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父母告诉我，我的头颅里有一颗小小的黑色宝石，它正在学习成为我。

无数显微级的蜘蛛织了一张遍及我整个大脑的细密金丝网，方便宝石的老师偷听我思想的低语。宝石本身窃取我的感官，阅读我血液中携带的化学信息；它看到、听到、闻到、尝到和感觉到的那个世界正是我的世界，而它的老师监控它的思想，将它们与我自身的想法对比。每当宝石的想法出错，比思想更快的老师就会以略有不同的方式重建宝石，这样那样地修正它，寻找会让它的想法趋向正确的变化。

为什么？这样等我不再是我的时候，宝石就可以替我成为我。

我心想：假如听到这番话会让我感到奇怪和头晕，宝石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完全和我一样，这是我的推测。它不知道它是宝石，而它也在思考宝石会作何感想，它也会推测：“完全和我一样，它不知道它是宝石，而它也在思考宝石会作何感想……”

而它也在思考——

（我知道，因为我在思考。）

——它也在思考它是不是真正的我，还是说它其实仅仅是正在学习成为我的那颗宝石。

作为一个藐视一切的十二岁孩子，我应该嘲笑这种幼稚的担忧。除了某些稀奇古怪的守旧派，每个人都有那颗宝石，沉迷于思考它的怪异之处让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矫情。宝石就是宝石，生活中一个平凡的事实，和拉屎一样正常。我和我的朋友们会说关于它的糟糕笑话，就像我们说关于性爱的糟糕笑话一样，是为了向彼此证明我们是多么不在乎这个概念。

但我们并不像我们假装的那样沉着冷静和不为所动。有一天，我们都在公园里消磨时间，我们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有个人（我忘记了他叫什么，但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印象，因为他太聪明了，对自己反而没好处）问其他每个人：“你是谁？宝石还是活人？”我们全都不假思索、愤愤不平地答道：“活人！”

轮到我们之中的最后一个人了，他嘎嘎怪笑道：“哈，我不是活人，而是宝石。你们这帮废物全都会被冲进宇宙的马桶——除了我，我会永远活下去。”

我们揍他，揍到他流血。

到我十四岁的时候，尽管（也许正因为）教学机器枯燥的课程里对宝石几乎只字不提，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却越来越多。假如有人问“你是宝石还是人？”学术上的正确答案必须说“人”——因为只有人类大脑才具有回答问题的生理能力。宝石能接收来自感官的输入，但不能控制身体，它的预期回答符合你真正说出口的话，仅仅是因为这个装置完美地模仿了大脑。对外部世界说“我是宝石”——无论用语言、书写还是与身体相关的其他方法——都是本质错误的（尽管这套推理并不排除你可以自己这么想）。

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是走入了歧途。只要宝石和人脑共享相同的感官输入，只要老师让两者的思想保持完全一致，那就只存在一个人、一个身份和一个意识。这个唯一的人只是凑巧有个（极为理想的）特性，那就是无论宝石还是人脑被摧毁了，他或她都会不受损伤地活下来。人类一直有两个肺和两个肾，过去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带着两个心脏生活。道理相同：这是为了冗余，为了稳健性，此外无他。

有一年，我的父母认为我已经足够成熟，于是告诉我他们在三年前就完成了切换。我假装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我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当时竟然没有告诉我。他们声称去海外出差，其实是去住院了。这三年我一直和两个宝石脑袋生活在一起，他们却根本没有告诉我，而我以为他们一定会告诉我的。

“你没觉得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吧？”我母亲问。

“没觉得。”我诚实地回答，但怨恨还是炙烤着我。

“所以我们才没有告诉你，”我父亲说，“假如你在当时就知道我们转换了，很可能会想象我们在某些方面不一样了。等到现在才告诉你，这样你更容易接受我们依然是一直以来的那两个人。”他搂住我，抱了一下。我险些尖叫“别碰我！”但我及时想到我已经说服了自己，宝石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他们坦白前很久，我就应该猜到他们已经切换了。说到底，几年前我就知道大多数人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就完成了切换。有机质的大脑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只有傻瓜才会让宝石去模仿衰退。就这样，神经系统重新接线，身体的缰绳被移交给宝石，而老师被关闭。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大脑向外发出的神经信号会对比宝石发出的信号，但这时的宝石已经是个完美的复制品了，再也不可能被检测到任何差异。

