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从没进过精神病院，无论是作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大约五年前，我在监狱里待了一天，好不容易才没让宿主被砸烂脑袋；我一直没搞清楚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刑期到底有多长，但我非常希望等我再次附体的时候他已经出来了。

我以为这儿会和监狱差不多，但事实愉快地证明我错了。监狱牢房在一定程度上有个人气息，墙上挂着照片，允许持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物品，但看上去依然像牢房。这儿的病房不像牢房那样塞满了那些玩意儿，但潜在的本质特性远不如监狱那么明显。窗户上没有铁栏杆，我这个病区的病房门也没锁。大多数病人已经醒了，他们从床上坐起来，平静地对我说“早上好”；有几个人端着托盘去公共休息室，将休息室里的电视调到新闻台。也许这种程度的平静是不自然的，完全归功于药物；这份平和感或许让我的工作风平浪静，但对患者来说则是痴呆化和被压迫。也许不是，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找到答案。

我的最后一名病人，也就是我唯一的蓝色贴纸，在名单上被列为f.c.克莱因。他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黑发乱糟糟的，好几天没刮胡子了。他躺得笔直，我一时间以为看见他被束缚带绑在床上，事实上并没有。他睁着眼睛，但视线并不跟随我，我和他打招呼，他毫无反应。

床边的桌子底下有个便盆。出于直觉，我扶他坐起来，把便盆塞到他身子底下；他听凭我的摆布，尽管不是百分之百地配合，但也不是死肉一堆。他呆呆地解手。我找到厕纸，把他擦干净，然后拿着便盆去厕所倒掉，洗干净我的双手。我只感到稍微有点儿恶心，奥莱里对这些事的肌肉记忆很可能帮了我。

克莱因坐在床上，我舀起一勺黄色稀糊放在他面前，他呆滞地直视前方，我用勺子碰了碰他的嘴唇，他张大了嘴巴。他没有自己闭上嘴，我只好翻转勺子，把食物倒出来，还好他乖乖地把食物咽了下去，只有一丁点儿流到了他的下巴上。

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探头进来说：“约翰尼，帮克莱因先生刮一下脸好吗？今天上午他要去圣玛格丽特医院做检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不见了。

我把手推车送回厨房，一路上收拾空托盘。我在储藏室里找到了需要的各种东西。我把克莱因搬到一把椅子上——他依然听凭我的摆布，但不是百分之百配合。我给他涂泡沫、刮脸的时候，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偶尔眨一下眼睛。我只刮破了一个地方，而且伤口很浅。

刚才那个女人回来了，这次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夹和写字板，她在我身旁站住。我扫了一眼她的通行证：海伦·利德科姆医生。

“情况如何，约翰尼？”

“挺好。”

她像是在期待什么，我突然感到不安。我肯定做错了什么，也可能我只是太慢了。“快好了。”我喃喃道。她抬起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按摩我的后脖颈。就像在走钢丝。我的宿主，你们为什么不能过点儿更简单的生活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千部肥皂剧的弃用片段里。约翰·奥莱里能期待我做到哪一步呢？难道我必须确定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到明天让他陷入其中的程度比昨天既不多也不少？希望渺茫。

“你非常紧张。”

我需要立刻找到一个安全的话题。这位患者。

“这家伙，我说不清，有时候他就是能影响我。”

“怎么，他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不是的，我只是在琢磨，他这样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

“恐怕没什么感受吧。”

我耸耸肩。“他坐在便盆上的时候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也知道该干什么。他不是植物。”

“很难说他‘知道’什么。只有几个神经元的水蛭吸血的时候也‘知道’该干什么。总的来说，他的情况算是很好了，但我不认为他拥有任何类似于意识的东西，甚至连做梦都谈不上。”她轻轻地笑了一声，“他拥有的仅仅是记忆，但究竟是关于什么的记忆，我就无从想象了。”

我开始擦干净剃须泡沫。“你怎么知道他有记忆？”

“这是个夸张的说法。”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透明胶片，看上去像是侧面拍摄的头部x光片，但点缀着人工上色的团块和条纹，“上个月我终于搞到资金做了几次pet扫描。克莱因先生的海马体里有活动，看上去很像正在建立长期记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她就把胶片唰的一声塞回了文件夹里，“但是，用他脑袋里发生的事情和普通人的相比，就像用火星上的天气对比木星上的天气。”

我越来越好奇，于是我冒险皱起眉头问：“你有没有告诉过我，他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她翻个白眼。“别又跟我来这套！你知道我会惹麻烦的。”

“你以为我会去告诉谁？”我拷贝了一下拉尔夫·多皮塔的模仿，海伦放声大笑：“恐怕不会。自从你来这儿，对他说的话顶多只有八个字：‘对不起，珀尔曼医生。’”

