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传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就像在一块拉紧了的黑色窗帘上开了一些小洞一样，这里展示了我幼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餐厅里，一张铺着漆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盘奇怪的、闪闪发亮的白色东西。真奇怪！这白色的东西眼看着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盘子里原来是一小块陌生的外部宇宙——那是人们拿给我看的一盘雪。这盘奇妙的雪，至今仍记忆犹新。
同样也是在这间餐厅里。一个人抱着我站在窗前，窗外透过树木可以看到红气球似的太阳正在渐渐暗下来，我觉得就像末日到了一样，更可怕的是母亲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还没有回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我的外祖母，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我急得差点死了。那年我刚一岁半。
后来，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人，许许多多的人，成群的人。那还是在扎顿斯克，父亲和母亲驾着两轮马车，带上我，来到这个城市。教堂、蓝蓝的烟雾、唱诗、灯火，像狗一样号叫的疯女人，吓得我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完事了，我就像一片小木片，和人群一起被挤出门外，这时我已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人群当中：父亲和母亲不见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将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我坐在一个坟头上，顶着太阳，放声痛哭。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整整一个小时。
在沃罗涅日。一条河，河里有个我觉得好奇怪的洗澡用的木箱。好大的一个粉红色、胖乎乎、圆滚滚的女人身体在木箱里拍水（后来我在水池里看见白熊时还想起这件事）——那是我母亲的姨妈。我当时觉得很新奇，又有些害怕：我第一次懂得这是女人。
我在窗边等待着，望着空荡荡的街道，那里只有几只鸡在尘土里嬉戏。终于我们家那辆四轮马车拉着父亲从学校里回来了。他坐在高得出奇的座位上，膝盖间夹着一根手杖。我心急火燎地盼着吃午饭的时间快点到来——午饭时我总是大模大样地翻看着报纸，并且把《祖国之子报》几个大字读出声来。我已经认识这种神秘的玩意儿——字母。我那时四岁。
夏天。到处散发着药味。突然，我的母亲和几个姨妈慌忙地关上了窗户，锁上了阳台门，于是我把鼻子贴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往外看。一辆马车！车夫穿着白大褂，车上蒙着一块白罩单，罩单下面躺着人。他们身体蜷曲着，手和脚微微摆动着。这是一些霍乱病人。霍乱隔离棚就在我们这条街上，离我们家很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了死亡是怎么回事。这时我已经五六岁了。
最后一件事：在八月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远处修道院传来嘹亮的钟声。我走过我家房前篱笆围着的小花园，不用抬眼看就知道：窗户开着，母亲、外祖母、姐姐都在看我。因为我第一次穿上长裤（“上街穿的”）、学生制服上衣，身上背着个书包——这是我第一次去学校。送水工人伊兹玛什卡赶着马车一颠一簸迎面走过来，他坐在大木桶上，回头看了我好几眼。我很自豪。我长大了——八岁多了。
这一切都是我在坦波夫平原上的列别江经历过的事。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曾描写过的这个列别江向来以赌棍、吉卜赛江湖艺人、马匹交易市场和俄语粗话闻名于世。年代是1884年至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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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是像学生制服呢子一样灰溜溜的中学生活。在一片灰色当中，偶尔可以看到美丽的红旗。这面红旗挂在消防瞭望塔上，它在那个时候绝不是象征社会革命，而是表示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不过，在那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中学生活中，这倒也算是只有一天的短暂革命了。
