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漫长的地道里，我看到前方有火光闪烁，随后又突然消失了。丽娜也看见了。但我们到达火光消失处时，发现旁边并没有岔道。“可能是其他地下客的灯光，不过我也想不通他们去了哪儿。”丽娜不确定地说。接着她又笑了，道：“或许，那是菲利贝尔·阿斯贝（philibertaspairt）的鬼魂。一七九三年，他在这下面迷路了，十一年后才被人发现。当然，已经死了。他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探险者，也可能是最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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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地下墓穴前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寻找进入城市探险亚文化圈的途径，我就是这时认识丽娜的。城市探险的最佳定义可能是“对建筑环境具有探险性质的非法侵入”。加入条件包括：嗜好独处，无眩晕症，喜爱腐朽之物，迷恋城市建筑，时刻准备翻越围栏和掀开检修孔盖，还需要熟悉不同司法辖区的各项准入法令。城市探险者偏爱的地点有摩天大楼、废弃工厂和医院、前军用设施、地堡、桥梁和城市排水系统。一个认真的城市探险者，要勇于在离街面四百英尺高的起重机平衡架上坐一坐，也要乐于在柏油路下二十码的下水道里走一走。他们远离“狂飙突进式”探山，膜拜污秽之物，趣味小众。坊间总有小道传言，说某些入口可以通向看不见的空间。他们对秘密守口如瓶，仅在小范围内分享。

亚文化之内还有亚文化。就像有些攀岩者相比粗砂岩更喜欢花岗岩，有些洞穴探险者更喜欢潮湿而非干燥的内部，城市探险者也各有专长：有地堡探险者、空中漫步者、建造者、轨道跑者，还有下水道探险者。不过，绝大多数探险者的起点都是废墟，这类地方最容易进入，而且获得审美回报的成本不高——很容易就能拍到几张照片，这样一来，被遗弃的悲怆氛围和一段神秘历史的物质残影就都有了。废墟爱好者热衷于各种遗址。底特律曾是废墟界的麦加，后来它却变成了唐·德里罗（dondelillo）笔下“美国最具拍摄价值的谷仓”的城市版，被笼罩在无数废墟摆拍的阴霾中。（那些高清照片定格了落满尘土的舞厅和门廊，以及巧妙地散落在前景里的废墟，也抹去了底特律的一百种希望和绝望。）

城市探险在地理分布上是世界性的，全球各地都有探险队伍、社团及其分会。探险者中女性数量惊人，阶层广泛，而且大多对现实不满，有漠视法律的倾向。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一个名叫“德桑克”的探险者，常像后文的渡神卡戎那样驾船到地下。他将小船开到城市边缘，随着潮水通过阀门，进入地下城。在位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水电站，一个城市探险者曾穿过调压管网络：巨大的焊接钢铁隧道，充满调压管的水从所在高度垂直下落。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挖掘队轮班工作，在地下的白色砂岩中开辟道路通向新的洞穴。而在纽约，一群探险者搭乘公交，脸贴车窗玻璃，通过观察街边的排水口，侦察出主干线路和旁支管道。他们一边前行，一边在笔记本或平板电脑的地图上涂画。在西班牙马德里，为寻找溪流消失点，下水道探险者一路追踪到城市边缘，从那里进入地下暗渠。

城市探险的先锋被称为“潜入者”，他们是“真正的”探险者。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某个单一地点，而是系统和网络。想方设法进入某些安保极严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挑战。像极限攀岩者一样，潜入者也会有“喂老鼠”的经历，“喂老鼠”这个说法来自阿尔·阿尔瓦雷斯（alalvarez）一篇关于攀岩与恐惧的经典文章。他们都近乎疯魔：训练出地道视力；在列车间狭窄的缝隙上奔跑；将小艇开到泄洪道里冲浪。时不时会有人遇难身亡。在更具政治色彩的边缘地带，城市探险被视为激进的反抗和解放行为，抗议国家限制城市内部的自由。正如来自法国巴黎的情境主义代表人物居伊·德波（guydebord），他试图用心理地理学的方法打破资本定义的行为常规，在熟悉的情境中发现惊奇。对于怀有政治意图的城市探险者们来说，非法闯入也是一种激进行动，目的是“重新编码人与城市空间的正常关系”。

