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看见他们推着他，穿过一些双层门，我跟在后面，冲进一扇又一扇的门，闻到碘酒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我所来得及看到的，是两个戴着手术帽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围在轮床之上。我看见白色床单从轮床侧面垂落，拂着污秽的花格地砖。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从床单下面伸出来，我看见左脚大脚趾的指甲被削掉了。接着有个穿蓝色衣服的高壮汉子用手掌压住我的胸口，将我从门口往后推，我的皮肤能感觉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我向前挣扎，咒骂他，但他用英语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声音礼貌而坚决。“你必须等。”他说，领着我回到等候区。现在双层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透过门上狭窄的长方形窗口，我只见到那个男人的手术帽。

他把我留在一条宽大的走廊上，没有窗，墙边的金属折叠椅上坐满了人，还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我又想尖叫。我想起上次有这种感觉，是跟爸爸在油罐车的油罐里面，埋在黑暗和其他难民之间。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现实世界，像云朵那样升起，飘荡而去，融进湿热的夏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山丘上方飘散。但我就在这儿，双脚沉重如水泥块，肺里空气一泻而空，喉咙发热。无法随风而去。今晚没有别的世界。我合上双眼，鼻子里塞满走廊的种种味道：汗水和氨水的气味、药用酒精和咖喱的气味。整条走廊的天花板上布满昏暗的灯管，飞蛾围绕，我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听见谈话声、默默的啜泣声、擤鼻声；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哀叹，电梯门砰地一声打开，操作员用乌尔都语呼喊某人。

我再次睁开眼，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四周环顾，心脏怦怦地在胸口跳动，耳朵听得见血液流动的声音。我左边有间又暗又小的储藏室，我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它就好了。我从一堆折叠好的白色尼龙床单中抽出一条，带回走廊。我看见护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谈。我拉拉那名护士的手肘，问她哪个方位是西边。她没听懂，眉头一皱，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我喉咙发痛，汗水刺痛了双眼，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我想我在哭泣。我又问一声，苦苦哀求，警察把方向指给我。

我在地面铺开那张滥竽充数的祷告毯，双膝跪倒，头磕在地上，泪水湿透了床单。我朝西弯下腰，那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止十五年没祷告过了，早已把祷词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没有关系，我会说出依然记得的片言只语：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现在我明白爸爸错了，真主真的存在，一直存在。我看到他在这里，从这条绝望的走廊的人群眼里见到。这里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正是在这里，而非在那些发出钻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耸立的清真寺，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们才能找到真主。真主真的存在，他必须存在，而如今我将祷告，我会祈祷他原谅我这些年来对他的漠然不觉，原谅我曾经背叛、说谎、作恶而未受惩罚，只有在我的危难时刻才想起他。我祈祷他如经书记载的那样慈悲、仁爱、宽宏。我朝西方磕头，亲吻地面，承诺我将会施天课，将会每天祷告，承诺我在斋月期间将会素食，而当斋月结束，我会继续素食，我将会熟背他的圣书中每个字，我将会到沙漠中那座湿热难当的城市去朝圣，也会在天房之前磕头。我将会践行所有这些，从今日后，将会每天想起他，只要他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的手已经沾上哈桑的血，我祈求真主，别让它们也沾上这个小男孩的血。

我听到呜咽声，意识到正是自己发出来的，泪水从脸上汩汩而下，流过嘴唇，让我尝到咸味。我感到走廊上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而我依然朝西方磕头。我祈祷。我祈祷别以这种我向来害怕的方式惩罚我的罪行。

星光黯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过了数个钟头，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报纸和卷边的杂志——有本1996年4月的《时代》，一份巴基斯坦报纸，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一份娱乐杂志，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丽坞男星。在我对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戴着针织头巾，坐在轮椅上打瞌睡。每隔一会她就会惊醒，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我疲惫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她的还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贝似的小耳朵，像极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过我全身，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

