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就是出自牧羊人的游戏，”阿德里安坚持道，“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只不过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分店和伦理分岔以及其在宗教上的一个运用而已。”
“在宗教上的运用，这可是你说的。但宗教从各方面看都不同于考古式的振兴和批判性的推翻社会。宗教的虔诚，这也许就是青年本身，就是个人生活的直接性、勇气和深邃，就是意志和能力，就是存在的自然属性和魔性，而这种宗教的虔诚，我们其实已经开始通过克尔凯郭尔而重新有意识地去积极体验和充分感受其丰盈和四射的活力了。”
“你认为宗教的虔诚是一种特别德国的天赋吗？”阿德里安问道。
“在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上，作为心灵的青年，作为自发的行为，作为生命的信仰和丢勒之穿行在死神和魔鬼之间的骑士——当然是了。”
“那法国呢，这个主教座堂国，它的一国之君曾经号称是全体基督徒的国王，而且这个国家还出了像博絮埃、帕斯卡这样的神学家？”
“这说来话长。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受到历史的垂青，成为欧洲范围内负有反基督教使命的大国。而德国则正好相反，对此，莱韦屈恩，如果你还是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话，你是会有所感触的，也就是说：你太冷漠了，所以你少年老成，你太聪明了，所以缺乏虔诚之心。凭着聪明，一个人也许能在教会里腾达，但在宗教里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多谢，德意志林，”阿德里安笑了起来，“你，用宗教改革之前的德语，正如艾伦弗利德·库姆甫所说的那样，把你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给了我。我有一种预感，我即便是在教会里也不会腾达，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教会我也成不了神学系的学生。我也知道，你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全都读过克尔凯郭尔，全都把真理、包括伦理的真理搬进主观，反对随波逐流。但我却是不可能和你们一起搞极端主义的，再说了，你们的极端主义肯定也是不会长久的，这种极端主义是大学生的通行证，而你们学着克尔凯郭尔的样子，把教会和基督教分开，对此我也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今天世俗化了的、市民化了的教会，仍然还是一座秩序的堡垒，一个服务于宗教生活的执行客观惩戒、疏导和阻止的机构，没有它，宗教生活就会陷入主观主义的荒芜和神的权力的混乱，成为阴森恐怖的幻想世界，成为恶魔的海洋。把教会和宗教分开，意味着放弃把宗教性的东西从疯狂之中分离出来……”
“啊，听哪！”好几个人同时说道。可是：
“他是对的！”发布这样的坦率声明的是马特乌斯·阿尔兹特，人称“社会医生”，因为社会是他的热情所在，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常常引用歌德的话说，基督教是一场政治革命，但这场革命却失败了，成为了道德的。他现在也说，基督教必须重新成为政治的，也就是社会的：这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惩戒宗教的手段，至于宗教的退化危险，莱韦屈恩刚才已经作了相当不错的描述。宗教社会主义，与社会相连的宗教，要的就是它，因为，找到正确的联系，是一切事物的关键之所在，而神控的责任必须和社会的责任，和承担上帝提出的社会完善任务的义务结合起来。“你们相信我好了，”他说道，“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一个负责任的工业民族，取决于一个国际性的工业国家的成长，这个国家有朝一日将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欧洲经济社会。所有的创造冲动都由它而起，并且现在也已经渐露端倪，不单是为了一个新的经济组织的技术发展，不仅是为了对这些自然的生活联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也是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我是按照这些年轻人的原话进行复述的，他们用的都是文绉绉的术语，然而，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语言的矫揉造作；相反，他们用起这种矫揉造作来还满心欢喜和得意洋洋得很呢，他们娴熟地知足地把踩着高跷的刁钻苛求彼此抛来抛去，自然而然得很哪。“自然的生活联系”和“神控的责任”，就是这类的忸怩作态；他们完全可以说得简单一些，但那样的话，就不是他们的神学科学的语言了。他们喜欢提“本质问题”，喜欢说“神圣空间”或“政治空间”，或者说“学术空间”、“结构原则”、“存在的对应”等等。德意志林现在也两手交叉抱着后脑勺地提了一个本质问题，是关于阿尔兹特的经济社会的生物起源的。他说，这不是别的，只可能是经济理性，而也只有它才能在经济社会里得到体现。“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马特乌斯，”他说道，“经济社会组织的社会理想产生于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独立思想，简言之，产生于一种还根本没有被高于和低于理性的巨大威力所控制的理性主义。你以为从人的纯粹的认识和理性中就能发展出一个公正的秩序来，你在这里把‘公正’和‘有益于社会’相提并论，而且，你认为，从中将会产生新的政治秩序。但经济空间却是完全有别于政治空间的，而从经济的功利思想到关乎历史的政治意识，这中间根本就没有直接的过渡。我不明白，你怎么可以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政治秩序关系到国家，而国家是一个不由功利来决定的政权和统治形式，当然，其他的不同于企业家代表和工会秘书所熟悉的特质，如荣誉和尊严，也会在这里得到体现。对于这样的特质，我亲爱的朋友，经济空间的人们并没有带来存在所必要的对应。”
