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差点就错过了。
夏末的傍晚，是卡尔索以北山区的收割时间。空气中有柴火和青草的气味。斜檐的木屋讲述着冬季的大雪。一位老人坐在西边山墙尽头的椅子上，闭目养神，享受这天的最后一缕阳光。长柄镰刀倚墙靠着，刀锋上还沾着草叶。阴影里长着几株仙客来，紫色的真菌从山毛榉树下的落叶中钻出。随处可见的苹果树，被小小的黄色果实点亮了。地面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坑洞，里面长满青草。这是我路过的最安宁的景色之一。
我们沿一条小路走着，好奇它通向哪里。路渐渐远离了草甸和木屋所在的开阔地，弯曲地穿过山毛榉和橡树林，之后又向上折转。树木稀疏了些，却也更高大了，是白杨树，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们天真地走在这条小路上，对终点一无所知。透过白杨树林，我们看到金色的云层在海面上积聚，镶着黑色的底边。阳光照在脸上很暖，青草的味道越发浓郁。接着，我们看见了第一个标记，深深刻进浅色的树皮。这里就是裂坑的边缘了。
我们面前是一个坠入黑暗的落水洞。四周是灰色的石灰岩壁，爬满了柔软的苔藓。坑口最宽处约二十英尺，向洞底望去，立刻便感受到那毫无防护的边缘所产生的诱惑——令人想要纵身跃下。洞口上部的坡地长着山毛榉树苗，它们在洞壁扎根，树枝则伸展在深渊上方。石壁凹陷处，蕨类植物郁郁葱葱。
落水洞周围一些更粗壮的树干上刻着“纳粹卐字符”。有些印记很旧了，树皮已有愈合的迹象。有些还很新，刻痕中的木色很浅，也许是今年，或者前一年才刻上去的。还有些“卐字符”被刀尖划花了。树皮就是标记创作的冲突地带。
洞边的一棵山毛榉上钉着块金属牌，约两英尺高，覆在上面的藻类让它显得有些脏。牌子上用黑色墨水写着一首斯洛文尼亚语长诗，题为“razčlovečenje”，诗的末尾潦草地写着：“pax”。
卢西恩轻声说：“题目的意思类似‘丧失人性’或者‘变得不人道’。我的斯洛文尼亚语不足以读懂剩下的部分了。”
他指着诗的最后一行，那儿画了个星号，表示这句是诗歌正文的附录。
“不过，这个嘛……”他顿了顿说，“这句是某种诅咒，诅咒或警告企图破坏这首诗的人。”
这句警告似乎没太被当回事。诗的一部分已经被刀尖或石头刮花了，明显是想抹掉这些文字。还有人在诗文上写了别的字，这些字又被什么人划掉。在金属牌的一个顶角，刻着一个“卐字符”，新鲜又扎眼。
我从落水洞边探身向下望，心脏突然被一阵恐惧攥紧。这里曾发生过相当恐怖的事情，而恐怖的气息至今仍在回荡。
“看。”卢西恩指着北边的天空说。从树冠望出去，雷雨云正在山峰上方聚集。遥远的西边大雨如注。远远地，我们感受到某种狂怒。海面上的金光变成了一种光滑的黄色。
这里发生过什么？深坑张口无言，树木亦无声。越过坑洞的边缘向下望，唯见一片黑暗。
≒≒
早些时候，我和卢西恩离开他在卡尔索的家，向北前往斯洛文尼亚，那里的石灰岩剧烈起伏，形成陡峭的山峰和深邃的河谷。从那儿向北可以望见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巅，那高塔般耸立的石灰岩山脉是当年“白色战争”最激烈的几场战斗的发生地。卢西恩说，他想前往其中的一座高峰，和当时前线的很多山峰一样，它也在战争中被掏空了，人们在其中躲避弹火、掩埋尸体。
按计划，我们打算在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兵分两路，我从那里向东出发，用三天时间翻过该地区最高的特里格拉夫峰，抵达蓝色的布莱德湖。不过，天气预报显示特里格拉夫会下雪，这无疑使徒步更艰难。在到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脉之前，卢西恩希望带我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高地，那里广阔的山毛榉林里，不仅有狼和熊藏身，还有一处惊人的洞穴系统。
离开卡尔索时，我同玛利亚·卡门拥抱道别，感谢这几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在门口那盆干枯的石榴树旁，她伸出双臂将我揽住。
“罗伯特，你真是个……是个……绝妙的动物！”
