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与出版经历截然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没有任何有趣或富有教益之处。小说构思于1970年2月，当时，我兄长和我在科马罗沃——位于芬兰湾的一座俄罗斯小镇——聚在一起，共同撰写《毁灭之城》（thedoomedcity）。夜晚时分，在那个旅游小镇冷清的、白雪皑皑的街道上漫步时，我们会想到一些新的情节，其中就包括后来写的《太空莫格利》（spacemowgli）和《路边野餐》。
我们把讨论内容记录下来，第一个条目是这样的：
……一只小猴和一个铁罐。在外星人造访地球30年后，他们留下的垃圾遗迹变成了人类探索、探险、调查和不幸事故上演的舞台。迷信逐渐滋长，一个企图通过拥有这些垃圾来取得权力的政府部门，一个试图摧毁这些垃圾的组织（他们认为，从天而降的知识是无用且有害的，不论有什么发现，只能被人类往邪恶的方面加以应用）。勘探者被尊称为“巫师”。科学的地位已经降低。被废弃的生态系统（宛如一块快要没电的电池），不同时期死去的人纷纷复活……
最终确定下来的标题《路边野餐》就写在笔记中，但“潜行者”的概念尚未出现，当时只有“勘探者”。差不多一年后的1971年1月，还是在科马罗沃，我们为这部小说制订了一个非常周密、细致入微的计划。但即便在这个计划中，在我们最终停止构思情节并开始正式写作的前夜，草稿中仍旧没有出现“潜行者”这个词。那会儿，潜行者依然被称作“捕猎者”：“捕猎者雷德里克·舒哈特”“捕猎者的女友库塔”“捕猎者的弟弟塞德维克”。很显然，“潜行者”这个词是在写这本书的第一页的时候想出来的。至于“勘探者”和“捕猎者”，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两个词，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把英语单词中的“stalker”（潜行者）引入俄语的人。“潜行者”——在俄语里发音为“斯图尔克”（stullker）——是我们“杜撰”的少数几个常用词之一。“潜行者”这个词流传甚广，我猜这主要是因为1979年由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执导并根据我们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但即使是塔可夫斯基决定用“潜行者”也是有原因的：这个词一定非常精确，让他产生了共鸣，而且意味深长。从发音上来讲，念“斯托克”比“斯图尔克”要更为准确，但事实上，这个词并非我们从字典上找来的，而是取自罗德亚德·吉卜林的一部小说，最初的译本叫《一群鲁莽之人》（therecklessbunch）或是类似的译名。该书主角是一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受管束的英国学生和他们的“头目”——一个狡猾又淘气的孩子，绰号“斯托基”（stalky）。阿卡迪年轻时——彼时他还是外国语军事学院的一名学生——从我这里拿到一本吉卜林的《斯托基与他的同伴们》（stalky&co.），这书是我碰巧在跳蚤市场买到的。他读完后非常高兴，便立即粗略地翻译了一遍，译名叫《斯图尔基与他的同伴们》（stullkyandcompany）。这本书成了我从中小学到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书之一。所以，当我们考虑“斯托克”这个词时，毋庸置疑地想到的是街头浪子斯图尔基，一个无情甚至有些残忍的年轻人，但他身上充满了孩子气的骑士精神和慷慨品质。那时候，我们甚至完全没注意到他的名字根本不叫“斯图尔基”，正确的发音其实应该读作“斯托基”。
在短短三个季度的撰稿周期中，《路边野餐》丝毫没有受到耽搁，也没碰到什么困难。1971年1月19日，我们开始撰写初稿，同年的11月3日就写完了。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忙于各种事情（都是些典型的愚蠢之事）——给“裁决元老院”（即莫斯科作家协会秘书处）写陈诉信；回信（我们俩并排坐着干这件事，不过回得很少）；为一部名为《两个世界的接触》（themeetingofworlds）的科普长片起草政府申请公文，这部影片讲的是与其他智慧生命接触的事；为苏联非常流行的电视剧《菲蒂尔》（fitil）（大概是这个名字）撰写了3个短片剧本；为电视电影《他们选择了雷布金》（theychoserybkin）构思了一个情节；写好了新小说《章鱼礁里的奇怪活动》（strangedoingsattheoctopusreef）的情节初稿，诸如此类的——这些急就章都没有任何后文，而且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毫无瓜葛。
出乎意料的是，《路边野餐》在列宁格勒的《极光》杂志（一本苏联的文学期刊）过稿相对顺利，稿件只在编辑过程中遇到了大量困难和较大的损伤，此外还有些轻微损伤。最后，杂志版于1972年夏天发表，几乎只字未改。
当时，《路边野餐》在出版商“青年近卫军”（youngguard，yg）那里的一连串倒霉事才刚刚开始。事实上，严格来说，它始于1971年初，那时《路边野餐》尚未动笔，但这部小说仅在申请选集阶段就遭到了各种阻碍。那套设想中的选集被命名为《意外接触》（unintendedmeetings），专注于讨论人类与另一种智慧生命接触的问题，由3部小说组成，其中两部已经完稿，即《死亡登山者旅馆》（deadmountaineer'shotel）和《太空莫格利》（spacemowgli），还有一部仍在创作中。
