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说：“要是我们出了车祸，可就有意思了。”
一簇灯光照亮了“新汽车旅馆”的招牌，开到近处才发现这是一家设备不错的旅店：数间平房、车厂、餐厅外加一个酒吧。负责指路的男孩对迪克说：“开进去。也许我们可以在这儿做笔生意。让我去谈。我有经验。有时候，他们会骗人的。”佩里想不出谁会那么聪明，能骗过那小子。他后来说：“带着那些瓶子走进去，他一点儿都不难为情。我？我永远也不会那么做。我会觉得丢死人了。但是汽车旅馆里的人都挺和气的，他们只是对着那孩子笑。结果那些瓶子换了十二块六毛钱。”
男孩把钱平分了，给了自己一半，那是属于他和爷爷的。他说：“知道吗？我打算和约翰尼好好吃一顿。你们不饿吗？”
像往常一样，迪克很饿。经过那么一番劳动，就连佩里也饿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把老头儿搀进了饭馆，让他在桌边坐下。他看起来还是那样，死人似的，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你真该看看他狼吞虎咽的德性。那小子给他点了烤薄饼，他说那是约翰尼最喜欢的。我敢发誓，他足足吃掉了三十张薄饼，还有两磅黄油和一夸脱糖浆。那小子给自己也点了饭菜，是薯片和冰淇淋，他说他就想吃薯片和冰淇淋，但分量是真不少。我觉得奇怪，吃那么多他怎么没不舒服呢。”
吃饭期间，迪克研究了一下地图，然后宣布斯威特沃特就在他开车路线再往西一百多英里处，他预定的路线是穿过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内华达，最后到拉斯维加斯。虽然他说得没错，但是佩里很清楚，迪克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摆脱男孩和老头儿。那男孩也很清楚迪克的用意，但是他很有礼貌地说：“哦，别担心我们。有许多车会在这儿停。我们会想法子搭上的。”
男孩站起来送他们上车，留老头儿自己继续吃新鲜的烤薄饼。他和迪克、佩里一一握手，祝他们新年快乐，然后挥手致意，直到车子消失在黑夜里。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那天晚上对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一家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后来回忆时，他妻子说：“当时艾尔文正在浴室里唱歌，唱的是《得克萨斯的黄玫瑰》。孩子们在看电视。我在饭桌边摆碗碟，准备请客人吃自助餐。我是新奥尔良人，喜欢烹饪和款待客人。正好我母亲刚刚给我们送来一篮子鳄梨和黑眼豌豆，噢，那可是做一顿美味的好材料。所以我决定，开一个自助餐会，请几位老朋友过来吃饭——莫里斯夫妇、克里夫德和多迪·霍普。艾尔文没有兴致，但我坚持要请。我的天啊！那个案子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自从出了事以后，他几乎连一分钟也没离开过它。哎，就在摆餐具的时候，听见电话响，我就让孩子去接，应该是保罗接的。他说是找爸爸的，我说：‘你告诉他们他正在洗澡。’但是保罗说他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因为那是艾尔文的上司桑福德先生从托皮卡打来的。艾尔文只围了条浴巾就出来接电话了。这简直让我发疯，水滴得到处都是。但是当我去拿拖把时，我看到了更糟糕的，那只傻猫皮特竟跳到餐桌上，正在大吃蟹肉沙拉，我的鳄梨也全毁了。
“但是接下来，突然艾尔文从后面一把抱住我，抱得紧紧的。我说：‘艾尔文·杜威，你疯了吗？’玩闹归玩闹，但那个家伙浑身湿漉漉的，把我的衣服全毁了，那可是我为聚会特意穿的。当然，当我得知他拥抱我的原因时，我反过来又拥抱他。你可以想象出逮住那两个人对艾尔文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拉斯维加斯被逮到的。他说他要马上去拉斯维加斯，我问他是不是该先穿上件衣服，而艾尔文，他太兴奋了，他说：‘啊，亲爱的！我想我要让你扫兴了！’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快乐的扫兴方式，这也许意味着不久我们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艾尔文笑了，听到他的笑声，真的太美了。我是说，过去的两个星期是最糟糕的。因为就在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那两个人突然出现在堪萨斯城，来了，却又走了，没有抓住。我从未见艾尔文如此消沉过，除了那次小艾尔文患了脑炎住院，我们以为会失去他。但我现在不想提那个了。
“后来，我给他沏上咖啡，端到了卧室里，心想他应该在卧室里换衣服呢。但是他没有。他正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好像头疼似的，连袜子都还没穿。于是我说：‘你怎么搞的，想得肺炎吗？’他看着我，说：‘玛丽，听我说，肯定是那两个家伙，肯定是，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艾尔文真可笑。就和他第一次竞选芬尼县警长时一样。在选举结果揭晓的那天晚上，实际上每张选票都已统计过了，很明显他赢了，但是他说——我现在想起来真是气得想要勒死他——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哦，不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是不会知道结果的。’
“我对他说：‘好了，艾尔文，别再这样了。肯定是他们干的。’他说：‘那证据在哪儿呢？我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进过克拉特家！’但是在我看来，他完全可以证实。脚印，那两个畜生不是在屋里留下了脚印吗？艾尔文说：‘是的，脚印是可以证明，除非那两个小子碰巧还穿着那两双鞋。脚印本身一分钱都不值。’我说：‘好吧，亲爱的，你把咖啡喝了，我给你准备行李。’有的时候，你真没有办法和艾尔文讲理。他总是那样，他几乎使我相信希科克和史密斯是无辜的，如果他们不是无辜的，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坦白，如果他们不坦白，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受到审判，证据都是间接的，太没有说服力。他最担心的是消息会泄露出去，导致那两个人在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员开始审问之前就知道了真相。实际上，被捕时，他们还以为是违反假释规定和开假支票。艾尔文觉得必须让他们俩保持这种看法，这极其重要。他说：‘克拉特这个名字应该像一柄大锤，在他们尚未觉察时突然挨上一记。’
“保罗——我让他到晾衣绳上去给艾尔文拿些袜子，他回来后站在那里看我收拾行李。他想知道爸爸要去哪儿。艾尔文抱起他，说：‘你能保守秘密吗，保罗？’其实他不必问。虽然两个孩子在家中也听到一些只言片语，但他们都知道不得谈论爸爸的工作。所以他说：‘保罗，你还记得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两个人吗？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哪儿了，爸爸要去把他们抓回来，抓回加登城。’但是保罗恳求他：‘不要，不要，别把他们送回来。’他感到害怕，才九岁的孩子，哪能不害怕呢！艾尔文吻着他，说：‘别怕，保罗，乖孩子。我们不会再让他们伤害任何人。他们再也不能害人了。’”
那天下午五点钟，当那辆偷来的雪佛兰穿过内华达州沙漠、进入拉斯维加斯二十分钟之后，漫长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但在此之前，佩里已经去过了拉斯维加斯邮局，他说那儿有个包裹等他领取。那个大纸箱是他从墨西哥寄回来的，投了一百块钱的保险，这个价钱远远超过了箱中物品的价值，里面不过是些卡其布衣服、牛仔裤、旧衬衫、内衣和两双带钢扣的靴子。在邮局外面等佩里的时候，迪克的情绪好极了，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作出一个决定，一个肯定会使他摆脱目前的困扰、开始一段五彩缤纷新生活的决定——假扮一位空军军官。这是一个他向往已久的计划，而拉斯维加斯正是一个理想的实施地点。他已经选好了这位军官的军衔和名字——特雷西·汉德上尉，名字是他从以前的一位熟人那里借用的，那人是堪萨斯州监狱的典狱官。身为上尉，穿着帅气的制服，“到拉斯维加斯不夜城的赌场中逛它一逛”，小型的、大型的，以及特字号的如“沙漠”、“星尘”等豪华赌场，他通通要去，一路开一叠支票。如果他日夜不断地开毫无用处的假支票，那么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能赚到三四千块钱。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再见啦，佩里。迪克厌倦了他，他的口琴、他的疾病和疼痛、他的迷信、他那双湿漉漉的女人似的眼睛，还有那唠唠叨叨、窃窃私语。他多疑、自以为是、牢骚满腹，如同迪克必须摆脱的老婆。而办法只有一个：什么也不说，走。
沉浸在自己计划中的迪克没有注意到一辆警车从旁边缓缓驶过，在侦查他。佩里也没注意，他正扛着从墨西哥运来的纸箱走下邮局的台阶，没看到警车和车里的警察。
奥西·皮格福德警官和弗朗西斯·麦考利警官脑子里记着大堆数据：一辆一九五六年出厂的黑白两色的雪佛兰轿车，车牌是堪萨斯州约翰逊县16212。在离开邮局的时候，迪克和佩里都没有注意到警车正在跟踪他们。迪克开车，佩里指路，他们向北穿过五个街区，向左拐，又向右拐，开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多一点儿，在一株即将枯死的棕榈树前停了下来。树旁有块因常年风吹雨打而破损的牌子，上面除了“oom”三个字母外，其余字迹都很模糊了。