城市探险的某些方面让我深感不安，这种不安不会因为探险者的自觉有所缓解。我不认同玩世不恭、自我标榜的态度，也不喜欢他们对地下劳动者的漠视。那些劳动者的工作是对地下城设施进行修建、运营和维护——而非探险。我常怀疑这种拍照文化具有庸俗的本质，不过是模仿弗里德里希（caspardavidfriedrich）一八一八年的代表画作《雾海上的漫游者》（wandereraboveaseaoffog）。还有一点令我不安——城市探险者很可能会罔顾那些走投无路、不得不在荒地和废墟中生活的人的感受。

不过，地下文化的某些方面又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谨慎地花上越来越多时间，接触一些自称地下探险者的人，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很多行为有种疯狂的系统性，他们对揭示“基础设施的黑匣子”和“现代信息交换的黑暗通路”投入了极大热情。我欣赏探险者对城市构造中丰富的孔道的关注——包含无数入口、裂缝和水平通道，而且他们将地下子城市视为自然地下结构的一部分，是长期存在、缓慢流动的空间。我还非常感兴趣现代城市探险之前的地下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如何与城市那饱含困顿与希望的历史相交织：如维多利亚时代，清沟工和污水收集工高举着灯穿梭于伦敦下水道系统，在恶臭的粪便中寻找金牙和珍珠耳环。

诗人兼博物学家爱德华·托马斯（edwardthomas）似乎与城市探险完全不搭界，可是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篇他写于一九一一年的文章，文中他想象伦敦成为废城，他得以自由探索这座城市的地上和地下世界。“被遗弃的伦敦将是一个有趣得多的地方，想一想，矿井、地铁、地道和地窖中藏着多少秘密——这个地方多么适合探险！”托马斯的语气有种远离人群的欣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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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丽娜带我们去了一个密室，不过我不能透露其名称和位置。

我们又相继蜷缩着身体蹬墙穿过一处较高的猫洞，来到了某处沙漠地带。地面上沙丘连绵起伏，几个世纪以来，石头、沙砾在此慢慢融合并硬化。

几处较高的沙丘几乎触及洞顶。不过，其他地方则缓缓降低，留出几英尺高的空间，可容一人爬过。从我们蹲伏的位置出发，前方有七八条通路，每一条又分岔到四面八方。这是个危险的迷宫，让我想起门迪普地下的巨石阵。不过，这里可没有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引路。

丽娜业务纯熟。“我们得把包留在这儿，带着它们没法移动到要去的地方。跟我来。”丽娜说。

她腹部贴地，沿着沙丘，朝右手边的爬行空间滑过去。我和杰伊跟在她后面，手脚并用地推着身体往前。某处洞顶和地面间的距离刚刚合乎我头顶到下巴的尺寸，我们只能像蜥蜴一样爬过去。我努力地快速移动，确保丽娜的靴子一直在视线内。

另一处沙丘再次升高，我们愈发逼近洞顶。我不得不侧过头去以获得一丝间隙，脸紧贴在沙石上，头骨刮着岩石，就这么挤过去。丽娜只在一个分岔点停下来稍作思考，随后我们继续蛇行了十分钟。直到沙丘向下倾斜至一个黑色的兔子洞，我们头朝下摔了进去。

我从兔子洞掉进了奇珍阁。

这是个长方形洞室，高约十二英尺。四周墙壁由严整的黄色岩石砌成，地面像是被打扫过，透着古怪。房间里只有一道窄石阶延伸至远处的墙，像是塔庙。每级石阶的正中央都放着一块石头、水晶或金属样本，颜色各不相同：白色砂岩、黄色砂岩、石英石、石灰岩，石阶侧面则用黑色手写文字做了标识。

找到这个房间并展示给我们——丽娜看起来很自豪。“我们把这儿叫作——”她说，“迷宫里还有其他类似的房间，不过这间是最好的，也最少人知道。”

