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手是君子，尊重法律的地位，也相信承诺信义。所以，他才因黄全磷的誓言和“捕神”刘独峰的声名，而束手就缚。然而事实是：如果他所相信的公道是真的存于世上人心，那么他又何须以犯法的手段来救助戚少商等人？所以，一俟他放弃抵抗，惯巧言钻隙诡辩代表“王法”的高官便以不合法的手段来屈辱折磨他，并想以之打击他的恩师同门。他后来跟戚少商等人会合，同被追捕，一起逃亡，一起被平反，但是平反更是来得十分儿戏，不过是皇帝说句话，马上就逆转地位——追捕的官成了待罪之身，逃命的贼则成为义士忠良，更荒谬的是下令缉捕和下令平反他们的本来就是同一个人。在铁手逃亡期间，温瑞安虽没正写他杀人，但拚命求生（或助他人逃生）时，奉命而来的官差死伤绝非少数，不可能一个也与他无关。当中有没有枉杀？到底他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到底他所相信的天理循环、公平正义是否真的存于世上？这些问题一再在铁手心里萦旋。这些疑问和《碎梦刀》习英鸣的质问十分相似，但一个外在，一个出于自省，分量大不相同。造使他在平反之后仍无法平复心情，甚至令他怀疑以前的信念，终于挂冠而去，作为自己当个好捕快的初衷之否定。

同样，逆水寒的事件也对无情带来影响。他所尊敬的前辈刘独峰在此役中，为保护自己的犯人而为“九幽神君”暗算丧生。一向尽忠职守的刘独峰死前，教戚少商以秘密要胁朝廷而换自己和朋友的安全，那在当儿是叛国逆君的行为，而无情不但协助，还接手进一步替他们换取更多的补偿，并且这样说：“纵是叛、纵是逆，但对这样一班君不君、臣不臣的昏庸奢恶之徒，我就逆他一逆，叛他一叛。”这种明确的“叛逆”态度，以前从未在四大名捕身上出现过。

在“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铁手已回去当捕快了。《群龙之首》（“说英雄，谁是英雄”第六部）只略提他遭遇了一些变故，解开心结，重拾当初志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实在惹人猜想。而重归捕快行列的铁手，已不再像当初一样君子可欺，有时也会变通耍些手段。他重新确认“捕快是侠者”，但不再拘泥于行侠的手段，虽然，他本人还是对敌手很公平。在一九九一年写成的《惊艳一枪》（“说英雄，谁是英雄”第三部），诸葛神侯一干人实在“大胆妄为”。王小石假装听从蔡京指示行刺诸葛先生，却反乘机杀了傅宗书，诸葛先生利用这个机会先行向皇上诬告蔡京。从无情当时的表现看来，这类欺君之事早已顺手，铁手也是见惯不怪，反而正直的冷血有点不以为然。他跟追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冷血仍有点不以为然：‘可是，那也是瞒骗皇上……欺君之罪啊！’‘当皇帝是只爱听他自己想听的话的时候，就无所谓欺君不欺君了……’追命小声但正色地说，‘有时为了要达到目的，少不免要运用手段。’冷血只沉吟地道：‘只是，不择手段后达到的目的，是不是跟原来的目的有很大的分别呢？’‘没有目的，就没有手段；’追命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语调说，‘但没有手段，往往也失去了目的。’他微喟地说：‘四师弟，人在乱世，难免要用点非常手段：只要心意是出乎于善，情义乃出乎于诚，也就不计较些什么旁末枝节了。世叔是做大事的人，干大事的人，自然需要非凡手段。’”

这种处事态度其实早已在一九九零年写的《少年追命》里，借了潜伏在“惊布欠将军”凌落石身边当卧底的“阴司”杨奸之口说了出来：

“我是杨奸，我是一个奸的好人。这年头，光当好人是不长命、没好报的。要当好人，也得好，我就是这样的人。”

“奸的好人”这个观念在武侠小说是个创举。武侠小说里头，有很多不择手段以求除恶务尽的正道人士，对于他们来说，凶残的手段和背叛出卖的行径，除洗街道理所当然的正确行为，甚至是一种豪举。“奸的好人”的奸则是自觉性的，是权宜，是为了可与罪恶奸邪捋对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微带自嘲的苦涩。

在此后的“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四大名捕利用官方的职权，存身于已腐败的制度里头，从事“颠覆”，像在《伤心小箭》联合王小石对付白愁飞、龙八大爷、在《朝天一棍》暗助王小石要胁蔡京，和外在民间的帮会结成一股可与邪恶对拒的力量。在《天下有敌》，温瑞安这样直接解说他们的做法：“一如佛法入门有四万八千种”，要为公理、正义做事，也一样有千姿百态，各种化身，各式手段。他们所做的本着“义理”，在“合法”的情况下，做“合理”之事。

温瑞安是个很善于反省的作者，写了“奸的好人”这个观念不久已提出反省，在一九九二年完成的《销魂》，主角“女神捕”温柔香、梁伤忠等好人在获取压倒性优势时都掠过相同的疑问：

