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数字并不是我感兴趣的事情，然而，一直以来令我感到压抑的却是，我发现阿德里安有着这方面的爱好，而且很早就不经意地，但却是明确无误地显露出来。虽然，落到上一章头上的编号恰巧是普遍为人们所厌恶并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十三，但我依旧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我真希望这不仅仅只是一次偶然。然而，理智地说，这却真的是一次偶然，因为从根本上讲，哈勒大学的这一整段生活经历跟前面克雷齐马尔的报告一样自成一体，而我也一心只为读者着想，考虑到他们喜好间歇、转折和重新起头，所以我才把这段生活分成好几个章节来写，其实，凭心而论，如果照我这个作者的本意而言，这样的结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要是按照我的意思来的话，那我们现在仍旧还会停留在第十一章，但是，就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搞妥协，所以这才促使我为施雷普福斯博士安排了十三这个数字。我特意把这个数字献给他——是的，我更愿意把十三这个数字献给那全部的对于我们在哈勒大学度过的学习时光的追忆，因为我曾经说过，这座城市的风气，神学的风气，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旁听阿德里安的大学课程，我感到有些懊恼，却又无可奈何，谁叫我们是朋友呢，就权当这是我为我们的友谊作出的牺牲吧。
我们的？我最好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硬拉着我和他一起去听库姆甫或施雷普福斯的课嘛，事实上，为此我甚至还耽误了我自己学习大纲上的课程呢。我这样做完全是自觉自愿，我那时心头只有一个热切的愿望萦绕，那就是听他所听，知他所知，一句话：留心他，因为这在我看来是极其必要的，尽管也是徒劳无益的。我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既意识到迫切，又意识到徒劳的奇怪而痛苦的复杂情绪。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可以监督，但却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影响的生命，而我之所以仍然坚持迫不及待地去目不转睛地凝视这个生命，不离开我的这位朋友半步，则是因为我强烈地预感到，我有朝一日将会拿起笔来，为他写一本传记，把他青年时代留下来的印象进行一次总结。当然，还有一点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即我不厌其烦地赘述上面那些东西，主要不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在哈勒感觉不大愉快，而是出于下面这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又和我细致入微地叙述文德尔·克雷齐马尔在凯泽斯阿舍恩的报告的原因是一样的，这就是：让读者也成为阿德里安精神体验的见证人，这是我深为关切，并且不得不深为关切的事情。
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我们在天气较好的季节里组织从哈勒出发的漫游时，我也愿意邀上他和我们这些年轻的骚客们一同出游。另外呢，又由于我是阿德里安的同乡兼密友，也由于我这个不学神学的人已经给外人造成了一种似乎对神学极感兴趣的印象，所以我自然也就成了基督教协会“温福里德”圈子里深受欢迎的客人，甚至还得以多次参加他们集体组织的旨在享受上帝的绿色创造的郊游。
这种游玩举办的频率高于我们两人参与的频率；很显然，阿德里安不是一个热中协会的人，他的会员身份仅仅只是一个摆设，他并不按时参加协会的各项活动，也不和协会的人打成一片。出于礼貌，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他乐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让自己加入了“温福里德”协会，不过，他却总能找出种种借口，大多数情况是拿出他的偏头痛来作托辞，时不时地就缺席一下协会在小酒馆里举行的聚会，甚至过了一年多了，他还认不全协会里的七十名成员，和他们交往时明显不习惯用“你”来称兄道弟，更有甚者，他还常常叫错人家的名字。尽管如此，他们对他还是很尊重的，当他偶尔，我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破例跑来出席协会在米茨酒家烟雾缭绕的包间里举行的座谈会时，他们向他致以的问候里，虽然不乏那么几分针对他的孤僻的嘲讽，但他们也确实是由衷地欢迎他的到来的。因为，他们十分珍惜他对他们神学和哲学的讨论的参与，虽然这些讨论并不由他主持，但他的反驳却常常为这些讨论带来有趣的转机，特别是他的音乐才能每每能在这里派上大用场，他善于用钢琴为那些必不可少的轮唱伴奏，他的伴奏比别人的更嘹亮、更活泼。协会第一主席巴沃林斯基是个长着一头深褐色头发的大块头，他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大多是被眼皮柔柔地盖着的，一张嘴巴则是跟吹口哨似的撅着的。而应他的要求，阿德里安还会独奏一段巴赫的托卡他、贝多芬或舒曼的某个乐章给大家伙助兴。不过，即便没有人叫，他有时也会自己主动坐到放在协会专用房间里的那架闷声闷气的、同文德尔·克雷齐马尔在“公益”大厅对我们进行教导时所用的那件有缺陷的乐器极为相似的钢琴旁，一门心思地埋头于自由而大胆的尝试——尤其是在开会之前等人到齐的时候。同时，他进来的样子也让我难以忘怀，他急匆匆地跟人打招呼，有时连衣服和帽子都懒得脱，脸上挂着沉思的表情，整个人径直冲着钢琴而去，似乎那才是他风尘仆仆赶来这里的真正动机，只见他指法娴熟，弹奏有力，眉峰高扬，突出过渡音，尝试那些可能在路上就已经打好了腹稿的和弦、预备和复位。不过，他的这种直奔钢琴的做法同时还带有那么一点渴望支柱和归宿的意味，似乎他害怕这个空间，也害怕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而他似乎要在那里，其实也就是在他自身那里，寻找一个避风港，以逃避他所流落到的这个异乡。