我站起来，打开窗门。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从窗纱吹进来——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窒闷。我颓然坐倒在地面，捡起那本《时代》杂志，随手翻阅。可是我看不进去，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更多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时钟。刚过四点，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我想睡觉，阖上双眼，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许当我醒来，会发现我在旅馆浴室看到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水从水龙头滴答落进血红的洗澡水里，他的左臂悬挂在浴缸外面，沾满鲜血的剃刀——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来刮胡子的剃刀——落在马桶的冲水槽上，而他的眼虽仍睁开一半，但眼神黯淡。

很快，睡意袭来，我任它将我占据。我梦到一些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

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看到有个男人跪在我身边。他头上戴着帽子，很像双层门后面那个男人，脸上戴着手术口罩——看见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他的传呼机上贴着一张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纯洁无瑕。他解下口罩，我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看着索拉博的血了。他皮肤黝黑，像哈桑和我经常去沙里诺区市场买的那种从瑞士进口的巧克力；他头发稀疏，浅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弯弯的睫毛。他用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告诉我，他叫纳瓦兹大夫。刹那间，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因为我认为我无法忍受他所要告诉我的事情。他说那男孩将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开始念出祷词来：

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他们不得不输入几个单位的红细胞……

我该怎么告诉索拉雅？

两次，他们不得不让他复苏过来……

我会做祷告，我会做天课。

如果他的心脏不是那么年轻而强壮，他们就救不活他了……

我会茹素……

他活着。

纳瓦兹大夫微笑。我花了好一会才弄明白刚才他所说的。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我没听到，因为我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我用这个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泪，而他没有说什么。他等着。

重症病区呈l形，很阴暗，充塞着很多哔哔叫的监视仪和呼呼响的器械。纳瓦兹大夫领着我走过两排用白色塑料帘幕隔开的病床。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后那张，最接近护士站。两名身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在夹纸板上记东西，低声交谈。我默默和纳瓦兹大夫从电梯上来，我以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会哭。可是当我坐在他床脚的椅子上，透过悬挂着的泛着微光的塑料试管和输液管，我没流泪水。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机的嘶嘶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过一阵奇怪的麻木感觉，好像自己刚突然掉转车头，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过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光线倾泻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有个护士对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打盹时她们一定换班了。她把我带到另一间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里面没有人。她给我一个枕头，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我谢过她，在屋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纳瓦兹大夫走进来，我起身迎向他。他脱掉纸口罩，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洁，头发一丝不苟，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鲁，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安德鲁抬起头，眯着眼睛。

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会亮，明白同一层的男厕的门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它打开。我了解到医院的生活有它的节奏：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脚乱，而深夜则寂静无声，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去抢救某个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则在医院曲折的走廊游荡，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想着当索拉博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边嘶嘶作响的呼吸机，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睡一觉，最终却在床上彻夜辗转反侧。那天早晨，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它现在干干净净，有人抹去血迹，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墙上也擦过了。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凉的陶瓷边缘。我想像索拉博放满一缸水，看见他脱掉衣服，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拨出刀头的双重安全插销，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想像他滑进浴缸，躺了一会，闭上双眼。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我很为你感到难过，”他说，“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拜托了。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影响很大。”

我告诉他我能理解，退了房。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你们阿富汗人的事情……你们有些鲁莽。我曾对他大笑，但现在我怀疑。在把索拉博最担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他说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家。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

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还有本来也许是白色的珐琅地砖。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旁遮普族sup/sup男孩，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他从一辆开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摔断了腿。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夹住。

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病床的后半部上。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嗑着煮过的西瓜子——医院给索拉博安排了24小时的防止自杀看护。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这是医院的制度。保安看到我，举帽致意，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博穿着短袖的病服，仰面躺着，毛毯盖到他胸口，脸转向窗那边。我以为他睡了，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他眼睑跳动，跟着睁开。他看看我，移开视线。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他脸色依然苍白，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块淤伤。

“你还好吗？”我说。

他没回答，眼望向窗外，看着医院花园里面一个围着护栏的方形沙地和秋千架。运动场旁边有个拱形的凉棚，在一排木槿的树影之下，几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几个孩子拿着铲斗和小提桶在沙地里面玩耍。那天天空万里无云，一碧如洗，我看见一架小小的喷气式飞机，拖着两道白色的尾巴。我转向索拉博：“我刚跟纳瓦兹大夫聊过，他说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个好消息，对吧？”

