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城市（法国，巴黎）
地图共十六页，大页纸规格，一页页平铺开来约有十平方英尺。我有幸得到了这张地图，前提是不能转借他人。我见过很多奇怪的地图，可这一张跟我以前见过的所有地图都不一样。地上城市用很淡的银灰色墨水仔细描绘了出来。若只看银灰色的线条，那轮廓就像座幽灵建筑：住宅区和使馆区，公园和观赏园林，大街和小巷，教堂、铁路和火车站，它们留下密集的足迹，精巧而不真实。
这张地图真正的内容是用黑色、蓝色、橙色和红色墨水勾勒出的看不见的城市——数百年来，由地上城市一点一点绘制、开凿出它的疆域。这座看不见的城市遵循着与地上城市不同的规划原则。地道式的街道，往往曲折而纠结，或者干脆是个死胡同。有些像鞭子一样卷回来；有些岔道口会分出三四条地道街；有一些细长的公路从西南延伸到东北，几乎横亘整张地图；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破碎的街道网，以及不同地道交汇形成的枢纽。一些地道外分布着房间，这些房间形状不规则，同时又连接着另外几十个小房间。
这座看不见的城市存在多种层级的深度，层与层之间由楼梯和竖井相接。层级间的连接点在地图上以橙色实线圆圈（有梯子的竖井）、蓝色实线圆圈（无梯子的竖井）和深蓝色虚线圈（楼梯）标注。层级和系统越深，标记的颜色也越深。我试着放松眼睛看过去，像是一层浮在了另一层之上，地下城市的不同地层尽收眼底。
这张地图上的地名跨越了多种文化范畴，既有古典的，也有超现实的，还有军事工业风格的：立方体房间、幽闭走廊、精神病精品店、死者十字路口、外星人诊所、幻影屋、美杜莎、抛光机、蒙苏里迷宫、百慕大、小叶收容所、熊修道院、山下地堡、矿物学陈列柜、矿场学校、牡蛎屋、奥沙亚利达、藏骨堂楼梯、z房间。
地图上用手写字体注明了这些地方的特性：“低”“相当低”“极低”“狭窄”“洪水区”“无法使用”“不可通行”。偶尔，也会标出更多细节：“潮湿且不稳定地区（时有水灾）”“有穹顶和梁托的美丽画廊”。还有“猫洞”，那是地道之间，或地道与房间之间的侧通道。此外还有对连接点的说明：“通天洞”，表示地上城市和地下城市之间的连通位置；“地面上的小洞，通向危险下层”，描述的是地下城市不同层级之间的某个连通位置。散布在地图各处的还有小小的、用墨水画出的骷髅头—交叉骨标志，以及简明的警告语：“塌方”“开口井：危险”“顶部坍塌”。
地图上分布着用方框标识的文字，是某个具体地点的信息。每页的空白处都标有一个带橙色指北针的蓝色罗盘，每一页上还有各个区域的名称，用的是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有衬线的细体字。从美学角度而言，整体风格冷静而现代；从制图角度看，它对难以绘制的区域进行了优雅的浓缩。我对这些不知名的地图制作者深感钦佩。地图的封面上写着：《地下世界百科全书》。作者是一个集体署名“奈克瑟斯”，意即“系统或一组实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单一或多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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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向你描述我在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经历呢？那是我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走过的最远的路。那个晚上，也可能是那个白天，我们听着小妖精乐队（pixies）的《挖掘火焰》（digforfire），手机靠在地道墙壁上，石灰岩将音乐反射回来，我们情绪高昂，笑容满面。我们回到地上的时候，恰逢天龙座流星雨，夜空中尽是银色的划痕。
那天我们初次前往看不见的城市，站在地下入口向北望，低地上空积聚着厚厚的云。平原，教堂尖塔，一排排杨树，红顶农场。低地，平地。我最后看了一眼太阳，半藏在不知何用的巨大土方后，积雨云下漏出一道西斜的光。视线转向东方，云朵低垂而平缓。灰色的雨丝落在远方的村庄里，太阳渐渐落入了土方。
片刻后，我们在暮色中推开一扇标着“禁止进入”的门，钻过防护网上的洞，爬下路堑斜坡，走到一条铁路上。我们嘎吱嘎吱地踩着铁道上的石子，到达一处砖砌的拱形隧道。路基两边长着金合欢树和野生铁线莲。夹道两旁矗立着很高的公寓楼，像是要朝中间压过来似的。一进入隧道，我们便走在两条轨道中间，铁轨上闪烁的微光能为我们引路，就像飞机机舱内的地板照明灯。
头顶有声音传来，一个年轻女人从阴影中走出，沿着铁轨走向我们。她一袭白裙，面容姣好，还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她没有眨眼，也没有停步的意思，于是我们分别往铁轨两侧避让，好让她通过。女人从我们中间静静穿过，步履不停，鬼魅一般飘向远处。我只见远处进来时的隧道口，那儿闪着微光，边缘似有明亮的绿色映衬。