“就是这儿？”迪克问。
佩里点了点头。这时警车已经和他们的车靠在一起了。
拉斯维加斯市立监狱有两个审讯室，都是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荧光灯照明，墙壁和天花板有隔音装置。每间审讯室里除了有一台电风扇、一张铁桌子和几把可折叠的金属椅外，还安装了伪装过的麦克风、隐蔽的录音机，门上还装有一扇只能由外向里窥视的玻璃窗孔。一九六〇年一月二日，星期六，那是堪萨斯州四位警员选定的日子，他们下午两点要首次和希科克、史密斯展开交锋。
堪萨斯州调查局的四人办案小组成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艾尔文·杜威和克拉伦斯·邓茨，在预定时刻之前就聚集在审讯室外的走廊上了。那天奈正在发烧。“一来是感冒，但主要还是兴奋过度。”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说，“那时我已经在拉斯维加斯等了两天，嫌疑犯被捕的消息传到我们托皮卡的总局，我就立刻乘飞机赶来了。小组中的其他人，艾尔文、罗伊和克拉伦斯，是开车过来的，天气很坏，一路上糟透了。因为下雪，元旦前夜是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度过的。当他们到拉斯维加斯时，伙计们既需要上好的威士忌，也需要好消息。而这两种好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两位年轻人已经在引渡弃权证明书上签了字。更棒的是我们找到了靴子，两双靴子，猫爪及菱形图案的靴底，与克拉特家发现的脚印照片完全吻合。靴子是放在一只硬纸箱里，就是他们从邮局取回来的那个。我还记得我对杜威说过：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早五分钟下手，情形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的案子还是不太牢靠，凡事都有可能出错。但是我记得，就在我们在走廊里等待的时候——虽然我在发烧，又兴奋，紧张得要命，但还是充满了信心。我们都是如此，我们觉得已经来到了真相的边缘。我的任务，不，我和丘奇的任务，是向希科克施加压力，让他说出真相。史密斯归艾尔和老头儿邓茨。直到那时，我还都没有见过两位嫌疑犯，只是检查了他们的物品并安排他们的引渡事项。直到希科克被带进审讯室，我才算见到了他。我曾经设想他是个大块头，肌肉结实，不是这种瘦得皮包骨的小子。他二十八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孩，身上穿着一件蓝色衬衫、一条卡其布裤子，脚上是白袜子、黑鞋。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竟比我的还干燥。那小子外表整洁，还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他声音动听、吐字清晰，一个看起来很体面的年轻人，笑起来令人毫无戒心。开始的时候，他的确一直在笑。
“我说，‘希科克先生，我叫哈罗德·奈，这位先生叫罗伊·丘奇。我们是堪萨斯州调查局的专案调查员，我们来此的目的是讨论一下你违反假释的事。当然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法庭上都有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随时可以要求请一位律师。我们不会对你使用武力或者进行威胁，但我们也不会对你作出任何保证’。他当时非常镇静。”
“我知道是什么形式，”迪克说，“我以前受过审讯。”
“好的，希科克先生。”
“叫我迪克。”
“迪克，我们想谈谈你假释以后的活动。据我们所知，你曾在堪萨斯城区进行过至少两次大的支票欺诈。”
“哇，你们知道的还真不少呀。”
“可否一项一项地跟我们说说？”
犯人显然对自己出色的记忆力非常骄傲，他随口背出了二十多家堪萨斯城商店、咖啡馆以及汽车修理厂的名字和地址，而且还准确地回忆出在每个地方“购买”的物品和支票数额。
“我很好奇，迪克，为什么这些人会接受你的支票？我想知道其中的秘密。”
“秘密就是：他们愚蠢。”
罗伊·丘奇说：“好吧，迪克，很有趣。但是现在我们暂且不谈支票的事。”虽然他听上去仿佛嗓子里塞了猪毛，双手握得如此之紧，简直可以打穿墙壁（实际上，这是他最喜欢的绝招），但人们仍然会误以为丘奇是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不过是谁家秃头红脸的叔叔。“迪克，”他说，“请给我们讲讲你的家庭背景。”
犯人开始回忆。有一年，在他九岁或者十岁的时候，他爸爸病了。“是兔热病，”持续了好多个月，在此期间，全家就靠着教堂的救济和邻居们的施舍过活，“否则我们就饿死了。”除了这件事以外，他的童年一直很好。“我们从未有过很多钱，但我们也从没有穷得没饭吃，”希科克说，“一家人可以说不愁吃、不愁穿。我爸爸管我很严，我要是不帮忙做家务，他就会不高兴。但是我们相处得不错，从没有激烈的争执。我父母也从未吵过架，我一次也想不起来。我母亲非常好，父亲也是个好人。我得说，他们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上学？他认为，如果把“浪费”在体育运动上的时间分出哪怕小小一点儿用在学习上，他也不会是个普通学生。“棒球、橄榄球，我参加了所有的校队。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有机会靠一个橄榄球奖学金上大学。我想去学工程。但是即使有了奖学金，上学的费用也太贵了。我不知道，反正就觉得找个工作比较保险。”
在二十一岁之前，希科克曾当过铁路护路工人、救护车司机、汽车油漆工和修理工；他还娶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卡罗尔，她爸爸是个牧师。他跟我是死对头，说我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他费尽心机给我找麻烦。但我对卡罗尔是铁了心的，现在也是这样，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只是，唉，我们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我们太年轻了，养不起三个孩子。如果我们没有欠债太多，如果我能多赚点钱，也许还能养活。我也尽力了。”
他“尽力”去赌博，而且开始开假支票、尝试盗窃。一九五八年，他因夜间入室盗窃被约翰逊县法院判处在堪萨斯州监狱服刑五年。但是在那之前，卡罗尔已经离他而去，他又娶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一个狠极了的女人。她，还有她全家都是一路货。我坐牢的时候，她和我离婚了。我不想抱怨。今年八月份，我从‘墙头里’出来，我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重新开始。我在奥莱西找了一份工作，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我干得挺好的。”
“直到十一月二十日。”奈说道，但希科克似乎没明白他的话，“从这天开始，你干得就不好了，开始开假支票。为什么？”
希科克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可以写本书了。”然后，他跟奈要了根烟，丘奇彬彬有礼地给他点着。希科克抽着烟说：“佩里，我的朋友佩里，春天的时候假释出狱了。后来，我出狱的时候，他给我来了封信，邮戳是爱达荷州的。他在信中提到我们曾讨论过的一个计划，是关于去墨西哥的。我们想去阿卡普尔科买一条钓鱼船，自己经营，带游客去深海钓鱼。”
奈说：“你们打算怎么买这条船呢？”
“听我说呀，”希科克说，“你知道，佩里写信告诉我他有个姐姐住在斯科特堡，她替他存了一大笔钱，有上千块呢。这笔钱是他爸爸卖掉了阿拉斯加那块地换来的。他说他打算来堪萨斯取。”
“你们俩打算用这笔钱买船？”
“完全正确。”
“但结果是你们并没有买。”
“出了些事情，佩里晚了一个多月才露面。我到堪萨斯城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接的他——”
“什么时候？”丘奇问，“是星期几？”
“星期四。”
“那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斯科特堡？”
“星期六。”
“十一月十四日。”
希科克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异。看得出来，他一定在纳闷，为什么丘奇对那个日期记得如此清楚？觉察到这句话会太早引起怀疑，这位警员赶忙接着问道：“你们动身去斯科特堡是几点钟？”
“那天下午。我们修了一下我的车，在西区咖啡馆吃了碗红辣椒。大概是在下午三点钟左右。”
“嗯，三点钟左右。佩里的姐姐知道你们去吗？”
“不知道。因为佩里把她的地址搞丢了。而且她家还没有电话。”“那你们知道怎样找到她吗？”
“去邮局打听。”
“是你去的？”
“是佩里去的。他们说她已经搬家了。他们认为她去了俄勒冈州。但是她没有留下那边的住址。”
“这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吧。尤其是眼看着那么一大笔钱就要到手。”
希科克表示同意。“那当然。因为，唉，我们已经确定要去墨西哥了，不然我也不至于开那么多假支票。但是我本来希望……你们大概不会相信的，但我说的是实话，我想过去墨西哥赚钱，然后我就有能力还清那些支票款项了。”
奈接过话头儿：“等一下，迪克。”奈是个急性子，难得控制他那凌人的盛气和单刀直入、锋利难挡的口才。“我想多听一点儿你们去斯科特堡的事，”他说话时，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当你们发现佩里的姐姐不在那儿时，你们做了些什么？”
