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1914年的狂欢节，那是一段介于主显节和圣灰星期三之间的时间，在这几周里，举国上下气氛轻松，全国人民个个亲如兄弟，一张张脸上全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当时还是弗莱辛文理中学青年教师的我独自，或者也和阿德里安一道，去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那时所发生的一切，让我始终记忆犹新，我最好说：噩梦不断。不错，这正好就是那场为期四年的战争爆发之前的最后一个狂欢节，而那场战争，用我们现在的历史眼光来看，同我们现时的恐怖一起集结为一个时代：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永远地结束了这座位于伊萨尔河畔的城市的富于美学意味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及它那狂热纵情的欢娱。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我们的熟人圈子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某些个人的命运发展变得紧张而激烈起来，这些发展变化将会，当然是以几乎不为外界所注意的方式，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又由于它们部分地同我的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活和命运发生密切联系，是的，而又由于我深知行为举止阴森致命的他被卷入了其中之一，故而，相关的情况在下面的这些章节里肯定会有说到。
这里所指的并非克拉丽莎·罗德的命运，她是个骄傲而爱嘲讽、爱玩弄恐怖的身材高大的金发女郎。她那时明里仍在我们之中出没，仍住在她母亲那里，仍参加狂欢节的各式娱乐，可暗里却已经开始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因为地方上有一家剧团聘请她去当青年业余演员，这个职位是她的那位在宫廷剧院扮演老生的老师为她谋到的。这次受聘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不幸，而她的戏剧指导，一个名叫塞勒的，一个有经验的男人，倒也不必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他有一天给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太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宣布，他的这位女弟子虽然聪慧过人，对戏剧也充满热情，但她的天分却不足以保证她将来的舞台生涯能够取得成功；她缺乏一切戏剧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原始基础，缺乏喜剧家的本能，缺乏人们一般所说的那种戏剧天性，所以他不得不认真地劝她放弃，劝她别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了。克拉丽莎这边看到信后，眼泪都哭干了，整个人变得万分绝望。她的母亲见状，深受触动，大为动容，于是赶紧请求宫廷演员塞勒，也就是写这封信的那个人，结束培训并通过他的关系帮助这个年轻女孩从初学者开始。
从克拉丽莎的命运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至今已经过去有二十四年了，我将会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此进行讲述。但是此时此刻，在这里，我的眼前浮现的却是她那温柔而令人痛心的，以优雅来粉饰过去和痛苦的姐姐伊涅丝的命运——以及可怜的鲁迪·施维尔特费格的命运，刚才，在我硬是没能忍住，临时提前透露可怜的阿德里安被卷入这些过程的时候，我就曾经震惊地想到过他的这个命运了。对于我的这些先期行为，读者诸君怕是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愿诸位不要以为这就是作家的天马行空和头脑混乱。我将在某个时候不得不说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我真的是担惊受怕地，忧心忡忡地，甚至是毛骨悚然地从远处注视它们的，它们呈现在我的眼前，令我感到非常压抑，于是我就试图分散它们的重量，为此我采用暗示，以及当然也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的方式，提前让它们开口说话，让它们事先就露出半个身子来，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我以为，这样一来，我今后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讲述它们，去掉它们身上令人震惊的锋芒，淡化它们身上阴森恐怖的气息。之所以说这些，目的就是为了求得读者对于一个“错误的”叙述技巧的原谅，同时也恳请读者理解我的窘境。——不消说，这里就要述及的命运发展的开端，阿德里安和它们是根本不沾边的，他几乎没有拿正眼去瞅过，而只是通过我才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它们，同他相比，我这个人生性更爱热闹，好奇心更强，或者我应该说：更有人情味和同情心。下面便是事情的经过。
