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定在下午四点钟开始，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在马路上走着，本能地朝家走去。我知道埃米丽亚不会在家，她上她母亲家吃午饭去了；但在痛苦而又惆怅的心绪驱使下，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希望能在家里见到她。我心想，要是她在家，我就坦率地告诉她，最后把话说清楚。我深知，无论是我与埃米丽亚的关系，还是我的电影编剧工作，都取决于此；如今，经过多次虚假言辞的敷衍搪塞，我觉得，我情愿遭到厄运，也不能再让这种越来越明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的局面维持下去了。也许，我为此不得不与她分道扬镳，不得不拒绝替巴蒂斯塔编写第二部电影剧本；不过，那样更好。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卑贱地生活在谎言和自怜的环境之中，还不如正视现实，不管现实会怎么样。
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又迟疑不决了：埃米丽亚肯定不在家，而我待在那套如今我不仅觉得陌生而且简直觉得反感的新房子里，一定会更加感到惆怅和痛苦，还不如去一个公共场所。我当时真想走得远远的，到咖啡馆去打发那一个半小时的时光。说来也巧，像是上帝的意旨似的，我突然想起来，头天我曾答应巴蒂斯塔在这个时候从家里给他打电话以确定碰面的时间。那是一次重要的约会，因为巴蒂斯塔要跟我最后确定我要编写的新剧本，还要向我提出具体的建议，并把我介绍给导演；而我又向他肯定地说过，我跟平时一样，这个时候总在家的。当然，我也可以从咖啡馆给巴蒂斯塔打电话，但是，首先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在家，因为巴蒂斯塔经常在餐厅吃饭；再有，我寻思着，惆怅茫然的我正需要有一个借口回家去，而给巴蒂斯塔打电话正好给我提供了这个借口。
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楼，上了电梯，关上了电梯门，按了按钮，去顶层我住的地方。可就在电梯徐徐上升时，我却又想，我还没有肯定是不是接受巴蒂斯塔这个新项目，所以我就无权与他约会。一切都得取决于我与埃米丽亚谈得如何，我知道，要是埃米丽亚明确地表示不再爱我，我不仅不会编写这部新影片的剧本，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再当编剧了。可是，埃米丽亚不在家；说实在的，要是巴蒂斯塔来电话，我真不知该怎么对他说，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要是现在谈妥一桩交易是为了以后退掉它，我觉得那才是我一生中所做的荒唐事中最荒唐的一件。想到这儿，我恼怒又烦躁，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我突然停住了电梯，按了去底层的电钮。这样更好，我自言自语道，巴蒂斯塔打电话到我家时，找不到我是再好不过了。晚上，我就跟埃米丽亚摊牌；第二天看摊牌的结果如何我再给制片人回话。电梯往下走着，我就像一条鱼，以绝望的目光看着自己生活的鱼池的水位迅速下降似的，看着每到一层时显示在电梯毛玻璃后面信号装置上的楼层。电梯最后停住了，我准备打开电梯门。但一种新的考虑又制止了我：确实，我与巴蒂斯塔是否合作取决于我与埃米丽亚摊牌的结果如何；但要是晚上埃米丽亚再次确认她对我的爱，而我却又这样让巴蒂斯塔找不到我，我不就会因此得罪了他，冒丢失工作的危险了吗？我从经验中得知，制片人都像小暴君似的很任性，类似这种小小的意外就足以使巴蒂斯塔改变主意，致使他去另找电影编剧。我头脑里痛苦地盘旋着这些思绪，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苦衷：我的确是一个在利益与感情的权衡中备受折磨的可怜虫，要不是突然有一位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轻太太打开电梯门走了进来，天知道，我还会这样迟疑茫然地在电梯里待多久。那位太太见我直挺挺地站在她跟前，吓得叫了一声。她恢复镇静之后，就走进了电梯，问我上几层。我告诉了她我要上的楼层。她一面按电钮，一面说：“我到三层。”电梯又上去了。
一到楼梯平台，我就感到特别轻松了；同时，我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啦？我怎么竟变成这个样子啦？成了什么啦？”我这样想着走进了家，关上了门，来到了客厅。我看见埃米丽亚身着便服躺在沙发上，正准备翻阅一本杂志。沙发旁的一张小桌子上杯盘狼藉：埃米丽亚没有出去，她没去跟母亲吃饭；总之，她对我撒了谎。
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她看了我一眼之后，就问道：“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你本来不是要到你母亲那儿去吃饭吗？”我压抑着声音说道，“你怎么在家呢？你告诉我你要出去吃饭的。”
“后来我母亲来电话说她有事。”她平静地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母亲临到最后一刻才给我打电话……我想你当时可能已不在帕塞蒂家了。”
我立刻断定她是在撒谎，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然而，由于我无法为她、也无法为我自己提供她撒谎的证据，就一声没吭，也坐到沙发上去。过了片刻，她一边翻阅着杂志，看也不看我，一边问道：“你都干什么啦？”
“帕塞蒂夫妇请我吃了饭。”
