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简单的梦。我梦见我有一个名字，一个单独不变的名字，属于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够了。
我在闹钟即将响起时醒来（我时常这样），所以我能够伸出手，在闹钟开始尖叫的那个瞬间关掉它。我身旁的女人没有动弹，我希望闹钟也不是为她上的。房间里冰冷刺骨，一片漆黑，只有床头钟的红色数字在慢慢进入焦点。三点五十分！我轻声呻吟。我是谁？垃圾清运工？送奶工？我的身躯感到酸痛和疲惫，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最近，每一具身躯都酸痛而疲惫，无论它的主人是什么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昨天我是个钻石商人，算不上百万富翁，但差得不远；前天我是砌砖工人；大前天我卖男装。每次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的感觉都差不多。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床边阅读灯的开关。我打开灯，女人翻了个身，喃喃道：“约翰尼？”但她依然闭着眼睛。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入这个宿主的记忆；有时候我能撞上一个经常使用的名字。琳达？有可能。琳达。我无声地比着嘴型，望着柔软的棕色乱发几乎遮住她的睡脸。
这个场景（即便不是这个人）熟悉得令人欣慰。男人深情地望着熟睡的妻子。我低声对她说：“我爱你。”而我是认真的。我爱的不是这个特定的女人（我几乎无法窥见她的过往，也不可能分享她的未来），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女人，今天的组成部分刚好是她——那是我阴晴不定、变化无常的伴侣，我的爱人由百万个伪随机的词语和手势构成，它们之所以能装配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我的注视，除我之外，没人了解她的全部。
在我浪漫的年轻时代，我时常会猜测：我这一类人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吧？会不会还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但每天早晨在不同的女人身体里醒来？为我选择宿主的神秘因素会不会同时作用于她，把我们两个人拉到一起，让我们日复一日地待在一起，每天把我们共同从一对宿主转移到另一对宿主体内？
这不但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真的。上次（近十二年前）我精神崩溃，开始吐露不可思议的真相时，宿主的妻子没有用释然和认同的叫喊打断我，坦白和我一模一样的事实。（事实上，她几乎毫无反应。我以为她会觉得我的咆哮令人恐惧，会造成创伤；以为她会立刻断定我是个危险的疯子。恰恰相反，她短暂地听了一会儿，似乎发现我说的话要么非常无聊，要么完全不可理解，于是非常明智地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让我一个人待着了。）
不但不是真的，甚至根本不重要。对，我的爱人有一千张脸；对，每一双眼睛的背后都是另一个灵魂。但我依然能在我对她的记忆中找到（或者想象出）诸多统一的模式，与其他男人或女人在他们对最忠诚的终身伴侣的观念中能够找到（或者想象出）的一样。
男人深情地望着熟睡的妻子。
我从毯子底下爬出来，在寒冷中站了一会儿，瑟瑟发抖，我扫视整个房间，想赶紧动起来，让身体温暖点儿，但难以决定首先该做什么。这时我看见抽屉柜上扔着一个钱包。
驾驶执照说我叫约翰·弗朗西斯·奥莱里。出生于1951年11月15日——所以我比上床时大了一个星期。尽管我时常会做白日梦，希望我醒来时年轻了二十岁，但这对我来说和对其他人来说一样不可能。据我所知，在这三十九年里，我所有的宿主都出生于1951年11月或12月。我也没有过出生或现居于这座城市之外的宿主。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去的，但既然一切过程都必定拥有一定的预期有效范围，那么我的地理局限性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儿以东是沙漠，以西是大海，以南和以北都是漫长的荒芜海滩，城镇之间的距离对我来说远得不可跨越。事实上，我似乎从没接近过市区外围，仔细想来，这也不足为奇：假如西面有一百个潜在的宿主，东面有五个，那么跳向一个随机选择的宿主就不可能方向随机了。人口众多的市中心对我来说是某种统计学上的地心引力。
至于宿主年龄和出生地点的限制，我没想到过任何足够可信的理论能让我相信超过一两天的时间。十二三岁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想到一两个，我可以假装我是什么外星王子，邪恶的敌人想要谋取我在宇宙中的遗产，把我囚禁在地球人的身体里。坏蛋肯定在1951年年末往城市供水里加了什么东西，孕妇喝了下去，使她们没出生的孩子成了我不知情的狱卒。近些年来，我接受了自己恐怕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的事实。