这是一间矿物陈列室——地下墓穴的一部分曾是巴黎矿业学校的地产，这个房间在当时是一间教室。自二十世纪初被关闭以来，它便鲜被人打扰。房间结构很简朴，样本的放置也非常精心——每件都放在清扫过的特定石阶上。

我们在矿物陈列室里坐了一会儿，吃东西，喝水，休息，聊天。丽娜讲了一些她在地下世界的探险故事，说自己有一次爬进伦敦巴特西发电站的烟囱，随后从地下通道系统离开，却闯进了切尔西花展，站在一堆叶兰中的她，一身污秽，目瞪口呆。

作为探险者，丽娜最大的心愿是去乌克兰敖德萨的地下墓穴走一趟。敖德萨和巴黎一样，是一座建在石灰岩上的城市，它有全世界最大的地下采石场。敖德萨地下看不见的城市有一千五百英里长的地道，共三层，深一百六十英尺。我看过敖德萨迷宫的地图，结构近似有机体，像是一株分枝生长的珊瑚，甚至比巴黎地下网络更鲜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逼近敖德萨时，苏联将当时隐藏在地下墓穴中的乌克兰反抗组织丢弃身后，其中一些留守者在地下待了一年多，忍受着疟疾、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等病症，只偶尔到地上收集信息或发动突袭。占领者和反抗组织玩着猫鼠游戏，德军还向地道系统投放瓦斯和炸弹，企图消灭这群乌克兰人。战争结束后，敖德萨的黑社会进驻这处地下迷宫，走私者和罪犯为了各自的目的，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个网络。

“和敖德萨地道相比，我们在巴黎的所作所为简直是杂耍。”丽娜说，“不过，那下面太危险了，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我听过一些传闻，据说的确发生过。谋杀肯定有过，极可能一迷路，命就没了。”

杰伊则讲了他带着三个新手去威尔士的阿吉洞穴探险的故事。那个洞穴的入口是一条狭长的裂隙，出了名的危险，一旦进入就不能转身，也无法越过前一个人。杰伊说，那天，有一个叫露娜的新手卡在了裂隙里，惊慌失措。她是位职业施虐师，在贝克街的某个地下室里工作。

杰伊说：“考虑到她的职业，我以为在地下环境和幽闭空间里她会更轻松自如些，结果并不是这样。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救她。我没法越过她，不得不另找条路退出去，再沿着裂隙进来，才能跟她面对面说话，安抚她的情绪，教她怎么放松自己并继续往前走。然后我自己不得不倒着走，以便能一直跟她说话。为了转移露娜的注意力，我们聊起了她在贝克街地牢不同价位的服务，还知道了许多细节。真是五花八门，让我大开眼界。”

“好了，”丽娜听得不耐烦了，“我们还约了人在旗帜厅见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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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探险让我结识了很多人，其中一个叫布拉德利·加雷特，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城市的垂直结构和多孔结构，布拉德利的认识和洞察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深刻。在他看来，城市里到处都是人们视而不见的通道——检修孔、上锁的门、井盖。通常给城市行动造成限制的东西，如路障、禁令以及已内化的财产权概念，都无法限制布拉德利。对他来说，城市空间无障碍地向下延伸到下水道、地堡、地道，向上延伸至起重机、摩天大楼，而街道所在平面不过是个无聊的中间地带。

那天刚过中午不久，我们在英国的伦敦桥上第一次见面。布拉德利戴着黑色粗框眼镜，留着山羊胡和八字须，齐下巴的深棕色头发扎成一个马尾辫。他说话混合着美国西海岸的匪帮词汇和粗糙的文化理论。“伦敦桥是空心的，和所有大桥一样。”言谈间，脚轻轻跺了跺地上一个检修孔盖，这个检修孔设在桥上人行道约三分之二处。“大桥北端有一个控制室，要是能进去，就可以在大桥内部横跨泰晤士河。那里面干净得很，走，我带你去看。”

到了北端，我们跳过一道低矮的铁门，走下一段楼梯，到达大桥侧翼。这里有扇钢制保险门，上面挂着结实的黄色大锁。门上赫然标着“严禁进入”的警告，仿佛能抵挡“光剑”的攻击。布拉德利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喃喃自语地翻找，选出一把，朝门走去。只听一声脆响，锁开了。他让我先进去，随后轻轻关上了门。