大脑于是被切除和丢弃，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工培养的海绵状物体。它的形状与大脑相同，连最细微的毛细血管也一模一样，但不比肺脏或肾脏更具备思考能力。假脑从血液中摄取与真脑一样多的氧和葡萄糖，忠实地履行一些粗浅而基本的生化职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他的血肉组件一样，它也会衰亡，也需要被更换。

但宝石是永生的。除非你把它扔进核爆火球，否则它就能存续十亿年。

我的父母是机器，我的父母是神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讨厌他们。

十六岁那年，我坠入爱河，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

与伊娃在海滩上共度的温暖夜晚，我无法相信一台纯粹的机器能有我这样的感觉。我清楚地知道，假如把身体的控制权交给我的宝石，它会说出和我一样的那些话，以同样的温柔和稚嫩来执行我每一次笨拙的爱抚——但我无法接受它的内在生活和我的一样丰富、奇妙和快乐。性，尽管有快感，但我能接受它仅仅是一种机械性的功能，然而，我们之间存在某些东西（至少我这么相信），它与肉欲无关，与语言无关，与我们身体的任何具体行为无关，就算是埋伏在沙丘里的间谍，他们用抛物面麦克风和红外线望远镜也不可能发现。做爱后，我们静静仰望屈指可数的可见星辰，我们的灵魂在某个隐秘之处互相联结，任何一台水晶电脑努力十亿年也没有希望企及。（假如我对十二岁时那个既睿智又低级趣味的我说这番话，他肯定会狂笑到大出血。）

这时我已经知道，宝石的“老师”并没有监控大脑中的每一个神经元。无论在处理数据的能力上，还是仅仅对脑组织的生理侵入而言，那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某个人的理论声称，对特定关键神经元采样和对整体采样的效果几乎相同，而（鉴于一些非常合理的假设，没人能够有效地反驳）所涉误差的上下限能够以严谨的数学来确定。

刚开始，我宣称大脑与宝石、人与机器、爱与爱的模仿物的区别就存在于这些误差之中，无论这样的误差是多么微小。然而，伊娃很快就指出，企图根据采样密度来做出定性的根本区分是个荒谬的念头；假如下一个模型老师采样的神经元更多，误差率减半，那么它的宝石是不是就位于“人”和“机器”之间的“半中间”呢？理论上（最终也是实际上），误差率能做到小于我愿意指定的任何一个数字。我真的相信十亿分之一的差异能造成任何区别吗？特别是每个人每天都会因为自然损耗而永远失去数以千计的神经元。

她当然是正确的，但我很快就为我的立场找到了似乎更合理的辩护意见。我认为，活神经元的内部结构远比在宝石的所谓“神经网络”里发挥相同功能的粗陋光学开关更加复杂。神经元是否放电只反映了其功能的一个层面；没人知道生物化学的微末细节（牵涉到的特定有机物分子的量子机制）对人类意识的本质有什么影响。复制抽象的神经拓扑结构未必足够。没错，宝石能通过自以为是的图灵测试（任何一个外部观察者都无法区分它和人类），但那并不能证明宝石的感觉就和人类的一样。

伊娃问：“所以你永远不会切换吗？你会摘除你的宝石，在大脑衰亡时和它一起死吗？”

“也许吧，”我说，“活到九十几、一百再死，总好过三十岁就自杀，让机器取代我，走来走去假装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切换呢？”她存心刺激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假装是我’呢？”

“我知道你没有切换，”我得意扬扬地说，“我就是知道。”

“怎么知道？我们看上去是一样的，说话是一样的，所有方面的行为也都是一样的。最近人们切换得越来越早了。因此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切换？”

我翻身侧躺对着她，凝视她的眼睛。“心灵感应，魔法，灵魂交流。”

十二岁的我开始哧哧发笑，但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该怎么赶走他了。

十九岁，尽管我学的是金融，但我选修了一门本科哲学课。然而，哲学系似乎对恩多里装置没什么可说的，这个装置的俗称就是“宝石”（恩多里本人其实称之为“分身”，但“宝石”这个偶然的押韵昵称已经被叫开了）。他们讨论柏拉图、笛卡尔和马克思，讨论圣奥古斯丁和（感觉特别现代和敢做敢为的时候的）萨特，但即便他们听说过哥德尔、图灵、汉姆生或金，他们显然都拒绝承认。出于纯粹的挫折感，我在一篇关于笛卡尔的小论文里指出将人类意识视为可“装载”在有机质大脑或光学水晶上的“软件”，实质上是笛卡尔二元论的死灰复燃——写作“软件”，读作“灵魂”。导师在涉及这个观点的每一段上都画了个巨大的发光红叉，然后在页边上写道（用垂直的二十磅times黑体字，外加轻蔑的两赫兹闪烁）：偏题！