但有一点我能确定：这两个限制对我目前拥有的接近健全神智的东西来说都必不可少。假如我在年龄完全随机的身体里“长大”，或者宿主散布于世界各地，每天我都必须适应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我怀疑我甚至不可能存在——从这么混乱的经历中不可能诞生人格（但话又说回来，一个普通人很可能会对我相对稳定的出身拥有类似的看法）。
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约翰·奥莱里，这一点不太寻常。这座城市里只有六千个三十九岁的男人，其中大约一千人出生于十一月或十二月。三十九年是一万四千多天，因此，寄生到一个我从未寄生过的人身上的概率极小。而在我的记忆中，我造访大部分宿主都已经不止一次了。
作为一个外行，我大致研究过统计数字。任何一个潜在的宿主，平均一千天左右（四舍五入算三年好了）就会被我寄生一次。但不重复任何一个宿主的平均期待时间只有区区四十天（目前的平均数其实更低，只有二十七天，很可能是因为部分宿主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寄生）。我刚算出这个结果的时候，觉得它自相矛盾，但那仅仅是因为平均数不代表完整的情况；所有重复寄生中的一小部分发生在几周而不是几年内，而决定我的速率的正是这些异常频繁的重复寄生。
在市中心的一个带密码锁的金库保管箱里，我存放了过去这二十二年的历史记录，包括自1968年以来，八百多名宿主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不久以后，等我寄生了一个能抽出时间的宿主，我真的必须租一台有数据库软件包的电脑，把这些玩意儿都转移到磁盘上；那样一来，我做统计测算就能快上一千遍了。我不指望会发现什么震古烁今的秘密。即便我在数据里发现了什么偏差或模式，那又能怎样呢？能告诉我什么真相吗？能改变任何东西吗？不过，做做这种事似乎也没坏处。
钱包旁有一堆硬币，底下露出——上帝保佑！——半张带照片的通行证。约翰·奥莱里是珀尔曼精神病院的勤杂工。照片拍到了浅蓝色制服的一部分，我打开他的衣柜，制服就在眼前。不过我觉得这个身体现在更需要的是洗个澡，于是没有先穿衣服。
屋子很小，装修得很朴素，但非常干净，修缮得相当好。我经过多半是儿童卧室的房间，但门关着，我没去开门，免得吵醒任何人。来到客厅，我在电话簿里查到珀尔曼精神病院，然后在街道手册里查到地址。我已经记住了执照上的家庭住址，精神病院离这儿不远，我盘算出一条路线，在清晨的这个钟点，走过去用不了二十分钟。我还不知道我的排班从几点开始，但肯定不会早于五点。
我站在卫生间里刮脸，盯着我从没见过的这双棕色眼睛看了一会儿，不禁注意到约翰·奥莱里长得可一点儿也不差。这是个空泛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以相对平静的态度接受了我忽好忽坏的相貌，但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时候有过几次神经质大发作，情绪会在高昂和低落之间剧烈摇摆，具体如何取决于我对最新得到的躯体的感受。在被迫离开某个格外好看的宿主之后（当然了，我会尽可能地拖延，夜复一夜地不肯睡觉），我往往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妄想与其重逢，要是能留下就最好不过了。就算是个过得一塌糊涂的普通青少年，他也知道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天生的身体。但我无福消受这样的慰藉。
最近我更在乎的是健康，但这和担忧相貌一样徒劳。锻炼身体和注意饮食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些行为会被现实稀释一千倍。“我的”体重、“我的”身材、“我的”烈酒和烟草消耗量，都无法通过我本人的主动行为来改变——它们是大众健康的统计数字，哪怕是最细微的改变，也需要极为昂贵的广告活动来推动。
洗完澡，我照着通行证照片的样子梳头，希望那不是我以前的造型。
我光着身子回到卧室里，琳达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见到她，我立刻勃起了。我几个月没做过爱了，几乎每个宿主似乎都在我抵达前的那个晚上把自己搞了个腰酸腿软，因此会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毫无兴趣。显而易见，这次我转运了。琳达抬起胳膊抓住我。
“我会迟到的。”我反对道。
她扭头看了一眼闹钟。“胡说。你六点才上班。要是你在家里吃早饭，而不是绕道去那个油腻腻的卡车司机店，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都不必出门。”
