成功地把魔鬼塑造成了谎话精，并且笑起来很尖锐，我觉得他塑造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形象！但是只是在那时，现在，他的其他任何诗都无法像《夜曲》一样使我沮丧。
我试图寻求现代评论家的观点，他们似乎分为两派，一派是没太多可以评论的，而另一派是没有任何可以评论的。第二派占了多数，第一派的评论也非常冷酷，比如：
“激起了现代感……这些流畅的数字。”——《普林斯顿电讯报》
它算得上唯一引诱读者读索姆斯作品的广告。我本来希望能在下次见到诗人的时候，恭喜他成功引起轰动，因为我想他对自己内在的伟大并不确信。然而当我真的再次见到他时，我只能含糊地说自己希望《方戈一》“卖得很好”。他透过他的苦艾酒酒杯看向我，问我有没有买。他的出版商告诉他已经卖了三本了。我笑了，仿佛他在开玩笑。
“你认为我不在乎是吗？”他几乎是吼叫着说道。我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补充说他不是个商人。我温和地说我也不是，并且小声地说能给这世界带来真正新鲜和伟大事情的艺术家总是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他说他一点也不在乎认可。我附和说创作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如果我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是，他的忧郁可能让我疏远他。但是，哈！约翰·雷恩和奥博利·比亚兹莱不是都建议我给正在筹备中的《黄皮书》写一篇文章吗？编辑亨利·哈兰德不是已经接收了我的文章吗？我的文章不是已经确定是这本书的第一章了吗？在牛津，我还只是个学生。但是在伦敦，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毕业生了——索姆斯这类人是不能惹我生气的。一半是为了炫耀，一半是出于好意，我告诉索姆斯他应该向《黄皮书》投稿。他却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对这本书的轻蔑。
然而，一两天以后，我还是试探性地问了哈兰德他是否知道一个叫作伊诺克·索姆斯的人的作品。他止住了习惯性绕着房间大步走的脚步，双手指着天花板，大声抱怨说他以前经常在巴黎见到“那个荒唐的生物”，而且就在今早还收到了他的几份诗的手稿。
“他难道没有天分吗？”我问道。
“他有一份收入。他没事。”哈兰德是最快乐的那种人，也是评论家中最仁慈的，他不愿意谈论任何无法激起他热情的东西，所以我不再谈论索姆斯。而且知道他有收入也减弱了我对他的关切。我之后了解到他父亲已经去世，生前是普雷斯顿一个不成功的书商。但是索姆斯从一个已婚的阿姨那里每年可以继承三百磅。他没有任何在世的亲戚。从物质上来讲，他“没事”。从精神上，我却为他唏嘘不已，尤其是我觉得如果他的父亲不是普雷斯顿人的话，可能连《普雷斯顿电讯报》也不会赞赏他。我很钦佩他那种虚弱的顽强。他和他的作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鼓励，但是他坚持表现得像是名人一样：总是高举他昏暗的小旗。每当有青年艺术家聚会，不管是在他们刚发现的soho区的餐馆，还是他们常去的音乐厅，索姆斯总是在他们中间，更准确地说是在他们边缘，一个不起眼但是必然存在的人物。他从来不试图和同辈的作家和平共处，丝毫不隐藏对自己作品的自大和对其他人作品的轻蔑。对画家他非常尊敬乃至谦卑，但是对写《黄皮书》的诗人和写《萨伏伊》的散文家，他从来不置一词，只有轻蔑。可是大家也并不怨恨他。从来没有任何人觉得他或者他的天主教恶魔主义有什么要紧的。在1896年，他出版（这一次是自费出版）他第三本书也是他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没有人说这本书一句坏话，当然也没有人说一句好话。我本来想买的，但是最后忘记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本书，而且非常羞愧的是也不记得书的书名了。但是，在书出版的时候，我还是对罗森斯坦说我觉得可怜的索姆斯真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会因为缺少认可而死的。罗森斯坦嘲笑了我，他说我试图让别人表扬我心地善良，但是我根本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几周后，在新英国艺术俱乐部，我看到了一幅伊诺克·索姆斯的蜡笔肖像画。肖像画酷似索姆斯，而且很有可能是罗森斯坦画的。