“你那些钥匙很厉害啊。”我说。布拉德利点亮头灯，这儿就是控制室了。到处都是镀锌通风管、导管和用电缆扎带捆住的彩色电线，沿着管道槽隙通向室外。墙上有两块控制板，上面是很多相似的开关和转盘。

布拉德利说：“你看，如果顺着管道往南进入槽隙，就完全进到大桥内部了。一直走，过了河，便到了南端另一个比这儿大得多的控制室。只要从里面按下紧急出口按键，门就会打开，你想放谁进去都行。几年前，我们拍了一部关于探险的纪录片，叫《敲开表面》（crackthesurface），就是在那儿首映的。一共来了八十六个人，我们带着发电机、屏幕和放映机，还准备了很多啤酒，那场派对可真不赖！”我俩从原路溜了出来，布拉德利锁上了门。两个穿制服的人恰巧路过，露出狐疑的表情，却没有停下脚步。

布拉德利对常规的反叛开始得很早。他在美国洛杉矶一个混乱的街区长大，青少年时期还被人捅过肚子。他说：“奇怪，正是那一刀让我长大了，摆脱了麻烦。我开始渴望离开那些街道，到更开阔的地方去。”二〇〇一年，十九岁的他在南加州河滨市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滑板店。两年后，他把股份卖给合伙人，用这笔钱去澳大利亚学习海洋考古学。后来，为了找到真正尚未开发的空间，他回到北加州，为美国土地管理局工作，专攻美国原住民群体遗迹考古。随后，他搬去墨西哥，花了三个夏天考古挖掘一处后古典时期的村庄，还曾在天然井边上露营，那是墨西哥众多溶洞之一，深陷于墨西哥地下的天然石灰岩层中。

“罗伯，住在那儿可不一般。”一边漫步伦敦，布拉德利一边向我讲述，“每到黄昏，几百只蝙蝠从天然井里蜂拥而出，黎明前再回来。它们的翅膀发出类似皮革摩擦的动静，为我提示着时间。原住民认为，那天然井是进入玛雅地下世界——西瓦尔巴的入口之一。在玛雅语中，西瓦尔巴意即恐惧之地，墨西哥这一整个由石灰岩构成的地下世界，就是个巨大的献祭地。若地下水位上升，便能游过一些被淹没的祭坛和神庙的入口，它们都是从岩石上凿出的。”

他向我描述了用基切语写就的玛雅神话中的西瓦尔巴。即便放在更广范围的地下世界的黑暗传说中，西瓦尔巴仍然可以说是个残酷的地方。那里塞满了魔鬼，它们有着“飞痂”“刺鬼”这类名字。仅仅是来到西瓦尔巴，就得跨过一条满是毒蝎的河、一条血河，还有一条流淌着脓汁的河。如果运气好，真的到了那里，你将面临六间致命审判屋的考验，其中包括“蝙蝠屋”——里面全是嗜血的蝙蝠，“刀锋屋”——里面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活动刀片，还有“美洲豹屋”。

“里面有什么，应该不难猜吧。”布拉德利说。

离开墨西哥后，布拉德利搬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越过学科边界，进入文化地理领域。攻读博士期间，他开始对城市探险着迷，于是决定用民族志的方式潜入这种亚文化。这种研究方法，若不付诸实践，将一无所获。所以，他花了四年时间融入伦敦某个探险者团体，其成员均使用假名，比如“补丁”“绞车”“马可·搜罗”等，在那儿他学习了吊绳技巧，也造访过很多伦敦的经典探险地，既有高处的，也有低处的，包括巴特西发电站、千禧磨坊大厦，还有被埋入地下的舰队河。

两年后，布拉德利所在团体和另一个探险队伍合并，组成了“伦敦联盟”，这个组织很快便以大胆和野心闻名。他们的活动强度越来越大，内心也似有群鼠乱窜，必须定期摄入肾上腺素。那段时间，布拉德利去了八个国家，参与了三百多次非法闯入。在美国，他顶着暴风雨爬上芝加哥一座摩天大楼，拍到了非常震撼的景象：整座城市笼罩在乌云和蓝光中，几道闪电从乌云的裂隙直射入密歇根湖。在莫哈维沙漠，他进入一个废弃飞机坟场：爬过带刺铁丝网，再借747飞机和军用货机的降落架作为遮挡，避开巡逻队。“那是个巨型游乐场和一个漫漫长夜。”他淡淡地说道。