悲观的第欧根尼灯——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的事。这盏灯是一个身体很壮实的二年级学生点的，蓝紫红三色的灯在我左眼下面足足点了两个星期。我默默地祈求着奇迹，祈求着让这盏灯熄灭。奇迹没有出现。我陷入了沉思。
我常常感到孤独，书读了很多，很早就读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至今还记得，读《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的时候，我激动得全身发抖，脸颊绯红。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期一直是一位长者，甚至是令我敬畏的长者；果戈理（以及很久以后的阿纳托尔·法朗士）则是朋友。
自1896年起，在沃罗涅日读中学。我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特长：俄语作文；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特长：为了“锻炼”自己，在自己身体上做各种各样的试验。
我记得，上七年级那年的春天，我被一只疯狗咬了。我找来一本医书，读了以后知道，狂犬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通常是在两周之内。为了考验一下命运和我的身体，我决定拖过这个时间，看我是否会发疯。在这两周之内我每天写日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日记）。两周过去了，我没有疯。我找到校方领导，报告了这件事，便立即被人送往莫斯科去接种狂犬病疫苗。我这次试验很成功。后来，大约过了十年左右，我在彼得堡的白夜里为恋爱而发疯的时候，我又对自己做了一次试验。这次试验更认真，但未必更高明。
1902年，我脱掉了中学生的灰呢制服。我把金质奖章送到彼得堡的一家当铺，当了二十五个卢布。这枚奖章就留在那里了。
我记得，那是中学的最后一天，在学监的办公室。学监（按照中学里的“官阶表”，他属于“母马”那一级）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一边提裤子（他的裤子总是往下滑），一边递过一本小册子给我。我读了作者在那上面的题词：“献给我的almaematri——关于它，我所能回忆到的只有坏的一面，而无其他。帕·叶·晓戈列夫。”于是学监用训诫的口气，指着我的鼻子，把“О”字读得很重地说：“这好吗?他在我校毕业时也得了奖章，可他都写了些什么！这不进了大牢。请听我的忠告吧：不要去写书，不要走这条路。”训诫没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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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彼得堡是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列·安德列耶夫、维特、普列韦、披挂着蓝网的走马、带顶座的有轨公共马车、穿制服佩长剑的大学生和穿高领衬衫的大学生的彼得堡。我属于穿高领衬衫的大学生一类。
冬天的一个星期日，涅瓦大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慢悠悠地走来走去，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整个涅瓦大街都由杜马大厦的消防瞭望塔指挥着，人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塔上的大钟。号令发出了——大钟敲响了一下，正午一点，大街上黑压压的人群拥向四面八方，马赛曲、红旗、哥萨克骑兵、清道夫、警察……这是第一次（对我而言）游行示威，时间在1903年。越是逼近1905年，风潮的势头便越加凶猛，群众集会越加热烈。
夏天去了各地工厂实习。“俄罗斯号”轮船，谈笑风生的三等火车车厢，塞瓦斯托波尔，卡马河沿岸的工厂，敖德萨，港口，流浪汉。
1905年的夏天，是在蓝色的大海中、眼花缭乱的事物中、排得满满的日程中度过的，这个夏天填满了人和事。我以实习生的身份，搭乘“俄罗斯号”轮船，从敖德萨航行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堡、清真寺、伊斯兰教的苦行僧、市场、士麦那的白色大理石海滨大街、贝鲁特的贝都英人、雅法的白色拍岸浪、墨绿色的阿菲永、鼠疫流行的塞得港、黄白两色的非洲、充斥着英国警察和鳄鱼标本商贩的亚历山大，闻名的塔尔图斯。其中与众不同、别具一格者当数美轮美奂的耶路撒冷，我在那里的一位阿拉伯熟人家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
