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健康，心情愉快，
强过万贯家财，”
目的只是为了让人更加嫉妒他有钱，如果你愿意，你只消看看他和他站在一起的样子，你就会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了。可是鲁道夫让人很难始终如一地觉察和意识到他的价值，他太会讨人喜欢，太会打情骂俏，在社交中太讲究穿戴，总之他对社交聚会太有兴致了，这其实都是他让人不大放心的地方。她说，这地方整个儿的那种快乐的装饰性的艺术家气味，例如我们新近在可可采罗俱乐部一起参加的那次秀丽妖娆的彼德麦耶尔节，同生活的悲剧性与可疑性构成令人痛苦的对照，她问我有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她还问我有没有对充斥此类普通“邀请”的精神上的空虚和虚无感到过恐怖，而这种“邀请”所必有的那种鉴于美酒、音乐和人与人之间阴暗关系而显得热闹非凡的激动场面，却同这种恐怖形成令人目眩的反差。她说，有时你只消用眼睛一扫，就可以发现，有的人只是迫于社交礼节的需要才机械地和别人交谈，他其实根本就是心不在焉的，他心里想着的，眼里看着的都是另外一个人……再加上现场的颓废，愈演愈烈的混乱，“邀请”接近尾声时沙龙里所呈现的是一派狼籍龌龊的景象。她说，她承认，有时聚会结束之后她会躺在床上哭一个小时之久……
她继续这样不停地往下说着，表露出更为普遍的苦闷情绪和批判癖好，似乎已经忘记了鲁道夫。可是，她的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毋庸置疑，他时刻都在她的脑海里，一刻也没有消失过。她说，如果她说他社交时非常讲究穿着，那么她的意思也是想说，这种事情，尽管偶尔也会让人有些伤感，究其实却是无伤大雅的，笑一笑也就过去了。这不，参加社交聚会，他总是最后一个露面，因为他需要别人等他，他总是让别人等他。而来了之后呢，他又会说他昨天在什么什么地方，在朗格维舍家里，或者叫什么什么的朋友家里；在罗尔瓦根家里，这家有两个热情奔放的女儿（“一听到‘热情奔放’这个词，我心里便有些害怕和担忧。”），以此表明他很重视竞争和上流社会的争风吃醋。但他说起这些的时候，却又总是歉意和抚慰兼而有之的，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没办法，我非得到那里去露一面不可，”——而你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些人家里说的话也跟在这儿所说的一样，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沉迷于这样的错觉，以为他最爱和他呆在一起——就好像每个人都必须把他关注的重点放到这上面来不可似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他的这种以为自己可以给人人带来心灵愉悦的信念倒的确也是不乏某种感染力的。他五点钟过来喝茶，同时告知说他已经答应人家了，要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赶到别的什么什么地方，朗格维舍家或是罗尔瓦根家，其实根本不是真的。然后他呆到六点半，以表明他更喜欢这里，舍不得离开这里，其他那几家可以等他——而且非常肯定地认为，这样做肯定让人感到高兴，以至于人家可能真的会为此而感到高兴。
我们都笑了，不过，我笑得很克制，因为我看见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她同时要我，好像她认为这很有必要似的——抑或她真的认为这很有必要？——要我当心施维尔特费格的盛情，也就是警告我不要过于看重他的这种盛情。这种盛情其实虚得很。她有一次很偶然地听到过，那是在一个聚会上，虽然隔着一些距离，但她句句听得真切，他当时正邀请某人再多呆一会儿，她敢肯定他根本不在乎那人——他用亲切友好的、不认生的方言套话，如：“侬来嘛，行行好啦，侬就留下来吧！”因此，他那方面的此类劝说于她而言，正如她自己已经有所领教的那样，也正如我今后说不定也会领教的那样，永远都是不值一文的。