“四处走了走，喝了杯啤酒，就开车回来了。”
“你是说你回家了？”
“不，我们回了堪萨斯城。我们在杰斯托露天餐馆停车吃了几个汉堡。后来去了凯瑞区。”
无论奈，还是丘奇，都不知道凯瑞区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希科克说：“你们开玩笑吧？堪萨斯州每一个警察都知道那儿。”当警员们又一次表示不知道时，他解释说那是公园的一个小径，可以碰到“好多妓女”，“也有不少是不要钱玩票性质的护士、女秘书之类的。我在那儿运气一直不错。”
“那天晚上如何？”
“不太好。我们碰上了两个连卖带偷的婊子。”
“她们的名字？”
“一个叫麦尔德瑞德，另一个，也就是佩里找的那个，我想是叫琼。”
“描述一下她们。”
“她们可能是姐妹俩，都是金发，都很丰满。我记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们买了一瓶橙花酒，就是把橙汁和伏特加混在一起，我当时有点儿醉了。我们请两位姑娘喝了几杯，然后开车带她们去快乐港。我猜两位绅士都没听说过快乐港吧？”
他们确实没听说过。
希科克咧嘴一笑，耸耸肩膀，说：“快乐港就在布鲁里奇路上，堪萨斯城南八英里，是一个有夜店的旅馆。十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个包间的钥匙。”
接下来，他描述了那晚四人所住的包间：两张双人床、墙上挂了一张破旧的可口可乐月历，一个只有往里面投硬币才能收听的收音机。他的镇静，他的清晰，他那说起未经证实的细节时确定无疑的口气，给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毫无疑问，这小子是在撒谎。嗯，难道他不是在撒谎吗？也许是因为患了感冒正在发烧，也许是对于自己的信心突然减弱，奈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们偷走了我们的东西，”希科克说，“我倒没损失多少，但佩里的钱包丢了，里面有四五十块呢。”
“丢了钱，你们是怎么做的？”
“没什么好做的。”
“你们可以报警呀。”
“哈，算了吧，才不会呢。报警？你们应该知道，按照规定，假释期间不许喝酒，也不许和以前的狱友联系——”
“够了，迪克。那是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告诉我们从快乐港出来后，你们都做了什么？”
“我们在快乐山附近的一个卡车站吃了早饭。然后开车去了奥莱西，在那儿，我把佩里送到他住的旅馆，当时大概是十一点钟。后来我就回家了，和家里人一起吃午饭。和每一个星期天一样。看电视，是篮球比赛，也可能是橄榄球。我当时相当累了。”
“接下来，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佩里的？”
“星期一。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找我，鲍勃·桑兹汽车修理厂。”
“你们谈了些什么？墨西哥？”
“嗯，我们还是很喜欢那个主意，虽然我们没得到那笔钱，到那儿去做自己的生意。但是我们想去，看起来值得冒险。”
“值得在兰辛再坐一次牢？”
“不是那意思。你知道，我们不准备再回堪萨斯了。”
一直在笔记本上作记录的奈说：“在开假支票的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一日，你和你的朋友史密斯消失了。听着，迪克，请你说一说从那时起到你在拉斯维加斯被捕之前的这一段的活动。大概说一下就行了。”
希科克吹了声口哨，眼睛骨碌碌地转了几下。“哇。”他感叹了一句，然后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详述了他和佩里这次漫长的行程。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他和史密斯几乎走了一万英里。他足足讲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从下午两点五十分讲到四点十五分。奈试图记下他所说的一连串公路、旅店、汽车旅馆、河流、小镇、城市的名字：阿帕奇、埃尔帕索、科珀斯克里斯蒂、桑蒂罗、圣路易斯波托西、阿卡普尔科、圣迭戈、达拉斯、奥马哈、斯威特沃特、斯蒂尔沃特、坦维莱村、塔拉哈西、尼德尔斯、迈阿密、纽沃华尔多夫旅馆、萨默赛特旅馆、西蒙娜旅馆、阿罗黑德汽车旅馆、切诺基汽车旅馆……以及其他好多好多地方。他告诉他们买了他那辆一九四九年的旧雪佛兰的墨西哥人的名字，还坦白说他在衣阿华州偷了一辆较新的。他描述了自己和同伴碰到的那些人：一个墨西哥寡妇，荷包满满又风骚；奥托，一个德国“百万富翁”；一对“娘娘腔”的黑人拳击手，开着一辆“女人味”的凯迪拉克紫色敞篷车；佛罗里达州一位饲养响尾蛇的瞎眼农场主；一个快死的老头儿和他的孙子以及其他人。说完后，他两臂交叉地往后一坐，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好像在等待人们赞美他的幽默、清晰以及对自己旅行故事的坦率。
但奈只是在快速地挥动着笔杆，而丘奇本来只是在一旁懒洋洋地用手指轻敲另一个手掌，这时突然开了腔：“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希科克的嘴突然僵硬了，他的坐姿也同样僵硬起来。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我们大老远地来到这里不会就是为了和你谈谈两桩微不足道的支票欺诈案。”
奈已经合上了笔记本，他像丘奇一样紧盯着嫌犯。他看到迪克的左太阳穴上暴出一条条青筋。
“是不是，迪克？”
“什么？”
“跑这么远来谈两件支票欺诈案。”
“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事。”
奈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画了一把匕首。他一边画一边说：“告诉我，迪克，你听说过克拉特谋杀案吗？”后来，在正式的审问报告上，奈写到：“嫌疑犯露出明显可见的紧张反应，脸色灰白，眼皮抽动。”
希科克说：“哇，哇，就此打住，我可不是他妈的凶手。”
“我们问的是，”丘奇提醒他，“你是不是听说过克拉特谋杀案。”
“我可能读到过一些。”希科克说。
“丧尽天良的罪行，邪恶，卑劣。”
“同时，几乎天衣无缝，”奈说，“可惜，你们犯了两个错误，迪克。第一，你留下了一个目击者，一个活的人证。此人将到法庭上作证，站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理查德·希科克和佩里·史密斯是如何捆绑、封口之后杀死了四个手无寸铁的人。”
希科克的脸突然变红了，“活着的目击者！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杀掉了所有的人？”
“我说的是‘哇’！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谁也不能把我和该死的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我是开过假支票，干过小偷小摸，但是我他妈的没杀人！”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一直对我们撒谎？”奈愤怒地问道。
“我说的都是他妈的实话。”
“有一些，但并非全是。例如，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的下午，你说你们开车去了斯科特堡。”
“是的。”
“到了斯科特堡后，你们去了邮局。”
“是的。”
“去找佩里·史密斯的姐姐的地址。”
“没错。”
奈站起来，踱到希科克椅子的后面，双手扶到椅背上，低下身对着犯人的耳朵低声道：“佩里·史密斯根本就没有一个住在斯科特堡的姐姐，从来就没有。此外，斯科特堡邮局在星期六下午碰巧关门了。”然后，他说：“好好想一想吧，迪克。今天到此为止。我们以后再谈。”
希科克被带走后，奈和丘奇穿过门廊来到对面审讯室门前，从小玻璃孔里观看审讯佩里·史密斯的情况，不过只能看，不能听。奈是第一次见到佩里，视线便被他的双脚吸引过去：他的腿如此短，以至于他那像小孩子似的脚竟够不到地板。史密斯硬直的印第安人的头发，爱尔兰和印第安混血的黑色皮肤，顽童似的表情，令他想起了嫌疑犯漂亮的姐姐，那位挺不错的约翰逊夫人。但是这个矮小健壮、有点畸形的小不点实在并不漂亮：他那粉红色的舌尖伸了出来，像蜥蜴般在嘴边舔着。他正在抽烟，从他那轻松而平静的表情上，奈推测他还是个“雏儿”——也就是说，他还不知道审讯的真实目的。
奈是对的。当时杜威和邓茨两位耐心的审讯专家已经把犯人的生活经历缩小到最近的七周，问话就要聚焦在那个关键的周末：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星期六中午至星期天中午那段时间内。此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试探性审问之后，他们离步入正题已经不远了。
杜威说：“佩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谈的。你知道，你获得假释的条件是永远不得返回堪萨斯州。”
“噢，向日葵州！离开那儿时，我眼睛都哭肿了。”
“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又回去了呢？一定有很急切的理由吧。”
“我告诉过你，我是去看我姐姐。去拿回她替我保管的一笔钱。”
“哦，是的，你说过你和希科克试图去斯科特堡找你姐姐。佩里，斯科特堡离堪萨斯城有多远？”
史密斯摇了摇头。他不知道。
“那么你开车到那儿用了多长时间？”
没有回答。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还是四个？”
犯人说他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记得了，因为你这辈子从来就没去过斯科特堡。”