我一开始对布拉德利有所怀疑，不过随着了解的加深，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钦佩。他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人生，并坚定地深潜其中。他慷慨大方、特立独行、无惧无畏、尽职尽责，跟他在一起充满了乐趣。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和布拉德利前往熟悉的首都伦敦那看不见的城市。我们进入了巴比肯下方的汽管地道网。掀开一个检修孔盖，跳下去，就到了舰队河的河道上。舰队河是伦敦所谓的“鬼河”之一，最终通向舰队室，那是一座巴泽尔杰特式建筑，靠近舰队河汇入泰晤士河的河口处。在市区北部的一个公园里，我们爬过栅栏，拉开沉重的铁盖，草地上便露出一口竖井。我们顺着锈迹斑斑的黑色梯子下去，进入黑暗中。

下到约二十英尺深，打开头灯，眼前的景象令我们吹起口哨来。十几道砖拱门由近到远连成一线，拱门间是宽宽的横档，横档之下，水面平静。重重拱门和它们在水中的倒影，构成了无穷往复的幻象。我们细微的低语声不断回荡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十九世纪中期为伦敦城供水而建的水库，如今已几乎排空。曾淹没在水下的建筑结构保持得很完整，墙砖干净如新，仿佛昨天刚刚建成。它有着维多利亚时期主要基础设施基于功能性的优雅感，也有着和意大利米塞努姆的罗马蓄水池，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水宫异曲同工的美。

在这个水库里，我们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从一侧走到另一侧，说话声越来越大。我们头顶阴影处，悬着几万块黄棕色砖筑成的拱顶。布拉德利抽着烟，放起了音乐：那是一首以鼓和贝斯为主音的曲子，叫《压力测试》（stresstest），音乐声撞击在砖面上，隆隆作响。出来时已将近午夜，天上散布着一些云，被城市灯光映成粉色和橙色，其间还看得到星星。东边有三个人影在树林中慢慢移动，用黄色光束扫射着草地，似乎在寻找丢失的东西。

共度一天后，我和布拉德利成了好朋友。他造访过不少伦敦地铁的“幽灵车站”，免不了有非法闯入行为，再加上其他插曲，他成了大不列颠交通警察的目标，他们决定用他以儆效尤。布拉德利遭到拘捕，公寓被搜查，电脑和手机也被没收。他被送上法庭，罪名是密谋犯罪破坏活动。他受审时，我曾作为证人出庭。这个案子最终判决布拉德利被有条件释放，不再面临更多指控，再加上由纳税人承担的高达六位数的法律费用，摆在交通警察部门面前的无疑是一场公关灾难。

布拉德利和我一起进行过多次探险，在计划这些旅行时，我们用明信片交流——任何人只要拿起明信片，翻过来看看就知道上面写了什么。考虑到当局对布拉德利的兴趣，这种公开的通信方式反而是最保险的。现在已经没有哪家安保公司会偷偷打开信封或查看明信片，反而是监视短信或者即时通讯软件的聊天，以及通过数据包嗅探窃取电子邮件。

跟布拉德利的探险既加深也强化了我对景观的认识，尤其是人造环境。我们找到很多奇怪的场所和地点。布拉德利既有探险者的大胆无畏，也有考古学者对当代事物旧时形态的探究之心，还有自然历史学家对荒野如何成为废墟的兴趣。

一天晚上，我们出发去攀爬威尔士纽波特的一个运输桥，先从运送物资的楼梯往上，然后沿着树干粗的线缆一寸一寸移动，跨越下方漆黑的河流。同行的还有个自称达尔蒙的年轻探险者。他专攻俄罗斯、中国等地的高戒备等级的地下场所，因此受到两国有关部门的关照。达尔蒙说，对地下世界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当农民的爷爷曾在泰晤士河上游附近的地里挖出些罗马钱币。我们爬上十二英尺高的铁门，进入一座位于爱尔兰海岸丘陵，占地数英亩的维多利亚时代城堡，城堡已经废弃，寒鸦盘旋。这些探险旅途中，我们一般在外露宿，睡在树篱或农场拖车下，有时甚至不睡。和布拉德利同行的日子，总让我联想到肾上腺素、酒精和极度疲乏。