“玛利亚·卡门，这真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夸奖。如果我有名片，一定把它印在职业那栏。谢谢你，衷心地感谢你。”我说。
我们驱车北行。在之字形路上慢慢爬升时，我问卢西恩，我把玛利亚·卡门的评价理解为夸奖是否正确。
“噢，当然，最高的夸奖。”他说，“玛利亚认为动物比人类动人得多。对她来说，良心和善意比任何荣誉或学位都更重要。”
我们行驶在多波尔多湖的湖岸公路上，这个湖占地好几英亩，已完全干涸，野草蔓生，其间有石灰岩裸露。
“多波尔多，对应的英语词大概是‘turlough’，意思是季节性湖泊。雨水丰沛时，水位上升，湖水就从地下和岩石中涌出。而到了夏季的几个月，则会干涸。”卢西恩说。
公路两边的柏树，是为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阵亡的军人而种下的。它们有着烛火状的优雅树形，燃烧着绿色的火焰。
卢西恩说：“两次世界大战仍未真正离开这片土地。去年夏天，维帕瓦山谷的灌木火灾引爆了一战时遗留的炸弹。这片区域的政治局面也是如此，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比喻了。”
我们穿过边境城镇新戈里察，出城的路面上用蓝色油漆喷着“tito”（双向车道出入）字样，道路中心线两侧各一个，方向相反，这样来去的司机都能看到。
这条道路爬升上山口，又落下，到达伊松佐河上的一座桥。伊松佐河是我见过的最蓝的河，是切伦科夫辐射所发出的那种美丽又冰冷的蓝。
卢西恩把车停在桥上的路侧停车带。
“一百年前，要想从这儿去上面，是会送命的。”他指着桥两侧高耸的石灰岩绝壁说。我这才注意到岩石纹理非常不自然，布满了一排排孔洞和入口。
“这叫‘瑞士奶酪’。”卢西恩说，“战争期间打出来的。高地像蜂窝一样，到处是炮台、地道和洞穴。低地上则全是战壕和散兵坑。他们在山里挖洞，把这里变成了战争机器。等我们登上尤里安山，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东西，都是一战的遗物。那里雪更大，战况也更惨烈。”
我再次强烈感受到，在这片土地上，人的感知方式会因地质而产生，并为地质所确证。在这片中空的喀斯特土地上，历史记忆如流水一般，毫无征兆地消失，随后带着全新的力量，以另一个名字于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黑暗的过去隐藏在无数洞穴和秘密地点中，而后又重见天日。
我们进入一处有争议的边界区，是如今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乃至奥地利卡林西亚边境的一部分，这儿被称为尤里安马奇。文化和语言在此创造性地融合，同时这里也是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交锋，甚至互相残害的地方。冲突的痕迹依然深深烙印在现实的地理环境中——战壕、万人冢、纪念碑，它们永久地记录了现代人文地理学中谈及的暴力和流离失所。
海拔越来越高，海面反射的银光依旧映衬着南边的天空。公路远处的田野里是一排排颜色宜人的蜂巢，路旁还有野花开放的草地、小葡萄园。
我们穿过两座高峰间的宽阔山口。山脚的山毛榉和松树枝叶茂密，清凉的空气中飘来树脂的味道。山林荒野的气息越来越浓，这里广袤的森林使人类的边境线失去意义。山毛榉处处越界生长。
树影斑驳，阳光荡漾。一处空地，一片草甸，一间小屋。洞穴遍布峭壁，隐藏在森林中。一些落水洞塌陷又被填满，里面长出植物，成为树木间的洼地。大片阳光从山坡滑落。一座山的山脊高处被流水洞穿，像是开了扇窗，这是一条消失已久的河流的古老遗迹。透过那扇窗，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就像一幅被石头装裱的超现实主义油画。
远处，林木线在峭壁上断裂，岩石旁排列着齐齐整整的山毛榉树干。两年前的冬天，斯洛文尼亚西部遭受了特大暴风雪，数百万棵树被冰雪覆盖，冰冻的树冠异常沉重，树根无法承受其重量，成千上万棵树因不堪自身的重负死去。
还有这样一个山谷：它的东侧山壁非常陡峭，四百英尺高的白色崖壁几乎是从平地拔地而起。崖壁正中恰好有个洞口，银色的河水奔腾而出，飞流直下，在崖底形成瀑布潭。飞溅的水花中，升起道道彩虹。
我从未见过类似景象，它有悖于所有地质和水文常规。一般认为，河流不会从峭壁之中流出。不过话说回来，土地也不该有潮汐现象，山峰也不该有窗户，山洞也不该生成冰川。