如先前已经有所暗示的那样，罗德家的两姐妹，无论是克拉丽莎还是伊涅丝，都和她们的母亲，市政议员夫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和谐，她的沙龙聚会及其略带几分淫荡的驯服与野性参半的艺术家氛围，她的虽然不乏城市贵族残余家具作摆设，但却丧失了根基的生活条件，不止一次地让她们流露出明显的厌烦情绪。两人都想脱离这个鱼龙混杂的环境，努力的方向却不尽相同：骄傲的克拉丽莎向外寻求发展，决心做个艺术家，可惜学艺没有几天，就被师傅无奈地断言为缺乏天分；相反，文雅感伤而又对生活根本心怀恐惧的伊涅丝则向后退到有保障的市民阶层那里寻求庇护，寻求精神保护，而获取这种保护的途径就是一桩体面风光的，有爱情基础更好，即便没有，却也是以上帝的名义缔结的婚姻。伊涅丝所走的道路便是这样一条，当然，她的母亲也是由衷地支持她这样去做的，尽管有些伤感——而她和她的妹妹一样，都在各自所走的道路上遭到失败。事情的悲剧性结局表明，这种理想其实是落不到她个人头上的，这个改变和冲蚀一切的时代也是不可能允许这种理想实现的。
那时有个叫赫尔穆特·英斯提托利斯的博士在追求她，此人是美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科技大学的编外讲师，讲授美学理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同时还在课堂上分发各种照片给学生们看，不过，他的前途，即日后还会受到综合性大学聘请，当上教授，教席教授，科学院院士什么的，却被人十分看好，另一方面呢，他这个伍尔茨堡有钱人家出身的单身汉，一份不菲遗产的继承人，也特别想通过组建一个高朋满座的家庭来提升他的存在的富丽堂皇性质。因此，他如果找对象，是无所谓所选择的女方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的，相反，他属于那类希望在婚姻生活中独揽经济大权，同时也懂得如何让妻子完全依附于自己的男人。
但这并不说明他自我感觉强大，实际上呢，英斯提托利斯也不是一个强大的男人——这一点从他对一切强大的和肆无忌惮地怒放盛开的东西所怀有的美学意义的欣赏之中便可窥见一斑。他有着一个长长的脑袋，长着一头金发，说得确切些，他身材矮小，但却相当讲究穿着，留个分头，抹了一点油的头发看上去十分光滑。一个金色的髭须轻轻地悬挂在嘴巴的上方，金丝边眼镜后面是一双天蓝色的眼睛，目光柔和、高贵，同时也让人很难——或许恰好就让人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景仰残暴，当然了，仅仅只在它是美的时候。他属于那个年代的典型产物，这种人，正如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曾经一语中的指出的那样，“当肺痨烧得他满面通红时，他会不停地喊叫：生活是多么的强大和美好！”
当然，英斯提托利斯没有叫喊，他说起话来倒真可谓轻声细语，甚至在他宣布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散发着血腥和美的气息”的时代的时候都不例外。而且他也没有肺痨，最多是，几乎和所有人一样，在青少年时期感染过轻微的肺结核，但没发病。然而，他却是柔弱而神经质的，他的交感神经，太阳丛，不大好，老是生出太多的恐惧和过早的死亡预感，另外，他还是位于梅兰诺的一座富人疗养院的常客。他显然也相信——他的医生们也向他许诺说——稳定而均衡的婚姻生活可以促进他的健康。
总之，在1913到1914年间的冬天，他开始接近我们的伊涅丝·罗德，他所采用的方式让人猜测他的目的是要和她订婚。后者没有操之过急，而是拖了好一阵子，一直拖到大战初期：双方的担心和小心大概都集中反映在对彼此是否真的合适这个问题的反复斟酌之上。尽管如此，如果你看到这样“一对儿”，无论是在市政议员夫人的客厅里，英斯提托利斯是通过巧妙的自我引见而进入这个圈子的，还是在公共场合的聚会上，时常呆在一起，躲在角落里聊天，那么，你仍然会觉得，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讨论的似乎还是这同一个问题，而你如果是一个胸怀博爱的旁观者，同时又有某种类似准订婚或试订婚的东西不时地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若隐若现，那么，你的内心就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有义务参与到这场讨论中去。