“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要是你去告诉你的朋友——”

“你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的朋友？你真的这么以为吗？你难道就这么不信任我？”

她在克莱因的病床上坐下。“关上门。”我过去关上。

“他父亲是一位神经外科方面的先驱。”

“什么？”

“你再说一个字——”

“我保证不会了。但他做了什么？为什么？”

“他主要研究的是冗余和功能区交汇点。具体来说，是大脑在失去或损伤部分区域后，如何将受损区域的功能向健康组织转移。”

“他妻子在分娩时难产去世，留下了他们的独子。他当时肯定已经精神不正常了，但这个打击害得他飞出了地球。他把妻子的死归咎于儿子，但他太冷血了，甚至不肯只是简简单单地杀死他。”

我想对她说闭嘴，我真的不想再听下去了，但约翰·奥莱里是个健壮的硬汉，肚子里装得下一切秘密，我不能在情人面前让他丢脸。

“他‘正常’地抚养孩子，和他交谈，陪他玩耍等，详细记录下他的发育过程——视觉、协调性、语言的雏形之类的。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他植入了一个导管网络，它由非常细的管线组成，几乎遍及整个大脑，但直径极小，因此其本身不会造成任何损伤。然后他继续和以前一样给孩子以刺激，记录进展历程。同时每周都通过导管破坏一小部分孩子的大脑。”

我吐出了一长串的污言秽语。克莱因当然只是坐在那儿，突然间我为侵犯他的隐私而感到非常羞愧，尽管隐私的概念对他来说也许毫无意义。我的脸涨得通红，有点儿眩晕，觉得一切都不太真实。“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怎么还会留下任何功能？”

“他父亲的疯狂救了他——假如‘救’这个字能用在这儿的话。是这样的，在这个孩子逐渐失去脑组织的那几个月里，他的神经系统事实上还在继续发育——当然了，比普通人慢得多，但还是在可感知地向前发展。克莱因教授的科学家一面占了上风，不愿埋没这么伟大的成果。他把他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尝试发表论文。期刊以为这是某种病态的骗局，但还是报了警，警察最终进行了调查。但等他们救出孩子的时候，嗯哼——”她朝淡漠的克莱因点点头。

“他的大脑还剩下多少？还有机会——？”

“不到百分之十。在一些小头症的病例里，患者靠类似质量的大脑过上了几乎正常的生活，但他们天生就是这样，以这个形态经历了胎儿大脑的发育期，因此两者的情况无法比较。几年前有个小女孩，为了治疗严重的癫痫，医生给她做了脑半球切除手术，最终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障碍，但术后她花了好几年时间让大脑逐步从受损的半球中转移功能。她非常幸运，在大多数病例中，这种手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至于克莱因先生，唉，我只能说他一点儿也不幸运了。”

上午剩下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在走廊里拖地。一辆救护车来接克莱因去做检查，没人要我帮忙，我觉得有点儿受到了冒犯。救护车上的两名人员在海伦的监督下，把他抬起来扔进轮椅，然后推着他走了，就像快递员上门来取沉重的包裹。但我并不比约翰·奥莱里更有资格对“我的”病人产生占有欲或保护欲，因此我把克莱因赶出了脑海。

我和其他勤杂工在员工休息室一起吃午饭。我们打牌，说一些连我都觉得过时的玩笑，但我还是挺喜欢有人做伴的。他们好几次开玩笑地指责我有洗不掉的“东海岸倾向”，这完全说得通；假如奥莱里在东部住过一段时间，那就能解释我为什么不记得他了。下午过得很慢，让人昏昏欲睡。珀尔曼医生突然飞去什么地方了，做著名精神病学家或神经病学家（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前者还是后者）会被紧急召往远方城市做的事情去了——这似乎让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放松了下来。我的排班在下午三点结束，走出大楼时我对经过的每一个人说“明天见”，我（一如既往地）产生了某种失落感。不过它很快就会过去的。

由于今天是星期五，我绕道去市中心更新保险箱里的记录。交通尚未变得繁忙，中等程度的欣喜逐渐充满我的内心，因为珀尔曼精神病院给我带来的一个个小磨难终于过去，下次再见至少是几个月以后，或者几年，甚至几十年。

写完本周的日记后，我在写满宿主详情的厚厚一册活页本里给“约翰·弗朗西斯·奥莱里”新开了一页；用这么多信息做点儿什么的欲望使我心痒难耐——我时不时就会这样。但做什么呢？租台电脑并找个地方用起来，这对于一个昏昏欲睡的星期五下午来说未免过于劳神费力了。我还可以用计算器更新我的平均宿主重复率。这个活儿想一想就他妈的刺激。