在群山高处，我们发现了冰川山洞，那附近的山毛榉长到六十英尺甚至更高，树冠厚重，遮天蔽日。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穿过森林，地面因树根盘结崎岖不平。空气滞重炎热。
一边走，卢西恩一边解释冰川的存在，可我几乎无法相信他的话。这么热的天，这样高的海拔，怎么会有流动的冰河呢？方圆数英里甚至都没有积雪。
“这个洞穴系统长约一英里，将近四百米深，从山的一侧一直延伸至另一侧，贯穿山体。洞穴内风穿堂而过，再加上岩石本身寒冷，使洞内部的温度远低于冰点。冬天，洞口的积雪被北风刮进山洞深处，嘿！一眨眼几千年过去，积雪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冰川，在山体中蜿蜒。”卢西恩说。
小路左侧的地面开始下沉，很快，我们到达一个巨大的落水洞，它大概有一百五十英尺宽。离我们较远的那一边几乎与洞底垂直，不过我们这边的洞壁坡度约五十度。一条之字小道通向坑底，那里有个张开的洞口。
走在小道上，每个拐弯处都有冷风在我们身边打转。我还从没体验过这样突兀而疾速的降温，落水洞边有三十摄氏度，而垂直高度仅下降了十六英尺，气温就已降至二十五摄氏度。我们一路下行，温度也一路下降。一开始我们身处暖风之中，很快便被一种夜间的凉爽包围，等我们到达一百英尺深的洞口时，吸入鼻腔的空气冷得如金属般刺痛，呼出的气则像羽毛飘在眼前。接着，我们走入一团银色的薄雾中——这是冰川自己的呼吸。
骤降的温度带来了急剧变化的生态。小路每转一次弯，周围的林木就小一些，从高塔般的山毛榉到中途盆景大小的松树——它们在近乎北极圈的温度下顽强生存。到了洞口，这里的温度极少会高于冰点，因此只有苔藓和地衣，类似极地苔原。气味跟卡尔索或森林里的完全不同，闻不到热浪、青草、树脂和石头，只有苔藓、冬天和寒冰的味道。
我和卢西恩爬下矮石坡，跨过洞口，踏入黑暗。透过那薄雾回望，依稀可见一小片间杂着山毛榉树枝的新月形蓝天，这让我想起进入巴黎地下墓穴前看到的那道光拱。我感觉到山洞深处的角落里有些动静，似乎是某种庞大有力的生物。
寒冷灼烧着我的耳朵，牙齿咯吱打战。我脚踩着由岩石和地衣、树枝、骨头等碎片构成的硬壳，这些碎片都是从坑边掉下来的，却给人一种奇怪的稳固感。接着，在两条横卧的树枝间我看见了一块闪着光的蓝黑色金属，我用脚尖踢它，不想却脚下一滑。那不是金属，而是冰。
“我们就站在上面呢！”我喊道，“卢西恩，我们站在冰川上呢！它确实存在啊！”
卢西恩做了一个脱帽的手势，行了个弯腰礼。
我们小心地继续走向山洞的另一端。地上那层碎片的硬壳渐渐变薄，我们脚踩着蓝冰，而它一直延伸到下方的角落——那“生物”的蛰伏之地。
那“生物”其实是冰里的一个落水洞，是融水在冰川上打出的一口竖井。冰向落水洞倾斜，光线也如此，仿佛是被拉进去的。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这个蓝黑色冰面上的黑洞，深知若自己脚步不稳，极容易滑倒。走到洞边几码外，我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就冷得瑟瑟发抖。
我和卢西恩回到先前爬下的石坡，忽然听到一声呼喊。
“嗨！你们好啊，需要帮助吗？”一个男人站在坡顶，向我们伸出手，我们终于先后完成了艰难的最后几步。一个女人站在旁边的平地上，裹着件长及脚踝的羊皮大衣御寒。她胸前有什么凸起物动了动，接着一只小贵宾犬从大衣前襟间探出头，朝我们叫起来。
“你这暖宝宝倒是真不错！”我说。
“我们这是互相取暖！”她抚摸爱犬的头，笑着说。
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透过阳光照耀的绿金色树冠俯瞰我们。它的目光，越过高大的老山毛榉树，越过挂在低枝上的缕缕青苔，越过落叶间绽放的蓝色龙胆，越过落水洞边缘，越过苔原和盆景大小的松树，落在我、卢西恩、男人、女人和小狗所在的地方。寒冰洞口萦绕着我们的欢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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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和卢西恩来到一个恐怖之地，在高地山毛榉林的另一处。