赫尔穆特恰好相中了伊涅丝，对于这一点，人们刚开始也许会感到吃惊，但最终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不是那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她一点也不是的，她精神脆弱，目光低垂，充满高贵的哀伤，她的小脖颈向前歪斜，嘴巴也略带几分调皮捣蛋地撅起。然而，假如她真是的话，这个求婚者可就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怀抱他的美学理想去生活了；那样的话，他的男人的优势可就要吃大亏了——你只消想想他和一个像奥尔兰达那样丰腴而响亮的女人站在一起的样子，你就可以幽默地坚信这一点了。再说了，伊涅丝也决不是没有女性魅力可言；她的头发浓密，她的一双小手张开时能够现出小肉坑，她注重仪表，年轻优雅，她被一个四处寻觅对象的男人爱上，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她能够是他所需要的。她的处境对他很有吸引力：即她的城市贵族的出身——这是她所强调的，但她目前的状况，她的迁居，社会地位的某种丧失，却也使得这个出身的级别略微有所下降，所以她不会威胁到他的绝对优势；相反，他倒是可以觉得他娶她为妻是抬举她，为她平反，为她恢复名誉。一个寡妇母亲，半穷困潦倒不说，还爱追求那么一点儿享乐；一个妹妹呢，又跑去学了戏剧，结交的人呢，还多半是些生活放浪形骸的艺术家之流——这些情况都不会让他感到不高兴，反倒还都有利于维护他的尊严，而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这种结合也丝毫无损于他的社会体面，他的飞黄腾达不会因此受到威胁，而且他还可以确信，市政议员夫人将会适度而充满感情地给伊涅丝准备一份亚麻的，没准还是银质的嫁妆，她对他而言将会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登得上大雅之堂的模范主妇。
我认为，从英斯提托利斯博士的角度来看，情况就是这样的。而当我尝试着用人家姑娘家的眼光来打量他的时候，这件事情可就显得不太和谐了。这个男人狭隘小气，只顾自己，出身虽然高贵，本人也受过极好的教育，可在体格上却毫无阳刚之气可言（而且走起路来还是小步奔跑式的），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根本想象不出他对异性能有什么吸引力可言；而我同时也感到，伊涅丝，无论她怎样恪守处女的矜持，本质上却是需要这样一种吸引力的。再加上两人在哲学思想和理论的生活氛围方面的对立——一种可以被称为是正好相反和极其典型的对立。用最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那种介于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那个时代的文化辩证法并一定程度地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一边是对“生活”及其毫无疑虑的绚烂夺目的系统颂扬——一边则是对苦难，连同对苦难的深重以及对苦难的了解的悲观尊崇，二者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可以说，这种对立在其产生之初其实就已是一个成型的个性统一体，只是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开始吵翻瓦解，最终分崩离析。英斯提托利斯博士——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的天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而伊涅丝·罗德呢，则又彻彻底底地是一个悲观的道德主义的信徒。她对于一个“散发着血腥和美的气息”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至于“生活”，那么，她通过一种严格意义上市民阶级的，高贵的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可能阻挡任何冲击的婚姻所寻求的正好就是一把能够抵御它的保护伞。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开口闭口都是丧尽天良之美和投毒杀人之意大利的男人——或者说这个小男人——似乎愿意为她提供这样的藏身之所。
我不相信，这俩独处的时候也会因为世界观的分歧而争吵不休。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谈论靠近手头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探讨他们订婚后的生活。哲学倒更多是高级社交娱乐的一个对象，不过，我现在还记得有好几次，在较大的场合，在某个舞厅过道供人休息喝酒的桌子旁，他俩的思想以谈话的形式展开交锋：例如英斯提托利斯声称，只有拥有强大残酷本能的人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伊涅丝则对此表示抗议，她指出，艺术中伟大的东西往往出自那些极度基督教的观念，这些观念听从良心的召唤，因为苦难而变得高尚，而且还会阴郁地去反抗生活。在我看来，这些反命题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和时代相连的，在我看来，它们根本不能应对现实，因为现实情况是，活力和虚弱的平衡显然是构成天才的总和，然而，这种平衡的成功例子极其罕见，而且这种平衡的取得也始终困难得多。当然，在这里，一方代表着他自己就是的东西，即生活的病态，而另一方则代表着他自己顶礼膜拜的东西，即力量，于是乎，你就只好由着他们去了。