总之，她承认自己很痛苦，不相信他是认真的，不相信他所表示的同情和关心：比方说，如果有人病了，他跑来看人家的话。这一切，正如我自己今后还将有机会去体验的那样，都不过是“以友好的方式”发生而已，并非出于真心实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合乎社交礼仪的；可千万别拿它们当回事。甚至于一些无聊之极的话也会从他的口里说出来，例如，他会俗不可耐地大声嚷嚷：“不幸的女人多了！”这是她亲耳听见的。有人开玩笑地警告他说，别去害人家姑娘，或者某个已经结婚的女人什么的，别去害人家难受，可他倒好，反而还真的很是自负地回答道：“哎呀，不幸的女人多了！”让人听了这话，只会在心里这样想：“请上天保佑吧！成为这样的女人该是多么可笑的羞辱啊！”
当然，她也不想把话说得太尖刻——她用“羞辱”这个词也许是尖刻了点。但愿我不要误会她的意思：鲁道夫的天性中还是有一些比较高贵的根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社交场合，如果你压低声音回答他，默默地显得生分地只瞟上他一眼，偶尔也能够促使他摆脱高声喧哗的积习，一定程度地变得较为严肃起来。哦，有那么几次，他似乎确实是变得比较严肃了，他的确是一个特别容易受人影响的人。这个时候，什么朗格维舍家，什么罗尔瓦根家，管他们叫什么呢，对他而言都只不过是些模模糊糊的幻影罢了。当然，一俟他呼吸了别的空气，接受了别的影响，那么，信任，相互之间的理解便足以被完全的陌生感，被令人绝望的距离感所取代。到了这个时候，他自己也会开始对此有所察觉，因为他这个人是非常敏感的，于是他就会感到后悔，就会想方设法进行弥补。他的做法很滑稽，但也很动人，为了恢复彼此的关系，他会把某句多少够得上是好话的话翻来覆去地说，有时是你自己说过的，有时是你援引书上的——以此表明，他还记得它，他也是蛮高雅，蛮有文化的。真可谓催人泪下。最后来个傍晚的告别——同时也表明他的悔改的决心。他过来道别，用方言说些让人面部表情扭曲，并且疲于应付的小笑话。而在和周围的人一一握手之后，他却又会来个抽身折回，当然，这一次说的就是简单而由衷的再见了，因而回应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这样他就有了一个好的结束，因为这也是他非要不可的。他随后还有两个聚会要去出席，他很可能又会这样如法炮制一番……
够了吗？这不是小说，在为小说谋篇布局时，作者会直接通过场景的描述来向读者展示他的人物的内心。作为生平传记的叙述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东西，查明对我要描绘的生活情节发生过影响的灵魂的事实，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份内之事。在我根据我的记忆记录下她的这些奇特的意见，一种，我想说的是：特别紧张的意见之后，下面这个即将公布的事实恐怕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伊涅丝·罗德爱着年轻的施维尔特费格，而这里只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她自己是否知道；第二，什么时候，在哪个时刻，她同这个小提琴手原本是兄弟姐妹加伙伴的关系具有了这种炽烈而痛苦的性质。
第一个问题我用是来回答。一个像她那样博览群书，大概可以说：系统学习过心理学并能够富于诗意地严密监察自身体验的姑娘，对于自己感情上的发展变化当然是不会视而不见的——这种发展变化也许刚开始时都让她自己觉得太突然，太难以置信。她看似天真地在我的面前敞开心扉，不过，这却根本不能证明她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一方面，看上去天真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非说不可的冲动的表示，另一方面，事情关系到对我的信任，一种经过了乔装打扮的信任：她假装以为我单纯得很，什么都看不出来，这姑且也算是一种信任吧，其实心底里却希望，而且也知道，这个事实逃不过我的眼睛，因为她尊敬我，认为她的秘密能够在我这里得到很好的保守。这是绝对的。我的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和保守秘密，她完全可以指望得上，尽管由于天生的原因，要一个男人去设身处地理解一个为他的另一个同性而疯狂的女性的心灵和感觉，这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言而喻，对于我们来讲，体会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所怀有的感情——这甚至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比起要设身处地地去体会一个异性被同性的一个人所打动要容易得多。其实，人们一般是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们一般只是以有教养的、实事求是尊重自然规律的方式对此进行容忍而已，况且男人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又比女人的更显得亲切宽容，因为当女人从一个同性口中得知有一个男人正在热烈地爱着她的时候，往往会对后者产生嫉妒，尽管她根本不爱那个男人，对那个男人毫不动心。
