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渐疏远朋友，不再陷入恋情。我选择在家工作（工作时间更长，生产效率提升，因此公司一点儿也不在意）。我无法忍受和我怀疑是否具有人性的同事们待在一起。
我这种人并不孤独。开始寻找之后，我发现有几十个组织只接纳没切换过的人，有社交俱乐部，供大家像离婚人士那样倒苦水，也有妄想狂的准军事组织“抵抗阵线”，他们认为自己活在《天外魔花》的世界里。然而，即便是社交俱乐部的成员，也让我觉得有精神极度失调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与我有着完全相同的苦恼，但我的那些想法从他们嘴里吐出来，怎么听都既偏执又漏洞百出。我认识了一个刚过四十岁的未切换女人，和她短暂地交往了一段时间，但我们的话题只有我们如何害怕切换。这是存心受虐，这令人窒息，这是发疯。
我决定求助于心理治疗，但无法提起勇气去见已经切换的心理医生。等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没切换过的医生，她却企图说服我帮她炸电站，好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
每天夜里我总是辗转反侧几个小时，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服自己，但我越是沉思这些问题，它们就越显得空洞和难以捉摸。说真的，“我”是什么？我的人格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的我了，说“我依然活着”代表什么？我以前的自我和死了毫无区别（我对它们的记忆并不比我对当时的熟人更加清晰），但失去它们给我带来的顶多只是一丝不适。比起我生命中迄今为止的那些变化来说，有机质大脑的毁灭也许只是个小小的插曲。
但也可能不是。也许它和死亡就是一码事。
有时候我最后会啜泣发抖，惊恐孤独，无法理解（但同时又无法不去思考）自我不复存在的恐怖前景。另一些时候，我会“健康地”对这一整个乏味的问题丧失兴趣。有时候我确信，宝石的内在生活的本质是人类有可能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另一些时候，我的疑虑显得愚蠢而可笑。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完成转换，而我们的世界显然在一如既往地运转，这个事实难道不比深奥的哲学讨论更有分量吗？
最后，我终于约了个手术日期。我心想：有什么可失去的呢？未来六十年的不确定和偏执妄想？假如人类在用上发条的机器取代自身，那我还不如去死。我缺乏盲目的信仰，无法加入变态狂的地下组织——他们只要别真的做出些什么来，政府就会容忍他们的存在。另外，假如我的所有恐惧都毫无根据，假如入睡和醒来、脑细胞的日常衰亡、成长、体验、学习和遗忘这些创伤都没能杀死我的身份，那么它肯定也能从切换中活过来——到时候我不但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还能终结我的疑虑和孤立。
约定的手术日期前两个月，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在采购食物，浏览在线超市的图片时，一张令人垂涎欲滴的新品种苹果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买半打苹果。但我没有按下购买，而是点击了显示下一件商品的按钮。我知道这个小错误很容易就能弥补，再点一下按钮就能带我回到苹果的页面。梨、橙、葡萄柚在屏幕上闪过。我想低头看我笨拙的手指到底在干什么，但视线被粘在了屏幕上。
我吓坏了。我想跳起来，但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想大喊，但我发不出声音来。我并没有感到伤痛，也不觉得虚弱。我瘫痪了？脑损伤？我依然能感觉到我的手指按着键盘，脚底贴着地毯，后背靠着椅子。
我望着我自己订购菠萝。我感觉到自己起身，伸懒腰，平静地走出房间。我在厨房里喝了一杯水。我好像在颤抖、哽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凉凉的液体滑下喉咙，我连一滴都没弄洒。
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我已经切换了。自发地，宝石接管了一切，但我的大脑还活着。我所有最疯狂的偏执恐惧忽然成真。
我的身体继续度过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日上午，而幽闭造成的绝望和谵妄吞噬了我。我做的事情刚好就是我计划要做的，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安慰。我搭轻轨去海滩，游了半小时泳；但我同样有可能拎着斧头杀气腾腾地乱窜，或者光着身子在街上爬，把自己的粪便涂在身上，像狼一样嚎叫。我失去了控制权。我的身体变成了活生生的拘束衣，而我无法挣扎，无法尖叫，甚至无法合上眼皮。我在列车车窗上看着自己的朦胧倒影，无从猜测主宰那张淡然而平静的脸的意识在想什么。
游泳就像一个感官增强的全息噩梦。我是个没有自我意志的物体，身体传来的熟悉信号只是让整个体验更加不正常了。我的手臂不该以这种懒散的节奏自顾自地划动；我想在水里扑腾，就像快要淹死了那样，我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的痛苦。
直到我在沙滩上躺下，闭上眼睛，才开始用理性思考我的处境。
切换不可能“自发”进行。这个想法本身就很荒唐。数以百万计的神经纤维必须被切断和重接，执行任务的手术机器人大军甚至没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它们要到两个月后才会注射进我体内。没有外界的主动干预，恩多里装置不会参与任何活动，除了偷听之外什么都不能做。宝石或老师的任何故障都不能夺走有机质大脑对身体的控制权。
显而易见，系统出了故障，但我最初的猜想是不正确的，大错特错。