我们穿过木屋边的草地，沿着小径又穿过树林，经过刻着“纳粹卐字符”的树，来到落水洞边缘，那棵山毛榉树上还钉着写有诗文的金属牌。这时，云层正在海面上积聚。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中欧南部的石灰岩地区——从白云石山脉下的康西格里奥高原一直深入到当时的南斯拉夫境内——曾是残酷的战场。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遭轴心国入侵，意大利占据斯洛文尼亚南部和卢布尔雅那，匈牙利控制了普雷克穆列地区，纳粹德国则占领了斯洛文尼亚北部和东部。很快，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些新占领区内开展种族清洗，遣散、驱逐、再安置，甚至屠杀了数千斯洛文尼亚人。
于是，尤里安马奇附近逐渐形成党派组织，抵抗占领。这些反法西斯抵抗团体的绰号为“伐木人”。随着占领的持续，这些团体越来越倾向左翼，终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它们与铁托（josipbroztito）的军队联合，正式宣布结为共产主义同盟。铁托的军队基本以喀斯特地区的森林作为堡垒和战地，长于利用林木打丛林战。英美两国意识到抵抗军的力量，开始为他们提供军备和情报支持。协助抵抗军的人中，有一人叫菲茨罗伊·麦克林（fitzroymaclean），后来因写出了《东线行动》（easternapproaches）而闻名，这本书描写的正是他在南斯拉夫山区与抵抗军并肩作战的经历。还有一人名叫约翰·厄尔，是麦克林与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北部抵抗团体之间的联络员。
在占领区内，喀斯特高地是打游击战的完美场所。林木茂盛，空军很难侦察到地面行动。山谷陡峭，遍布坑洞，又使重型车辆无法离开主干道。狭窄的山路适合铺设埋伏，偷袭者向车辆开火后可迅速借树林掩护逃走，根本无法被追击。天然洞穴无处不在，而且石灰岩山体很容易通过爆破或挖掘，拓展成地道和作战室，这无疑是游击战的理想地质环境。武器库、兵营，甚至战地医院都建在岩石中。而且，借助狡猾的地道系统，地下生活用火产生的烟散向别处，也不会因为烟雾暴露位置。
从一九四二年夏天开始，意大利当局为了对付逐渐壮大的抵抗团体，开始在斯洛文尼亚人中培养自己的“反共”军，一开始他们被称为“白色卫队”，后在纳粹指挥下更名为“斯洛文尼亚国民卫队”。一场残酷的内战在喀斯特高地的森林和村庄中愈演愈烈，对抗双方主要是法西斯军和共产党军，不过斯洛文尼亚抵抗团体和天主教激进分子之间也燃起了战火。民族主义、宗教、复仇，种种因素搅成一团。后来，不仅军队，连平民中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报复性互戕。
这些报复性杀戮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一九四三年秋意大利投降后；二是残忍的“的里雅斯特四十日”期间，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里雅斯特被新西兰军队攻陷又被南斯拉夫管控的这段时间。在这两段恐怖时期中，暴行与地质情况交织在一起：曾经被抵抗团体用于躲藏和隐匿的喀斯特山地，如今被用于大规模杀戮。
威尼斯朱利亚和伊斯特里亚的石灰岩地区，广泛分布着落水洞、洞穴、峡谷和矿道，这些地方成为共产党游击队和法西斯民兵组织进行个体处决和集体屠杀的刑场。他们把平民或敌军俘虏运到洞口边缘，不论生者、伤者、死者，一概推进石灰岩裂缝。有时，还会用铁丝把受害者绑在一起，其他人则在森林里挖个坑一埋了事。喀斯特地貌的洞穴和林间空地掩埋了成百上千具尸体。如今的人们，尤其是意大利人，将这种法外杀戮称为“坑杀”，“坑”特指用于杀人的落水洞。至今，人们还常常在森林深处的浅层土壤中或落水洞里发现被处决者的骸骨，洞穴探险者也不时会碰到人骨、子弹和生锈的铁丝。