有一次，我和布拉德利去了威尔士中部山谷某处废弃的板岩矿场。我们从狭小的横洞进入，来到采石峭壁的顶端。我在黑暗中设置好顶绳，利用它降到底部。一条地道将我们带往有大水灌入的石室，黑色的水不断拍打着我们脚下的岩石。头顶约七十英尺处的石壁上有一个开口，金色的阳光射进石室，像是天使传报的圣光。

被那金色光束照耀的却并不是什么神圣之物——自矿场关闭四十多年来，几百辆报废车辆就从这个光线进入的洞口被推进来。当地人想省一笔报废费，于是将这样的车开到山上，丢进洞内。

结果车辆如雪崩般涌来，这儿成了车辆档案库。据我们所见，废弃的车不断往下滑，滑至石室和黑水中。最下面的车最古老，在底部的“地层”中，一辆蓝色的福特“柯蒂纳”就像冰碛顶端的冰川漂砾，其下一辆苔藓绿色的凯旋“使者”，既是它的支撑又是它的栖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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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厅之行，是我在巴黎地下墓穴里唯一一次真正感到恐惧的体验。

我们接近旗帜厅时，地上城市刚刚进入夜晚——人们陆续离开办公室，穿过黄昏中的街道，或步行回家，或搭乘地铁和公交，又或者在路过酒吧时进去喝一杯。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我们沿着一条没有分岔路的地道向西北方行进，地道顶壁缓缓降低。我开始弯着脖子走，随后缩起了肩膀，接着弯下了腰，最后不得不双膝跪地，往前爬行。

在我的前方，越过丽娜，地道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我等着丽娜承认她终于带我们走错了路。

丽娜什么也没说。前方的石灰岩在她头灯的照射下发着黄光。她把背包推到身后，将背包的一条带子绕在脚踝上，然后把头伸入靠近地面的某处。我这才看见，就在我以为是尽头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洞口，大概十八英寸高。

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一瞬间口干舌燥。我的身体并不想进入那个洞口。

“这里你得用脚拉着背包。”丽娜说，声音听上去闷闷的，“从现在开始，不要大声喊，不要碰到顶部。”

恐惧爬上我的脊椎，喉咙里像被灌了油。没有选择，只能跟上。我匍匐在地上，把背包拴在脚上，将头伸了进去。上方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不得不再次偏过头去，才能前进。两侧的间隙也非常窄，我的双臂和躯干被紧紧锁在了一起。顶壁的石头裂成了块状，缝隙周围有塌落征兆。幽闭恐惧症蔓延全身，压迫着胸膛和肺部，我开始呼吸困难，脑子里似乎有黑色的星星在爆炸。

背包在身后拖扯，腿上缠着包带的地方非常疼。我靠肩膀和指尖发力，每次只能前进几寸，像虫在蠕动。这样的地道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如果再窄两英寸，我就会被卡住。想到要继续前进，那感觉糟透了，返回则更加可怕。接着，我的头撞上了某个柔软的东西。

我使劲拧头，勉强看清是前面丽娜的包底被顶部倾斜的岩石边缘卡住了。背包正左右晃动，努力挣脱，她一定在用脚使劲拽，不过这样好像会让顶部的岩石松动，从上面砸下来。

“轻点儿，轻点儿！”我大喊，她也喊回来，让我不要喊。砰，背包挣开了，继续前行。

我艰难地向前移动，突然——什么鬼？——我感觉那些环绕我、包裹我、像订制棺椁一般丈量着我的石头，开始震动。起初只是微弱但清晰的颤动，后来振幅和响动越来越大。本就不稳定的顶壁，因震颤嗡嗡作响。震动经过上方的石头和我的身体，传至我身下的岩石。隆隆声变得如同雷鸣，我能听见隆隆声中夹杂着噼啪声，我想起了幽灵建筑，也就是那页地图上淡灰色轮廓的地上城市：弧形的火车线路像肌腱一样汇聚，进入蒙帕纳斯车站。