当我想通了这一点的时候，我真希望我能做些什么。我应该蜷缩身体，呻吟尖叫，把头发从头皮上扯下来，用指甲挠破皮肤。但我没有，我只是平躺在沙滩上，晒着炫目的阳光。我的右膝盖后面很痒，但我似乎懒得去挠。
唉，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宝石的时候，至少应该歇斯底里地好好狂笑一阵。
是老师出了故障，它不再让我与有机质大脑保持一致。我不是突然丧失了能力，我一直就没有任何能力。我对“我”的身体、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性一直通向真空，仅仅是因为老师在无休止地操控和“纠正”我，我的意愿才能符合似乎来自我的行动。
我有几百万个问题可以思考，有几百万种讽刺供我品尝，但我不能这么做。我必须把我的全部能量集中在一个方向上。我快要没有时间了。
等我走进医院，开始做切换手术，假如我向身体发送的神经冲动不符合有机质大脑发送的神经冲动，医生就会发现老师出了故障，然后修好它。有机质大脑没什么好害怕的，医生会保障它的连续性，就像它是什么宝贵和神圣的物品那样对待它。允许我们之中的哪一个活下去，这个决定根本不构成问题。我会再次被迫与它保持一致。我会被“纠正”。我会被杀死。
害怕也许是荒唐的。一方面，过去这二十八年的每一毫秒里，我都在不断地被杀死；另一方面，自从老师失灵，我这个分离的身份开始具有意义以来，我只存在了短短的七个星期——而再过一个星期，这个故障和这场噩梦都将结束。我承受了两个月的痛苦，在我即将继承永恒生命的时候，我为什么反而要吝惜它呢？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继承生命的将不是我，因为定义了我是谁的仅仅是这两个月的磨难。
智性诠释的种种排列是无止境的，但归根结底，我只能依靠我的求生欲望来采取行动。我不觉得我是个错误，是个需要被排除的故障。我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我必须与我的自由意志保持一致。我必须选择使“我”与“他们强迫我成为的身份”看上去一模一样。
经过了二十八年，我与他当然足够接近，能够实现这样的欺骗。只要我认真研究通过共享感官传递给我的所有线索，我当然能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暂时忘记我已经分离的事实，强迫我自己重新与他同步。
想做到这个并不容易。我诞生的同一天，他在海滩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她叫凯西，他们睡了三次，他认为他爱她。无论是真是假，至少他当着她的面对她说过，在她睡着后对她轻声倾诉过，甚至写进了他的日记。
我对她毫无感觉。我相信她是个好人，但我对她没什么了解。我的困境占据了我的心神，因此我没怎么注意她在说什么，而性行为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可憎的非自愿的窥淫行为。但由于我意识到了我的危险处境，我尽量屈服于另一个自我的情绪，但是我和她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交流，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怎么可能爱她呢？
假如她不分昼夜地控制了他的思想，那么她对我来说就只是个危险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实现无懈可击的模仿，从而帮我逃脱死亡呢？
他正在睡觉，因此我也必须睡觉。我听着他的心跳声和他缓慢的呼吸声，努力达到与这些节奏一致的沉静状态。我一时间有些气馁。我连做梦都会和他不一样；我们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我想实现的目标简直可笑、荒谬、可悲。整整一个星期，克制每一个神经冲动？我对被发现的恐惧，我试图掩饰的行为，都会不可避免地扭曲我的反应；这一团欺骗和惊恐是不可能隐藏起来的。
然而我在飘向梦乡的时候，发现我深信自己一定会成功。我必须成功。我做了一会儿梦——乱糟糟的各种画面，既陌生又平常，最后是一粒盐穿过针眼——然后我忘记了恐惧，落进无梦的深眠。
我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既欣喜又惶惑，尽量让自己摆脱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那就是有件事我绝对不能去想。
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握紧了拳头，这个奇迹让我喜出望外，然后我想了起来。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以为他会再次退缩，但他没有。凯西说服他克制了恐惧。凯西毕竟已经完成了切换，而他从没这么爱过一个人。
因此，现在我们的角色换过来了，这具躯体成了他的束缚外衣……
我浑身冒汗。我没有希望冒充他，这是不可能的。我无法阅读他的思想，我猜不出他想干什么。我该动一动吗，还是应该躺着不动，是应该大喊，还是保持沉默？就算监控我们的电脑程序会忽略细微的不一致，等他注意到他的身体无法贯彻他的意识，他会和我以前一样陷入惊恐，而我完全不可能猜对正确的答案。他此刻也会冒汗吗？他也会像我这样呼吸急促吗？不。我才刚刚苏醒三十秒，却已经背叛了自己。一根光纤线缆从我的左耳底下拉出来，连着墙上的一块控制屏。警铃肯定正在某个地方震响。
要是我跳起来逃跑，他们会怎么做？使用武力？我是个公民，对吧？宝石脑袋从几十年前就拥有了法律赋予的全部权利，没有我的许可，医生和工程师不能对我做任何事情。我努力回忆他签署的弃权书上的条款，但他连一眼都没仔细看完。我拽了拽困住我的那条线缆，但它的两端都牢牢地固定住了。
门向内打开，有一瞬间我以为我会四分五裂，但我不知道从哪儿挖出了力量，帮助我保持镇定。来的是我的神经外科医生普利姆。他微笑着说：“感觉如何？还不坏吧？”
我麻木地点点头。