波折迅速开始了。
1971年3月16日——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上级阅读了选集，但对此含糊其辞，没有给出定论。应他们的要求，这套选集送到了某位科学史博士（？）手中审阅，理由是他真的非常喜欢科幻小说……然后，原稿连同他的评论意见将会一同寄回给阿芙拉门科［主编助理］（可能是为了给她一个重新评估现存的但属于机密的评定意见的机会），在那之后，稿件会呈给奥斯波夫［主编］，直到那时，我们才能知晓作品的命运如何。那些狗杂种，评论家。
1971年4月16日——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我在yg公司看到了贝拉。她说现在没法做。阿芙拉门科让她在这件事上尽量保持圆通一些：告诉我们目前没有纸张了，而且纸张全被订光了，诸如此类的托辞。但她直截了当地将实情告诉了我，她的领导建议暂时不要出版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
其时，《路边野餐》还没完稿，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禁止的是从未引起过任何市场反响的小说，一些完全无害的小故事。只是因为有人不想让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面世，而这种阻挠又与出版社内部的困难局势相叠加：当时正好赶上领导层换届，他们正在连根拔除由谢尔盖·乔治维奇·哲梅蒂斯和贝拉·格里戈里夫纳·克鲁耶娃领导的科幻编辑团队所创造的丰硕成果——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与付出，苏联的第二波科幻小说热潮才得以繁荣。
20世纪80年代初，阿卡迪和我认真考虑过收集、组织和传播“一部书的出版始末”（或“如何出版一部书”），系以《路边野餐》为核心作品的《意外接触》选集出版始末的一系列真实文件汇编（书信、评论、陈诉、申请文书、书面形式的作者哀号与怒吼）。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已经开始系统地整理和挑选已有的材料，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是一项会陷入死胡同的工作，一个不可能有结果的艰巨任务，而且整个项目中还透着一种明显的不自量力：毕竟，我们算老几呢？有什么资格用自己的例子来阐明20世纪70年代作家所面临的困局？尤其是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乔治·弗拉迪莫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杰出人物所遭遇的命运的背景之下。
于是，该项目便被搁置了。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重启了这个项目。根据那时所有的规章制度，某些作品不仅可以传阅，而且还有出版的可能。一群孜孜不倦的卢登[斯特鲁伽茨基对智力超群的人类亚种的专用称呼]加入了我们：来自萨拉托夫的科幻专家及文学评论家瓦迪姆·卡扎科夫和他的朋友。我把所有材料都转交给他们——汇编已经整理好一多半了——但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它根本就没有出版的可能，没人愿意掏钱做这种出版物，因为这不太可能赚钱。此外，很多变故也在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阿卡迪的去世、苏联的解体。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项目就变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此刻，坐在书桌后面，盯着面前三个厚厚的文件夹，我甚为沮丧，同时还感到犹疑不定和困惑不已。这些文件夹里有各种陈诉信，哀诉状，当然还有所有这些部门的回函和我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名副其实的一大摞，保守估计，这种文件至少得有200份。我现在不知道该把它们做何处理。
一开始，我很期待用后记讲述《路边野餐》的出版故事：点出我曾经憎恶的人的名字，尽情地奚落那些懦夫、白痴和无赖，让读者瞠目结舌于我们所处世界之荒谬、愚蠢和卑鄙，行文既讽刺又极富启发意义，既审慎客观又冷酷无情，既仁慈又刻薄。然而，坐在这里，看着这些文件，我意识到，现在再说这些已经太迟太迟，我的讽刺、我的宽宏大量、我强烈的憎恨，再也没人需要了。向当今的读者解释如下问题会显得十分枯燥乏味：谁是谁，为什么陈诉没有任何意义？可现如今，谁还记得他们？谁还在意他们之中哪位仍在人世？我甚至不愿在这里提到他们，就让他们被过去所吞噬，然后彻底消失吧……现在，他们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所以，我为什么还要为这种人自寻烦恼呢？
如果我最终还是决定在这里公布一个非常简单的相关文档清单，并对每份文档进行简要说明，那么，该清单将会大致如下所示：
1975-04-30阿卡迪致信鲍里斯（编辑们对《路边野餐》“很不看好”）
1975-05-06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上级领导去函，要求编辑回应