我遇到的又是沉默。病房那端，旁遮普男孩睡着翻了个身，发出几声呻吟。“我喜欢你这间房，”我说，忍住不去看索拉博缠着绷带的手腕，“光线明亮，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没有回应。又是尴尬的几分钟过去，丝丝汗水从我额头和上唇冒出来。他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碗没碰过的豌豆糊，一把没用过的塑料调羹，我指着它们说：“你应该试着吃些东西，才能恢复元气。要我喂你吃吗？”

他看向我的眼睛，接着望开，脸上面无表情。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黯淡空洞，就像我把他从浴缸里面拉出来时看到的那样。我把手伸进两腿之间的纸袋，拿出一本我在那间波斯文书店买来的《沙纳玛》旧书。我将封面转向索拉博。“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经常读这些故事给你父亲听。我们爬上我们家后面的山丘，坐在石榴树下面……”我降低声音。索拉博再次望着窗外，我挤出笑脸。“你父亲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你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知道你知道。”我停顿，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白痴，“反正，他在信里说你也最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想我会念一些给你听，你会喜欢吗？”

索拉博闭上眼睛，将手臂放在它们上面，有淤伤的那只手臂。

我翻到在出租车里面折好的那页。“我们从这里开始，”我说，第一次想到，当哈桑终于能自己阅读《沙纳玛》，发现我曾无数次欺骗过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转过什么念头呢？我清清喉咙，读了起来。“请听索拉博和罗斯坦战斗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催人泪下。”我开始了，“话说某日，罗斯坦自躺椅起身，心里闪过不祥之兆。他忆起他……”我给他念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直到年轻的斗士索拉博去找他的妈妈，萨门干王国的公主拓敏妮，要求得知他的父亲姓甚名谁。我合上书。“你想我读下去吗？接下来有战斗场面，你记得吗？索拉博带领他的军队进攻伊朗的白色城堡？要我念下去吗？”

他慢慢摇头。我把书放回纸袋，“那好。”我说，为他终于有所反应而鼓舞。“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你感觉怎样？”

索拉博张开口，发出嘶哑的嗓音。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是他们把呼吸管插进他的声带引发的。他舔舔嘴唇，又试一次。“厌倦了。”

“我知道，纳瓦兹大夫说过会出现这种感觉……”

他摇着头。

“怎么了，索拉博？”

他一边缩着身子，一边再次用粗哑的嗓音，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厌倦了一切事情。”

我叹气，颓然坐倒在椅子上。一道阳光照在床上，在我们两人中间，而就在那一瞬间，那张死灰的脸从光线那边看着我，它像极了哈桑的面孔，不是那个整天跟我玩弹珠直到毛拉唱起晚祷、阿里喊我们回家的哈桑，不是那个太阳没入西边的黏土屋顶时我们从山丘上追逐而下的哈桑，而是我有生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哈桑，那个我透过自己房间雨水迷蒙的窗户望着的、在夏日温暖的倾盆大雨中拖着行李走在阿里背后、将它们塞进爸爸的轿车后厢的哈桑。

他慢慢摇着头。“厌倦了一切事情。”他重复说。

“我能做什么，索拉博？请告诉我。”

“我想要……”他开口，身子又是一缩，把手按在喉咙上，似乎要清除掉哽住他嗓音的东西。我的眼光再次落在他手腕上紧紧绑着的医用绷带上。“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他喘息说。

“哦，索拉博。”

“我想要爸爸和亲爱的妈妈，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爷在花园玩，我想要回到我们的房子生活。”他用前臂盖住双眼，“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看哪里，所以我望着自己双手。你原来的生活，我想，也是我原来的生活。我在同一个院子玩耍。我住在同一座房子。可是那些草已经死了，我们家房子的车道上停着陌生人的吉普车，油污滴满柏油地面。我们原来的生活不见了，索拉博，原来那些人要么死了，要么正在死去。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只剩下你和我。

“我没办法给你。”我说。

“我希望你没有……”

“请别那么说。”

“……希望你没有……我希望你让我留在水里。”