所以，我们的上方是火车。我们在地铁和火车的正下方，正是数十年来火车造成的震动让这里的顶壁变得不稳定。我想大喊，但是不能，想撤退，也不能，只能继续一寸一寸往前挪，我的嘴里全是石屑，手指抠着坚硬的岩石，脚上拖着背包。一切都静默着，只有火车的隆隆声响起又淡去。呼吸加速，心脏狂跳，我们在那令人作呕的恐惧中又度过了五分钟，之后空间开始变宽，变高，我们又可以跪地而行了，随即可以站起身，接着能走路向前了。我们离旗帜厅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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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淹的地道通向一间石室。尽管水本身是静止的，水面上却有橙光跳跃、摇曳。门口传出喊叫声，还有音乐声——果酱乐队（thejam）的《到地下去》（goingunderground），音量越来越大，充满整个地道。听出这段音乐，我笑了，沿着地道两边突出的路沿走到门口。这是个很高的房间，顶部在我们上方二十多英尺处。头顶的空间让我感觉脑中好像充满了氦气，正漂浮着。一面墙的高处画了一面巨大的三色旗。几个人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拥抱丽娜，同我和杰伊握手，脸上挂着欢迎的微笑。

我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奇珍阁，充满了音乐和友善。这儿还有一张桌子，摊放着各式食物和饮料：水果、法棍面包、布里奶酪和卡芒贝尔奶酪、数瓶烈酒和啤酒。桌子正中还放着一台四四方方的cd机，连着两个小音箱。

果酱乐队的歌变成了大卫·鲍伊（davidbowie）的《地下》（underground）。

“这就是墓地功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指着cd机，一边随着节奏点头一边用法语说道。

房间四周挂着白色灯串，一切看上去如此超现实，仿佛我们撞进了地下深处的后现代会议厅。有人将盛着伏特加的塑料杯塞进我手里，我在感激中一饮而尽。酒精在腹中燃烧，那段车站下地道裂缝中的记忆立刻随之柔软。杯子里又倒上了棕色朗姆酒，酒瓶上没贴任何标签。我发现自己在咧着嘴笑。这个地方让我很感激，或许是因为地下墓穴中这种奇妙的并置——地道一转，恐怖就滑向了温馨。

经过介绍，我认识了新朋友。两个法国地下客，他们的绰号我没太听懂。一个叫t的加拿大人，是丽娜的老朋友，白天做互惠生，晚上到地下墓穴来。他们仨都头戴印第安纳·琼斯式的皮帽，其中一个法国人手里还拿着鞭子。

大卫·鲍伊换成了班弗兹乐队（benfoldsfive）的《在地下》（underground），所有人再一次欢呼。

我们吃了很多，喝了很多，聊了很多，几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大多时候我都在一边听着，在一天的劳累后放松下来。身处地下世界这一奇怪的亚文化之中，我试着保持清醒，以思考其引起的同样奇怪的文化循环。

过了很久，我和丽娜、杰伊出发去找睡觉的地方。我们到了名为“地堡”的区域。宽阔地道的两旁是一连串顶部加固的半圆形房间。丽娜说，这里是躲避空袭的场所，和二战有些渊源。占领初期，抵抗军曾使用这些房间。后来英国南部发起突袭时，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被安置在此。现在，这里成了疲惫的地下客的理想宿舍。我们每人找了一个小隔间安顿下来。火车从远处呼啸而来，震动着墙壁。