在返回敖德萨时，正巧遇上史诗般的“波将金号”暴动。我和“俄罗斯号”的司机夹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如醉如痴地在港口上游逛了一天一夜，冒着枪林弹雨，目睹了熊熊大火和烧杀抢掠。
那年月要做一名布尔什维克，就等于走一条阻力最大的路线，而我当时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那是1905年的秋天，罢工迭起，海军部大厦的探照灯划破了涅瓦大街的黑暗，10月17日发布“宣言”，各高等院校纷纷举行集会……
12月的一天晚上，有个名叫尼古拉的、长着一对招风耳的工人朋友来到罗曼巷我那间屋子里，带来一个装面包用的纸袋，纸袋里是火棉。“我把这个纸袋放在你这儿吧，特务一直在跟踪我。”“那就放在这儿吧。”这个纸袋就放在左边窗台上，紧挨着一包砂糖和一根香肠。
第二天，我去了维堡区的“指挥部”，正当桌子上摊开着地图、巴拉贝伦枪、毛瑟枪的时候，警察闯了进来。我们三十来个人成了瓮中之鳖。可是我那间屋子里左边窗台上还放着那个装面包用的纸袋，床下面是传单。
我们被搜身、毒打之后，分成几个小组。我和另外四个人为一组，正巧靠近窗户。我发现窗外路灯那边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便乘人不备从小窗口扔出一张字条，让他们把我和那四个人屋子里违禁的东西拿走。他们照办了。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而在此之前，我在施巴列尔大街单独关押了好几个月，这期间我常常梦见左边窗台上那个装过面包的纸袋。
在单独关押期间，我爱上了速记法和英语，我一边学习速记和英语，一边还写诗（这是必然的）。1906年春天我获释，被流放到故乡。
故乡列别江的宁静、钟声和篱笆墙没能留住我多久。到了夏天，我就未经批准住进了彼得堡，后又迁居赫尔辛福斯。我住的那间屋子就在埃德霍尔姆斯哈滕大街，窗户下面就是大海、山崖。每到晚上，当人的面孔还依稀可见的时候，在一块灰色花岗岩上举行集会。到了夜里，就看不见人的面孔了，那块黑乎乎的、暖烘烘的石头，让人觉得很柔软——因为我那间屋子就在附近，而斯维亚堡那边打过来的探照灯光也显得轻柔宜人。
一次，在公共浴室里，一位光着身子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光着身子、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这个大腹便便的矮个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赤卫军上尉柯克。又过了些日子，赤卫军也进入了战斗状态。地平线上已经依稀可见喀啷施塔得舰队军舰的黑影和十二英寸大炮的炮弹在水中爆炸时掀起的水柱，隐隐约约听得见斯维亚堡传来的沉闷的大炮声。于是我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一副夹鼻眼镜，返回了彼得堡。
一个国家有议会，高等院校就是国中之小国，它们也有自己的议会，叫作班长委员会。这里也有党派斗争和竞选鼓动，也出海报，印小册子，发表演讲，设立选票箱。我当上了班长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委员会主席。
有一天我收到了传票，传我到区段警察所。警察所里有一张绿色的侦查令，上面写着：为了驱逐出彼得堡，特立案侦查“大学学生叶甫盖尼·伊万诺夫·扎米亚京”。我坦然自若地申述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大学，侦查令显然搞错了。我记得警察所长的鹰钩鼻子很像个问号，他说：“嗯……这要查证一下。”这期间我迁至另一个区居住，半年以后，又来了一张传票，又是一份绿色的侦查令，又是“大学学生某某”，又是那个问号，又说要查证。就这样过了五年，到了1911年才终于把绿色侦查令的错误改正过来，我终于被驱逐出彼得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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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我从工学院造船系毕业后，留在本校造船学教研室（自1911年起讲授造船学）。在我的桌上同时摆放着塔式甲板船设计图样和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稿。我把这篇小说寄给由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主编的《教育》杂志，该刊的纯文学专栏由阿尔齐巴舍夫主持。1908年秋天，小说在《教育》杂志上刊发。现在，每当我遇见曾经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我就像见到我的一位姨妈一样，感到十分难堪，因为我两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她家里当众尿湿了裤子。