“一个奸的好人，如果太奸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还算不算是‘好人’？”

做一个忠的恶人，要是太恶了，以恶制恶，以暴易暴，仍算不算得上是‘忠的’呢？

自己这样做，还算是捕快吗？直道而行，会不会成了无法无天？到底这依法执法，还是知法犯法？

这样做，对还是不对？错还是不错？错得对一些？还是对得错一些？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错和对，是不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如何分错对？怎样定对错？”

正邪对错的分野确是因环境而异，在某些时代，只是出身门派、见解看法不同，弱势的一方已可被贬成“邪魔外道”。许多时候，武侠小说读者读到那些降魔锄奸的“正义之师”打击敌方的手段比对手更奸险狠毒，便不由反感。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是江湖的铁律，但手段太退了，就等於由反对者变成自己所反对的一般荒谬；另一方面，处事太方正，便不能和敌人周旋；当中的分寸十分难把握，《销魂》也没有提出任何答案和标准。

到一九九七年完成的《天下有敌》，无情的心计令人不寒而悚。在他的设计下，不但“合法”地格杀了天下第七，同时震住旁边蠢蠢欲动的势力，还迫得他们为他的“被迫杀人”作证。事后，温壬平在背后骂他是“大话精”，温丈人对他的评价则是：奸狡可怕。四大名捕一向都是为黎民求公道的侠义人物，在一般人的脑海中，这些侠义人物跟奸狡可怕的“大话精”实在难以拉上关系，而如今位居四大名捕之首的无情居然得到这样的评价，可说吊诡之极。

天下第七之结果实是他咎由自取，如非他在无情保护他当儿还想出手暗算，也不会给予无情藉口诛除机会。要注意的是无情没有引诱天下第七试法，实际上他也根本不想出手杀人，而他所做的仅是一种防范准备，保护自己的措施。无情的计算，依照法律程序，没有可议之处。然而，不知是传统武侠小说所做成的错觉，还是江湖人从来就是轻视法律，坚持自己的一套标准典范，像好汉子不耍阴谋手段之类，无情的做法这就太违了规，令江湖人心里不是滋味。可定，事实只不容否认，适的确而且确是十分有效的手段。这样又回到之前的问题：有好的意图就能无限制地使“奸”了吗？在这里，无情一直坚持合法的程序，也许出于他捕快的身份，然而巧妙的是，律法给予他掣肘，但也同时成为他一个行为的尺度和界限。法，虽常被人钻空，但原则上是公平的，在没有更好的标准以前，也就暂且充当量尺。

温瑞安似乎并不满意这标准，所以他在《天下有敌》又再写执法者焉公义而知法犯法来试验这把尺——无情暗杀过蔡京。为天下，这是好事，但这事完全是非法的行为。连诸葛先生都对他微责：“你是对不起你身为维持治安，维护法纪的捕役身份。”然而，诸葛并非认为蔡京不该杀，他只是责备无情没有顾全大局。甚至，后来无情说要铲除天下佞臣贼子的大靠山（皇帝）时，诸葛先生只是斥止——不许说，还不许做，他怕的是伤了国家的元气。到了最后，温瑞安的武侠世界还是天下公义福祉高于法理。

捕快的世界是多面的，若说刚才所看的是纵的宏观时间流程，那四大名捕以外的其他捕快，就是一面面的镜子，反映更多不同的角度，补足一个个横切面以供察微。

捕快的工作当然是维持治安、保护善良，不迫执行起来又分很多不同方式，其中一种，名堂叫做卧底的，只怕是最不好当的任务。既要埋没良心跟犯罪者混成一气，又要时刻提醒自己本来执法者的身份，更要担心身份随时含被揭破，压力极大。四大名捕中的追命就当过卧底了（《四大名捕斗将军——少年追命》），不过侠气的他没有当卧底当到底，反而半途自己承认叫破。同一系列还写了三个卧底——萧剑僧、大笑姑婆和杨奸。因为是女子，大笑姑婆就格外显眼。

追命当卧底是奉诸葛先生之命找机会抓凌落石，箫剑僧大概和他差不多，至于杨奸当卧底则还为了报诸葛先生之恩和报义弟萧剑僧之仇，而大笑姑婆当卧底，却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原因。

大笑姑婆原名花珍代，是“三大女神捕”之一。武侠小说的侠女都漂亮得成了惯例。温瑞安创造的女神捕，像龙舌兰、温柔香，骤眼看来和一般武侠小说的侠女形象十分相似，都美貌可人，只不过是有官方正式的势力背景。然而花珍代却是别树一格的人物。首先，她丑，胖，身材像只发胀的鸭，铁丝般的头发，发出天然幽臭，大口里闪着金牙，还涂胭抹粉，举止放荡，恬不知耻。她以愚笨糊涂的形象留在大将军身边，还巧妙利用他的力量去消灭其他邪恶势力。她的任务是破坏邪恶势力结合，即是想办法令恶人们黑吃黑、鬼打鬼去，要花的心力极巨。一个女子，为何会承担如此重责？除了正义感以外，温瑞安提出了另一个动机。