“啊，德意志林，瞧你说的，”阿尔兹特说道，“作为现代的社会学者，我们都非常清楚，即便国家也是由有用的功能所决定的。这里是法律裁决，这里是安全保障。再说了，我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一个经济时代，经济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而如果国家不懂得从自身出发去认识和领导经济关系，荣誉和尊严是帮不上它半点忙的。”
德意志林对此表示承认。但他否认说，有用的功能是证明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国家的合理性在于它的主权、它的独立，这种自主因此是不依赖于个人的尊严而存在的，因为它——同社会契约的借口截然相反——是站在个体的面前的。超个体的联系拥有和单个的人一样多的存在根由，正因为如此，一个经济学家有可能对国家一窍不通，因为他对它的超验的奠基一窍不通。
托伊特雷本这边紧接着说道：
“对于阿尔兹特所主张的社会和宗教的结合，我当然不无好感；不管怎样，有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而且马特乌斯说的简直是太对了，一切都取决于找到正确完美的结合。不过，为了正确完美，为了同时是宗教的和政治的，这种结合也必须是民族的，而我现在要扪心自问的是，从这个经济社会之中能否产生出一个新的民族特性来。你们到鲁尔区去看看：你们的眼前将呈现出一个个人群的聚集中心，而决不是什么新的民族细胞。你们去坐一坐从罗伊纳开往哈勒的慢车试试！你们会看到工人们坐在一起，头头是道地大谈工资标准问题，但从他们的谈话之中你却看不出来，他们从他们的共同活动中收获了哪怕是一点点的民族力量。在经济中，赤裸裸的有限性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民族性也是有限的，”另有一个提醒道，那不是胡普迈耶，就是沙裴勒尔，我无法确定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说民族是某种永恒的东西，我们搞神学的对此是不会答应的。激动的能力不是什么坏事，信仰的需要对青年人而言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种诱惑，新的联系在自由主义逐渐消亡的今天随处可见，对于它们的实质必须仔细审视，观察它是否具有真实性，并同时观察制造这种联系的东西是真实的，还是可能只是一种，我们不妨这样说吧：一种结构浪漫主义的产物，这种结构浪漫主义依靠唯名论的方式，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虚构的方式，为自己炮制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我认为，或者说我担心，被偶像化了的民族特性和被视作乌托邦的国家就是这样的结合，而对它们的信奉，我们这样说吧：对于德国的信奉，就带有了某种不受约束的味道，因为这种信奉同个人的实质及其所含的特质毫不相干。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会有人提，而如果一个人说‘德国！’并宣布这为他的义务，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去证明，而且也没有人会去问他，他自己也不会去问自己，他在个人的，也就是说：在量的意义上到底实现了多少德意志的民族特性，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维护德意志在世界中的生命形式效忠尽力。这就是被称作唯名论，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拜名教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偶像崇拜。”
“很好，胡普迈耶，”德意志林说道，“你说的这些完全正确，不管怎样我都会向你承认，你的批判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不同意马特乌斯·阿尔兹特的看法，因为我不喜欢功利原则在经济空间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这一点上，即神控的义务自身，也就是说，宗教的东西普遍地，带有某种形式主义的和不具体的色彩，需要世俗经验的填充或运用或证明，需要一种服从上帝的实践，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而现在，阿尔兹特选择了社会主义，卡尔·托伊特雷本则选择了种族。但正是这两种义务，我们今天要在它们之中进行选择。那种认为意识形态自自由的空谈失去人心以来开始泛滥的观点，我是否认的。事实上只有两种宗教驯服和宗教实现的可能性：即社会的和民族的可能性。但不幸的是，它们二者都有着各自的疑虑和危险，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民族性信仰频频表现出一定的唯名论的空洞和个人实体的缺乏，这一点胡普迈耶已经十分正确地指了出来，如果推而广之的话，也许还应该加上一句，即站到提高生活的客观化这一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这样做对个人的生活创造毫无意义可言，而目的只是为了庄严的动机的话，我甚至还要把迷醉的殉道列入其中。只有两种，即事业的和牺牲的永恒价值和持久特质属于真正的牺牲……但我们碰见的情况却是，个人实体，这么说吧：在德意志民族性方面非常巨大，也完全可以不由自主地具体化为牺牲，然而，对民种族义务的信仰不仅根本缺失，而且还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否定，以至于这种悲剧性的牺牲恰好处在存在和信仰的对立之中……关于民族义务，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吧。不过，就社会义务而言，它的困难在于，当经济空间被调节到最佳的时候，生存意义的实现的问题和有尊严地活着的问题却依然跟今天一样悬而未决。总有一天我们将对地球进行全面的经济管理，取得集体主义的完满胜利——不错，现在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灾难性质而存在着的人的相对的不安全感将随之而消失殆尽，也就是说：对人类生活所遭受的威胁以及随之出现的精神问题的最后的记忆残片将会消失殆尽。人们会问，那样还活着干嘛……”