我们继续踩着石子前进。前方黑暗中有一群萤火虫：朦胧的橙色光芒在黑色的空气中跳动飞舞。它们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散发的光芒掠过隧道的砖墙，墙似乎也在发光。越来越近，我们的身体慢慢贴近那光芒，这才看清，光点不是萤火虫，而是“魔鬼”头上的“双角”——隧道一侧站着些人，每人头上戴着的电石灯都发出两道光。
走到距那些头戴“魔鬼角”的人大约五十码处，我看到一个坐在隧道地上的女人，侧身，双手合十举在头顶，就像准备起跳的潜水员。接着，她从脚开始消失，进入了看不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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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期间，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编撰了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城市志之一，《拱廊计划》（thearcadesproject）。一九四〇年，他从法国逃往相对安全的西班牙，最后却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边境小镇波尔特沃的一间旅馆里自杀了。《拱廊计划》汇集了有关巴黎地形、历史和人文的零散思考，本雅明去世时，虽未最终完成，但已写了洋洋一千多页。它的构成就像一个星群或星系，每颗星都是他十多年间逐一采撷来的，他收集了许多笔记、引文、格言、故事和感想，分门别类归入几十个卷册。他将这些卷册称为“konvolute”，包含“盘绕、扭曲、包围”之意，每卷用单个字母命名，作为标识。
本雅明没有着意书写关于巴黎的线性历史，而是试图创造一个万花筒，里面的图案会随着每个新读者的到来，甚至随着每一次阅读而刷新。这本书——由于未完成，恐怕只能勉强称作一本书——作为解读历史的一次尝试，工程浩大、徒劳无功却又充满魔力。某种程度上，它将这座城市的过去视为集体梦境，认为其构造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具有形而上的“光晕”。
纵观《拱廊计划》全书，巴黎旧日的场景不断闪回。“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书写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thesesonthephilosophyofhistory）一文的草稿中评论道。本雅明的巴黎，是后来所谓“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一次早期实验，它纪念了那些无名之辈，在描写贵族、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同时，也记录了采石工、妓女、罪犯、士兵和小店主。他拾穗一般，将这本书一点一点积攒起来。它是市井小民的故事档案，与统治者无关。
本雅明被葬在波尔特沃附近一个不起眼、没有任何标识的墓地里，他死于吗啡过量，逝世日期被认定为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自杀前一天，他曾沿着法国一侧的山坡向上攀登，每隔十分钟就要停下来，让疲惫不堪的身心休息一会儿。依靠同伴们的帮助，他最终到达法西交界处的山脊——从那里望去，他们能看到下方的西班牙和波光粼粼的地中海，就像一面蓝色的镜子。第二天，本雅明得到通知，他不得越境进入西班牙，并将在隔天被移交给法国当地政府。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会落入纳粹手里，作为犹太人，这无疑是死路一条。当晚，他便吞食吗啡药片自杀。在马赛买的这些药片，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波尔特沃有一座简单而震撼的本雅明纪念碑，经由一连串走廊才能到达。走廊通向地下，那是一条长且倾斜的钢铁地道，如今已锈迹斑斑。从小镇公墓前的小广场通向海岸的基岩层。前来探访的人们置身幽暗的地道，就像进入了冥府。可台阶的尽头不是黑暗，而是光明：地道尽头拦着一块玻璃板，阻止游人再往前，透过玻璃是波光摇曳的海峡，海流在此形成了一个漩涡，随着潮汐被不断地重塑着。
本雅明自尽时未完成《拱廊计划》，但作品本身仍在不断更新。这本书有上千个入口，任选其一进入，都会进到一个有无数通道、永不重复的迷宫。和它描述的城市一样，此书也在各个层次提供了多种路线。组成它的不是情节，而是图案、回响、记忆碎片和缠结的潜台词。阅读这本书，你会觉得身体和骨骼在慢慢消失，你仿佛能通过这本书微妙的副标题——“chatières”（秘密通道）——穿越时空。