在此之前，两位警探从未对史密斯的陈述进行反驳。他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用舌尖舔了舔嘴唇。
“事实是，你对我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你从未去过斯科特堡。你们根本就没有带两个姑娘去开旅馆——”
“我们去了，不开玩笑。”
“那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没问过。”
“你和希科克与她们在一起待了一晚上，竟然没问她们的名字？”
“她们只不过是妓女。”
“告诉我们那家汽车旅馆的名字。”
“问迪克，他会知道。我从来不记那种破地方。”
杜威对他的同事说：“克拉伦斯，我看我们该让佩里开点窍了吧。”
邓茨向前俯下身子。他是个大块头，有着重量级拳击手的敏捷。可这时，他的双眼半闭半开，懒洋洋的，说的每个字都故意拖着长音，带有浓重的牛仔腔调。“是的，先生，”他说，“差不多是时候了。”
“听好了，佩里，邓茨先生现在要告诉你，星期六晚上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
邓茨说：“你们去了克拉特家，谋杀了他的全家。”
史密斯吞了口唾沫，他开始揉自己的膝盖。
“那个时候，你们正在堪萨斯州的霍尔科姆，在赫伯特·威廉·克拉特先生的家中。在离开之前，你们杀死了屋里所有的人。”
“不，我从没。”
“从没什么？”
“我从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姓克拉特的。”
杜威指责他在撒谎。接着打出一张四位警探事先商量好的底牌：“我们有一个活着的目击证人，佩里，一个你们没看到的目击者。”
整整一分钟的沉默，这令杜威感到莫大的欢欣。因为如果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一定会问这个目击者是谁，克拉特一家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认为他是凶手；无论如何，肯定会说点儿什么。但是史密斯始终沉默地坐着，揉着膝盖。
“怎么样，佩里？”
“你们有阿司匹林吗？他们把我的阿司匹林拿走了。”
“感觉不太好？”
“我腿疼。”
此时是五点三十分。杜威故意中止了审问。“我们明早接着谈，”他说，“顺便说一下，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是南希·克拉特的生日。她如果还活着的话，明天应该是十七岁了。”
“她如果还活着的话，明天应该是十七岁了。”直到黎明时分，佩里仍睡不着。他心里想（这是他后来回忆的），今天真的是那个女孩的生日吗？不可能是真的，那只不过是另一种试图动摇他的方式，就像那个关于目击者的假话一样，“一个活的目击者”。不可能，也许是他们……要是能和迪克谈谈该多好！但是他和迪克被分开了，迪克被关在另一层的牢房里。
“听好了，佩里，邓茨先生现在要告诉你，星期六晚上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在问话问到一半时，他开始注意到警探曾多次暗示过十一月那个特殊的周末，他仿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不断给自己打气。但是，等到了那一刻，当那个大个子牛仔用懒洋洋的声音对他慢慢地说出“你们去了克拉特家，谋杀了他的全家”时，他几乎吓死过去。的确如此。在两秒之内，他最少掉了十磅肉。谢天谢地，他没让他们看出来，至少希望他们没看出来。那么迪克呢？他们大概也在迪克身上使了这个绝招吧。迪克很聪明，善于表演，但他的“胆识”恐怕靠不住，很容易惊慌失措。不过即便如此，佩里都相信不管他们给迪克施加了多大压力，迪克也不会坦白的，除非他想被绞死。“在离开之前，你们杀死了屋里所有的人。”如果说每一个堪萨斯州的前科犯都听过这句话，他都不会感到吃惊。他们不知已经审讯了多少人，大概也抓过成打的嫌疑犯；现在只是加上他和迪克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堪萨斯州会千里迢迢派四位警探来抓两个微不足道的违反假释者吗？也许他们真的无意中发现了什么事情，什么人，一个所谓的“活的目击者”。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如果能和迪克谈上五分钟，砍胳膊、砍腿他都愿意。
被关在楼下牢房里的迪克此时也睡不着，他（后来回忆）同样渴望能和佩里谈谈，好知道那个废物到底对警察说了些什么。天啊，你无法指望佩里会记住那套“快乐港”的谎话——虽然他们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尤其是那些混账家伙也拿人证之类的话来威胁他，十有八九那胆小鬼会以为真是目击证人。不过，他自己当时立刻就想到了那个所谓的目击证人肯定是弗洛伊德·威尔斯，同住过一间牢房的老朋友。在服刑的最后几周里，迪克曾计划捅死弗洛伊德——用一把自制的刀刺穿他的心脏。现在想想他当时没有这么做真是太傻了。除了佩里，弗洛伊德·威尔斯是唯一能把希科克这个名字和克拉特联系起来的人。迪克曾认为就凭弗洛伊德那斜肩膀、歪下巴的德性，他绝对不敢告密。那个王八蛋肯定是想得到奖赏，或者假释，也许二者兼有。但他不可能如愿以偿，否则就真见鬼了。因为犯人之间的闲谈算不得证据。脚印、指纹、人证和供词才可以。该死的，如果那些牛仔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证实弗洛伊德·威尔斯所说的，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想到这儿，迪克立刻意识到，弗洛伊德的危险性还没有佩里的一半大。佩里，一旦失了魂儿什么都招了，他俩可都得进“角落”去了。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佩里才是那个应该被他灭口的人。在去墨西哥的山路上或者在徒步穿越莫哈韦沙漠的时候。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现在，现在太迟了。
那天下午三点零五分，佩里终于承认斯科特堡的事是瞎编的。“那只不过是迪克骗家里人的借口。这样他就可以在外面过夜、喝酒。你知道，迪克的父亲把他看得很紧，怕他又违反假释规定。所以我们就编了一个关于我姐姐的借口。安抚老希科克先生的。”除此之外，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故事，不论邓茨和杜威怎样努力纠正并谴责他说谎，也都无法使他改口，他顶多在自己的说辞中增加一些新鲜的细节。今天他想起了那两个妓女的名字，一个叫麦尔德瑞德，一个叫简（或者琼）。“她们偷走了我们俩的东西，”此刻他全记得了，“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带着我们所有的钱跑了。”这样的胡扯连邓茨都失去了耐心，他将领带、外套以及那份莫名的懒散通通都卸除了；只是嫌疑犯仍然表现得非常沉着和平静，他拒绝改口，他从未听说过克拉特一家和霍尔科姆，就连加登城都没听说过。
在走廊对面的房间里，烟味熏人，希科克正在接受第二次审讯。在这次审讯中，丘奇和奈巧妙地采用了一种迂回战略。在近三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他们一次也没提起过谋杀案，这种故意的忽略让犯人由恐怖的担忧转为难忍的焦躁。他们谈了其他所有事情：希科克的宗教信仰（“我了解什么是地狱。我去过。也许有个天堂，许多富人都认为有天堂”）；他的性生活（“一直以来，我百分之百和正常人一样”）；而且还谈到了他最近在各州之间的逃亡生活。（“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正在找工作。不过没找到体面的。有一天我还干过挖沟的活儿……”）但是那没有触及的事情才是兴趣的中心，两位警探相信，越是不提谋杀案，希科克就会越压抑。此刻，他闭上眼睛，用微颤的手指摸了摸眼皮。丘奇说：“怎么了？”
“头疼。我真他妈的头疼。”
奈说：“看着我，迪克。”希科克服从了。他的表情在这位警探看来，是恳求对方开口指控，好让他有机会躲进矢口否认的庇护所。“我想你应该记得昨天提及克拉特谋杀案的时候，我曾说过那几乎找不到一丝破绽，可惜凶手只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证。第二个嘛，哦，我可以拿给你看看。”他说着站起身，从墙角取来一个箱子和公文包，这两件东西是他审讯一开始就带进来的。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放大的照片。“这是”，他说，“原尺寸的脚印照片，是在克拉特先生尸体边拍下的。而这——”他打开了箱子，“就是留下这个脚印的靴子。是你的，迪克。”希科克只看了一眼，便把头扭向别处。他双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支撑着头。“史密斯，”奈说，“就更不小心了。我们也找到了他的靴子，和另一副脚印完全吻合，还是血脚印。”
丘奇继续追击。“你现在可吃不完兜着走了，希科克。”他说，“你将被带回堪萨斯州，受到四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第一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非法恶毒地策划、预谋进行犯罪行为，杀害了赫伯特·威廉·克拉特的性命。第二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理查德·尤金·希科克非法——”
希科克说道：“是佩里·史密斯杀了克拉特一家。”他抬起头，慢慢地在椅子上坐直，像一个站立不稳、摇摇晃晃的拳击手。“是佩里干的。我阻止不了他。是他把他们全杀了。”
女邮政局长默尔特·克莱尔正在哈特曼咖啡馆喝咖啡，她抱怨收音机的音量太小。“开大点儿声。”她要求。