我退了哲学课，报了一门为非专业学生开设的光学晶体工程课。我学到了很多固态量子力学的知识，学到了很多引人入胜的数学知识。我明白了神经网络只用于解决复杂得难以理解的问题。通往反馈来配置一个足够灵活的神经网络，你能模仿几乎所有系统——从相同的输入模式中获得相同的输出模式——但尽管能做到这一点，却无法帮助你去理解被模仿的那个系统。

“‘理解’，”讲师对我们说，“是个过誉了的概念。没人真的理解一个受精卵是怎么变成一个人的。我们该怎么做？不再生孩子，直到我们能用一套微分方程来描述个体发育过程？”

我不得不承认她这话说得有道理。

到了这时候，我已经看透了：没人知道我所渴求的答案，而我凭自己也不太可能琢磨出来；我的智力技能往好里说也只是平平无奇。因此我面临的选择也很简单：我可以浪费时间去抓耳挠腮探究意识的秘密，也可以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忘记烦恼，过好我自己的小日子。

我二十三岁和达芙妮结婚的时候，伊娃已经成了一段遥远的记忆，有关灵魂交流的一切也是如此。达芙妮三十一岁，是我读博士期间受雇的那家商业银行的一名高管，所有人都认为这段婚姻会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好处。我一直不太确定她从婚姻中得到了什么。也许她真的喜欢我。我们的性生活相当和谐，我们心情低落时互相安慰，就像心地善良的人安慰陷入困境的动物那样。

达芙妮没有切换过。她每个月都能想出越来越荒唐的拖延借口，而我取笑她，就好像我自己从没想过不切换似的。

“我害怕，”一天夜里她向我坦白，“我怕一切换我就死了，剩下的仅仅是个机器人，或者木偶，反正不是我自己了。我不想死。”

听她这么说，我也感到不安，但我掩饰住了我的情绪。“假如你中风，”我轻松地说，“会摧毁你的一小部分大脑。假如医生植入了一台机器，代替受损脑区履行它负责的功能，你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那当然。”

“那么，假如医生这么做了两次，或者十次，或者一千次——”

“但未必一直是这样的。”

“是吗？那么百分比达到哪个神奇的数字，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呢？”

她怒视着我。“这种古老的陈旧论点——”

“既然这么古老和陈旧，那就请驳倒我吧。”

她哭了。“我不需要。滚你的吧！我吓得要死，你却根本不在乎。”

我把她搂进怀里。“嘘——对不起。但每个人都迟早会切换。你不需要害怕。我就在这儿。我爱你。”这番话就像录制好的录音，看见她的眼泪就会自动播放。

“你愿意吗？和我一起？”

我顿时如坠冰窟。“什么？”

“同一天做手术，我切换的时候你也切换。”

很多夫妻会这么做，就像我的父母。毫无疑问，有时候这是为了爱、承诺和同甘共苦。但其他时候，我相信仅仅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想成为和宝石脑袋生活在一起的未切换普通人。

我沉默片刻，然后说：“当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达芙妮的所有恐惧（我曾嘲笑她“幼稚”和“迷信”）迅速变得完全符合逻辑了，而我本人的“理性”看法变得抽象而空洞。我在最后一刻退缩，拒绝接受麻醉并逃离了医院。

达芙妮不知道我抛弃了她，去做了手术。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无法面对她。我辞职，离开我们居住的城市，一年后才回来；胆怯和背叛使我憎恨自己，但我同时又为逃脱而欣喜。

她对我提起了诉讼，但几天后就撤诉了，通过律师同意了走简单程序离婚。在离婚结束前，她寄给我一封短信：

说到底，其实没什么好害怕的。我还是原来的我。拖延是发神经。现在我已经做出了信仰之跃，我不可能比现在更自在了。

爱你的机器人妻子，

达芙妮

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切换了。我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全都切换了。新工作上的同事才二十一岁就切换了。我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听说，伊娃早在六年前也已经切换了。

我拖延得越久，就越是难以下决心。我可以征求已经切换了的一千个朋友的意见，我可以一连几小时考问我的密友，问他们儿时的记忆和最私密的想法，然而无论他们回答得多么有说服力，我都知道恩多里装置已经在他们的脑袋里待了几十年，学习的正是该如何伪装这种行为。

当然了，我也一向承认，就算对方也是个没切换过的人，想确定他的内在生活在任何方面与我的一模一样，这同样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更倾向于怀疑脑壳被刮干净了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似乎也并非全然毫无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