本雅明被封闭的地下空间深深吸引：那些隐藏的“拱廊”，那些洞穴、地下室、竖井和牢房，都在巴黎的地面之下。这些隐蔽的空间共同构成了本雅明所说的“地下城市”，是“地上城市”影子般的双胞胎，是清醒头脑的梦境。他写过一段令人记忆深刻的文字：
我们清醒时的存在是一片大地，其中某些隐蔽地点会带我们进入地下世界，那是梦境升起的地方。我们每日路过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睡眠来临，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摸索着回去，迷失在那些幽暗的走廊中。
本雅明痴迷于描绘地下空间，对他来说，这既有关地理，也涉及历史编纂。这本书一旦著成，或许会成为打开欧洲历史“地下世界”的一把“钥匙”。他将古希腊漫游者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视为先驱和自己的灵感来源之一。帕萨尼亚斯行走多年，记录希腊的渗透型地貌——泉水、裂隙、山谷，并将它们形容为连接地上和地下的通路系统。本雅明对城市中类似的连通点十分着迷。他在书中写道，在跨过边界进入地下世界时，应“向即将离开的世界作别”，还描写了“从地表通向地下深处的舱口”，以及“守护着入口”“保护和标记着过渡区域”的家神珀那忒斯。
《拱廊计划》最深入地下的一卷是“卷c”，描写了巴黎的地下墓穴和采石留下的矿洞。在卷c中，本雅明提出了他对巴黎看不见的城市的想象——充斥着“电光闪耀、震耳欲聋的黑暗”。他写过一段话，自我二十岁出头初次读到至今，仍记忆如新：
巴黎建设在一个洞穴系统之上……这个由地道构成的宏大技术系统，将古老的地窖、石灰岩采石场、岩洞和地下墓穴连接起来，从中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人踏入、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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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隧道里，我们碰到了“萤火虫魔鬼”。他们闲站着，抽烟、聊天，所有人都戴着电石灯：腰上挂着碳罐，罐上有管子连到头上亮着的灯。灯头射出两道橙光，像魔鬼的角，温度不高却很亮。他们嘴里嘟囔着英语或法语，冲我们点点头——魔鬼的致意。
在隧道一侧逐渐升高的地方，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洞，仅一人宽。它右面几码处，我看出那儿曾有另一个相似的洞，现在已被水泥堵上了，看上去还很新。
我同两个朋友——就叫他们丽娜和杰伊吧——来探寻地下墓穴。杰伊是洞穴探险者，他的探险热情甚至延伸到了城市系统。他很爱开玩笑，沉得住气，身体强壮。丽娜是我们的小组领队，来过这里很多次，有时候会在下面待整整一周。她对地下墓穴兴趣盎然，尤其喜欢通过拍照和笔记来记录、保存它们的迅速变化。丽娜是个奇妙的混合体，地上的她犹豫不定，地下的她大胆无畏。她涂着猩红色的口红，头戴色彩鲜艳的贝雷帽，棕色的卷发绑在脑后，以防它在地道里惹麻烦。地下墓穴似乎给了她全新的人格。这看不见的城市让丽娜能够做自己，甚至超越自己。在这里，丽娜沉着冷静，知识渊博。和她同行，我感到很幸运。
“地下警察来过，把那儿堵上了，”丽娜指着地面上被封住的洞说，“所以我们带着手提钻和发电机下来，钻了这个新洞。这大概是眼下最安全的进入方法了，需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从检修孔出去。”
她又冲我们来时的方向指了指，说：“最后看一眼那光线吧，因为你得下周才能再见到阳光了。我们出发吧。”
丽娜先把双脚伸进地洞，双手举过头顶，然后就消失了。杰伊依样而下。我想到本雅明所写的，进入地下城市的通道，“向即将离开的世界作别”，我最后远远地望了一眼隧道口的光，潜身进入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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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法兰西岛的大部分位于卢台特期的石灰岩上，这些石灰岩主要形成于始新世时期。在大约五百万年的时间里，这里曾是一片由无风海湾和海岸潟湖构成的区域。大量海洋生物在这里生活、死亡，死后又沉积为海床上的泥沙，最后被挤压成岩石。卢台特期的石灰岩是绝佳的建筑材料：质地坚固耐久，易于切割；颜色从暖灰到焦黄，各有风格。