索姆斯，戴着他软塌塌的帽子，穿着他的防水斗篷，站了一整个下午。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肖像中是他，不认识他的人也能从站在那里的他认出肖像中的人。它的“存在感”比他强得多。此外，肖像没有那种微微的开心神情。不错！在索姆斯脸上可以看清那种微微的开心！名声开始青睐他，我一个月去新英国文学俱乐部两次，每次都看到索姆斯站在画前欣赏自己的肖像。回想起来，展览的结束实际上就是他事业的结束。他感受到名望在他的脸颊上轻吹——如此迟，如此快。名望撤退之时，他退却、放弃，最后停止一切。虽然他从来看起来都不强壮或者健康，现在更是糟透了，成了从前自己的影子。虽然他现在仍然经常光顾宴会厅，但是已然不愿激起任何人的好奇心，他再也不在那里读书了。“你现在只在博物馆读书了吗？”我问道，带着一种强行伪装的兴高采烈。他说他现在不去那里了。“没有苦艾酒。”他咕哝道。以前他说这种话是为了引起某种效果，现在却是真心实意。苦艾酒曾经是他想要塑造自己作为一个“人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现在苦艾酒于他而言是慰藉也是必需品。他现在不叫它“恐怖的魔鬼”了，也不再开口闭口都是法语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普通的、坦率的普雷斯顿人。
如果是普通的、坦率的且彻底的失败，甚至是卑劣的失败，都有一定的尊严在。我避开索姆斯是因为他让我觉得相当庸俗。此时，约翰·雷恩已经出版了我的两本小书，都有不错的口碑，那时我虽然影响力不大，但肯定是个“人物”了。弗兰克·哈里斯让我在《周六文学评论》大展拳脚。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也让我在《每日邮报》有了一席之地。我就是索姆斯成为不了的那种人。他使我的成就蒙羞。如果我那时知道他是真的切切实实地相信自己作为艺术家成就斐然的话，我可能不会避开他。任何没有丢掉自己名利心的人都不能说是彻底失败了。索姆斯的尊严是我尊严的幻象。1897年6月第一周的某天，那种幻象离开了。同一天的晚上，索姆斯也离开了。
我上午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而且由于赶回家吃午饭太迟了，我去了名为“二十世纪”的饭店。这个小地方的全名是“来自二十世纪的饭店”。一些诗人和散文家在1896年发现了这个小地方，但是那时它已经几乎被抛弃，他们开心地投向其他新欢。我觉得这个餐馆无法像其店名那样存活到20世纪。但是那时，它仍然位于希腊街，离苏荷广场几步之隔，正对那座房子。在那座房子里，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德·昆西每夜驻扎在那里，在黑暗里忍受饥饿、肮脏和鼠患，苦读古老的法律羊皮纸文稿。“二十世纪”就是个很小的只涂了白色涂料的房间，房间的两头，一头连着街道，一头连着厨房。店主兼厨师是一个法国人，我们称他为“二十世纪先生”。服务员是他的两个女儿，罗斯和贝尔特，食物不错。因为桌子很窄，间隔很小，房间可以容纳十二张桌子，六张紧挨着墙。
我进门的时候，只有两张紧挨着门的桌子有客人。一边坐着一位个子很高、俗艳而且略显冷酷无情的男士，我在宴会厅和其他地方总是看见他。另一边就坐着索姆斯。在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里，他们俩形成了诡异的对比。索姆斯坐在那里，很憔悴，戴着同样的帽子，穿着同样的斗篷，任何地方任何季节我从未见他脱掉过。另一位客人，看起来是个精明的大人物。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位钻石商人、一位魔术师，或者私家侦探社的所有者。我确定索姆斯不需要自己的陪伴，但是我还是问能否和他一起，仿佛不这样会显得我很没有教养，然后我坐到了他的对面。他在吸烟，面前盘子里的萨拉米根本没有动过，旁边是喝了一半的苏特恩白葡萄酒。他很沉默。我说为庆典的准备让伦敦变得乱七八糟（我其实挺喜欢的）。我坦言事情一结束就想立即离开。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无法改变他的愁眉不展。他似乎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也看不到我。我感觉他的行为让旁边的客人觉得我很好笑。二十世纪饭店两边桌子的通道不足两英尺宽（罗斯和贝尔特在服务顾客时，总是要侧身经过彼此，这个时候她们还会低声吵架），和你并排的桌子几乎就挨着你。我觉得坐在旁边的客人一定觉得我没能引起索姆斯的兴趣很可笑。