总而言之，我不缺乏友好善良的愿望，我愿意理解别人，虽然我的天性有可能会阻碍我去进行这种移情意义上的理解。我的天哪，那个小施维尔特费格！他的脸形长得还真有点像哈巴狗呢，开口就发喉音，他呀，与其说是男人，倒不如说更像男孩。他的眼睛是美丽的湛蓝色，他的身材挺拔，他的小提琴拉得，口哨吹得引人入胜，而且他对什么人都是友好相待，都没得说。所以呢，伊涅丝·罗德爱上他，倒也并不盲目，然而，她却也会因此而更加痛苦；而基于这种情况，我内心想要做的则跟她妹妹，也就是那位冷嘲热讽的，在异性面前表现得极度自负的克拉丽莎一样：我也恨不得对他说“快！”，“快，哎呀，您还犹豫什么？赶紧去奔忙吧！”
只是这跑前跑后的奔忙事儿，就算鲁道夫承认自己有做的义务，但真做起来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还有赫尔穆特·英斯提托利斯这位新郎，或者说未来的新郎，英斯提托利斯，这位追求者呢。那么，伊涅丝和鲁道夫所保持的那种兄弟姐妹般的关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为男女之情的呢？我现在就回过头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常人的预感能力告诉我：当英斯提托利斯博士开始像男人接近女人那样接近她时，这种转变就发生了。我坚信并且现在仍然坚信，倘若没有英斯提托利斯这个求婚者走进她的生活，伊涅丝是永远也不会爱上施维尔特费格的。他追求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却是在为另外一个人做嫁衣裳。因为这个平庸的男人虽然可以通过他的追求以及与此相连的一系列思想唤起她身上的女人意识——这是他的追求能够达到的地步，但是，他却无法为自己唤起她的这种意识，尽管她出于理智的考虑愿意跟他——这是他的追求所不能够达到的地步。相反，她那被他唤醒的女人味很快便转向另外一个人，要知道，此前她的意识中只对这个人怀有一种冷静的类似于兄弟姐妹的感情，而从现在开始，她的内心对这个人生发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难道她认为他就是合适于她的，配得上她的那个人了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倒是她那自讨苦吃的伤感把视线锁定在了他的身上，而偏偏正是这个他说了那句让她反感的话：“不幸的女人多了！”
而且，更奇怪的还在后头呢！这位先天不足的新郎热爱没有灵魂的本能的“生活”，这同她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她于是从这种热爱中取出一些来用到她对那另外一个人的沉迷之上，用他的精神倾向来对他进行背叛，可谓是某种意义上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她那睿智而感伤的眼睛里，鲁道夫可不就显得是某种同可爱的生活一样的东西了吗？
英斯提托利斯仅仅只是一个美学讲师而已，同他相比，施维尔特费格那边具备了艺术自身的优势：它既是激情的滋养者，又是人性的美化者。因为它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这个情人的人格，而对他所怀有的感情也会顺理成章地一再从中抽取新的养料，因为醉人的艺术印象几乎总是和他个人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的。伊涅丝其实是鄙视这座纵情声色的城市的美丽喧哗的，她迁居到这里来完全是因为她的母亲渴望了解这里的比较宽松的习俗的好奇心使然，但是，为了在市民阶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她还是坚持参加一个社会团体的庆祝活动，这个社会团体就是唯一一个大的艺术协会，而这恰恰对她所要找寻的宁静构成威胁。