所有城市都是景观的附加物，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得补充。巴黎大部分区域就是以它的地下世界为基础建成的，一块块石料从基岩上开凿出来，运到地上各处，用于建筑或装饰。十二世纪末，人们大量开采地下的石灰岩，巴黎当地乃至全法国对巴黎石灰岩的需求不断上升。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的某些部分就是用卢台特期的石灰岩建造的；这些石材由塞纳河上的驳船装载着，运入河道网络，巴黎由此成为一个主要出口区。
六百多年的采石历史留下了深刻的遗迹，在巴黎南部的地底，存在着地上城市的“负像”：一个由石穴、石室、石廊组成的全长两百多英里的网络，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延伸范围覆盖九个地上行政区。这个网络叫作“videsdecarrières”——采石洞，也就是地下墓穴。
令人惊讶的是，采石技术并没有伴随时间进程出现明显的变化。先钻一个深六十英尺的竖井通到石灰岩层，然后沿着地层开凿横向地道。较大的石室里残留着未开采的石柱，用来支撑顶部。标准的地道六英尺高，三英尺宽，可容单人推着装满石头的手推车通过。一代代的采石工来了又去，子承父业，数百年来，迷宫也在不断拓展。由于石头坚固，不易塌方，因此较少发生死亡事故，不过每日暴露在矿石粉尘中，加上负重之苦，采石工的肺部和躯体往往都有损伤。
几百年来，对采石场的监管一向比较薄弱，几乎没有相关的地图。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大范围地下开采的后果逐渐在地上城市中显现，出现了一些沉降坑，人们认为这跟魔鬼有关。采石洞慢慢向上侵噬，地下城市开始吞食自己的孪生兄弟。一七七四年，一处沉降坑在短短数秒内就蚕食了街道、房屋、马匹、马车和人。这个坑不在别处，恰恰位于“地狱街”。此后也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小的类似事件，这种看不见的危险使恐慌在城市中蔓延。
路易十六即位后不久便制定对策，针对“巴黎地下采石场及周边区域”组建了一支监察队，任命查尔斯—阿克塞尔·居约莫（charles-axelguillaumot）为总监察长，他们的任务是监管采石场，确保公共安全。居约莫对地下洞穴网进行了首次测绘，以期巩固现有洞穴，并规范日后的开采。地下城市规划系统由此建立，地下洞穴和地道根据地上街道来命名，从而以地面为对称轴创造出一个镜像城市。雨果（victorhugo）在《悲惨世界》（lesmisérables）中写道：“巴黎的地下还有另一个巴黎，有自己的街道、十字路口、广场、死胡同、主干线和交通。”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居约莫想到可以把采石洞用作储藏空间，而此时巴黎急需储藏的是遗体。巴黎最早且最主要的墓地建于罗马帝国时代，当时位于南部的郊区。但随着城市扩张，大部分遗体埋在了城中的墓地，最著名的是雷阿尔区中心市场附近的圣婴公墓。几个世纪来，逝者不断，这个公墓成了数百万人的安息地。为了最大程度扩展空间，人们挖出古时的遗骸，分类整理遗骨，打包放入墓园内另建的墓室里，这些墓室被称为万人冢。公墓主要区域也从别处运来土进行扩建，形成了一个比之前高出六英尺的圆顶。不过，这儿很快也被腐烂的尸体塞满了。
死去的巴黎人给活着的巴黎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七八〇年，紧邻圣婴公墓的一处私人住宅的地下室墙壁在墓穴的重压下倒塌，骨骸和泥土涌进室内。显然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最后，人们想到采石场地道空间巨大，可作为墓地使用，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此，巴黎历史上最非凡的一幕开启。一七八六年，清空城市墓地、墓穴和墓群的工程开始了，六百多万具遗骸被转移到名为“伊索尔墓园”的采石场区。它位于当时的蒙鲁日平原，迅速成为人们口中的地下墓穴。伴随这项工作诞生的是一条残忍的程式化生产线，由挖掘工、清洁工、堆放工、司机、搬运工和监工构成。许多年里，每晚都有盖着沉重黑布的丧葬马车颠簸地穿过大街，前面有人持火炬引路，后面有牧师唱诵追思弥撒。马车载着挖掘出的骨骸，从公墓驶向伊索尔墓园，再把东西卸下。地道里，工人们分拣尸骨，按骨骼堆放，空间利用率很高。安排和堆放这些骨头还产生了一种小型民间艺术：紧密排列的股骨中间用一排排头骨隔开，所有头骨都要眼眶朝外摆放。