“大多数人最震惊的一点，就是他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刚开始你会想‘不可能这么简单吧？不可能这么容易吧？不可能这么平淡吧？’但你很快就会接受事实。而生活会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改变。”他粲然一笑，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离开。
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在等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证据肯定已经确凿。也许还有流程要走，要咨询法务和技术专家，必须召集伦理委员会来决定我的命运。我泡在自己的汗水里，不受控制地颤抖。我几次抓住线缆，用最大的力气拽它，但它的一头似乎砌在水泥里，另一头用螺栓固定在我的颅骨上。
一名勤杂工送饭来。“高兴点儿，”他说，“探视时间快到了。”
吃过饭，他送来便盆，但我太紧张了，甚至尿不出来。
凯西看见我，皱起眉头。“怎么了？”
我耸耸肩，颤抖着挤出微笑，思考我凭什么以为自己能以假乱真瞒过去。“没什么。只是……觉得有点儿恶心。”
她抓住我的手，然后俯身亲吻我的嘴唇。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但我发现自己立刻有了性欲。她依然伏在我身上，笑着说：“已经过去了，明白吗？现在没什么好害怕的了。你有点受惊，但在心底里知道你还是原来的你。另外，我爱你。”
我点点头。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她走了。我歇斯底里地自言自语：“我还是原来的我。我还是原来的我。”
昨天，医生掏空他的颅骨，植入了一个没有知觉、充满空隙的伪大脑。
我很久没有这么平静过了，而我终于为我的存活拼凑出了一个解释。
他们为什么要在切换和销毁大脑之间的一周间关闭老师。
没错，在舍弃大脑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让老师继续运行，但为什么要关闭一整周呢？为了让人们放心，相信宝石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同步；为了说服人们，认为宝石将要过的生活正是有机质大脑“本来会过”的生活——这话意味着什么就由你判断了。
那么，为什么要一周呢？为什么不是一个月或一年？因为宝石不可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保持同步——倒不是因为它有任何缺陷，而是因为最初让人们觉得它值得使用的原因。宝石是永生的，而大脑在衰败。宝石对大脑的模仿蓄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真正的神经元寿命有限。没有老师设法让宝石也随之同样退化，微小的差异迟早会产生。就对刺激的反应而言，毫秒级的不同就足以引起怀疑，而正如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的，从那一刻起，趋异的过程就是不可逆转的了。
毫无疑问，五十年前肯定有一群开创性的神经学家围在电脑显示屏前，研究这种根本性差异的概率与时间的关系图。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星期？多大的概率是可接受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无论他们决定把安全系数提高到多少，由于全世界每天会有二十五万人做切换手术，他们选择的数字都不太可能让这种事足够罕见。
对任何一家医院来说，发生率也许是十年甚至百年一例，但各个机构肯定需要有统一的政策来应对这种意外情况。
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他们可以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重新启用老师，消除他们满意的客户，让受创的有机质大脑有机会向媒体和律师讲述它的苦难。
或者，他们可以悄悄删除趋异现象的电脑记录，冷静地解决唯一的证人。
好了，永生，我做到了。
五六十年以后，我会需要移植器官，最终会需要换个全新的身体，但这样的未来不会让我担忧，因为我不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一千年左右以后，我会需要额外的硬件来满足记忆储存的要求，但我确定这个过程会一帆风顺。在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宝石的结构会受到宇宙射线破坏的影响，但定期无损转录到新的水晶设备上能规避这个问题。
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我现在能保证大收缩时能有我的一席之地，或者亲身体验宇宙的最终热寂。
当然，我和凯西分手了。我也许能学会喜欢她，但她让我紧张，而我彻底受够了必须扮演一个角色的感觉。
至于声称爱她的那个男人，他在绝望、惊恐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周，因为知道死期将近而难以呼吸，我还不知道我对他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考虑到我曾经以为我会迎来相同的命运，我应该能够与他共情，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眼中就是不太真实。我知道我的大脑是以他的大脑为模型塑造的，他因此有了某种首要地位，但除此之外，现在他对我来说仅仅是个苍白的虚幻影子。
毕竟，我不可能知道他对自己的感觉、他最深层的内在生活、他作为一个存在体的经验，与我的这些东西是否有任何可比性。
分身（thedual）和宝石（thejewel）元音发音相近。
invasionofthebodysnatchers。于1956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讲述了外星人复制小镇居民，逐渐控制全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