“你想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德意志林，”阿尔兹特问道，“因为它能够时刻提醒人们记住人类生活在遭受威胁吗？”
“不，我并不想这样，亲爱的阿尔兹特，”德意志林生气地回答道，“你总还能允许别人把这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悲剧性的自相矛盾指出来吧。”
“根本没人需要你去把它们指出来，”敦格斯海姆叹息着说道，“这真是一种绝望的困境，而作为宗教的人有必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就是仁慈的上帝一个人的造物，是否更是一件集体创造，我不会说和谁。”
“我想知道的是，”冯·托伊特雷本提醒说，“其他民族的青年是不是也这样躺在干草堆上冥思苦想这些问题和自相矛盾。”
“恐怕不会，”德意志林一脸鄙夷地回答道，“他们那些人的思想简单得很，也不爱动脑筋。”
“俄国的革命青年，”阿尔兹特说道，“也许不应该包括在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的讨论也是热烈和不知疲倦的，充满了辨证的紧张的。”
“俄国人，”德意志林故作庄重地说道，“有深度，却没有形式。西方人有形式，却没有深度。把两者加以结合的只有我们德国人。”
“哦，只要这不是民族的义务！”胡普迈耶笑了起来。
“这纯粹是同一种观念的结合，”德意志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正是我所说的那个要求。我们所肩负的责任是非同寻常的，根本不是我们业已实现的那个程度。在我们这里，应该和实际之间的距离比在别人那里大，就是因为这个应该的目标订得太高了。”
“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把民族的东西撇开，”敦格斯海姆警告说，“而把这个问题完全同现代人的生存结合起来考察为宜。事实上，自从直接的对存在的信任消失之后，要在以前，这种信任是被纳入事先存在的整体秩序之中的结果，我指的是浸透着神圣的对启示真理具有一定的意向性的秩序……自其瓦解以及现代社会形成以来，我们同人和物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和错综复杂起来，除了问题和不确定性就不再有别的什么了，以至于对真理的构想大有停滞不前和绝望而终之势。因为土崩瓦解而企盼推动新秩序的力量的崛起，这种期望是普遍的，尽管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期盼在我们德国人这里显得尤为真诚和迫切，别的国家的人，要么因为比我们强大，要么因为比我们麻木，而用不着像我们这样深受历史命运之苦……”
“是要麻木些，”冯·托伊特雷本语气坚决地说道。
“这是你说的，托伊特雷本。可是，如果我们尖锐的历史心理问题和意识算作我们的民族的荣誉，并把致力于新的整体秩序的追求等同于德意志的民族性，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献身于一个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其傲慢无礼却是无庸置疑的神话，也就是说，那个种族的神话连同其武夫类型的组织浪漫，这种浪漫不是别的，而是用基督教来粉饰的自然异教，而且，它还把救世主封为‘天使之主’。这可真的称得上是一种严重受到恶魔威胁的状况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德意志林问道，“除建立秩序的特质外，恶魔的力量还隐藏在每一场生机勃勃的运动之中。”
“就让我们直呼其名吧，”沙裴勒尔要求道；说这话的也有可能是胡普迈耶。“这恶魔般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欲望。而这恰恰就是，今天的人们甚至利用欲望来为贩卖形形色色的义务大造舆论，他们不惜把它也拉扯进来，还用欲望心理学来粉饰那古老的唯心主义，为的是造成真实度更高的动人印象。所以，这种贩卖可能依然还是欺骗……”
这里，我只能说“等等”了，因为时间到了，我对这次谈话——或者说一次这样的谈话——的复述也该结束了。当然，这次谈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它仍在长时间地继续进行，直至深夜，大家用“两极的态度”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分析”，用“超越时间的特质”、“存在的自然性”、“逻辑的辨证”和“现实的辨证”，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大谈特谈，最后以不了了之告终，也就是说：以睡觉告终，第一主席巴沃林斯基提醒大家睡觉，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其实已经将近凌晨——还要准时上路呢。值得感谢的是，友善的天性随时预备着睡眠，以接纳这样的谈话并让它在梦乡中被遗忘，而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吱声的阿德里安则趁着我们往床上躺的工夫，用几句话对这种情形进行了概述：