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们就这样坐在一起（在场的还有克虐特里希，齐恩克和施彭格勒，席尔德克纳普和他的出版商拉德布鲁赫），一场友好的争执于是又告开始，当然，这一次却不像一贯所说的那样是发生在两个恋人之间，而是，滑稽得很，发生在英斯提托利斯和鲁迪·施维尔特费格之间，这后一个，一身猎人打扮，英俊潇洒，正好也在我们这里坐着。当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现在真的记不清楚了；总之，引起这次意见分歧的导火索是施维尔特费格没怎么想或者说根本想都没想就随口说出的一句完全无辜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说的是“功绩”，一种通过斗争，通过搏斗而得到的东西，通过主观努力和自我克服而取得的东西，鲁道夫对此发出由衷赞叹，还说它是值得称赞的，而他一点也闹不明白的是，英斯提托利斯怎么就只知道一味指责他的这个看法，而不愿意承认通过流汗取得的成绩。他说，从美的立场出发，该称赞的不应该是意志，而应该是天赋，而且，唯有天赋才可以说是值得称赞的。努力是属于贱民的，出自本能的事情，出自情不自禁和轻巧的事情，才是唯一高贵的，因此也才是唯一值得称赞的。善良的鲁迪哪里是什么英雄和征服者呢，他长这么大还从没做过什么让他不感到轻松的事情，例如，就说重要的吧，他的卓越的小提琴演奏。可是，那另外一个人说的那些话跟他的想法格格不入，他模糊地感觉到，这里涉及一种总之是“比较高级的”，为他所不能理解的情况，尽管如此，他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愤怒地张大嘴巴，视线停留在英斯提托利斯的脸上，两只天蓝色的眼睛在对方的右眼和左眼之间轮番钻孔挖掘。
“不，怎么会呢，这可是一派胡言，”他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倒是把声音压得很低的，这说明他自己也不是底气十足，“功绩是功绩，而天赋就不是功绩。你一口一个美，可是，博士，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而赢得功绩，并且做得比自然赋予他的更好，这也应该是很美的事情。你说呢，伊涅丝？”他转而向后者求救，这个询问又再一次把他的天真暴露无遗，因为他并不知道，伊涅丝·罗德在这些问题上同赫尔穆特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
“你是对的，”她略微有些脸红地回答道，“反正我认为你是对的。天赋逗人乐，但‘功绩’这个词里却包含了一种天赋乃至本能的东西不能享有的钦佩。”
“果不其然！”施维尔特费格发出胜利的欢呼，英斯提托利斯则笑着回敬道：
“那是当然。你找对人了。”
这里面有情况，恐怕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至少是一个闪念，伊涅丝脸上的红晕没有马上褪去也证明了这一点。她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上反对他的追求者，这完全是她分内的事。然而，她支持鲁道夫这个小伙子，这却不是她分内的事。这个人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诸如不道德主义之类的东西，而对于一个根本不懂得反命题的人，你是不可能很爽快地就说他是对的——至少在向他作出解释之前是不可能这样的。伊涅丝的裁决，从逻辑上来讲是理所当然的和合情合理的，尽管如此，她的裁决里面仍然包含了某种令人惊讶的东西，而在我看来，伴随着她妹妹克拉丽莎面对施维尔特费格不配得到的胜利所发出的大笑，这种令人惊讶的东西就变得更加令人惊讶了——这个下巴超短的傲慢人儿啊，当优越出于和优越毫不相干的原因而有失体面，却还特别肯定地以为这样做一点也不失体面的时候，那肯定是逃不过她的眼睛的。
“现在，”她叫道，“鲁道夫，快！致谢，起来，小子，鞠躬！给你的救命恩人拿一块冰激凌来，再请她去跳下一场华尔兹！”
这是她的一贯做法。她非常骄傲地和她的姐姐抱成一团，而且总会在事关她的体面和尊严的时候说“快！”。而当追求者英斯提托利斯在献殷勤方面表现得多少有些迟钝和木讷的时候，她也会对他说“哎，快！”。和优越抱成一团，为她着想，如果应该出现在她身上的东西没有马上出现的话，就会显得极度震惊，她这样做其实就是出于傲慢。“如果人家要你做什么，”她似乎想要说，“那你就得赶紧为他去奔忙。”我现在依然记得很清楚的是，她还有一次是为了阿德里安的缘故而对施维尔特费格说了“快！”的，阿德里安当时就撞塞子乐队的一次音乐会表达了某个愿望（我现在以为，是为了给让内特·硕伊尔弄张票），施维尔特费格却找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反对这个愿望的实现。“是的，鲁道夫！快！”她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怎么回事呀？难道非要人家催你不可吗？”
“哪里呀，根本用不着，”他回应道，“我一肯定会……只是……”