来自这个时代的精确而恐怖的图景至今依然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时不时地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历历在目，这不，我仿佛依稀看见：我们，罗德一家，还有克虐特里希一家和我自己，在撞塞子乐队的演出厅里，在听完他们美妙无比地演奏柴科夫斯基的一段交响乐之后，从最前面几排的一排座位上站起身来，站在人群中，热烈鼓掌。指挥让乐队全体成员起立，以便他们能够和他一起领受观众对他们的美好工作所致以的谢意。施维尔特费格站在左边靠近首席小提琴（这个位置不久之后就将由他来占据）的地方，一只手臂里夹着他的乐器，激动地，满面红光地冲着大厅里的观众点头致意，并且还专门向我们这边表示出并不是很得体的亲热劲儿，而与此同时，我忍不住朝伊涅丝那边看了一眼，只见她向前歪着脑袋，不苟言笑地撅着嘴巴，眼睛固执地看向台上的另外一处，看向乐队队长，不，还在继续看向别的什么地方，看向竖琴。要么，我又仿佛依稀看见：鲁道夫本人，他刚刚看完一个作客串演出的艺术同仁的典范演奏，整个人显得激动万分，他站在一个几乎是空空如也的大厅的前部，不住地冲着讲台鼓掌，而台上的那位演奏大师第十次鞠躬致谢。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在搬开的椅子中间，站着伊涅丝，她在这个晚上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没有同他有什么接触，她看着他，等着他尽兴，转身，发现她，和她打招呼。可他没有停止，也没有觉察到她的存在。尽管如此，他总归还是用眼角去扫了她几下的，要不就是，如果这种说法太过分的话：他的湛蓝的眼睛不可能完全不受干扰地去看台上的那位主角，它们确实没有往角落里去，而是被轻轻地扯向一边，扯向她站立和等待的地方，只是他热烈的举动并未因此而中断。又过了几秒，她转过身去，脸色惨白，眉头紧蹙，先是原地不动，随即匆匆离开。他于是放弃，不再为那位明星反复喝彩，而是赶紧去追她。他在门口追上她。她脸上露出冷漠而吃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他居然在这里，居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不和他握手，也不看他，也不和他说话，只顾一个人继续匆匆往前走。
我发现，我所观察到的这些杂碎和细枝末节，其实是根本不可以把它们用到这里来的，它们不配被写进书里。各位读者很可能会觉得它们有些不足挂齿，因而会责怪我拿出这些累赘来折磨人。不过，各位读者至少应该相信的则是，我还扣下了很多很多别的类似的东西没有写呢，这些东西似乎也同样为我所觉察，为一个像我这样的富于同情心的人类之友所觉察，它们的不断累积导致了这场不幸，正是有鉴于此，它们已经根本不可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我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目睹了一场灾难的形成，而在普遍性的世界进程中，这场灾难所能扮演的自然也只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至于我的所见和我的担忧，那我对谁可都是守口如瓶的哟。我只是在刚刚开始时，乘着去普菲弗尔林的机会，唯一对阿德里安提到过一次——尽管我总的说来不太喜欢，甚至还老是有点害怕和他，这个过苦行僧生活、不谈情说爱的人，一起谈论这类社交事件。然而，我还是这样去做了，我私下里告诉他说，伊涅丝·罗德虽然准备和英斯提托利斯订婚，但根据我的观察，她已经是无可救药和死心塌地爱上鲁迪·施维尔特费格了。
我们当时正坐在修道院院长工作室里下象棋。
“这可是新情况！”他说道，“你怕不是想要我走错这一着，丢掉我的车吧？”
他一边微笑，一边摇头，一边还加了一句：
“可怜的人！”
然后，在他东想西想这一着该怎么走的时候，又说一句、歇一阵地加了两句：
“这个事儿他可不能当儿戏。”——“他应该想办法金蝉脱壳才是。”
即耶稣显现节。
四旬节的第一天，按习俗要把圣灰撒在忏悔者头上。
意大利城市和疗养地。
盛行于1814至1848年间德国的一种文化艺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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