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回了北京，好像恢复高考那年，他考回了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同志，还是说裴新利吧。裴新利当了经济学家，不光走了官运，还走了桃花运，一个将军的女儿欣赏他的学识，看上了他，和他结了婚。他不光走桃花运，还走财运。后来，大家都纷纷做买卖，叫下海，他也下海做起了买卖，开了个公司，很快就赚了大钱，现在人家已经是好几家公司的大老板了。

“我的儿子去找裴新利，裴新利给他找了个工作，他混了两年当上了那个公司的头头。”

“什么公司？”

“采矿的。在青海、甘肃采矿。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些年赚了大钱。不过大头是裴新利的，王八儿子只拿小头。但这也够多的了。”

陌生人站起身，看得出，他一直在苦笑。今天他听到的故事太离奇了。

“为什么好人没有昭雪，恶人却照样招摇过市？”他轻声地问。

他的问题招到了老人的嘲笑：“方以民是该平反，可他家里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平反？这人啊，都得有依靠。比如我们农场那个魏伟，他老子是农场书记，他就成了保卫科长了。等农场一撤，仗着他老子，魏伟调到了县公安局。之后步步高升，如今当上了丙市的市委副书记。”

“真的吗？”

“这有什么假？如果你说这些还不够，那我再给你讲讲女人的故事。”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陌生人突然流露出渴望的目光，不由自主蹲下来，竖起耳朵听老人讲，“当初是魏伟要整方以民，他是为了一个叫沈倩的姑娘，我们都喊她小沈。小沈在农场是最美的一朵花，魏伟想要她当老婆。可魏伟在农场睡了好几个姑娘，名声很臭，小沈看上的是方以民。就因为这，魏伟才勾结裴新利把方以民害死了。

“方以民死了之后，小沈大病了一场。魏伟每天都去看她，给她买药，帮她干活。可小沈只要一听说是他买的药，吃也不吃，全部扔掉，听说是他挑的水，干脆连水都不喝了。直到别人苦苦求她，说魏伟再也不来了，才安生下来。

“等小沈的病好了之后，为了摆脱魏伟，她打报告要求调到另一个农场去，那个农场更偏僻，没有人愿意去。可魏伟把报告扣住，不放人。小沈找方以民的朋友赵永坚求救，魏伟就把赵永坚派到农场驻在县里的办公室。这样，一直折腾了一年，动静才小了下去。

“我们以为没事了，没想到，有一天中午，大家在地里休息的时候，小沈披头散发地跑过来，呜呜地哭着告诉我们，她被魏伟糟蹋了……”

听到这里，陌生人的眼中已经含满了泪水。

“后来呢？”陌生人终于问道。

“为了防止小沈告他强奸，他叫了好几个娘们轮流看着她，不让她睡觉，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还许诺了一大堆好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的贞操就是她的命，于是，小沈嫁给了魏伟。在结婚那天，别人都在起哄祝魏伟娶到了农场一枝花，小沈却没有露面，一直在房里哭啊哭啊。以后，农场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有人说魏伟把她送走了。至于魏伟，还是整天拈花惹草，打情骂俏，就跟没事一样。

“过了一年多，我们才知道，原来小沈已经疯了，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这就是人长得漂亮的结果！她长得漂亮不光害了自己，还害了方以民。”

“那个姑娘现在呢？”

“二十年了，谁知道啊。在精神病院里二十年，该成什么样了？魏伟早和她离了婚，还有谁照顾她？”

“她在哪个精神病院？”

“不知道。”老人回答。

谈完了这些，老人邀请陌生人留宿一夜，现在根本不可能找到车回城，而第二天，给老人送粮食的车恰好要过来。陌生人出门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到了地平线附近，于是同意了。

吃过晚饭，陌生人决定独自出去走走。他再次回到了方以民曾经住过的房间，不顾满地的灰尘，躺在地上。“沈倩，沈倩……”他轻声地叫唤着。沈倩从来不进这个房间，为的是怕别人发现她和方以民的恋情……

陌生人翻身起来，向着门外跑去。他来到了院子里，向着院子中间跑去，又穿过院子中间来到了北墙，越过已经半坍塌的北墙，出了院子。那儿是方以民和姑娘经常相会的地方，夜深人静的时刻，方以民和姑娘会偷偷来到这里，谈论着人生和他们的理想。那时他们的理想仅仅是回北京。

这是怎么啦？陌生人哭着，在心里呐喊着。魏伟高升市委副书记，陈刚当上了经理，裴新利成了著名经济学家和著名企业家。而裴新利的政策建议不过是抄袭父亲的那本书，他害得方以民家破人亡之后，还偷了这个家庭的研究成果。

这一切都是因为，被害者已经“死了”，没有人去揭露他们的恶行。可他这样一个无身份的人，怎么才能揭破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啊?

这个世界和噶拉巴是多么不同！适应了噶拉巴宁静的人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复杂的世界了。

“可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陌生人自言自语，“我还要去找沈倩，我一定要找到她，就算不能替她报仇，也要让她的日子过得好一些。我答应过她，会回来看她的。”

第二天，陌生人醒来，发现陈锁在床上死了，他的身体已经僵硬，脸色苍白，却很安详。如同一只衰老的斯芬克斯，老人一直保守着秘密，等待着合适的人把心里话说出来，一旦说完，他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他的死亡让陌生人感到吃惊，他担心会牵扯进麻烦当中。但最终决定等送粮食的人来，反正他也没地方可去。

中午，两个青年开着车来到了这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陌生的藏族人。

“他死了。”陌生人说。

“谁死了？”一个高个子青年说。

“看院子的。”

青年进了房间，看到了尸体。青灰色的皮肤让青年感觉自己起了鸡皮疙瘩。

“他太老了，早该死了。”另一个矮个子青年说。

“我们把他拉走吗？”高个子问矮个子，“拉个死人有点儿不吉利。”

“把他放在这儿，打个报告问怎么办吧。”

“同志，人死了，给他个安生吧。谁活一辈子都不容易。”藏族人边说边递过去一沓钞票，大约有两三千块钱，数目之多令青年咋舌，“这些钱给他买个好一点的骨灰盒。”

他的话让青年意识到，这个人见证了老人的死亡。“你是谁？”他们问道。

“他的一个朋友，二十多年前，他帮助过我。”

“二十多年前我们还没出生呢。”青年人说。

但他们没有忘记检查陌生人的证件，藏族人掏出了一张崭新的身份证，上面用藏汉语言写着陌生人的姓名地址，他叫俄沙尼玛。藏族人的证件消除了青年的疑虑，如果他有问题，不会这么心甘情愿地出示证件。“我们会说，他是老死的，不会提你。要不，警察局还得盘问你。”他们安慰藏族人说。

为了表示友好，他们决定把藏族人捎回县城，而且不收钱。他们拿到了三千块钱，显得很高兴。他们不知道，这些钱只是那叠一万元钞票的一部分，等陌生人下车后，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把剩下的钞票烧掉了，算是对老人的祭奠。

陌生人到达西宁的时候，另一个念头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成形：去找律师钱伟江。他到了邮电局，挂了个北京的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