这时，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准是巴蒂斯塔，现在我可以对他说我决定不再编写电影剧本了……让一切都见鬼去吧!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女人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这时，埃米丽亚跟平时一样懒洋洋地对我说：“你去看看是谁的电话……肯定是打给你的。”我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电话放在隔壁屋子里的小茶几上。我拿起话筒听着，望了一眼床，看到枕头孤零零地横在床头中间，这时我的决心已下：一切都完了，我拒绝再当编剧，然后，就抛弃埃米丽亚。我拿起了话筒，但听到的不是巴蒂斯塔的声音，而是我岳母的声音，她问道：
“里卡尔多，埃米丽亚在家吗？”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在……她说过到您那儿去吃饭……她出去了，我还以为你们在一起呢。”
“可我不是打电话告诉她，今天不行吗，今天是我女用人的休假日!……”老太太开始感到惊异。这时，我的目光离开了电话，从敞开的房门看见躺在沙发上的埃米丽亚正看着我；我注意到她的目光盯着我看，那不是惊异的目光，而是平静中蕴含着愠怒，冷漠中蕴含着鄙视的目光。我意识到：现在她非但知道我在撒谎，而且她还知道我为什么要撒谎。于是，我胡乱地说了几句告别的话，随后，我突然像醒悟过来似的喊道：“不……您等一下……埃米丽亚刚进家门。我这就叫她来接电话。”与此同时，我向埃米丽亚示意，请她过来接电话。
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低着头穿过房间，毫不客气地从我手里拿过电话，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朝客厅走去，她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像是责令我关上门似的。我关上了门，心烦意乱地坐在沙发上等着。
埃米丽亚的电话打起来没完没了，处在痛苦与忧虑之中的我急不可耐，似乎觉得她是存心如此的。不过，我不断宽慰自己，因为她跟她母亲打电话总是那么长：她母亲独身守寡，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她对母亲特别亲，看来她跟她母亲说了心里话。最后，客厅的门打开了，埃米丽亚重又出现了。我一声没吭，一动也没动，看着她那异乎寻常地板着的脸，我明白她生我的气了。
她一边收拾小桌子上的餐具，一边说道：“你疯了？……为什么对我妈妈说我出去啦？”
我被她说话的口气刺伤了，缄默不语。“是为了证实我是不是撒了谎？”她接着说道，“是为了证实我妈妈是不是真的告诉我她不能跟我共进午餐？”
最后我勉强地回答道：“也许是因为这个理由。”
“嘿，我求你以后别这样了……我从来都是说实话……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瞒你……你这样简直让人受不了。”
她说这些话时的口气非常坚决，随后她就把盘子和杯子都收拾在托盘里，端着托盘走出了客厅。
这时客厅只剩下我一人，霎时我感到胜利的酸楚。莫非，果真是那样：埃米丽亚不再爱我了。要是以往，她肯定不会以这种方式跟我谈话。她会逗趣地装出一副惊讶的神情温柔地说：“你真以为我骗你不成？”而后，她会像犯了过失的孩子求饶似的笑起来，最后，甚至还会挺得意地说：“你嫉妒啦？……难道你不知道，我只爱你一个人吗？”以往，为驱除我的一切担忧和不安，她会给我一个母亲般温存的亲吻，会用又长又大的手亲抚我的前额，这样，一切就会随之烟消云散。不过，要是在过去，我也绝不会想到监视她，更不会怀疑她说的话。如今一切都变了：她对我的爱变了，我对她的爱也变了。一切都开始朝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然而，人总是抱有希望的，即使深信自己已毫无希望的时候也这样：我已有埃米丽亚不再爱我的明证，但我还是犹豫不决，说得好听些，就是还希望是自己对实际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出了轻率的判断。突然，我告诫自己说，不能仓促行事，应该让不再爱我的她自己来说清楚；唯有她能提供至今还缺乏的证据……这些想法接连不断地、迅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坐在沙发上，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这时，门开了，埃米丽亚进来了。
她走向沙发，在我身后躺下，又拿起了杂志。我头也没回地说道：“过一会儿，巴蒂斯塔给我来电话，他请我再编写一部电影剧本……一部十分重要的剧本。”
“嘿，那你一定很高兴啦，是不是？”她平静地说道。
“编这部电影剧本，”我接着说道，“我可以赚很多钱，至少可以用它交齐两期房款。”
这回她没说什么。我接着说道：“另外，这部电影剧本对我来说很重要，完成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剧本让我编：这是一部大片。”
她翻阅着杂志，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终于不安地问道：“什么片子？”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我沉思了片刻之后，用略带夸张的口吻补充道：“但我已决定拒绝这项工作了。”
“为什么？”她语气仍是那么平静而冷漠。
我站了起来，绕着沙发转了一圈，然后，面对着埃米丽亚坐了下来。她手捧杂志，当她看到我坐在她眼前时，就放下杂志，看了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