一个世纪后，摄影师菲利克斯·纳达尔（felixnadar）首次利用微光摄影技术揭开这些地下藏骸所的面容。他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展现了工人拉运骨马车的情景，那场面令人非常不安。马车的轮子是木制的，两侧是纹理清晰的粗糙木板，那男人的脸几不可见，像被闪光灯的强光漂白了，他戴着一顶宽檐皮帽，穿着宽松的白色罩衫，衣服和裤子都缀满了补丁。他的脚下踩着无数肋骨和胫骨，马车上一些白色头骨从骨头堆里露出，它们的目光越过男人的肩，凝视着前方的地道。后来，纳达尔还乘热气球从空中俯拍巴黎，成为高空摄影先驱——他是第一个乘坐移动工具从上空拍摄城市影像的人，也是第一个从地下拍摄城市藏在黑暗中的样貌的人。
把骨骸安置到地下墓穴的工作持续了整个十九世纪，最好的石灰岩矿被慢慢采空，采石活动也逐渐停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采石洞有了新的用途——蘑菇种植场：这里阴暗潮湿，为真菌生长提供了极为适宜的环境，蘑菇便从一排排马粪中发芽长大。能屈能伸的采石工们纷纷转行种蘑菇，巴黎的地下园艺学会成立了，第一任会长就是一位前矿场总监察。到一九四〇年，约有两千个蘑菇农在巴黎地下劳作。二战期间，法国抵抗军曾在被占领的几个月里撤退进地道；平民为躲避空袭也曾来到这里；另外，维希政府官员和纳粹国防军官员还曾在巴黎六区的地下迷宫建造防空洞。
战后，“地下墓穴发烧友”队伍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藏身、从事犯罪活动或者寻欢作乐。利用这个网络的人被称为“地下客”（cataphile），即热衷在地下活动的人。一九五五年，进入地下墓穴网络成了违法行为，只有个别区域的藏骸所为了发展旅游业依然对外开放。为有效管理地下城，政府部门成立了专门警队，进行网络地理的培训，很快他们便被冠以“地下警察”的绰号。地下主干道修建了多处隔离墙，地下网络的入口（地道、门、检修孔）都被一一焊死、封闭。不过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来到地下。这个迷宫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巴黎的亚文化发展壮大。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哈基姆·贝（hakimbey）所提出的“临时自治区”（temporaryautonomouszone）：在这里，人们可以换上不同的身份，用新的方式跟人打交道，变得随性、狂野，不必再受地上世界的束缚。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地下活动的发展，网络聊天室和网站让地下客们能够组织、分享和管理有关地下网络的情报。他们一般用与地下相关的假名——“冥河”“渡神”等，且对这种隐秘性的活动多少有些着迷。一套非正式的地下客着装特色鲜明：过膝防水靴、小型防水背包、连帽衫和头灯。比较认真的地下客还会把检修孔盖钥匙挂在腰带上。地下墓穴附近有条满是咖啡馆和比萨店的街，那儿常常能看到几十个穿着深绿色防水靴的人大摇大摆走过，或者围坐在咖啡馆中，就像一群渔民聚会似的，而附近并没有什么河流。一种公社文化随之产生，并且有其简明扼要的道义准则：尊重地下墓穴的过去；将带进来的东西悉数带走；即便是和陌生人，也应共享资源；禁止买卖，仅接受以物易物、赠送礼物的交易形式；必要时应互施援手；谨慎创作，切勿毁坏。
有些地下客来这儿只是为了参加派对，有些人则被这里层次丰富的历史所吸引。因而，一所非正式的地下墓穴“大学”成立了，目的是对这个网络进行重建、保护、绘图，并对这里发生的故事做正式的整理归档。其中一个洞穴里还开过快闪电影院，一连几周播放主题电影——吉加·维尔托夫（dzigavertov）的《持摄影机的人》（manwithamoviecamera）、大卫·林奇（davidlynch）的《橡皮头》（eraserhead）等，直到地下警察勒令关闭。地下客们继续开辟新的房间，命名新的地道。陆续有新的工作组成立，为地下墓穴添加新的篇章：大面积的涂鸦墙、新的雕刻、埋在石头里的一把剑，还有用上千枚马赛克组成的镶嵌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地下墓穴艺术之一是雕塑作品《穿墙人》（lepasse-muraille），得名于马塞尔·埃梅（marcelaymé）的同名小说。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人发现自己能穿过坚硬的表面，最后却因为穿墙时能力消失，被困在了墙中。这件雕塑恰恰展现了解放与受困同时发生的那个时刻——他的脸、身躯和一条腿已从石墙里伸出，但后背和手却还嵌在墙中。他被卡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不知道应当向前跃入空中，还是向后退回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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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把脚伸进洞里，落入一个竖直的通道，通道顶部是坚固的拱顶。石灰岩墙壁上有许多歪歪扭扭的涂鸦：反法西斯标语、眼睛暴突的僵尸骷髅头，还有标签和名字。