此后的三年间，搞造船，教授造船学，和对数尺、图纸打交道，写了一些专业性文章，发表在《内燃机船舶》《俄国造船业》《工学院通报》等刊物上。由于工作的关系，多次外出旅行：沿伏尔加河航行至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去过卡玛河、顿涅茨克区、里海、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高加索、克里木半岛。
这一时期，在和图纸、数字打交道的同时，还写了几篇短篇小说。这几篇小说没有送出发表，因为我觉得其中每一篇里都还有一些“不像样的东西”。“像样的东西”到1911年才写出来。这一年白夜白得出奇，有许多非常白亮的东西，也有许多非常阴暗的东西。这一年，这一年我被流放，害了一场重病，神经过度疲劳，以至于完全崩溃。起先，我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一间空闲的别墅，后来，到了冬天，又移居拉赫特。就在这个地方，在冰天雪地的季节里，在孤独和寂寥中写下了《小镇风情》。完成《小镇风情》之后，我与《箴言》杂志集团、列米佐夫、普里什文、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我获得在彼得堡的居住权。如今又被医生赶出彼得堡。我搬到古拉耶夫市居住，在那里建造了几条挖泥船，写了几个短篇和中篇小说《远在天边》。这部中篇小说在《箴言》杂志登出后，该刊这一期被书刊检查机关没收，编辑部和作者都被送上了法庭。二月革命爆发前不久开庭审理，被宣布无罪释放。
1915年和1916年之交的冬天又是一个风雪严寒、动荡不安的冬天——一月我挑起一场决斗，三月动身去了英国。
此前西方国家当中我只去过德国。柏林看上去很像浓缩了的、百分之八十的彼得堡；英国则不同，英国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就像我当年在亚历山大或耶路撒冷的感受一样。
在这里，起初和钢铁、机器、图纸打交道，在格拉斯哥、纽卡斯尔、桑德兰、南希尔兹等地建造破冰船（顺便提一句，其中包括我国最大的破冰船之一——列宁号）。德国人驾着飞艇和飞机从天上往下扔炸弹。我在写《岛民》。
当各种报纸赫然登出“revolutioninrussia”、“abdicationofrussiantzar”的大字标题时，我在英国待不下去了。1917年9月我搭乘一艘老掉牙的英国轮船（即使被德国人炸沉也不足惜）返回俄国。我们在海上走了很久，大约五十个小时才抵达卑尔根。一路上熄灭灯火，人人都挂着救生圈，备好了救生艇。
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冬天充满了快乐和恐惧：事态急转直下，变幻莫测。船上人家，枪击，搜查，巡夜，家庭夜总会。再往后是：没有有轨电车的街道，带着口袋的人们排长队，每日赶路几十俄里，女老板。咸鲱鱼，用咖啡豆粉碎机磨碎的燕麦。与燕麦比邻而存的是层出不穷的大而全的创意：出版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经典作品，把一切艺术门类的一切艺术家联合起来，在戏剧舞台上演绎全世界的全部历史。这时我已经无暇顾及设计图样，应用技术已经枯萎，就像枯黄的树叶离我而去（在技术方面，只剩下了在工学院讲课）。与此同时，我在赫尔岑师范学院讲授俄国现代文学，在艺术馆学习班讲授艺术散文技巧，在《世界文学》编委会、全俄作家协会理事会、文学家之家委员会、艺术之家理事会以及一些出版社兼职，主编《艺术之家》、《当代西方》、《俄国当代人》等杂志。这几年写得较少，篇幅较长的作品有《我们》。这部长篇小说于1925年用英文出版，后来译成其他文字，俄文版至今尚未出版。
1925年我背叛了文学，转向戏剧：写了《跳蚤》和《荣誉饶舌家协会》两个剧本。《跳蚤》于1925年2月在小剧院首次上演，《荣誉饶舌家协会》于1925年11月在米哈伊洛夫剧院首次上演。最新的一个剧本——悲剧《阿提拉》完成于1928年。在《阿提拉》这个剧本里，我达到了写诗的地步。再往前无路可走了，便又回过头来写起长、短篇小说来。
我认为，如果我1917年不是从英国回来，如果我这些年不是和俄罗斯一起度过的，我肯定无法再从事写作。在彼得堡、莫斯科，在坦波夫省的偏僻地区，在沃洛格达省和普斯科夫省的农村，我积累了许多见闻。
这一段经历到此结束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的生活里还会出现哪些曲折。
1928年
二、致斯大林的信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写这封信时已经被判了极刑，现在呈请将极刑改为其他刑罚。
我的名字您大概知道。我作为一名作家，失掉了写作的可能，这无异于判了死刑。事态已发展到了令我无法继续写作的地步。我不得不在年甚一年的受迫害的气氛下写作，任何创作都无从谈起。