“是的，晚安。能够一吐为快，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真幸福啊。讨论就应该只在睡觉之前进行才好，因为有等候一旁的睡眠护架。如果富于才思的谈话结束之后，人还清醒得很，还要跑出去四处游荡，那才叫难受呢！”
“这可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又有人咕噜道，随后，我们的谷仓里就响起了第一批鼾声，平静地宣告植物性状态的来临，而几个小时的植物状态就足以恢复这些可爱的青年人的体力，使他们既能感激不尽地呼吸自然的气息，欣赏自然的美景，又能进行必不可少的神学加哲学的辩论了，这样的辩论几乎从未中断过，而在这样的辩论中，大家彼此攻击，彼此佩服，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每年六月份左右，图林根盆地一望无际的深山密林间便会飘溢浓郁芬芳的茉莉和欧鼠李的花香，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候，徒步穿过这片几乎没有工业痕迹的良田沃土及其友善的村庄和村里木框架建筑风格的民居，真可谓美妙无比，岂有不美之理；而走出农田，就进入以牧业为主的地区，沿着卡姆山脉两边长满云杉和山毛榉的山间小路——“仁恩山径”，这条可以看到深不可测的维拉峡谷的山路从法兰肯林山一直延伸到埃森纳赫这座位于赫尔泽尔河之滨的城市，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景色就会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浪漫，而阿德里安关于青年对于自然的无动于衷，以及他关于精神讨论之后渴望进入梦乡的言论，似乎并不特别奏效，甚至对他本人都难以奏效，因为，如果不是偏头痛让他不能说话的话，他对参加白天的闲聊积极着呢，而且，即便自然不能诱发他的热情惊叹，即便他看它的眼光有些沉思内敛，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是不会怀疑的，这就是：它的图景、节奏、高远的旋律更深地进入他的、而非他的同伴的灵魂，而后来从他思想厚重的作品里凸显出来的一些短暂的纯洁而松弛的美感使我不能不想起我们共同获得的这些印象。
是的，这几个小时，这几天和这几周是激动人心的。野外生活的清新，空气中的氧气，风景，还有历史的印象，都让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它们撩拨起他们思想的情愫，这些思想不免大学时代所特有的那种奢华和自由尝试色彩。要知道，这些思想在他们日后乏味的职业生涯中，在那种市侩的状态里——不管这是否有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市侩——可是根本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我常常在他们进行神学加哲学的辩论时凝视他们，并且想象着，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后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这段“温福里德”时光视作他们人生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片段。我凝视他们，也凝视阿德里安——怀着那种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预感，即他肯定不是这样来看待这段时光的。如果说我作为非神学系学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旁听者，那么他，尽管是学神学的，却更是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旁听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无压抑地感觉到，有一条命运的鸿沟横在这些有追求的高雅青年和他的生命存在之间，两者的生活轨迹截然不同，前者是很好的、甚至是优秀的等闲之辈，注定不久就会从逍遥自在的、跃跃欲试的小青年行列转入中规中矩的市民生活，而后者则是一个已经被暗中打上了记号的人，他将永远不会离开那条荆棘丛生的精神之路，天知道他会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而且，他的目光，他的永远不会完全融化为兄弟之情的姿态，他在说你和你们以及我们时的障碍，也都让我，或许还有其余的人，感觉到，他对这种差别也是有所觉察的。
实际上，早在他的第四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迹象表明，我的这位朋友打算在第一次大考来临之前中断他的神学学习了。
此处为音译，德文为deutschlin，字面意思可理解为“德意志小子或德国小子”。
此处为音译，德文为arzt，字面意思可理解为“医生”。
意大利语，字面意思为“再生，复活”，也指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被视为近代开端的运动于13世纪晚期最先从意大利开始，随后迅速传遍欧洲，转向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文学是其最重要的纲领。
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暗指德国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的铜版画《骑士、死神和魔鬼》。
雅克·维尼格涅·博絮埃（1627-1704）：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1670年起为太傅。
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17至18世纪法国天主教詹孙教旨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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