丽娜说：“越往深处走，涂鸦就越棒。沙滩房还有葛饰北斋（katsushikahokusai）的《神奈川冲浪里》（『神奈川沖浪裏』）。走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呢，最好别在入口附近逗留。另外，邦加是我们的第一站，也会耽误一些时间。”
“邦加？”
“等下你就知道了。今晚，我们要找个地方落脚，睡几小时。明天还要向北走一整天，路上可能会遇到点麻烦。”
听到“睡觉”，我很高兴。绷紧的神经和一天的旅途让人精疲力竭。可一提到“麻烦”，我的胃又有些翻腾。在山里，我习惯了一览无余，自己制定计划，评估风险。但在地下，我的一切都掌控在丽娜手里，我最多能预见到地道的下一个拐弯。
丽娜带头，杰伊跟上，我殿后。丽娜步伐很快，在干燥的地道里急行军。“要想走远一点，深一点，腿脚得快。”她在前方喊道。不久后，地面变得泥泞，接着变成了漆黑的水潭。
“欢迎来到邦加。”丽娜喊道，“它有点像气闸，或者说水阀。把来到这儿的人拦下，阻止他们再往前走。”
她踏进浑浊的水中，我们跟上。水很快就没过了腰，头灯射出的光在水面上跳跃。
“用脚去试探地道边缘，有些隆起的地方是可以踩的。”她说得没错，这样，我能在水中站得高一些，不过头也更接近顶壁了，不得不弯着脖子往前挪。冰冷的水冲刷着我的腿。
我们蹚过被水淹没的岔路口，另一条地道与我们的路线垂直相交。我左右各瞥了一眼，只见它们都消失在黑暗中。我这才开始感受到这个系统的庞大。
水面越来越低，浅滩消失了，我们再次踏上稳固的地面。丽娜加快了步伐，在岔路口停都不停，毫不犹豫地转弯。这种毫无偏差的方向感让我想起在伯毕海底迷宫开车的尼尔，他也总能不假思索地驶向正确的方向。
几个小时后，丽娜停了下来，看了看墙上的标记，接着拐进一条狭窄的侧道。
“我们就睡这下面，”她说，“这里叫牡蛎屋，以前的采石工们常常在这儿剥牡蛎吃。那是他们的‘快餐’，纯天然包装，放在口袋里就行。”
从侧道往下二十码，右侧墙壁上凿出了一个约一点五英尺宽，大致方形的洞，离地面四英尺左右。
这个词可能不太文雅，但“欢迎来到你的第一个猫洞！”丽娜说，“钻猫洞有技巧，我给你做个示范。”
她先把背包塞进洞里，接着斜身，让上半身尽可能地伸向洞里，用双脚向后试探，去够地道另一侧的墙壁。接着双脚蹬墙向上走，撑起身体横过来呈水平状——头和肩在猫洞里，脚踩着墙壁。然后，屈膝，蓄力，猛蹬开墙，就像游泳的人在泳池里转了个身，潜入了猫洞，自己再向前一拉，成功穿过。她的脚消失在洞里，我深感佩服。
“你先请。”我躬身对杰伊说。他效仿丽娜，做得非常完美。
至于我自己，只能说远不如他们潇洒，而且很疼。
我好不容易钻了过去，进入一个仅五英尺高的低矮石室，石壁上有凿痕。主厅有个覆盖着厚厚烛蜡的石桌，桌子中间立着一支塑料水烟枪，颜色是泡泡糖粉，形似一英尺长的阴茎，旁边围了一圈牡蛎壳。地上到处是小堆的灰色粉尘，那是电石灯产生的废料。石室门洞大开，通向隔壁，隔壁又连着别的房间。经探查，我们发现，承重的石柱周围有大概十来个房间。
丽娜说：“估计晚上会有人来这里开派对，要想睡觉，我们最好走远点。”
于是我们选了一个较偏的房间扎营。那儿的顶很低，最多三四英尺，只能手脚并用地跪地行走。我的舌头和眼睛都能感觉到空气里夹杂着粉尘。地上城市似乎已非常遥远了。
房间入口附近有一块平整的墙面，上面用黑色的墨水或颜料潦草地记录下采石工的名字、石室和地道的开凿日期，以及不同日期的石料切割量。不同年份分行写，从十八世纪末持续到十九世纪初。记录中透出一种自豪感，也看得出后来人将其保护得很仔细。
“尊重这里的历史很重要，”丽娜说，“这个社区有自我警备机制。如果你不尊重这个空间，不尊重它的历史，话一传开，你在这下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个房间的主墙上有个壁龛，里面蹲着三只肥硕的石猴，两个小洞当眼睛，它们就那样空洞、茫然地望着我们。一只蜘蛛从中间那只猴子头目的右眼窝里爬了出来。
其他墙壁装饰着技艺高超的现代涂鸦，既有动物，也有人脸。丽娜点燃六枚茶蜡，分别放进壁龛石猴的眼睛里。火光中，涂鸦摇曳起来，赤褐色的、黑色的旋涡自顾摇摆，在石头里不断变换。我仿佛看到了艺术家们是怎样把岩石的肌理、形状融合到涂鸦中的，就像拉斯科洞穴的史前艺术家一样：用石头的曲线表现动物突出的腹部，嵌入的贝壳则代表眼睛、鼻子或脸。
房间尽头是个小石洞，约几英尺高，仅一人宽。我打算就睡在这里，封闭的空间给人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在岩石里找到了一个洞，就像一副为我量身定做的棺材……我躺下，准备入睡，感觉很柔软……我从包里拿出骨雕猫头鹰和铜匣子，放在脚边。我知道这里并不适合把匣子留下，另一方面又很开心猫头鹰能一直陪着我。我的上方是六英尺厚的坚固岩层，我想起穿越法国北方开阔地带的那个早上，也想起了那个无法解释的巨大土方背后的落日。