我绝非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蒙辱者。我知道，在革命后最初的三四年，我写的作品里确有一些东西可能授人以柄，招致攻击。我知道，我有一个让人感到很不受用的习惯：不说合乎时宜的话，只说自认有道理的话。特别是，我从不掩饰我对文学上奴颜媚骨、曲意逢迎、乔装打扮所持的态度。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样做既玷辱作家，也玷辱革命。我当初在一篇文章（《艺术之家》杂志1920年第1期）中，以一种激烈的、令许多人难堪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恰恰是这一行为招致了报刊对我群起而攻之。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种口诛笔伐尽管说辞不同，却从未停息过，终于发展到了我认为是盲目狂热的地步：一如从前基督徒为了更便于体现种种罪恶而造出了魔鬼，如今批评界把我打造成了苏维埃文学的魔鬼。唾弃魔鬼被当作善举，于是人人都各显神通，朝它吐唾沫。我每发表一篇作品，人们都必定要从中寻找魔鬼的阴谋。为了能够找到这种阴谋，人们甚至厚着脸皮称我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例如，我有一篇童话（《上帝》）登在《年鉴》杂志上——那还是1916年的事，有那么一位批评家竟然自作聪明地从中发现了“抓住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这件事对革命进行嘲讽”；在我的一篇写于1920年的短篇小说（《埃拉兹姆修士》）中，另一位批评家（马什比茨——韦罗夫）却洞察出“拿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变得聪明了的领袖们当笑料”。我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其内容如何，只要署了我的名字，就足以宣布它是有罪的。前不久，今年3月份，列宁格勒州图书出版检查局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使我对这一点不再存有任何怀疑了。我为“学院”出版社审校了谢里丹的喜剧《造谣学校》，并撰写了一篇介绍作者生平和创作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恶意中伤的话，可是图书出版检查局不仅禁止发表这篇文章，还禁止出版社说明这部喜剧的译文是由我审校的。只是在我上诉到莫斯科之后，图书出版检查总局显然打了招呼说总不该如此天真、露骨地行事，这才允许刊印我那篇文章，甚至还允许署上我那罪恶的名字。
我之所以在此引述了这一事实，是因为它把人们对我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达到了化学纯净的程度。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实，在此再引述其中的一件。不过，这件事涉及到的不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而是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写成的一个篇幅很大的剧本。我当时确信，这个剧本（悲剧《阿提拉》）终将迫使那些一心想要把我打成蒙昧主义者的人们闭上了嘴巴。我如此自信，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个剧本曾在列宁格勒话剧大剧院艺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十八家列宁格勒工厂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会议。下面我摘录几段他们的评论（根据1928年5月15日会议记录）。
沃洛达尔斯基工厂的代表说：“这是一部由当代作家写的剧本，它展现了古代阶级斗争的主题，很符合当代的情况……剧本在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剧本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它使得关于当代戏剧界拿不出好剧本的责难不攻自破……”列宁工厂的代表在指出剧本革命性质的同时，认为：“该剧本在艺术价值上可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媲美……这是一部悲剧，情节十分生动，一定会受到观众的喜爱。”液压机械厂的代表认为“这部戏的每个情节都有很强的感染力，都那么扣人心弦”，他建议在剧院院庆时上演这部戏。
工人同志们说可与莎士比亚媲美，固然是过甚其词，可是高尔基就这个剧本撰文时却也说，他认为该剧本“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又说“剧本英雄主义的风格和英雄主义的题材极其有益于今天的时代”。剧院已经同意上演这个本子，并得到剧目审查委员会批准，可是后来……演给对它给予如此评价的工人观众看了吗?没有，这部戏已经由剧院排练了一半，已经登出了海报，后来在列宁格勒图书出版检查局的强烈要求下被禁演了。