收音机被调到加登城kiul广播电台。她听到收音机里说：“……在啜泣中坦白交待后，希科克被带出了审讯室，在走廊里他突然昏倒，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警探把他扶起来。警探们引用希科克的口供：他和史密斯闯入克拉特家的动机是企图在保险箱中窃取一万块钱，但是没有找到，因此他们将一家人捆绑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用枪射杀。史密斯到目前为止既没承认也没否认参与了犯罪。当被告知希科克已经在坦白书上签字后，史密斯说：‘我想看看我朋友的坦白书。’但是他的请求被警方拒绝。警方拒绝透露究竟是希科克还是史密斯开枪杀人。他们强调目前只是希科克的一面之词。负责押送两名犯人的调查局警员已经在拉斯维加斯返回堪萨斯的途中，预计将于星期三晚间到达加登城。同时，县检察官杜安·韦斯特……”
“一个接一个，”哈特曼太太说，“简直不敢想象。难怪那个恶棍会昏倒。”
咖啡馆中的其他人——包括梅布尔·赫尔姆太太和一位来买骡牌烟草的高大年轻农夫，每个人口中都念念有词。赫尔姆太太用餐巾纸轻擦着泪珠说：“我不想听了，我不该听，我不想听。”
“……案件取得突破进展的消息传到霍尔科姆，只引起小小的波动。此处离克拉特家只有半英里。但总的来说，当地二百七十位居民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年轻的农夫大叫起来：“松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当我们从电视上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我老婆怎么了吗？哭得像个小孩子。”
“嘘——”克莱尔太太说，“要提到我了。”
“……霍尔科姆的女邮政局长默尔特·克莱尔太太说，居民们很高兴案件终于了结，但是有些人仍然疑心还有其他人卷入案件。她说许多人家仍然房门紧锁、戒备森严……”
哈特曼太太笑了。“嗨，默尔特！”她说，“你对谁说的？”
“《电讯报》的一位记者。”
许多与克莱尔太太熟识的男人都把她当作男人一样对待。那青年农夫在她后背上拍了一下说：“哎，默尔特，伙计，你不会认为我们中间有人——这里的任何一人——和这案子有关吧？”
没错，克莱尔太太的确是这样想的。尽管一向很少有人赞同她，但这次她却并不孤单。因为这几个星期以来，霍尔科姆的绝大多数居民一直生活在恶意的谣言、普遍的不信任和相互怀疑之中；现在得知谋杀犯不是他们中间的某个人时，难免有些失望。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案件竟是两个陌生人、两个小偷干的。正如克莱尔太太此时所说：“也许是他们干的，这两个家伙。但是绝不会这么简单。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幕后另有黑手。一定是有人想把克拉特除掉，背后一定有个主谋。”
哈特曼太太叹了口气，她希望默尔特是错的。而赫尔姆太太说：“我的希望是，我希望把他们永远关起来。只要一想到他们在我们附近，我就担心得要命。”
“哦，我认为那倒大可不必，夫人，”年轻的农夫说，“现在是那两个小子害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他们。”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条公路上，两辆汽车正在疾速穿过长满山艾树的乡间，这里是老鹰盘旋、响尾蛇蠕动、棕红色岩石到处矗立的高原地带。杜威正在驾驶前面那辆车，佩里·史密斯坐在他旁边，邓茨坐在后座上。史密斯的手被铐住了，一小段铁链将手铐紧紧拴在一条防止犯人逃脱的安全带上，使他动弹不得，连抽烟也无法自己动手。当他要抽烟时，杜威必须给他点着，然后放进他的嘴唇间。这是一项令他感到“厌恶”的差事，因为这看起来太过亲密，和他向妻子献殷勤的时候有点儿像。
一路上，杜威和邓茨多次引用希科克长达一小时的录音口供来刺激史密斯招供，但史密斯均不加理睬。“佩里，他说他试图阻止你。但阻止不了。他还说害怕你开枪把他也打死。”“一点儿也没错，都是佩里干的，全是他的错。至于希科克自己，他说他连狗身上的跳蚤都不会伤害。”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话没有一句激怒史密斯，至少表面上如此。他仍旧凝视着车外的景色，默念着路边掠过的剃须膏广告，数着被枪打死后挂在牧场栅栏上的小狼的皮。
杜威并不期待会有意外的收获了，他继续说：“希科克对我们说，你是个天生的杀手。你对于杀人一点儿都不在乎。还说，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你跟在一个黑人后面，用一根自行车链条把他打死了，就是为了取乐。”
出乎杜威的意料，犯人听了这话竟倒抽一口气。他在座位上费力地扭过头去，想透过后车窗看到第二辆车。看到里面坐着的人之后，他说：“好家伙！”说完，他转过身，盯着眼前漆黑的公路。“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个花招，我不相信你的话。可迪克却招供了。好家伙！哦，他可真是厚脸皮！连狗身上的跳蚤都不会伤害？是啊，他直接从狗身上碾过去。”他吐了口唾沫，“我从未杀过黑鬼。”邓茨相信他最后这句话，他已经研究过拉斯维加斯所有尚未侦破的杀人案，他知道史密斯的确没干过。“我从未杀过任何黑鬼，只是他总这么认为。我就知道，要是我们被抓住了，要是迪克真的招供了，他准会吓得屁滚尿流的，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说出黑鬼这件事。”他又吐了口唾沫，“迪克怕我？真有趣，我真的觉得有趣。他不知道的是，我的确差点开枪宰了他。”
杜威点了两根烟，一根给自己，一根给犯人，“和我们谈谈吧，佩里。”
史密斯叼着烟闭上眼睛说：“我正在想呢。我想回忆起事情的本来面目。”他停了一会儿，说：“事情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当时大概是九月或者十月份，我正在爱达荷州的比尔。信是迪克来的，他说他正在筹划一件事，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我没给他回信，但他又来了一封信，催我速返堪萨斯州和他搭档。他从未说过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只告诉我说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差事，‘必定会成功’。当时，我正巧有别的事情想回堪萨斯一趟，那是一件我自己的私事，和计划没有任何关系。若非因为这件事，我也不会回去。但是我去了。迪克在堪萨斯城车站上接我。我们开车去了他家的农场，那是他父母的地方，但是他们并不欢迎我。我向来很敏感，通常都能知道别人的感受。”
“比如你，”他说的是杜威，但并没有看着他，“你讨厌给我拿烟。那是你的事，我并不怪你。我同样也不怪迪克的妈妈。实际上，她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但她知道我是谁（刚从大牢里出来的朋友），所以她不愿留我。天晓得，我才不愿在他们家住呢，我真高兴离开那儿去旅馆。迪克带我去了奥莱西的一家旅馆。我们买了些啤酒带回房间里喝，就是在那时，迪克把他心中的计划给我说了个大概。他说，在我离开兰辛后，与他同屋的一个家伙，曾在西堪萨斯地区一位小麦富农家干过活儿，说的就是那位克拉特先生。迪克还给我画了张克拉特家的详图。他了解那儿的一切：门、走廊以及卧室的位置。他说楼下有个房间是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保险箱，一个镶在墙里的保险箱。他说克拉特先生平时手头儿总会有大量现金，从来不少于一万美元，都放在保险箱里。他的计划就是去偷这个保险箱。如果我们被人发现，那么，看见我们的人就得死。迪克肯定说了不下一百万次‘不能留下目击证人。’”
杜威问：“他当时认为那儿会有多少人证？我是说，他预计会在克拉特家遇见多少人？”
“那也是我想知道的。但是他不确定。至少四个，也许六个。很可能家里还有客人。他认为应该做好对付十二个人的准备。”
杜威哼了一声，邓茨吹了声口哨，而史密斯勉强苦笑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有点儿离谱。十二个人！但迪克说这很容易。他说：‘我们进到那儿以后，小心点儿就是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无所谓，随它去。不过，也是因为（说实话）我信任迪克，他的讲究实际，以及他的男子汉气概深深打动了我，而且我和他一样想得到那笔钱。我想拿到钱后，就去墨西哥。但我希望能不用行凶就达到目的，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当时把脸蒙上就可以的。我们为此还争论过。在去霍尔科姆的路上，我想停车买几双黑色袜子套在头上。但迪克认为戴着袜子也会被认出来，而且他的眼睛有毛病，戴不戴都一样。当我们到达恩波里亚的时候——”
“等一下，佩里，”邓茨说，“你跳过了好些事，再重讲一下奥莱西。你们是什么时候离开那儿的？”
“一点，或者一点半。我们吃完午饭后就开车去了恩波里亚。我们在那儿买了几副胶皮手套和一捆绳子。刀、猎枪和子弹，全是迪克从家带来的。但他不想买黑袜子，这导致我们大吵了一场。在恩波里亚郊区的什么地方，我们经过一家天主教医院，我劝他停下向修女们买些黑色袜子，我知道修女是穿黑袜的。为了糊弄我，他倒是进去了，可没过多久就出来了，说修女不肯卖他。我肯定他连问都没问过，他承认确实如此。他说那是个馊主意，修女们会认为他是个疯子。所以在到大弯城之前我们没有再停车。在那儿，我们买了胶带，还吃了晚饭，很丰盛的一顿。由于吃得太饱，结果我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刚好到了加登城，那儿看起来真像一个寂静的死城。我们在一家加油站停下来给车加油。”
杜威问他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家加油站。
“好像是菲利浦六六。”
“当时是几点钟？”
