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果我们总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

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

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

“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亦变。

我说：“那不可能。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那一种允许。”

辩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吗？”

辩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儿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又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变得具有超乎寻常的严肃性，甚至是企图颠覆什么的意味儿了。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只不过是课前的闲聊而已。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了。

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象。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倒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会。不包容，则遑论多元？不多元，则遑论和谐？

在我所亲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是纸篓该由谁来倒空这样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也是几乎只允许一种看法存在的。可想而知，那是一种被确定为唯一正确的看法。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误，要么极其错误，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纸篓该由谁倒的问题，居然引申到希望改变一条大学纪律，并因而抱怨学业压力的言论，即是。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象，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

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梁晓声买不到卧铺票

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虔诚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肤浅，故虔诚绝对地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人啊，我们在虔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的两难啊！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吗？你见过一个拥抱虔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吗？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的……到了1989年年初，又有某几位热心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发起要出版一册《北大荒人名录》。我又被通知去参加一个聚会。

朋友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因为是人名录，而非名人录，那么不论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条目；并注明工作单位、部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朋友们想得很谨慎，一律不填职务，以体现出一种平等意思，或曰当年的知青群体的意识。

朋友们的愿望似乎在于——拿了这一册《北大荒人名录》的任何一个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举目无亲亦可以找到亲人。好比上一个世纪，一唱起《国际歌》，工人阶级便寻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似的。没有住处的可以有了住处？饿肚子的可以吃饱饭？兜里没钱的不愁无处借？

病倒他乡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愿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怀疑它实际上有什么意义。我断定它绝对地不会像旧社会青红帮的“帖子”或现今关系网中人物们的“条子”更管用。也许，那些对它怀有良好愿望的人还没瞭望到这一愿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经把它铸造为利欲的构件了。

西欧人倡导“俱乐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团”精神。但那首先不过是精神的依托，甚至纯粹是兴趣和心理方面的依托而已。西欧人大抵不靠加入什么“俱乐部”实现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么“社团”满足自我。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冀有个这“会”或那“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

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会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社，都不能持久，也都必将抱着一份儿虔诚加入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讨出版发行《北大荒人名录》的聚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

一、朋友们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二、倘坚信这一愿望的高尚，必无私地从自己实践做起。也就是说，一旦某一天，某一个自称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骗的可能性，而这种情况几乎不可避免地肯定会发生）出现在我们面前，手拿一册《北大荒人名录》，要求我们帮助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给予经济资助——这还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帮助，我们皆应义不容辞。即使受骗了也毫无怨言，道理是那么简单亦那么明白。若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又根据什么相信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愿望？

朋友们却纷纷回答——当然，当然，做到这一点是起码的。

起——码——？

我必老老实实坦坦率率地在此言明——除了经济资助这一条，或借予或给予，全在于我一人的经济状况和慷慨程度。其他事于我都很难，甚至相当之难。因屡屡地帮助别人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之类，几乎回回差点儿没把我为难死！几乎回回最终我是内疚得要命，抱歉得要命，沮丧得要命。而对方则失望至极！怀疑至极！怏怏至极！

梁晓声——在北京近十年来，在北影近十年，说自己买不到一张卧铺票——谁信啊！面对一个或几个夜无归处的满怀希望来求助的人，面露难色地说自己一筹莫展——哄鬼吧！蹬着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大概只不过是煞有介事地出去瞎兜了一圈吧——这不是太虚伪太可恶了吗？

而若一个陌生人，即便是地地道道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绝非冒充行骗之徒，向我索求五百元以上的给予性的资助，我是会犹豫半天的。上有老，下有小，稿费低，物价涨，我所积蓄的那一笔小小存款，是以备补贴生活之用的。我并非腰缠万贯啊！给予，我是给予过的。周济，也是周济过的。但迄今为止，并未突破三百元“大关”。倘据此认定我是多么不仁多么不义多么吝啬，我也只好认了。

倘叩开家门之人，向我说明，他从某省某市到北京来，专为买一样或几样平价的家用电器，诸如彩电、冰箱、录像机之类，或专为兑换外币，则连我自己也想象不出我当时会怎样一种表情。

我自己家里还没有一样电器是平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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