睡意来得很慢。我躺在那里，四周都是岩石，我想到，随着人类世在深时中延展，我们的城市最终会留下什么——什么会成为岩石记录中的地层标记呢？几百万年以后，德里和莫斯科这样的内陆特大城市，很大程度上会化为沙砾，被风和水散播到无尽广阔的沙漠中。纽约和阿姆斯特丹这种沿海城市，会最先被上升的海平面吞没，随后被精心打包进柔和的沉积层。而看不见的城市——地下城——却能够齐齐整整地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本就在基岩中了。精致的地上建筑终将沦为杂乱无章的城市地层：混凝土、砖和沥青的混合物、玻璃压成的浑浊晶体、钢铁腐蚀分解留下的痕迹。而地面之下，地铁和下水道系统、地下墓穴和采石洞，这些都可能被完整保存到后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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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们准备离开看不见的城市。原计划从一个有梯子的检修孔出去，丽娜听说那里目前还没被焊死。它的绰号是“死亡猫洞”，这名字可没法让我对它有好感。不过，丽娜得到的有关它的位置信息很模糊，我们没找到。

于是我们重返来时的入口。从地道系统西北端返回，又是一场数小时的艰辛跋涉。为了避开通向旗帜厅的爬行地道，丽娜带我们绕了条远路。一路上，一个人都没碰到。倒是路过了一段地道涂鸦墙，几十幅照着模板用荧光绿、冰蓝色、明黄色手工喷绘的画，朋克艺术和史前洞穴艺术相呼应。我们经过死者十字路口，终于回到了邦加，和几天前初次造访时相比，这里的水位明显上升了许多。

“上面一直在下雨。”丽娜说。

我想起刚到巴黎时天空中不断积聚的雷雨云，想起地面上方笼罩着的一帘雨幕。我们到达来时的地洞，陆续爬上去，回到了铁路隧道里。

经过这几日的禁闭，拱顶显得愈发巨大，隧道仿佛一间舞厅。空气中不再有石尘。我们的左边是一道熟悉的光拱门。沿着铁轨嘎吱嘎吱地往回走，那拱形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它的边缘有一抹绿色，是垂下的藤蔓植物。而绿色又是一种新的色彩。

“看这些蝴蝶。”丽娜指着它们说。几十只金色的“蝴蝶”在拱门下翻飞，可走近后，它们变成了从看不见的树上回旋飘落的金合欢树叶，被午后的阳光镀上了金色。

地上世界进入视野。一只鸽子双翅挺直地滑过拱门框出的那隅天空。两侧的斜坡出现了，金合欢树枝从两侧路垄延伸出来，投下蝴蝶般的落叶。

我们停在光影相接的地方，举目望去，是太阳。它很快便将沉入斜坡上高耸的建筑物之下。我们轻声交谈，头发上沾满了汗水和石尘，脸色苍白。户外的空气闻上去有股黄瓜和烟的味道。在我们头顶，公寓楼的阳台上，一个女人正在晾晒白色床单。

我听到埃米尔·吉列尔斯（emilgilels）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四重奏》（brahms:pianoquartetno.1）的第一小节，这是为数不多的、我凭几个零散音符就能听出的古典乐曲之一。那些音符随落叶一起飘下来，聚集在铁轨上，我本以为那乐声是幻觉，但丽娜和杰伊也听到了。竟有人在这里演奏这首曲子，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继续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坐在金合欢树下的变电箱上。他们边聊天，边分享一支烟，晒黑的长腿踢来踢去。我们经过时，他们点了点头，我们也点头回应。

一行三人爬上路堑斜坡，从防护网的破洞钻出去，回到标着“禁止进入”的门旁。转过三个弯，走到街角时，一个女人停下来问我们是不是刚从“下面”上来。是的，我们说，我们刚上来。

传统英式标准纸张规格，宽约203毫米，高约330毫米。

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

这句话被刻在波尔特沃本雅明纪念碑的透明玻璃板上。——原注

法国本土13个大区之一，以首都巴黎为中心，俗称“大巴黎地区”。

始新世的第2个阶段，起始于约4780万年前，终止于约4120万年前。

引自［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发生于1666年9月2日至9月5日，为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灾，诸多建筑物被毁，其中就包括圣保罗大教堂。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阶梯式金字塔形建筑。

约瑟夫·巴泽杰尔特（josephbazalgette），十九世纪伦敦下水道总设计师，他设计的下水道系统是西方城市建设的范本。

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

起源于欧美，互惠生通过为寄宿家庭看护孩童换取食宿生活补贴，并借此体验他国文化、学习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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