“大概半夜了吧。迪克说再走七英里就到霍尔科姆了。接下来的一路上，他自言自语说个不停，一会儿说应该在这儿，一会儿说应该在那儿。他早就把那附近的地形全记在脑子里了。进入霍尔科姆的时候，我几乎没意识到，因为那儿实在太小了。我们穿过一条铁路，迪克突然说：‘就是这儿，错不了。’那是一条私人道路的入口，两边种着树。我们减慢车速，关掉车灯。用不着开灯，那晚月色很好，天上除了一轮圆圆的月亮外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片云，看起来像白天一样。当我们开上小路的时候，迪克说：‘看看这一大片地方！这谷仓！这房子！别告诉我说这家伙没钱。’但我并没觉得有多好，那种气派太招摇了。我们在一棵树的阴影里把车停下。我们还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有灯光亮了起来，不是主屋的，而是左侧大概一百码远的一间小房子里射出来的。迪克说那是雇工的房间，他那张图表也画了。但是现在看来雇工的房子要比想象中离克拉特家近。后来灯又灭了。杜威先生，你提到的那个目击者，是不是就是那个雇工？”
“不是，他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他妻子当时正在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他说他们整晚都忙个不停。”
“一个生病的孩子。哦，我还奇怪呢。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令我非常不安。我对迪克说我不干了，要是他非干不可，那就自己去好了。他发动了汽车，我们准备离开那儿。我对自己说，真是谢天谢地。我总是相信我的直觉，直觉救了我不止一次。但是开到小路的一半，迪克又停下了，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一定在骂我，心想‘我好不容易制订了这个计划，走了这么远的路到这儿，现在这个废物想要放弃。’他说：‘你以为我自己一个人不敢下手吗？但是，我发誓，我倒要让你看看到底谁有种。’车里有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我对他说：‘好吧，迪克，我跟你干。’于是我们又掉头返回，把车停在刚才的地方。迪克戴上手套，我的早就戴在手上了。他拿着刀和手电筒，我拿着枪。那间房子在月光里看起来大极了，仿佛空无一人。我记得当时心里不断祷告，希望屋里确实没人——”
杜威说：“那你们看见一条狗了吗？”
“没有。”
“克拉特家养了条怕枪的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它没叫唤。除非它看见枪就吓跑了。”
“唔，我什么也没看见，连个人影也没有。因此我一直不相信你们说的‘目击证人’那套话。”
“不是目击证人，而是证人。此人指控你和希科克与案件有牵连。”
“噢，哼！是他呀。迪克总说他怕得要死，不敢告密。哈！”
邓茨不愿转移话题，他提醒史密斯，“希科克拿着刀，你拿着枪。你们是怎么进到屋子里的？”
“门没锁，侧门。我们从那儿进到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等着、听着。但只听见了风声。屋外风不小，树枝在摇动，还能听见树叶沙沙作响。有一扇窗户挂着百叶窗，透了点月光进来。我关上百叶窗，迪克打开手电筒。我们看到了一张桌子，保险箱应该就在桌子后面的墙上，但是我们没找到。那是一面镶着木头板的墙，墙上有书架和地图，我注意到，在一层书架上有一个漂亮的双筒望远镜。我决定离开的时候把它带走。”
“带走了吗？”杜威问，因为他一直记着望远镜的事。
史密斯点了点头：“在墨西哥的时候卖掉了。”
“对不起，请继续。”
“因为没找到保险箱，迪克关掉手电筒，我们摸黑走出办公室，经过客厅，来到一间卧室。迪克小声对我说，走路能不能轻点儿。但他也一样，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声。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一扇门前。迪克记得那张地图，说这是一间卧室。他拧亮手电筒，推开房门。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亲爱的？’他本来一直在睡觉，此时揉着眼睛说：‘是你吗，亲爱的？’迪克问他：‘你是克拉特先生吗？’这时他才完全醒了，坐起身来说：‘是谁？你们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跟你谈谈，先生。请到你办公室去。’迪克对他说话时，非常有礼貌，仿佛我们是一对登门拜访的推销员。克拉特先生光着脚，只穿了一件睡衣，跟着我们走到了办公室，我们打开了灯。
“直到那时他才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我们，我想他所看到的一定令他深感震惊。迪克说：‘我们只想请你告诉我们保险箱在哪儿。’但是克拉特先生说：‘什么保险箱？’他说自己没有保险箱。他一脸诚实相，一看就知道是不会说谎的。但是迪克却嚷了起来：‘别骗我，你这个王八蛋！我知道你他妈的有保险箱！’我那时觉得以前肯定没人这样对克拉特先生说过话。但他毫不畏惧地看着迪克的眼睛，语气非常温和地说他很抱歉，但他的确没有保险箱。迪克用刀抵住他的胸部，说：‘说！告诉我们保险箱在哪儿，否则你就要后悔了。’但是克拉特先生——哦，你能看得出来他很害怕，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坚定，他坚持否认自己有保险箱。
“这期间，我找到了电话，把电话线割断了。我问克拉特先生屋里还有别的电话吗，他说有，在厨房里。所以我拿着手电筒到厨房去，那儿离办公室还挺远的。找到电话后，我摘下听筒，用钳子剪断了电话线。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是从头顶传过来的。我站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很黑，我不敢用手电筒。但是我知道有人在那儿。在楼梯上方的窗户后面有一个人影，忽地又不见了。”
杜威心想那一定是南希。根据壁橱中鞋里藏着的那块金表，他经常推测：南希当时醒了，以为来了小偷，立刻把她最值钱的东西（那只金表）藏了起来。
“我认为也许那人拿着抢。但是迪克根本不听我的。他正忙着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逼克拉特先生到处走。他押着他回到了卧室。他数了数克拉特先生皮夹中的钱，大概三十块。他把皮夹扔到床上，对他说：‘你房子里的钱肯定不止这点儿。像你这么一个富人，住在这么大一片地方，会没钱？’克拉特先生说那是他全部的现金，他总是用支票做生意。他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开一张支票。迪克发火了，‘你认为我们是傻子吗？’我觉得迪克已经准备杀了他，所以我说：‘迪克，听我说。楼上还有人醒着。’克拉特先生对我们说睡在楼上的只是他妻子、女儿和儿子。迪克想知道他妻子是否有钱，克拉特先生说即便她有，也是非常少。他求我们（他实际有点儿崩溃了）不要打扰他妻子，因为她是个病人，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但是迪克坚持要上楼，他强迫克拉特先生带路。
“在楼梯口，克拉特先生打开了走廊处的照明灯。在我们上楼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跟你们没什么冤仇，也从没有见过你们。’迪克对他说：‘闭嘴！我们让你说话的时候，会告诉你的。’楼上的走廊里没有人，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克拉特指着两间屋子说他女儿和儿子可能在里面睡觉，然后他打开了妻子的卧室门。他拧开床头灯，对她说：‘没事，亲爱的，别害怕。这些人只是想要些钱。’她是个消瘦、脆弱的女人，穿着白色的长睡袍，刚一睁开眼睛就哭了起来。她对她丈夫说：‘亲爱的，我没有钱。’他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别哭，亲爱的。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但他们还想要一些。他们认为咱们屋里什么地方藏着一个保险箱，我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迪克举起手，像是要给克拉特先生一个耳光，‘难道我没告诉过你闭上嘴吗？’克拉特太太说：‘但是我丈夫对你说的全是真话，天地良心，我们没有保险箱。’迪克反驳她说：‘我知道你们他妈的肯定有保险箱。不找到我是不会走的。别以为我找不着！’然后他问她的钱包在什么地方。她的在橱柜的抽屉里，迪克把钱包抖干净，只找到一些零钱，一两块钱。我示意迪克到走廊说话，想跟他谈谈这情形。于是我们站在门外，我说——”
邓茨打断他，问克拉特夫妇能否听见他们的谈话。
“不能。我们就站在门外，可以监视他们。但我们是压低了声音说的。我对迪克说：‘他们说的是真话。撒谎的是你的朋友弗洛伊德·威尔斯。没有什么保险箱。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但是迪克感到太丢脸了，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他说非得搜遍整个房屋才会罢休。他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全绑起来，然后在屋子里好好找一找。你不能和他争论，他当时太得意了，几条人命在他手里，这令他兴奋不已。克拉特夫人卧室的隔壁是一间浴室。迪克的主意是先把父母锁在浴室里，然后把小孩叫醒，全关进去，然后再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带出来，分别在屋子的不同地方捆上。迪克说，等我们找到了保险箱，我们就切断他们的喉咙。不能开枪，他说，那会制造出太大的声响。”