她的指甲尖得令人愉快。我任凭她把我拽向床边，然后俯身轻声说：“知道吗，我想听的正是这个。”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母亲虔敬地抱着一个正在哭喊的婴儿给我看，说：“看，克里斯！这是你的小弟，他叫保罗！他是不是很漂亮？”我无法理解这都是在折腾什么。兄弟姐妹就像宠物或玩具；他们的数字、年龄、性别和名字，全都像家具和墙纸一样变来变去。
父母似乎是例外；这两个人的相貌和举止会改变，但至少名字总是相同的。我自然而然地以为，等我长大了，我的名字就会变成“爸爸”，这个猜测每次都会引来大笑和忍俊不禁的赞同。我大概以为我的父母本质上和我一样；他们的变身比我的更加极端，但他们的一切都比我的大，因此这完全说得通。我一直认为昨天和今天的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样的；就定义而言，我的母亲和父亲是两个成年人，会做特定的一些行为：责备我，拥抱我，送我上床睡觉，逼我吃恶心的蔬菜，诸如此类。他们站起来有一英里高，你不可能看不见他们。他们偶尔会有一个人不在，但从来不会超过一天。
过去和未来不是问题；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对这两者的本质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昨天”和“明天”与“很久很久以前”没什么区别——未来奖赏承诺的破灭从未使我感到失望，所谓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从未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把这些说法都当作蓄意的虚构。别人经常指责我“说谎”，我想当然地以为那只是给不够有意思的故事贴上的标签。比一天更古老的记忆显然是一文不值的“谎言”，因此我会尽我所能忘记它们。
我确定自己活得很快乐。世界就像一个万花筒。每天我都有新的住处要探索，还有不同的玩具、玩伴和食物。有时候我的肤色也会改变（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几乎总是选择和我一样的肤色，我感到非常兴奋）。偶尔，我醒来时是个女孩儿，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好像是四岁左右），我开始为此烦恼，过后没多久，这种事就忽然不再发生了。
我在移动，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从一具躯体到另一具躯体，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会改变，我的家会改变，还有其他屋子，还有我周围的街道、店铺和公园，它们都会改变。我偶尔会和父母一起去市中心，但那里在我的概念中不是一个固定地点（因为每次都是沿不同路线去的），而像太阳或天空，是世界的一个固定特征。
上学是充满困惑和痛苦的漫长时期的开始。尽管学校大楼、教室、老师和其他孩童与我所处环境中的其他东西一样变来变去，但节目单显然不像我住的房子和家里的亲人那么丰富。去相同的学校，走不同的路线，顶着不同的名字和面孔，这让我感到苦恼，同时我逐渐意识到我的同班同学在复用我以前的名字和面孔——还有，更糟糕的是，我必须被迫接受他们以前的名字和面孔——我因此心烦意乱。
如今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观，与之共处多年以后，我有时候会难以理解在学校里的第一年为什么还不足以帮我认清现实——直到我回想起通常要相隔数周才会见到同一间教室，而我在上百所学校之间随机地来回跳跃。我没有日记或记录，脑海里也没有课表，因此我甚至无法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训练我使用那套科学方法。就连爱因斯坦推导出相对论的时候，也远远不止六岁。
我向父母隐瞒了我的不安，但我受够了别人把我的记忆当作谎言。我试过和其他孩子讨论那些经历，结果引来的是嘲笑和敌意。一段时间的打架和发脾气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含蓄。父母会说什么“你今天真安静”，日复一日，向我证明了他们究竟有多么迟钝。
现在回头再看，我能学到任何知识都是个奇迹。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确定我的阅读能力有几分真的属于我，又有几分来自我的宿主。我确定我掌握的词汇会跟我一起转移，但更底层的功能——例如扫视页面和识别字母与单词的能力——似乎每天都不太一样。（开车与之类似。几乎所有宿主都有驾驶执照，但我本人连一节课都没上过。我了解交通法规，认识挡位和油门，但我从没尝试过在没摸过方向盘的躯体里开车上路——这肯定会是个很好的实验，但这样的躯体往往没有私家车。）
我学会了阅读。我还学会了速读：要是我没在翻开一本书的当天读完它，接下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我恐怕都没法儿再次拿起这本书了。我读了几百本冒险小说，这些书里的男女主角全都有日复一日陪伴他们的朋友和兄弟姐妹——甚至宠物。每本书给我造成的伤害都比上一本大一丁点儿，但我没有停止阅读，我无法放弃一种希望——我翻开的下一本小说一开头就说：“一个男孩儿在阳光灿烂的清晨醒来，思考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一天我看见父亲在查街道手册，尽管我很害羞，但还是问了他那是什么。我在学校里见过地球仪和全国地图，但从没见过街道手册。他指给我看我们家、我的学校和他的工作地点，后两者都在详细的街道地图上，也在封二的全市索引图上。