历史自有其埋葬和发掘之法。坑杀的历史如今仍备受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几十年里一直有人试图掩盖它。战争结束初期，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战略上的“友好睦邻”政策鼓励人们忘记过去的暴行。意大利政治家试图重新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认为纠缠于双方游击组织过去的罪行，没什么好处。南斯拉夫领导人拒绝承认共产主义同盟军有过屠杀行为，转而强调法西斯统治给斯洛文尼亚人造成的伤害，并象征性地把这种伤害和大屠杀这一终极暴行联系起来。尽管尤里安马奇的战乱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但在公共话语中它被轻描淡写地称为“lapoliticasommersa”——隐匿的政治。
过去三十年间，“坑杀”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成为该区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在斯洛文尼亚人和左翼人士看来，右翼严重夸大坑杀细节，以实现其政治斡旋和宣传目的。而在意大利人和右翼人士眼中，坑杀暴行是战争中，乃至战后对意大利人进行报复性杀戮、监禁和驱逐的最便捷的手段。它们也反映了，战后这些地区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如何对待这段迫害历史的。这场仍在持续的争论所使用的语言充满了对地下世界的明指和暗喻。光明与黑暗，埋葬与挖掘，隐匿与发现，这类概念贯穿于讨论，历史叙述和地质描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语境中，坑杀遇难者的数目和身份往往有很大出入，数字大小取决于研究者归属的政治阵营。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本土权利”都是关键，这是帕米拉·巴林杰（pamelaballinger）在巴尔干半岛边境的“记忆地理”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争取真正“属于”某特定区域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土地及土壤的权利。
当代右翼势力和法西斯团体每每搅动人们的爱国情绪，向政府中的左翼力量开火时，“坑杀”便会成为焦点话题。落水洞还成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和流亡者举办仪式的地点。他们举行纪念游行，落水洞便是游行终点。洞里常常出现“纳粹卐字符”，以及其他标记或格言的刻印。牧师每年也会在此主持纪念仪式。遇害者的遗骨还被作为圣物陈列展示。卡尔索东北部，距离的里雅斯特几英里处，有个名为巴索维扎（意大利语为巴佐维卡）的村庄，最臭名昭著的葬坑——其实是个矿井——就在这儿。这里建立了两座对比鲜明的纪念碑：一座是为了纪念那些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坑害于矿井中的遇难者，另一座则是纪念“巴佐维卡的英雄”——一九三〇年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被枪杀的四名斯洛文尼亚人。因为战争时井内放置了大量炸弹，遗体发掘工作无法安全进行。这座矿井于一九五九年被封，人们为此举行了仪式，由天主教牧师主持，共两千人参加。由于无法详细探查井中的情况，矿井至今仍像个黑洞，各种信仰和主张围绕它存在。如今，这个村庄是的里雅斯特同步辐射国际实验室（elettrasincrotronetrieste）的所在地，研究者来自周边多个国家和组织。该机构也在地下。
巴索维扎已经成为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所说的“记忆之场”：历史的多重意义在这里产生、彼此争辩。坑洞拒绝封闭，它将继续保持“敞开”，所以过去的历史仍将持续伤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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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