“这里可没有‘只是’，”她居高临下地，半幽默、半严肃加责罚地发出最后通牒。阿德里安和施维尔特费格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后者于是出动嘴角和肩膀作出一副熟悉的淘气包样，同时答应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克拉丽莎似乎把鲁道夫看作是一个必须去“奔忙”的追求者；而他事实上也的确是一直在不停地去努力赢得阿德里安的青睐，而且是以一种最天真幼稚、最不认生和最吓不倒的方式。克拉丽莎由于那位真正的追求者，由于那个向她的姐姐求婚的人的缘故，常常故意拿话来套我的意见——这此外也是伊涅丝本人的做法，只不过她表现得柔和一些，胆怯一些，同时却又看上去很矜持，好像她什么都想听，又什么都不想听和不想知道似的。两姐妹都信任我，这也就是说：她们似乎认为我有能力和权利去评价别人，当然，要想完美地担当起这份信任，还需要能够做到超然于物外，毫不含糊地保持中立。扮演被人信任的角色始终是一件既令人感到愉快，同时也令人感到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充当这一角色的前提条件始终只能是你自己被排除在外。然而，赢得世人的信任，比起激发他们的热情来，却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让他们觉得“好”，比起让他们觉得“美”来，却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这是我常常用来告慰自己的话。
一个“好人”，这在伊涅丝·罗德看来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人，即世界同这种人之间是一种纯粹道德的，而非受到美学刺激的关系；所以他信任我。但我必须说的却是，我对这姐妹俩所提供的服务不大一样，我对求婚者英斯提托利斯所发表的意见还是有一点点因提问人而异的。我和克拉丽莎交谈时更能敞开心扉一些，我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对他的犹豫不决（当然并不是他单方面的犹豫不决）的选择动机发表看法，我还敢于对他这个神化“残暴的本能”的病包儿说三道四……而当伊涅丝本人跑来问我的时候，情况就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时，我会考虑我在她那里应该流露什么样的感想为宜，但其实也并非是为她着想，而是更多考虑到她将要和这个男人结婚的理性因素，所以说的也就是些尊重他的话，比如说他性格坚定，学识渊博；说他人很干净整洁，前程远大什么的。总之，既要让我的话听起来有一丝暖意，又不能说得太多，这可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觉得我同样负有重任，我有义务去强化这个女孩的疑虑，去破坏她所渴求的庇护所……说服她；……有时，出于一个特殊的原因，我也会觉得，赞同她结婚比说服她不结婚可能更能表明我的责任心强。
而她那边呢，对于我就赫尔穆特·英斯提托利斯所发表的意见，大都是听了几句就会觉得厌烦，当然，她并不因此中断对我的信任，而是将其普遍化，具体的体现就是她转而请我谈谈我对我们圈子里别的人的评价，例如对齐恩克和施彭格勒，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对施维尔特费格。她很想知道，我是如何看待他的小提琴演奏，看待他这个人的性格的；她问我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崇他，而我的这种推崇又具有什么样的严肃或幽默色彩。我字斟句酌地回答她的问题，尽可能公正，跟我先前已经在此，在这些稿纸上，对鲁道夫所发表过的那些看法完全一致，她也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待我讲完之后，她还会赶紧对我的那些基于友好的溢美之辞进而作出自己的补充，而她的这些补充又让我只有表示赞同的份，当然我也部分地因为她的这种急切而感到目瞪口呆：照说，以这女孩的性格，再加上她所特有的那种怀疑生活的低垂目光，从她身上表现出这种备受痛苦折磨的急切实属正常，一般不大可能让人感到吃惊，然而，如果这种急切被用到这个对象的身上，那么，这还是免不了会令人感到吃惊的。
所以，她对于这个迷人的青年男子的了解从时间上看要比我早得多，而且，她还跟她妹妹一样，同他保持着一种亲如兄弟姐妹的关系，因此，她比我更能近距离地观察到他，更能跟信任的人说出更多更详细的关于他的情况来，如此一来，这里最终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了。她说，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她没有使用这个词，而是某个弱一点的，但她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一个纯洁的人——因此他不认生；因为纯洁是不认生的。（这可是一个出自她之口的动人心弦的字眼，因为她本人是绝对认生的，虽然对我是例外）他不喝酒——总是只喝加少许糖，但不加掼奶油的茶，一天要喝三次；他也不抽烟——最多也是极偶尔地抽上个一两支，根本不上瘾。也就是说，所有诸如此类的对男人的麻醉（我想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就是这样说的），也就是那些麻醉剂，他全不沾边，而作为补偿，他却特别迷恋与人调情，他就是为了调情而生——而不是为了爱情和友谊而生，而这后两个就他的本性而言也似乎偷偷地变成了调情。一个轻浮的花花公子？是，又不是。反正肯定不是通常庸俗意义上的。就说工厂主布林格尔吧，此人对自己的富有得意洋洋，时常还要含讥带讽地唱上两句：
作者“托马斯·曼”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