“若我能办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生以不朽于世，不朽于武林，不朽于青史！我这般丑，我有自知之明，若不立功以传世，我连活着都朽了。”

这是大笑姑婆救了追命之后说的话。她追求的是不朽，视牺牲为不朽的入场券。在古代，一个女子已是没有多少活动空间，长得丑的机会更少，她选择罪恶斗士的途径来达至不朽，大概也是没选择中的选择了。可惜，最后她的不朽还是像梦一般破了。

至於光明正大地执行职务的捕快，温瑞安最常写的有两种：一种纵不得志仍克尽职守不惜牺牲，一种利用职权钻营谋私甚至比贼更凶狠，尤以后一种为多数。一九九七年完成的《捕老鼠》《打老虎》（“四大名捕大对决”第四五部）又出现了新的一种。“打神腿”庄怀飞本属第一种捕快，渐渐堕落，却又不太接近第二种。

庄怀飞本是个尽责的捕快，更确切地说他本应是个侠者，愿以一己之力锄强扶弱。他为了一个深入虎穴后失去联络的同僚，而孤身一人独闯贼巢，甚至不惜违抗上级的指令。他说：“我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看自己的同僚和无辜的人受伤害。”掩住人名，光读这段话，跟铁手的口吻几无分别。他的才干、实干，其实不在四大名捕之下，但是他却又穷又不得志。他破案，上级领功，甚至还要侵吞贼赃杀他灭口，当时铁手也在场，两人合力平反败局。事后，两人分道扬镳，铁手仍正直、诚实、公平、坚定地去当他的捕快，而庄怀飞却因此受到教训，不甘再苦下去，违法收取了第一笔赃款。虽然如此，庄怀飞还是想有所作为，连住的地方也叫“有作为坊”，在谢梦山的掣肘下，仍身先士卒，为地方老百姓做了不少事，由他管理的地方民生安泰。他仍然不得志，欲有拥护他的兄弟。他的穷，则还是他和所爱的女子之间的障碍。他仍在有限的能力内尽力做好他应做的事，但热诚一点点冷死。一切，直至他的恩人昊铁翼所犯的事东窗事发为止。

有句老话“合情合理合法”，正代表中国式的观念：“合情”最重要，“合理”次之，“合法”更次之。如果庄怀飞不是重情义多于法的汉子，不忍在吴铁翼落难时背弃，也许就不会日发生最后的惨剧。甚至如果他够狠够贪，一早就把关铁翼所托据为己有，便会发现吴铁翼只是把他当作幌子，就能早作应对。他的悲剧来自他的不遇，也来自他的良心，把心一横，为自己、为自己所爱所关心的人谋私利而做案，也要策划一宗不伤天害理也不负人的案件。

四大名捕幸运，遇上爱惜他们才干培养他们成才像一株巨树给他们遮荫的诸葛先生。庄怀飞有才，有正义感，却不幸没有愿意并有权让他发挥一展抱负的伯乐。他准备跟一众身为执法人员的恶贼同归于尽前苦笑说：

“哈哈，为国保重——国家根本就不要你、不爱你、不珍惜你，甚至还不知道有你……你又怎生为她保重啊！”

由此可见他犯案，多少也是因为不遇而自暴自弃。他另一个不幸，是他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有分量足以和他平起平坐互相支持有事可以商量的知己，他们尊敬他，只对他一个尽义，对他的苦恼根本无能为力，更莫说可以给他激励劝勉。相较之下，四大名捕就更形幸运了，他们四个有共同的理想，不同的性格互相补足，正像一座城，坚固可靠，再加上城中还有诸葛先生这样一位智者，可以给予他们指引，难怪一直坚持和恶人斗下去。

好的执法者实在太重要。《刀丛里的诗》那个已容不下好捕快的世界，足何等悲凉？靠江湖人的力量去维护公义，实在单薄，无怪温瑞安孜孜不倦地创作捕快的故事了。

四大名捕，只怕是温氏平空架起的江湖最重要的一根支柱。未读过，几乎等同未读过他的武侠小说！最少，等于未真正领会那个世界的滋味。也许，四大名捕的最大的魅力不是他们对抗邪恶势力的可歌可泣，而是他们生死同心的感情。

“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逆水寒》里他们四人聚首时的欢呼，就像只要四人在一起，天地自有正气支持他们，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而他们就成为正义的象征。

由一九七零年开始写的四大名捕，至今快三十年了，几乎可说四大名捕是跟作者一起持续成长的。时间上的差距，作者的笔，由仗不平之剑去管不平之事杀不义之人的年少气盛，转入对人生同情关爱的慈悲，再因此转回和恶人对抗的长期斗争。这时候斗争和早期的已不同层次了，以前的是纯惩戒性的以杀止杀，现在的是渗透各种层面、不同形式的斗智角力。捕快当然也有他们独有的方式。未来的方向又会怎样？也许，已经在读者期待的视野里冒出芽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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