然后我想起了海伦·利德康姆在我面前挥动过的pet扫描结果。尽管我本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样的胶片，但我能够想象对于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来说，如此真切地看见大脑活动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一定会感到万分激动的。假如我能把我这几百页数据变成一张彩色照片——嗯，也许不会向我透露任何该死的秘密，但比起鼓捣日记计算出一些连个屁也不会告诉我的统计数字，这么做的吸引力要大无限倍。

我买了一本街道手册，正是我从小就习惯的那个品牌，封二有一张索引地图。我买了一盒五色的马克笔。我在购物中心找了张长椅坐下，在地图上画满带颜色的圆点；红色是我寄生过一到三次的宿主，橙色是四到六次的宿主，以此类推到蓝色。我花了一个小时完成这个任务，等我画完，结果看上去并不像计算机扫描大脑后生成的光面照片，而是乱糟糟的一片混沌。

但是，尽管不同颜色没有构成边缘清晰的条带，而是彻底混杂在一起，城市的东北角却有一个明显的蓝色集中区。当我注意到这个细节的时候，立刻意识到我是正确的。比起城市的其他地方，我更熟悉的正是东北角。而地理分布上的偏差能解释我对部分宿主的寄生比期望值更频繁的事实。我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把最外围的圆点连接起来，然后是最内侧的圆点。这些线没有任何两条是相互交叉的。尽管它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组完美的同心圆，但各条曲线都大致以东北角的那块蓝色区域为中心。而珀尔曼精神病院不偏不倚，恰好就落在了这块区域里。

我把所有东西放回保管箱里。我必须好好思考一下这个新发现。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非常模糊的假想开始成形，但尾气、车声和炫目的落日害得我难以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琳达在暴怒。“你去哪儿了？咱们的女儿不得不找了个陌生人借钱，从公用电话亭哭着打电话给我，而我只好假装生病早退，开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去接她。你到底死到哪儿去了？”

“我——我耽搁了一下，和拉尔夫在一起，他在庆祝——”

“我打给拉尔夫了。你没和他在一起。”

我默默地站在那儿。她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转过身，跺着脚走开了。

我向劳拉道歉（我在她的课本上看见了她的名字），她已经不哭了，但看上去像是哭了几个小时。她八岁，非常可爱，我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人。我提出帮她做家庭作业，但她说不需要我为她做任何事情，于是我就不再打扰她了。

不出意料，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琳达几乎连一个字都不和我说。明天这个问题就不是我的，而是约翰·奥莱里的了，这让我倍感抱歉。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电视。她上床休息后，我等了一个小时才睡下，我上床的时候她就算没睡着，也装得非常像。

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中，思考克莱因和他的长期记忆，还有他父亲残酷得无法描述的“实验”，以及我绘制的城区扫描图。

和海伦在一起的时候，我没问过克莱因的年龄，而现在想问也来不及了，但刊登他父亲讣告的报纸上肯定提到了。明天第一件事（宿主的职责就见鬼去吧），我要去中心图书馆查一下。

无论意识是什么，它都肯定足够机敏，足够有弹性。它在那个小孩子的头脑里生存了那么久，在他遭受破坏、日益减小的大脑里被逼进越来越小的角落。但是，当活神经元的数量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无论意识如何机敏和有创造性，这些神经元都不够用了，它会怎么样呢？意识会在一瞬间之内消失吗？还是会随着功能区逐个报废而慢慢消散，直到最终只剩下几个本能反射和人类尊严的滑稽模仿？还是说，它会（有可能吗？）在绝望中向一千个其他孩童的大脑伸出触角，它们足够年轻，足够有弹性，能够捐出一小部分能力，来拯救这个孩子，使他不至于被湮灭？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一千个日子里捐出一天，拯救我逃离那具被毁灭的躯壳，而我的身体现在只剩下了吃饭、排泄和为我储存长期记忆的能力？

f.c.克莱因。我甚至不知道两个缩写字母都代表什么。琳达嘟囔了一句什么，翻了个身。我对我的推测异乎寻常地平静，也许因为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个疯狂的推测有可能是真的。然而，它难道还能比我的存在这个事实更加奇异吗？

另外，就算我真的相信，我该有什么感觉呢？因为我父亲对我做出的暴行而惊恐？对。因为人类的顽强创造出如此奇迹而震惊？当然了。

我最后终于哭了出来——是为了f.c.克莱因还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琳达没有醒，但出于本能或因为做了什么梦，她翻身过来抱住我。最后我终于不再颤抖，暖意从她的身体流向我，让我恢复平静。

睡意逐渐降临的时候，我做出一个决定：从明天起，我要重新开始。从明天起，我不再模仿我的宿主。从明天起，无论面对什么难题，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我都要开辟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我做了个简单的梦。我梦见我有一个名字，一个单独不变的名字，属于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够了。

1英里≈1.61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