随后，在他继续弹奏的时候，在他沉浸于一个固定的构思，在他改变这个构思并随意塑造这个构思的时候，围在一旁观看的人群当中就会有人发问，那人大概是小普罗卜斯特吧，一个典型的、留着一头油光闪亮的半长金发的大学生：
“这是什么？”
“不是什么，”弹琴的那人一边回答，一边把头摇了一下，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倒更像是在赶一只苍蝇。
“怎么可能不是什么呢，”这一个反问道，“既然你是在弹的话？”
“人家是在搞即兴弹奏，”大块头巴沃林斯基内行地如此解释说。
“他在搞即兴弹奏？！”普罗卜斯特这下发自肺腑地惊叫起来，并用自己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去斜睨阿德里安的额头，好像希望那额头发红发热似的。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阿德里安也不例外，他把两只捏成拳头的手放在钢琴的琴键上，头则低了下去。
“哦，普罗卜斯特，你真是个傻瓜！”巴沃林斯基说道，“他这是在即兴演奏，你连这个都不懂吗？这都是他这会儿想出来的。”
“他怎么可能一下子左右开弓地想出这么多的音来，”普罗卜斯特赶紧为自己辩解道，“而且，他怎么可以说他正在弹的东西什么都不是呢？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以弹呢？”
“哦，不，”巴沃林斯基温和地说道，“不存在的东西也是可以弹的。”
德意志林，康拉德·德意志林，是一个额头上垂着一绺头发的敦实小伙儿，他紧接着进行的补充说明至今还在我的耳旁回响：“亲爱的普罗卜斯特，什么事都是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
“我可以向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阿德里安说道，“这真的什么都不是，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讲。”
他这时不得不直起他那笑弯了腰的身体，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心里并不轻松，他觉得自己被人揭了老底。不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的是，接下来进行了一场十分有趣的关于创造性的长篇讨论，这场讨论主要由德意志林来主持，探讨的内容是创造性这个概念由于各种预先的规定，由于文化、传统、继承、习俗、成规而不得不受到的各种限制，不过，尽管如此，人性和创造性，作为上帝存在之威力的遥远的反光，作为上帝那万能的“要有”呼声的回声，创造的灵感作为自上而下的降临，最终还是在神学上得到了承认。
此外，当然也完全是顺带地提及一下，也让我感到惬意的一点则是，甚至连我这个来自世俗院系的客人，偶尔遇到有人邀请的时候，也能够操起我的浪漫古提琴来给人助兴。音乐在这个圈子里很受重视，虽然只是以一种确定的、同时也是原则上的和模糊的方式：他们把音乐视作一种来自上帝的艺术，所以必须对它怀有“一种感情”，一种浪漫虔诚的情感，就像对自然一样。音乐、自然和快乐的虔诚，这些观念在“温福里德”协会里都是十分接近和合乎章程规定的，而当我说起“骚客”一词时，这个看似不大适合神学大学生们的字眼，却恰恰是在这个意义组合上，在虔诚的无拘无束和心明眼亮地对美的静观的精神中，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我现在就要回过头来讲述的那些走向大自然的旅行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哈勒一共呆了四个学期，其间，这种全体出动形式的旅游大概组织了两到三次，这也就是说，巴沃林斯基把七十个人全都一起叫上。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阿德里安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不过，个别的、相互比较熟悉的几个人也会自行结伴进行类似的出游，我们俩反复参加的就是这样的游玩，而且每次都是和几个较为要好的伙伴一道，他们是第一主席本人，敦实的德意志林，一个叫敦格斯海姆的，一个叫卡尔·冯·托伊特雷本的，以及其他几个分别叫做胡普迈耶、马特乌斯·阿尔兹特和沙裴勒尔的年轻人。我现在还记得这些名字，也大致记得叫这些名字的人是何音容笑貌，但我并不打算再对此一一赘述了。