当时有一个品牌的街道手册垄断了市场。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接下来几周的每一天，我都逼着父亲或母亲给我讲解索引图上的各种地点。我成功地把许多内容刻在了记忆里（有一次我试过用铅笔做标记，心想标记说不定会留在手册这个永恒不变的神奇物品上，但事实证明它们和我在学校里写和画的所有东西一样转瞬即逝）。我知道我在追寻某种重要的知识，然而我在一个不变的城市里不同地点之间移动的概念依然未能成形。
之后没过多久，我叫丹尼·福斯特的时候（现在是一名电影放映员，美丽的妻子叫凯特，我把我的处男之身交给了她，但未必是丹尼的），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八岁生日。我完全不理解生日的概念；有几年我连一个生日都没有，有几年我会过两三次。过生日的孩子叫查理·麦克布莱德，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但父母买了件礼物让我带上（一把塑料玩具冲锋枪），开车送我去他家；我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等我回到家里，我央求父亲在街道地图上指给我看我去了什么地方、车走了什么路线。
一周后我醒来时，带着查理·麦克布莱德的脸，外加他家，他父母、弟弟、姐姐和各种玩具，与我在生日派对上见到的一模一样。我拒绝吃早饭，直到我母亲给我看我们家在街道地图上的位置，但我已经知道她会指向哪里了。
我假装出门去学校。我弟弟太小，还没上学，而我姐姐太大，不肯被人看见和我走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随大溜跟着其他孩子穿街过巷，但那天我没有这么做。
我依然记得去生日派对的一路上见到的地标。我迷路了几次，但我坚持沿着我见过的道路向前走。我的几十个支离破碎的小世界开始互相关联，这让我既振奋又恐惧。我以为自己正在揭开什么巨大的阴谋，我以为每个人都在蓄意隐瞒生存的秘密，而我终于即将战胜他们所有人。
但是，等我来到丹尼家时，我感觉到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孤独、受骗和惶惑。无论有没有揭开阴谋，我都依然是个孩子。我坐在门前台阶上哭。福斯特太太急忙出来，叫我查理，问我母亲去哪儿了，我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不上学。我大骂这个肮脏的骗子，她和她们其他人一样，也曾经假装是我的母亲。她打了几通电话，家里人开车带我回家，接下来的大半天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肯吃东西，不肯说话，不肯为我不可原谅的恶劣行为辩解。
那天晚上，我偷听到我的“父母”在讨论我，事后回想，他们应该是在安排我去见一名儿童心理学家。
可惜我最终没能去成。
过去这十一年里，我的白天总是在宿主的工作场所度过。这当然不是为了宿主；比起三年缺勤一天，我在工作中捅出娄子更有可能害得他被解雇。怎么说呢，上班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如今的身份。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定义自己。我是个职业伪装者，薪水和工作条件可以不固定，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的天职。
我试过为自己建构独立的生活，但我一直没能真的成功。我年轻得多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结婚），会给自己制定学习目标。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租用保管箱——为了存放学习笔记。我在本市的中心图书馆学习数学、化学和物理，但只要它们在任何一科开始变得难懂，我就会找不到动力逼着自己学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至于如何揭开我所处困境的本质，答案显然不可能存在于馆藏的任何一本神经生物学教科书里。坐在凉爽安静的阅览室里，耳畔只有空调催人入眠的嗡嗡声，每当我不再一眼就能看懂面前的文字或公式，我就会一头扎进白日梦。
有段时间，我上了大学本科物理学的函授课程。我在邮局租了个信箱，把钥匙存放在保管箱里。我念完了那门课，成绩相当不错，但没人能听我吹嘘我的成就。
那之后不久，我交了个瑞士的笔友。她在学习音乐，是小提琴手，我说我在本地的大学学习物理。她寄给我一张照片，后来我等寄生到了一个最好看的宿主，也寄了张照片给她。我们定期互相写信，每周一封，超过一年。一天，她写信说她要来找我，询问我的生活细节，好安排两个人见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么孤独过。要是我没寄过那张照片，至少还能见到她一天。我可以和我唯一的知心朋友面对面交谈，共同度过一整个下午，全世界只有她真的了解我——不是我的某一个宿主，而是我本人。我立刻停止写信，也不再租用信箱了。