佩里皱着眉头，用戴着手铐的手揉了揉膝盖。“让我想一会儿。因为从这时开始事情有点儿乱了。我想起来了……喔，是的，我在走廊搬了把椅子到浴室，这样克拉特夫人就能坐着了，考虑到她丈夫说她是个病人。在我们把他们夫妇锁进浴室的时候，克拉特夫人一边哭一边对我们说：‘请不要伤害任何人，请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她丈夫搂着她，说：‘亲爱的，这两个人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想要点钱。’”
“我们去了男孩的房间，他是醒着的。他躺在床上，好像害怕得不能动了。迪克叫他起来，但是他不动，或者动作不够快，所以迪克给了他一拳，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我说：‘你没必要打他，迪克。’我让那男孩——他只穿了一件t恤衫——穿上裤子。他穿上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我们把他锁进浴室的时候，女孩子突然出现了，从卧室里出来的。她穿戴整齐，好像已经醒了有一会儿了。我是说她穿着袜子、拖鞋，还有一件宽大的睡袍，头发用一个大手帕扎着。她试着挤出笑容说：‘唉呀，这是怎么回事？开玩笑吗？’我猜她知道那不是开玩笑。迪克打开浴室的门，把她也关了进去。”
杜威脑海中想象着被困的一家人：温顺、恐惧，但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厄运却毫无所知。赫伯必定是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否则他一定会反抗。他的确斯斯文文的，但是身体健壮，并不懦弱。他的朋友艾尔文·杜威认为，赫伯本来一定会拼死保护邦妮和孩子们的性命。
“迪克站在浴室门口看守，我来搜查房间。在那女孩的房间搜出一只小钱包，像个洋娃娃用的玩具，里面只有一枚一块钱的硬币。不知怎么搞的，硬币从我手上掉了下去，在地板上乱跑，滚到了一把椅子的下面。我不得不跪着去够。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灵魂出窍，看见另一个自己在一部滑稽电影里，这令我感到恶心，对自己有说不出的厌恶。迪克，是他一直说个不停，所谓有钱人的保险箱，可现在我却跪在这儿偷一个小孩的硬币，一块钱！还得跪着来捡。”
佩里揉着膝盖，跟警探们要几片阿司匹林。邓茨给了他一片，他一边嚼着，一边接着说：“但是当时你只能那么做。我又搜查了男孩的房间，一分钱也没有。但是有一台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我决定拿走。这时我想起了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里看到的双筒望远镜。我下楼去拿，然后把它们都放到车里去。外面很冷，冷风让我觉得舒服许多。月光非常明亮，你可以看出好几英里去。我当时想，为什么我不一走了之呢？走到公路上，搭一辆车。我发誓当时真的不想再回到那间房子里去。但是——唉，我该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就好像那件事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倒像我正在读一部小说，知道接下来要出现什么情节，结局怎样。所以我又回到楼上……让我想想，哦，对了。我们开始捆绑他们，头一个就是克拉特先生。我们把他叫出浴室，我把他的手绑在一起，然后我一路押着他走到了地下室。”
杜威说：“你独自一人，没有武器？”
“我拿着刀。”
杜威说：“那么希科克这时仍留在楼上看守？”
“怕他们叫喊。不管怎样，我不需要帮忙。我都和绳子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杜威说：“你用手电筒还是打开了地下室的灯？”
“开灯。地下室有两间，一间看起来像个游戏室。我把他带到了另一间放暖气炉的屋子里。我看到墙上靠着一个装床垫用的大纸盒子。我觉得不能就让克拉特先生躺在冰凉的地上，所以我把纸箱子拆开、铺平，让他躺在上面。”
杜威通过后视镜瞟了他同事一眼，邓茨轻轻地点了点头，仿佛是在赞许。杜威一直认为地上放一个纸箱子是为了让克拉特先生舒服一点，根据类似的线索，以及其他地方体现出的令人啼笑皆非、颇为讽刺的同情心，他推想至少其中一个凶手不是完全冷酷无情的。“我先捆住他的脚，然后把手和脚捆在一起。我问他是不是太紧了，他说不紧，但是请我放过他妻子。他说不必捆她，她不会大喊大叫或者企图跑到屋外。他说她已经病了好多年了，最近才刚刚有点好转，但是像捆绑这样的事可能会使她旧病复发。我知道这并不好笑，但我就是忍不住，他还说什么‘旧病复发’呢。
“接下来，我把男孩也带了下来。一开始我把他和他父亲关在一起，把他的手绑在头顶上的一条蒸汽管道上。后来我觉得那不是非常安全，他可能挣脱绳子，把他父亲也解开，反之亦然。所以我把他解下来，把他带到了游戏室，那儿有一个看起来很舒服的沙发，我把他的脚绑在沙发腿上，又把绳子绕在他脖子上打了个结，这样他一挣扎，就会自己勒死。在我捆他的时候，曾把刀放在一个新漆的杉木盒子上，满屋子都是油漆味。他求我不要把刀放在那里，说那是他给什么人做的结婚礼物。我想他说的是他的一个姐姐。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咳嗽起来，所以我给他头下垫了个枕头。然后我就关掉了灯。”
杜威问：“那么你没有用胶带封住他们的嘴？”
“没有，封嘴是后来的事，我把两个女人都捆在卧室之后才封的嘴。克拉特太太还在哭，同时她还向我打听迪克。她不信任他，但觉得我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相信你是，她说，然后让我答应她别让迪克伤害任何人。我想她真正担心的是她女儿。我自己也担心那个小姑娘。我怀疑迪克正想干些我无法忍受的事。当我捆完克拉特太太，没错，他把女孩带到了她的卧室。她在床上，他坐在床边和她搭讪。我立即打断他们的交谈，让他去找保险箱，我来捆女孩。他走后，我把她的脚捆在一起，手反绑在身后。然后我拉起被子盖住她，只留一个脑袋在外面。床边有一张休闲椅，我想正好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会儿，我的腿疼得像着了火一样，又是爬楼梯，又是跪着找钱的。我问南希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有，她真的说了。她努力表现得轻松而友好。我真的很喜欢她。她很可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一点也没有娇生惯养的坏毛病。她对我讲了很多她的事，学校啦，她想上大学学音乐和艺术啦，还提到了马。她说除了跳舞，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骑马。所以我告诉他我妈妈曾经是个马术冠军。
“后来我们还说起了迪克。我很好奇，想知道他对她说了什么。似乎她问过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抢劫。哇，他怎么没给她一个抹眼泪的手绢！他说他是个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孤儿，从来没有人爱过他，他唯一的亲人是个姐姐，她跟好多男人同居但又不结婚。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直能听到迪克在楼下发神经似的走来走去，在找保险箱。在墙上的画后面找，砰、砰、砰地敲敲墙壁，像一只发了疯的啄木鸟。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存心捣蛋问他找到了吗？当然没有，但是他说他在厨房里又发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七块钱。”
邓茨说：“这时你们在屋子里已经待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
邓茨问：“你们什么时候才封了他们的嘴呢？”
“就在那时。从克拉特太太开始，我让迪克帮我——我不想让他单独和女孩待在一起。我把胶带割成长条，迪克把克拉特太太的脑袋缠起来，好像是在包木乃伊似的。他问她：‘你干吗老是哭？没人要害你。’然后他关掉床头灯，说：‘晚安，克拉特太太，睡觉吧。’在穿过走廊、走向南希卧室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想玩玩那个小姑娘。’我说：‘哈，那你必须先杀了我。’看起来，他似乎不相信自己听见的话。他说：‘你干吗那么在意呢？好吧，你也可以玩玩她呀。’那正是我所厌恶的事情，我讨厌所有不能控制自己性欲的人。上帝啊，我恨死了那种勾当。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别碰她。否则我就跟你拼命。’他气得要命，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所以他说：‘好吧，亲爱的，听你的就是。’结果我们根本没去封她的嘴。我们关掉走廊里的灯，来到了地下室。”
佩里犹豫了一下，像是要问一个问题，结果却用推断的口气说：“我敢打赌，他肯定没告诉你们他想强奸那个小姑娘。”
杜威肯定了他的猜测，然后补充说，除了很明显的有些隐瞒自己某些行为外，希科克的供词和史密斯的叙述是颇为相符的。虽然细节方面不尽相同，措辞也不一样，但从实质上讲，两人的供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吻合的。
“没错，我就知道他肯定没坦白小姑娘的事。我敢打赌。”
邓茨说：“佩里，我一直留心你说的那天晚上的灯。我估计当你们关掉楼上的灯时，屋子里就应该全黑了吧？”