哈勒的近郊是一片沙土平原，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风景，故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但是，坐火车沿萨勒河上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进入迷人的图林根地区，在那里，大都是在瑙姆堡或阿波尔达（阿德里安母亲的出生地），我们走下火车，背上背包，戴上风雨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自由自在地徒步继续我们的旅行。我们连续数日步行，我们在乡村客栈，也常常就在平地上、树丛边歇息，吃饭，我们晚上有时还会在农家的草垛里过夜，大清早睡醒之后，就用石槽里流动的泉水洗脸，抖擞精神。这种临时将就的生活方式，这种城里人和脑力劳动者在原始乡村，在大地母亲怀抱里的短暂休憩，由于我们心里十分清楚，我们肯定或者说——可以不会在此久留，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又会重新回去享受那熟悉的和“自然的”市民的舒适：因此，这种心甘情愿的节制和简朴很容易，甚至是必然会显得有些做作，有些纡尊降贵，有些半吊子，也有些滑稽，对此我们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当然这也正是我们去一些农家借睡觉的干草时会遭到人家善意的嘲笑的原因。然而，正是我们的青春，赋予这些嘲笑些许友善、甚至是赞同；而且，青春也可以说是唯一合理的连接市民和自然的桥梁，是一种可以从中引发出年轻人全部浪漫情怀的前市民状态，是人生当中真正浪漫的年龄。这是一直善于思考的德意志林对于这件事情所作的简明扼要的概括，当时，我们正躺在一个谷仓里，利用临睡前的时间，就着一盏点在谷仓角落里的马灯所发出的昏暗的灯光，全力以赴地讨论着我们现时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他之后又补充说，青年人讨论青年人是很没面子的：自己谈论和研究自己的生活方式，恰恰会因此而流于形式，而真正的存在只拥有直接的和无意识的存在。
但他马上遭到反驳；胡普迈耶和沙裴勒尔奋起反驳他，托伊特雷本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说，干脆就只要老年人来评价青年人得了，青年人也只配成为别人考察的对象，仿佛他们和客观精神无缘，这样或许更好。然而，他们却是与之有缘的，即使只涉及他们自身，作为青年人，也必须被允许拥有对青年的发言权。人们称之为生活感受的东西以及相当于自信的东西，确实是有的，如果这种生命形式因此就被取消，那么，有灵性的生命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了。纯粹麻木的和无意识的存在，鱼龙似的存在，是绝对不够的，今天的人们必须有意识地经受考验，并用旗帜鲜明的自信自尊捍卫其特殊的生活方式——作为青年的青年人得不到承认，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也够长的了，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但这种承认更多是来自教育学，也就是来自老年人的，”阿德里安开口说道，“而不是来自青年人自身。他们有一天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大谈儿童世纪，大搞妇女解放的时代，一个根本就是很好说话的、号称拥有独立的生命形式的时代，他们当然就忙不迭地表示赞同了。”
“不，莱韦屈恩，”胡普迈耶和沙裴勒尔说道，其他人也跟着附和他们——他们说他不对，甚至是大部分不对。正是青年人自身的生命感受借助意识的形成成功地抵御了来自世界的压力，虽然后者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承认它的意思。
“一点也不是，”阿德里安说道，“根本就不是没有意思。”他又继续说道，这个时代，怕是只消有人跟它说上一句：“我有一种特别的生命感受”，那么，它马上就会为此而深鞠一躬。如此一来，青年整一个拿刀切黄油，有劲使不上哪。再说了，倘若青年人和他们的时代能够做到相互了解，那也就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来了。
“干吗这样冷言冷语的，莱韦屈恩？今天，青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获得了其应得的权利，而且，这个成长期所特有的自身尊严也得到承认。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哦，当然，”阿德里安说道，“可您的，你们的，我们的出发点是这种思想……”
由于他的口误，他的话被一阵笑声打断。我想，下面的这段话应该是马特乌斯·阿尔兹特说的：
“这是真的，莱韦屈恩，这种升级很好。你先是冲着我们说‘您’，然后你又生出一个‘你们’来，最后终于冒出这个‘我们’，为了它，你的舌头只怕都快咬烂了吧，这个字从你的口里说出来可真是比登天还要难啊，你这个顽固不化的个人主义者。”
阿德里安不愿意接受这个封号。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道，他根本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者，他对集体是绝对举双手赞成。
“理论上也许，”阿尔兹特说，“阿德里安·莱韦屈恩除外，自上而下。”阿尔兹特接着说道，他也是自上而下地谈论青年的，那样子好像他不属于青年人似的，他也完全没有融入和适应的能力，因为就卑谦而言，他所了解的自然也不会太多。
刚才这里说的可不是什么卑谦，阿德里安回击道，恰恰相反，是自信的生命感受。德意志林于是提议说，应该让莱韦屈恩把话讲完。