我也不能跟他解释自己坚持这样做几乎是出于慈善目的，于是我变得沉默。即使不转头，我也能将旁边客人的所作所为尽收眼底。我希望自己看起来不像他那么粗鲁。我确定他不是英国人，但是他是哪国人呢？尽管他乌黑的头发打理得油光发亮，我却不觉得他是法国人。他跟服务他的贝尔特说法语，说得相当流利，语音却不地道。我推断他是第一次来“二十世纪”，但是贝尔特对他不怎么殷勤，显然他没有留下好的第一印象。他的眼睛生得很漂亮，但是和“二十世纪”的桌子一样——太窄而且靠得太近，他的鼻子很有侵略性，他的胡子尖垂直地立在鼻孔下方，让他笑起来很僵硬。确实，他看起来很阴险。他坐在附近，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他在6月穿着非常不合时令的酱红色马甲，而马甲又紧紧地束住他的大肚腩，这让我觉得更加不自在。马甲不合适，也不仅仅是因为天气很热。不知怎的，马甲整个就不对。即使是圣诞节的早上，穿这件马甲也不对。他也会在《欧那尼》的第一晚引起不和谐的音符。我正在试图分析马甲不合适的原因所在时，索姆斯突然奇怪地打破了寂静。“一百年以后。”他咕哝道，仿佛是在昏睡状态。
“我们将不在世间。”我立刻傻傻地补充道。
“我们将不在世间，不在。”他喃喃道，“但是博物馆还将在原地，阅览室也还将在原地。人们仍可去那里阅读。”他大口地呼气，仿佛什么疼痛让他全身痉挛，五官都扭曲了。
我在想可怜的索姆斯在想什么，在长久的停顿之后，他开口说：“你不觉得我在乎。”
“在乎什么，索姆斯？”
“忽视！失败！”
“失败？”我由衷地说道，“失败？”我心不在焉地重复道，“忽视，也许有吧，但那是两码事。你可能确实没有受到欣赏，但那又怎样？任何给予……”我原本想说的是“任何能给这世界带来真正新鲜和伟大事情的艺术家总是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但是这番恭维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面对着他满目的悲惨——这种悲惨如此真实且不加掩饰——我怎么也无法开口说这些话。
然后，他却把这些话说了出来。我羞红了脸。“你本来是要说这些话的，是吗？”他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三年前，《方戈一》出版时你对我说过同样的一番话。”我脸红得更厉害了。我其实没有必要脸红的。“这是我唯一听过的你说得比较重要的话，”他继续说道，“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这句话说得很对，却很残酷。但是，你记得我怎么回答的吗？我说‘我一点也不在乎认可’。然后，你就相信了我的话。你相信我是不在乎名利那等事情的。你真肤浅。你怎么可能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感受呢？你假想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会被后代认可，就能开心。你从没想过这种苦涩和孤独……”他破音了，但是又立刻继续说下去，声音充满力量，我从来不知道他体内蕴含如此大的力量，“后代认可，对我有什么用？死人才不知道游客来瞻仰他的墓碑、他的出生地，为他挂匾，为他雕像纪念！死人无法阅读那些关于他的书籍！一百年以后！想一想，我那时不能重生，哪怕几小时，去阅览室读书！或者现在，当下，我就能看到未来，看到阅览室发生的一切，哪怕仅仅一个下午，我愿意把我的身心出售给魔鬼！想想索引里都是伊诺克·索姆斯，想想一次又一次的再版，想想那些评论，想想那些序言，想想那些关于我的传记——”这个时候隔壁挪动椅子的声音打断了索姆斯。我们隔壁桌的客人站了起来，微微向我们倾斜，对打扰我们表示歉意。
“抱歉，原谅我。”他轻声说道，“我没法儿听不到，在这个小餐馆里。我能……插一句吗？”
我只能表示同意。贝尔特出现在厨房门口，以为这个陌生人想要埋单。他用雪茄跟她摆了摆手，下一秒钟就坐在了我旁边，能完全看到索姆斯。
“尽管我不是英国人，”他解释道，“我非常了解我的伦敦，索姆斯先生。您的大名和声望，以及比尔博姆先生，我都久仰大名。你想知道我是谁？”他快速地往后瞄了一眼，低声说道，“我就是魔鬼。”
我不可自抑地笑了起来。我试图停下来，我知道没什么好笑的，我的粗鲁让我很羞愧，但是我的笑声愈来愈大。魔鬼的安静，以及他挑起的眉毛中展示的惊讶和厌恶更让我笑得不能自已。我笑得前仰后合，笑到肚子痛。我表现得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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