我们在烛光中聊了一会儿，这奇特的集体宿舍让我们突然亲近。接着，沉默和困意一同降临，不易察觉，却又势不可当。我滑入了一连串埃舍尔（m.c.escher）式的梦境，梦里有无尽循环的台阶、像莫比乌斯环一样回环的地道，不断变换的房间，以及双眼燃烧着火焰的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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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城市是水平的，可它无疑也是纵向的。城市凭借高楼大厦、电梯和管制空域延伸至上空，通过地道、扶梯、地下室、墓园、水井、地下电缆和矿场探入地下。正如一座山不以峰顶、山麓为始终，它向上延伸至它所造就的天气，往下伸展到使其不断升高的岩石的造山运动。城市也一样，地基和最高建筑物的顶端，都不是它的始末。
是的，每座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看不见的城市，就像卡尔维诺（italocalvino）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lecittàinvisibili）中描写的那样。卡尔维诺的小说本身就是讲述和故事一层又一层的巧妙编织。我印象最深的是，讲述者描述了一个奇异的城市埃乌萨皮娅，居民在地下建起一座与之一模一样的城市——“死者的埃乌萨皮娅”，只有戴蒙面头罩的兄弟会成员才能进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上城和地下城日益趋同，“在这两座姊妹城里，没办法知道谁是死者，谁是生者。”
卡尔维诺写下这本小说前，在巴黎地下墓穴的某处，一个名叫波西热·德居尔的采石工（他也是个退役士兵），利用业余时间在石灰岩上精雕细刻出西班牙梅诺卡岛的马翁港模型。这个作品极其精确，尽管尺寸有限，但这些想象出来的建筑异常宏伟。他雕出了小镇的外墙和主门，入口一个五层嵌套式石框架结构；还雕出了镇上一座壮观的柱式建筑——新古典主义风格，又带有古埃及法老时代的影子——建筑主体从岩石中升起，上下以拱形走道连接，曲折地没入石头中，让人感到楼外有楼，就埋藏在视线不及的更深处。为了吸引更多人参观，德居尔试图建造一个台阶入口，可就在施工过程中，他遭遇塌方，不幸身亡。
城市一向有纵向的维度。伦敦大火之后，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christopherwren）重修老圣保罗教堂，挖开地基后发现了一排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坟墓，沿着石头呈线型排开。这些坟墓之下是一些前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棺材，里面放着象牙和木制裹尸布针。再深处，还有罗马时期的陶瓷碎片和火葬瓮，火漆红色，装饰着灵缇犬和牡鹿图案。再往下，有玉黍螺和其他贝类化石，表明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关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圣洛伦索·马焦雷大教堂地下，地理学家韦恩·钱布里斯（waynechambliss）写道：“有一处地层，完整保存了一座古代城市的样貌。街道、建筑、商店等，几个世纪前被埋在地下，此后又在其上修建了新建筑。”
城市纵向发展的程度在迅速加深。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全世界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在高度和深度上都延展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皮埃尔·贝朗格（pierrebélanger）的推测，“支持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如今从一万米深的海底一直延伸至海拔三万五千千米的高空”。史蒂芬·格雷厄姆还记录了城市空间上天入海的过程：
大城市复杂的地下空间本身就是立体迷宫，各种设施层层堆叠，彼此交织，城市向深处的建设就如同往高处的建设。如此一来，大城市益发被组织成一个涵盖地上和地下的多层次空间。
如此密集堆叠的现代城市，必然会导致一种新的纵向维度上的地理不平等。总的来说，财富上升，贫困下沉。特权阶层希望凭借高度远离街道的混乱——想想那些位于五十层的超大泳池，那些顶层复式套房。只有在需要安全或隐私时，他们才潜入地下。美国的一些安全公司，如黑水公司就设置了地下文件保险库。再比如伦敦梅菲尔区等高档低层住宅区，往往都有私人专属地下室。