我这部悲剧《阿提拉》的夭折对于我而言简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任何试图改变我处境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况且不久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和皮利尼亚克的中篇小说《红木》又闹得满城风雨。为了祛除魔鬼，当然可以不择手段。我的这部小说明明写于九年前的1920年，却硬要把它当作我最近的新作，和《红木》相提并论。苏维埃文学中一场向无先例的围攻发动起来，这场围攻甚至引起了外国报刊界的关注。为了断送我的写作前程，无所不用其极。我往日的同事、出版社、剧院都对我产生了疑惧。我的书在图书馆里被禁止外借。我的一个剧本（《跳蚤》）在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已经成功地上演了四个戏剧季，如今被禁止演出。正在联邦出版社印制的我的文集也被搁置下来。任何一家出版社试图出版我的作品，都会立刻遭到攻击。“联邦”和“土地与工厂”两家出版社，特别是列宁格勒的作家出版社，都遭遇了同样的下场。上述作家出版社冒着风险让我又当了整整一年的理事，并且悍然利用我的文字经验，把青年作家，包括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交由我做润色修改。今年春天，在列宁格勒市拉普分会力争下，我退出了作家出版社理事会。《文学报》不无得意地报道了此事，并且直言不讳地补充说：“出版社应当保留，但不是为扎米亚京们保留。”对扎米亚京关上了通向读者的最后一扇门，他被宣判了死刑。
在苏联的法典中，仅轻于死刑的刑罚是将罪犯强制迁徙国外。如果我真的是个罪人，并应当受到制裁，那么依我看，也不至于比文学上的死刑更重，因此我请求代之以强制迁出苏联，并为我的妻子保留陪伴我同行的权利。如果我不是罪人，则请求允许我和妻子短期出国，哪怕只一年也行。这样，待到在我们国家能够用文学为崇高思想服务而无须逢迎某些小人物的时候，待到我们国家对语言艺术家的作用的观点多少有些改变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来。我相信，这一天已为期不远，因为在物质基础建设成功之后，建设上层建筑，建设真正无愧于革命的文学艺术的问题，必将提到日程上来。
我深知，我在国外也将十分不轻松，因为我不可能加入国外的反动阵营。这一点我的经历可以充分地证明［我在沙皇时期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当时我坐过牢，两度被流放，在战争时期曾因一部反对军国主义的小说吃过官司］。我深知，既然在国内我惯于凭着良知写作，而不是遵从命令写作，因而被称为右派，那么到了国外，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迟早将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但是，国外的条件再困难，我总不会被封住嘴巴，我在那里可以写作、出书，哪怕不用俄语写作也行。如果我因环境所迫一时不能当一名俄语作家（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我也许能够像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那样暂时做一名英语作家，更何况我已经用俄语写过有关英国的书（讽刺小说《岛民》等），而用英语写作，我觉得比用俄语要难一些。伊里亚·爱伦堡仍然是一名苏联作家，可是他主要为外国文学写作，翻译成各种外语。为什么允许爱伦堡这样做，而不可以允许我也这样做呢?我在这里顺便再提到一个名字——皮利尼亚克。他和我一样，也充分地扮演着魔鬼的角色，他曾经是批评界的众矢之的，而为了让他在受到这种围攻之后得以休息，批准他去了国外，为什么皮利尼亚克能够得到批准，而我就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出国申请找到一些更为寻常的、而又绝非不正当的理由：为了解除经久不愈的病痛（结肠炎），我需要到国外去就医；为了谋求上演我的两部已译成英、意两种文字的剧本（已经在苏联的几家剧院演出过的《跳蚤》和《荣誉饶舌家协会》），我也必须亲自去国外；此外，拟议中的这两部戏一旦上演，我将有可能免于向财政人员委员部申请外汇。这些理由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我并不想隐瞒，我申请与妻子一起出国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作家，我在国内已陷于绝境，我的作家身份被判了死刑。
曾经向您呈请的其他一些作家都得到了您的特别关注，这使我确信，我的请求也一定会得到垂顾。
1931年6月
1862年至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报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