“别再那么说了，索拉博。”我说，身子前倾，“我无法忍受再听见你那么说。”我碰他的肩膀，他缩身抽开。我放下手，凄凉地想起我在对他食言之前的最后几天，他终于能够自在地接受我的触碰。“索拉博，我没办法把你原来的生活给你，我希望真主给我这样的力量。但我可以带你走。当时我走向浴室，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你有前往美国跟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签证了。真的。我保证。”

他从鼻子叹出气，闭上眼睛。我要是没有说出最后三个字就好了。“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我说，“也许最后悔的事情是对你出尔反尔。但那再也不会发生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对不起你。我乞求你的原谅。你能做到吗？你能原谅我吗？你能相信我吗？”我降低声音，“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等待他回答的时候，我脑里一闪，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冬日，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樱桃树下的雪地上。那天我跟哈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取笑他，问他愿不愿意吃泥巴证明对我的忠诚。而如今，我是那个被考验的人，那个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我罪有应得。

索拉博翻过身，背朝我。很久很久，他一语不发。接着，就在我以为他也许昏昏睡去的时候，他嘶哑地说：“我很累很累。”

我坐在他床沿，直到他睡去。我和索拉博之间有些东西不见了。直到和奥马尔·费萨尔律师碰面之前，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样走进索拉博的眼睛。现在那光芒不见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怀疑他是否有胆量回来。我寻思要再过多久才能见到索拉博的微笑，再过多久才会信任我，倘若他会的话。

于是我离开病房，走出去寻找别的旅馆，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再次听到索拉博说话，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结局，索拉博从来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他也没有拒绝。当绷带拆开，脱去病服，他只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哈扎拉孤儿。他能有什么选择呢？他能去哪儿呢？所以我当他同意了，可是实际上，那更像是无言的屈服；与其说是同意，毋宁说是由于他心灰意懒、怀疑一切而来的任人摆布。他渴望的是他原来的生活，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国。从方方面面看来，这并不能说是什么凄惨的命运，可是我不能这么告诉他。倘使恶魔仍在你脑中徘徊萦绕，前程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穿过一片温暖的黑色停机坪，我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

某天，兴许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里蒙特一间卖录像带的商店。我站在西片区之前，身边有个家伙拿着便利店的纸杯，边喝可乐边指着《七侠荡寇志》，问我有没有看过。“看过，看了十三次。”我说，“查尔斯·勃朗森在里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样。“太谢谢你啦，老兄。”他说，摇头咕哝着走开了。那时我才明白，在美国，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要不然你会被谴责，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致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结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电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里、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种远房亲戚在那座房子进进出出——想知道的只有这些：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吗？电影里面那个家伙胜利地实现了他的梦想吗？还是失败了，郁郁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结局是否圆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生活并非印度电影。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尽管上个星期天出现了小小的奇迹。

7个月前，也就是2001年8月某个温暖的日子，我们回到家里。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间，当她双臂环住我脖子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你仍是我的雅尔达的朝阳。”我低声说。

“什么？”

“没什么。”我亲吻她的耳朵。

随后，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样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泪水的模样，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博双脚原地挪动，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她领他进去，他坐在床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穿着纯白色衬衣，和我们离开之前我在伊斯兰堡给他新买的斜纹粗棉裤，衬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胛骨毕现的瘦削肩膀上。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庞仍是苍白得没有其他颜色。现在他看着我们，神情冷淡，一如看着医院那些整齐地摆放在他面前的装着白米饭的盘子。

索拉雅问他喜不喜欢他的房间，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总是瞟向那些弯曲的粉红伤痕。索拉博低下头，把手藏在大腿之间，什么也没说。接着他自顾把头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他，不消五分钟，他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索拉雅头靠着我的胸膛睡去。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我清醒地躺着，再次失眠。清醒、孤独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那张哈桑和索拉博并排站着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似乎世界是个美好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你爸爸是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拉辛汗在信里这么说。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会承认的、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父亲疚恨的化身。我看着哈桑，阳光打在他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接着意识到：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然没有让我心痛。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门，心下寻思，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它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终于打点完毕，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雅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也染得比过去更红了，将一盘她买来当点心的杏仁糕递给索拉雅。看到索拉博，她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