相反，贫困会将人拖得越来越低。h.g.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写于一八九五年的小说《时间机器》（thetimemachine）已预见到这一现象——财富与权力的纵向分层。莫洛克人在地下劳作，而优雅的埃罗伊人生活在地上。如今，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城市排水系统成为一些走投无路之人的居所，他们往往无家可归或身染毒瘾。当雨水降落到这座闪耀的荒漠城市，洪水便涌入下水道，这些人的生计乃至生命都会被席卷一空。在印度一些城市，下水道和化粪池通常由数千名日薪工人手工清理。他们用吊绳下到这些地方，用手和桶来清理人的排泄物、垃圾和凝固脂肪。初次打开检修孔盖时，如果有苍蝇和蟑螂涌出来，工人们会很高兴，这意味着有毒气体含量尚不致命。这些工人的预期寿命比印度国民平均寿命短十年左右。他们中每十年就有数百人溺毙或因窒息而死，且他们的死亡通常不会有档案记录，也没有赔偿。
贫穷和无力也是巴黎地道的历史印记。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努力想找回巴黎地道中被遮蔽的历史。比如，他记录了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后，那些被追捕的人在采石地道和地下墓穴中转移，沿着地下网络从一个堡垒到另一个，以保证隐秘和安全。地下墓穴迷宫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暗址”，即法外之地，政治犯在这儿获得特殊引渡，而公众对此一无所知。
本雅明对这些犯人或其他类似人员的地下经历的细节描述，让我感受到他的历史叙述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他写道：“地道里寒气逼人，这些犯人往往不得不一直跑动或者挥舞手臂，免得冻僵。没人敢躺在这些冰冷的石头上。”他还记录了犯人们相互支持和陪伴的时刻：“这些犯人用巴黎的街道命名地道，每当他们在地下碰面，就会交换地址。”十八世纪时，那些在牢房中等待被送到塞纳河上当船奴的囚犯，会为彼此唱歌，在黑暗中用旋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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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吃了些巧克力当早餐，那些猴神一直用被熏得焦黑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丽娜说：“继续前进吧。今晚我们要去北边的旗帜厅见我的几个朋友，离得很远。如果能赶到，我们也许会碰上些好事儿。不过这取决于顶上是否稳固，还有我上次走的那条路有没有塌方。到那儿之前，我还想去几个地方。”
我们从猫洞钻回去——这次是腿先出去，弓起身子，用脚往下试探着找到通道里禁得住踩踏的地方。接着，我们便跟着丽娜的急行军步伐上路了。我们时而在干燥的通道里疾行，时而涉水，时而小心翼翼地经过竖井，从西北方向北方移动。丽娜总能辨明方向，根本用不上随身携带的地图，这一点再次让我赞叹不已。她似乎已经将这立体的迷宫完全内化，或者她的脑中进化出了地下gps。
接近中午时，我们走下一连串台阶，来到迷宫的另一层。接着，我们到达地图上名为“尸骨井”的地方。
“尸骨井，”丽娜说，“不管怎么说，都不是个好地方。”
她指向主通道连接的一处低矮地道，是个约两英尺高的横洞。丽娜说：“从那儿过，罗伯，你先走。得躺下才能过去。”
我躺下，向里探，手指摸到横洞边缘，将自己拉了过去。我抬头一看，彻底呆住了。
这儿是个竖井，上方约十英尺高处，悬着一面土墙，土墙里嵌着几百具人骨：头骨、肋骨、四肢等。井下还有几百副掉落的骸骨。在这里，一个地道网络的缺口，一处埋葬地把它内里的尸骨吐了出来。竖井所处的坚固石灰岩岩层中，也密密麻麻地塞满了遗骸——不属于人类，而是海螺和贝类的化石，它们被完整保留在岩石的沉积物中。我突然感到，地上城市和地下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死者之城先于生者之城而存在，是每一座生者之城的先驱，甚至是核心……
丽娜和杰伊先后钻进尸骨井，我们继续在通道中穿行，再没怎么说话。地下墓穴的那片区域，白骨累累。那里没有死亡命令，没有名字或纪念物，只有“容器”。我们偶尔会经过一些圆形竖井，有些还有梯子。它们穿过基岩，通向街道上的井盖。我在一个竖井下停下，能看见远处的微弱光线，也能听到地面上足球滚过或行人踏过井盖的硁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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