“也就是这些了，”后者说道，“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思想，即较之于市民意义上的成熟的人，青年同自然的关系更亲近一些。比如，人们也说女人同男人相比更接近于自然。但我却不敢苟同。我不认为，青年和自然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相反，青年人对自然的态度倒是畏缩和矜持的，原本就是陌生的。人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逐渐习惯他的自然的部分，并慢慢地平静下来。恰恰是青年，我指的是发育得较为完全的青年人，反而对此感到惊慌失措，鄙视它，敌视它。什么叫做自然？森林和草地？山脉，树木，江河湖海，美丽的风景？在这方面，我认为，青年人的认识比上了年纪的平静的人要肤浅得多。我认为，青年人绝不会有太大的兴致去观赏、去享受自然。青年人是面向内心的，由精神决定的，厌恶感性的。”
“此已证明清楚也，”有人说道，可能是敦格斯海姆，“我们这些人跑出来漫游，现在躺在草堆里，我们明天还要穿过图林根森林到埃森纳赫和瓦特堡去呢。”
“你老是说‘我认为’，”另一个插话道，“你是不是想说：‘照我的经验来看’。”
“你们责备我说，”阿德里安语气坚定地回答道，“我谈论青年人的时候居高临下，并且不把自己包括在内。而现在你们又说我一下子成了青年人的代言人。”
“莱韦屈恩，”德意志林紧接着说道，“对青年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显然也是把青年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必须受到尊重的生命形式来看待的，而这才是重要的。只有当青年人的自我讨论危及生命的直接性的时候，我才会去反对这种讨论。不过，这种青年人的自我讨论作为自我意识也强化了存在，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我是欢迎它的。这个关于青年的思想是我们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一种特权和专长——别的民族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作为有自我意识的青年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陌生的，德意志青年强调本质和受到年长阶层赞许的气派乃至其非市民的装束，都让他们惊讶不已。那就让他们去吧。正是作为青年人，德意志青年代表着民族精神自身，代表着年轻而前途光明的德意志精神——不成熟，让人家说去吧，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德意志历史上的壮举总是发自某种了不起的不成熟，而我们能成为宗教改革的民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宗教改革也是不成熟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市民是成熟的，他在做礼拜之前会对他的太太说：‘好吧，就让我们向这个流行的错误鞠躬致敬吧！’就带来新的得到净化的信仰而言，就此而言，路德可是够不成熟的，够民族的，够德意志民族的了。如果成熟是最后的抉择，哪里还有什么世界可言！我们将再度以我们的不成熟对世界进行一些革新和一些革命。”
德意志林说完这番话之后，我们陷入一阵沉思。显然，黑暗之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那种个性的和民族的青春焕发，他们因此而激情澎湃，因此而热血沸腾。“了不起的不成熟”这句话肯定让大多数人感到十分受用。
“怎么不早说啊，”我听见阿德里安打破沉默，开口说道，“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不成熟，这样的年轻，如你所说，我指的是作为民族。可我们终究还是做到了和其他的民族平起平坐，也许只是我们的历史，即我们统一并形成共同的自我意识的时间稍迟，给我们造成了一种特别年轻的假象。”
“这可是另外一码事，”德意志林强调说，“最高意义上的青年和政治历史无关，根本就和历史无关。最高意义上的青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天赋，是一种本质的东西，是一种结构和一种命中注定。德意志的形成，德意志的游牧，德意志的永无止尽的浪迹天涯的本质，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吗？不管你怎么想，德国人都是永远的大学生，都是地球上所有民族当中永远的追求者……”
“还有他们的革命，”阿德里安突然大笑着插话道，“都是世界历史的狂欢节。”
“很有见地，莱韦屈恩。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的新教教义竟然允许你变得如此机智。我称之为青年的东西，在紧急关头，还有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视。青年意味着质朴，意味着接近生活的源泉，意味着能够一跃而起，摆脱一个丧失了活力的文明的束缚，敢为天下先，敢做别人没有勇气做的事情，即重新潜入基本要素之中。青年的勇气，这就是新陈代谢的精神，就是深知什么是死而后生。”
“这就是你所说的德意志？”阿德里安问道。“再生曾经叫做rinascimento，产自意大利。而‘回归自然’，最先是用法文推介的。”
“这一个是一场教育革新，”德意志林回应道，“这另一个则是一种感伤的牧羊人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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