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sup/sup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

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

“你有死亡证明吗？”

“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

“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

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

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蒙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五点我将会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

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黠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sup/sup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sup/sup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sup/sup。”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

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

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

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

“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sup/sup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唯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

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什么？”我靠近身体问。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么？”

“很抱歉，i-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们又谈了一会，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已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

“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

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我说。

“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

“多久？”索拉博问。

“我不知道，一阵吧。”

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苹果。”

“酸苹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

“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

“绝对是。”我说，“绝对是。”

“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

“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

“英语难学吗？”

“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

“真的吗？”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么事？”

“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

“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

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

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

“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

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

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注释】

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

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

冉·阿让（jean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

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

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

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

girl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