我也考虑过自杀，但那相当于谋杀，而且很可能只会迫使我跳向另一个宿主，两个因素加起来，构成了有效的威慑。
自从把童年的混乱和苦闷抛在脑海后，大体而言，我总是尽量公平地对待我的每一个宿主。有些日子我会失控，做出给他们造成麻烦或尴尬的事情（我还从手头宽裕的宿主那儿拿了些现金存放在保管箱里），但我从没蓄意伤害过任何人。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他们知道我的存在，希望我过得好，但所有的间接证据——从寄生间隔较短时盘问妻子和朋友的结果来看，前后衔接良好的记忆掩盖了丢失的那些日子——都证明宿主们甚至不知道曾经丧失自我，更不用说有机会猜测原因了。至于我对他们的了解，哦，有时我会在家人和同事的眼中见到爱和尊重，有时会见到我应当钦佩的成就的实际证据——有个宿主写了一部小说，是关于他在越战期间经历的黑色喜剧，我读过并乐在其中；还有一个在闲暇时制作望远镜，他精心制作了一台三十厘米口径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我用它观测了哈雷彗星——但宿主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到我去世的时候，我只能在二三十个零散的日子里窥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开车绕着珀尔曼精神病院的周界转了一圈，看哪些窗户亮着灯、哪些门开着以及有什么明显的活动。医院有数个出入口，有明显向大众开放的正门，有铺着长毛绒地毯的门厅和抛光红木的接待台，也有一道生锈的金属弹簧门，通向两座建筑物之间铺着沥青的肮脏空间。我把车停在街上，免得占据了我没资格享用的车位。
我紧张地走向一道门，希望我应该从那儿进去。在第一次被同事看见之前那可怕的几秒钟里，我害怕得胃疼，然后突然间，想要后退比先前困难了一百倍——不过往好的一面看，继续向前就容易了一百倍。
“约翰尼，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短暂打招呼的时候，说话的护士没有停下，而是与我擦肩而过。我希望能通过社交亲和力的强度搞清楚我所处的位置，与我共度时间最多的人问候我的时候应该不只点点头和三个字。我沿着走廊溜达了一小段路，尽量习惯橡胶底的鞋子踩着油毡地面的嘎吱声音。突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道：“奥莱里！”我转身看见一个年轻男人，他身穿和我一样的制服，在走廊里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他眉头紧锁，双臂不自在地伸直，面颊抽搐。“闲逛！偷懒！又被我逮住了！”他的行为太怪异了，我有一瞬间以为他是一名患者。某个对我怀恨在心的变态狂杀了另一个勤杂工，偷走他的制服，马上就要掏出血迹斑斑的斧子了。但随后他鼓起面颊，站在那儿瞪着我，我突然醒悟了过来。他没有发疯，只是在模仿某个咄咄逼人的肥胖上司。我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蛋，就像在戳气球，趁机靠近他看通行证上的名字：拉尔夫·多皮塔。
“你吓得跳了三尺高！我都不敢相信！所以我终于弄对了他的声音！”
“还有他的脸。不过你运气好，生下来就这么丑。”
他耸耸肩。“你老婆昨晚不是这么说的。”
“你喝醉了。那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妈。”
“我是不是经常说你就像我的父亲？”
沿着走廊继续走，经过了许多个似乎毫无意义的拐弯，最后来到放眼望去都是不锈钢和蒸汽的厨房，另外两个勤杂工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三个厨子正在做早餐。热水不断流进一个水槽，托盘和餐具叮叮当当碰撞，脂肪遇热发出咝咝声，失灵的排风扇发出难听的怪声，因此你几乎不可能听见别人说话。一个勤杂工学鸡扇翅膀，然后做了个手势——一只手指着上方，在头顶上摆动，像是把整座建筑物都包括在内了。“鸡蛋都够喂饱——”他喊，其他人大笑，于是我跟着他们一起笑。
过了一会儿，我跟着他们来到厨房旁边的储藏室，我们每个人推了一辆手推车。一块木板上钉着四张套着透明塑料膜的患者名单，一个病区一张，按房间号码排列。患者的名字旁是小小的圆形彩色贴纸，颜色有红蓝绿三种。我一直等到只剩最后一张才伸出手。
早餐一共有三种：培根鸡蛋配吐司、麦片和类似婴儿食品的黄色稀糊，按受欢迎程度降序排列。我的名单上红色贴纸比绿色多，只有一个蓝色，但当我看见四张名单挂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确定绿色加起来比红色多。我按这个假设把食物装上手推车，抽空扫了一眼拉尔夫的名单，上面的贴纸几乎全是绿色，他的手推车上的东西证实了我对编码的猜想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