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贵妇人插话说，她以前根本不知道人口普查还是这样的一种罪恶。而这正是布赖萨赫尔所求之不得的。
“罪恶？？”他用夸张的疑问语气回应道。不，一个真正的大众的真正的宗教，在这样的宗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诸如“罪恶”和“惩罚”之类的概念，这些黯然无光的神学概念纯粹还停留在伦理的因果关联意义上。这里所涉及的是错误和事故的因果关系。宗教和伦理，只有当后者是前者的没落的时候，二者才会相互发生一点关系。所有的道德的东西都是一种对礼拜式的纯粹精神的误解。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纯粹精神的东西”更遭上帝遗弃的吗？那些没有个性的世界宗教最后还能做的就只是把这个“祈祷”，请别见怪，变成一种讨厌的乞讨，变成一种“赦免申请”，变成一声声“啊上帝”、“上帝，发发慈悲吧”，变成一声声“救命”、“给点吧”和“行行好”。这个所谓的祈祷……
“对不起！”冯·利德泽尔说道，这一次用的倒是真正强调的语气了，“您这话说得固然有理，但这个‘脱帽祈祷’怎么总让我觉得……”
“这个祈祷，”布赖萨赫尔毫不留情地替他把下面的话说完，“是庸俗化了的和注入了理性主义水分的某种极具活力的、积极的和强大的东西：魔咒的、上帝强制的晚期形式。”
这位男爵真的让我感到遗憾。眼见自己的贵族保守主义被返祖现象的聪明绝顶的发挥和酣畅淋漓的表演，被一种极端的，不再是贵族气的，而是比任何自由主义都更具某种革命性的，都让人感到更有破坏力的，同时却又好像故意气人似的，不乏值得赞赏的保守主义感染力的保守所战胜，他的灵魂深处肯定会陷入一片茫然。我心想，他会为此而彻夜不眠的，不过，我这或许也是出于同情而有点言过其实了吧。不过，布赖萨赫尔的言论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例如，对献祭品的精神蔑视并不是最先在预言家们那里，而是在摩西五经自身就可以直接找到，即在摩西那里，他直截了当地宣布献祭品是次要的，而把所有的力量全都放在服从上帝、遵守他的训诫上面，如果能够向他指明这一点，就很容易将他驳倒。然而，这个比较敏感脆弱的人儿却讨厌打搅人家；他讨厌用逻辑的或历史的反驳去冲破一个已经领会的思路，而且仍然还在通过反精神来景仰和爱护精神。今天的人们都看到了，我们的文明那时所犯下的错误就是，太过慷慨地实施了这样的爱护和这样的景仰——而对立面回应它的却是赤裸裸的肆无忌惮和干脆果断的绝不容忍。
凡此种种，我其实早已想到，那还是在我刚刚动笔开写这本传记的时候，当时，我虽然承认对犹太人怀有好感，但同时也限制性地作出以下说明，即我偶尔也碰到几个这种血统的相当可气的例子，于是乎，不任固定职务的学者布赖萨赫尔的名字便早早地跃然纸上。这个犹太人，如果他对于未来，对于新鲜事物的耳聪目明的敏感也在先锋性和反动性叠合的复杂情况下被证明是可靠和有效的，那么，你还能够去对他妄加指责吗？不管怎样，那时，在施拉金豪芬家里，我这个对于反人道的新世界之前可谓一无所知的良民，正是首先通过这位布赖萨赫尔，正是通过他，我才开始对于这个反人道的新世界的存在变得有所觉察起来。
出现于17、18世纪巴洛克式组曲中的一种变奏曲。
西欧古老舞曲的一种，据传16世纪由波斯传入西班牙，16世纪后期传入法国，17世纪前半叶常见于德国古组曲，为其中四首固定舞曲的第三首。
路易·杜桑·米郎德热（生卒年不详）：曾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宫廷乐队作曲并担任提琴手，还作有《浪漫古提琴简易技法》一书。
德国地名。
安德雷亚·加布里埃利（约1510-1586）及其侄儿兼学生乔万尼·加布里埃利（1557-1612）均为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管风琴师，乔万尼还是海因里希·许茨的学生。
奥兰多·迪·拉索自1556年起在慕尼黑工作生活，1558年和巴伐利亚宫廷长官之女结婚，1594年在慕尼黑去世。
《旧约》中对上帝的称谓。中文译作“上帝”或“神”。“埃洛希姆”意即为人们所敬拜和恳求的对象。
基督教《旧约》全书开头五卷。
《圣经》人物，摩西之兄，生有四子，其中的拿答和亚比户因饮酒过量，醉中献凡火与耶和华，得到报应，被火焚烧而死。
《圣经》人物，大卫王率以色列人从巴拉运回约柜途中，乌撒负责赶车，当牛失前蹄时，他用手触扶了约柜，因而激怒耶和华，被降罪杀死。
犹太人用来保藏刻有摩西十诫的两块石板的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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