1975-06-25齐贝罗夫来函，解释为何延误回应
1975-07-08上级领导和齐贝罗夫给予编辑回应
1975-07-21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对编辑回应予以答复
1975-08-23鲍里斯致信阿卡迪（选集已在7月份润色完毕，并寄给了编辑）
1975-09-01齐贝罗夫发来通知，确认收到手稿
1975-11-05上级领导发来《路边野餐》的退稿函
1975-11-17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上级领导去函，就退稿一事据理力争
1975-11-17上级领导给鲍里斯回信表示困惑
1976-01-08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波列修克去函，对上级领导提出投诉
1976-01-24帕尔申发来通知，确认收到来自ccaulycl的信函
1976-02-20帕尔申来函表示已对此事采取措施
1976-03-10鲍里斯致信阿卡迪（提议给帕尔申和涅尔尼科夫分别寄建议书）
1976-03-24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帕尔申去函，并附上催促处理提示
1976-03-24阿卡迪和鲍里斯联名给涅尔尼科夫去函，并附上催促处理提示
1976-03-30帕尔申来函表示已对此事采取措施
1976-04-05阿卡迪致信鲍里斯（建议给上级机关写信）
1976-04-12上级领导发来《路边野餐》的退稿函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文件。今天谁还用得着这个？谁会愿意读这种东西？
但如果不写这些，那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没有这个冗长乏味的清单，以及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刻毒的评论，该如何讲述《路边野餐》出版的故事呢？（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这部小说或许确有瑕疵，但同时其优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情节显然很扣人心弦，能够给读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别忘了，它确实赋予了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这样非比寻常的读者以灵感，让他拍摄出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秘的？可恶的？——原因，导致它注定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问世？
起初，出版商压根儿就不想就这套选集跟我们签订合同，后来还是签了，但出于某种原因拒绝出版其中的《死亡登山者旅馆》。再后来，他们好像同意用之前过审的《神仙难为》（hardtobeagod）把《死亡登山者旅馆》替换掉，但之后却又明确拒绝出版《路边野餐》……根本不可能把这场较量简要地叙述出来，因为拖得太久太久了——最终长达8年。其间，出版商出人意料地撕毁了合约（突然就无缘无故地退掉了《神仙难为》），又续签了五六次合同，然后甚至突然想彻底跟这套选集撇清关系（最后还闹到了法庭上）。但总的来讲，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年复一年执拗地逐字逐句提出修改要求：把复活的僵尸从《路边野餐》中剔除；改变雷德里克·舒哈特的语言风格；提及基里尔·帕诺夫时补上“苏联人”一词；去掉阴郁、绝望、粗俗、凶残的字眼……
我保存了一份非凡的文档：文字编辑对《路边野餐》连篇累牍的批评意见。那些意见竟然长达18页，并且分为以下几部分：“关于主人公们伤风败俗行径的意见”“关于暴力行为的意见”“关于污言秽语的意见”。我必须摘出一些节选来。请记住：下面这些节选绝不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绝非故意只选择愚蠢的言论，而是按照先后顺序，把那些意见依次展示给读者。先从随着文档一并寄来的解释函开始：
当然，我们[指编辑]只誊写了那些在我们看来需要删除或替换的表达方式或措辞。这些意见首先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您的书是写给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是写给那些把苏联文学视作道德教科书和人生指南的共青团员的。
关于主人公们伤风败俗行径的意见
［总共有93条意见，现将前10条摘抄如下］
你就得撅起大屁股
——第30页
别说用手了，用牙齿走路都行
——第30页
四肢着地向前爬行
——第42页
掏出酒瓶，拧开瓶盖，像水蛭一样嘬着瓶口
——第46页
我还需要再喝一口
——第46页
我今晚要喝得酩酊大醉。我一定要赢理查德，必须赢！那浑蛋的牌技确实不错
——第49页
我需要喝一杯，真等不及了
——第53页
我真想为你的改邪归正跟你喝一杯
——第53页
……一声不吭地给我倒了一杯伏特加。我爬上吧凳，抿了一口，辣得龇牙咧嘴，摇摇头，接着又抿了一口
——第54页
关于暴力行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