“是的。我们再也没开过灯，只是用用手电筒。我去封克拉特先生和那男孩的嘴时，迪克拿着手电筒。在封嘴前，克拉特先生问我——这是他最后几句话——他妻子怎么样了，他想知道她还好吗。我说她很好，准备睡觉了。我告诉他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就亮了，天亮之后有人就会发现他们。全部事情，我、迪克以及所有一切，都会像一场梦似的过去了。我不是寻他的开心，我无意要害这个男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可亲的绅士，说话和气。直到我割断他喉咙的那一刻，我还是这样想的。”
“等一等，我好像讲错了。”佩里皱了皱眉。他揉着腿，手铐叮当作响。“后来，你知道，我们封住他们嘴之后，迪克和我走到墙角去商量。记住，我们之间是有些不愉快的。就在那时，一想到我曾经佩服过他，听他那吹不完的牛，我就觉得窝囊。我说：‘好了，迪克，还有什么疑虑吗？’他没有回答我。我说：‘让他们活着，这可不是小事，至少要坐十年牢。’他还是一言不发。他拿着刀，我让他把刀给我，他就递给了我，我说：‘好了，迪克，看我的。’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想杀人。我只想激激他，吓他，让他和我争论，绊住我；让他承认自己只是个说大话的瘪三。明白了吧，我和迪克之间就是这么回事。我跪在克拉特先生身边，膝盖一阵疼痛令我想起了那该死的一块钱硬币，羞耻、憎恶，他们竟然命令我永远不要再回堪萨斯州。但是直到我听见一声叫喊，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像有人快要淹死了，在水底下呼叫。我把刀递给迪克说：‘干掉他，你会感觉好一点儿。’迪克试了试，或者说假装试了试。但是那个男人的力气有十个人那么大，他已经挣脱了一半，手上的绳子已经松了。迪克惊慌失措，他想逃，但我不让他走。我知道，那个男人无论如何也得死，我离开这儿时不能让他活着。我让迪克拿着手电筒，对准他。然后我举枪瞄准。屋子里一下子响起爆炸声，蓝烟弥漫，火光闪闪。上帝啊，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就没有人听见枪声。”
杜威的耳朵也跟着轰的响了一声，那枪声几乎使他听不见史密斯低声的话语。但是那枪声还在继续，接连不断，同时迸出了声音和画面：希科克急匆匆地找着散落的弹壳；凯尼恩的脑袋被一束光照射，封住的口发出哀求，希科克又一次疯狂地寻找发射过的子弹壳；南希的房间，南希听到了硬木楼梯上的靴子声响，听见他们上楼向她逼近的脚步声，南希的眼睛瞪着搜寻她的手电筒灯光（她说：“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不要！噢，求你了，不要！求你了！”我把枪递给迪克，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他举枪瞄准，她把脸转向墙壁）；黑暗的走廊，凶手们快速走向最后一扇门。也许邦妮已经听见了一切，她欢迎他们快点到来。
“最后一个子弹壳真他妈难找。迪克钻到床底下才找到。然后我们关上克拉特太太卧室的门，走下楼梯，来到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像我们刚进来时一样。我们透过百叶窗看雇工是否正在过来，或者别的什么人已经听见了枪声。但是没有动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风。迪克喘得好像后面有狼在追他似的。我们在办公室里待了几秒钟，然后就跑向汽车，开车离去。就在那时，我决定我最好开枪打死迪克。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不能留下目击证人’，给我的印象深极了。我想，他不就是目击证人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天知道我真该下手的！杀了他，然后上车，一直跑到墨西哥，销声匿迹。”
沉默。在接下来的十几英里路上，三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悲伤和深深的疲惫充满了杜威的心。他沉默着。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知道“当天晚上那间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现在他听了两次，两个非常相似的版本，唯一重大的差别就在于希科克把四个人的死都推到了史密斯身上，而史密斯说希科克杀了两个女人。不过，虽然凶手坦白了作案动机和过程，但供词并没有证实他对案件应有的“合理动机”的设想。这次凶杀案，该是一起心理学事件，一种完全与私人恩怨无关的行径；受害者仿佛是被雷电击死的，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遭受了苦难。杜威无法忘记受害者的痛苦，但是他对于坐在身边的凶手也可以做到不那么愤怒，甚至还有一些怜悯——佩里·史密斯的一生都与幸福无缘，而是一个可悲、丑恶与孤独的旅程，是一个幻象接着一个幻象。然而，杜威的怜悯并没有强烈到宽恕或者慈悲的程度。他希望看到佩里和他的同伴被绞死，一起绞死。
邓茨问史密斯：“全部加起来，你们一共从克拉特家拿走多少钱？”
“四五十块钱吧。”
加登城的动物里，有两只形影不离的灰色公猫——瘦弱、肮脏、狡猾，又有着同样的怪癖。每天将近黄昏，它们一天的生活就真正开始了。首先，它们一路小跑穿过美茵大街，有时在停靠的汽车边站住，绕着车头仔细察看车子前面的保险杠；对于停靠在温莎旅馆和华伦旅馆门前的汽车则格外留意，因为这些车的主人大部分是远道而来的旅客，车头上常常带着这两只骨瘦如柴但生活颇为规律的野猫心中的美食：那些傻乎乎地飞进车道，一头撞死在迎面驶来的汽车车头上的乌鸦、鹧鸪与麻雀的残尸。两只野猫的爪子就如同外科手术的器械，它们从前格栅上一点点地攫食每一片还带着羽毛的碎肉。在美茵大街上巡逻完毕，它们总是在美茵大街与格兰特街的交叉口拐弯，朝法院广场跑去，那里是它们另一处觅食之地。在一月六日星期三那天下午，这个地方的猎物似乎特别丰盛，广场上停满了来自芬尼县各地的车辆，也为广场带来了拥挤的人群。
人群在下午四点钟开始聚集起来。县检察官曾宣布这是希科克和史密斯可能到达的时间。自从星期天晚间希科克的供词正式公布以来，各路新闻记者便齐聚加登城：各广播电台的记者、摄影师，新闻影片和电台摄像师，来自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的记者，当然更少不了堪萨斯州各大报社的记者，共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加登城等了三天，除了采访加油站的雇员詹姆斯·斯波尔之外，简直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斯波尔看了报纸上刊登的嫌疑犯照片后，立刻认出了这两人曾是他的顾客，就在霍尔科姆发生悲剧的那天晚上，他还卖给他们三元零六分的汽油。
这些职业观察家们要亲手记下希科克和史密斯被押解归来的这一幕。公路巡警杰拉德·莫瑞已经在法院台阶前的走道上为他们预留了足够的地方，犯人们必须走过这些台阶才能进到监狱，它就位于这座四层石灰建筑的顶层。《堪萨斯城星报》的一位记者，理查德·帕尔拿着一份星期一出版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凶嫌遣返可能面临着群众的愤怒私刑”引来一阵哄笑。莫瑞警长评论说：“我倒看不出有谁是带了领带来勒犯人的。”
的确，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倒像正在等待观看一场游行或者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其中有不少高中生是南希和凯尼恩的同班同学，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着拉拉队的口号，嚼着泡泡糖，吃着热狗，喝着汽水。母亲们在安慰哭闹的孩子，男人们肩膀上扛着小孩四处走动。童子军也来了，全军出动。一家妇女桥牌俱乐部的全部中年成员集体出现在广场上。当地退伍军人协会的头头j.p.亚当斯先生（外号“杰普”）也来了，他穿着一件别别扭扭的斜纹软呢外套，一位朋友大声说道：“嗨，杰普！你怎么穿了件女人的衣服？”原来亚当斯先生急着来看犯人，慌乱中稀里糊涂地穿上了秘书的外套。一位电台记者四处采访聚集的市民，询问他们的看法，对于“干下如此禽兽不如勾当的人”应该施以怎样的惩处。大部分被采访的人都哼哼哈哈地避而不谈。只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把他们俩关在一间牢房里，不许任何人来探望，就让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天。”一位健壮精神的小个子男人说：“我赞成死刑。正如《圣经》所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使那样，我们还多死了两个人呢！”
只要太阳还在，白天还算干燥、温暖，虽说是一月份，但像极了十月的天气。但是当太阳落山，当广场上大树的影子开始交织在一起，寒冷与黑暗便向广场上的人群袭来。人越走越少；到六点钟，就剩下不到三百人了。新闻记者们诅咒着凶手姗姗来迟，跺着脚，用未戴手套、几乎冻僵的手揉着耳朵。突然，广场南部出现一阵骚动。车来了。
虽然记者们都预料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但不少人曾估计高声叫骂是难免的。然而当凶手们在身穿蓝色制服的公路巡警的护送下出现时，人群却寂然无声，仿佛在为凶手竟然也长着人的样子而感到惊愕。两个戴着手铐的犯人，脸色苍白，在闪光灯的不断闪烁中，几乎睁不开眼睛。摄像师们追着犯人和警察进入法院，又跑了三层楼梯，把县监狱大门轰然关闭的一幕拍摄下来。
无人再逗留了。记者和市民各自散去，温暖的房间和热乎乎的晚餐正召唤着他们。当他们匆匆而去，萧瑟的广场上只剩下那两只灰色的公猫。奇迹般的秋天也随之消失了，这年的第一场雪开始飘落。
原单词为rooms，“房间出租”的意思。
圣诞节专用花卉，花色大红，在圣诞节期间开得最艳，所以又称圣诞红。
堪萨斯州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