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来的律师带着他的使命来到了小县城。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小城镇，一条道路通往西宁市，道路的两旁分布着几百米的临街房，临街房的背后还有一两排房子，这里的居民不超过一万人。县政府所在的四层小楼是全县最高的建筑，其他房子大部分是当地人用土坯盖的，有的房子墙外甚至没有刷石灰，裸露着土的颜色。这样的房子已经时兴了几千年，可见当地生活节奏的缓慢和落后。

北京来的律师在县城汽车站下了车。汽车站就是一个大院，院门口摆了张桌子，就是售票处。律师下了车，到售票处打听了一下县政府怎么走。

“就在旁边。”女售票员指了指旁边四层的小楼说。

律师出了汽车站直奔县政府而去。他向传达室递上了名片，说明自己的来意。传达室不敢怠慢，倒了杯水，请他坐下休息，打了个电话。三分钟后，一个中年人从楼上下来，他戴着眼镜，留着中分的头发。

“你是钱律师？”他客气地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做了自我介绍：本县李县长。西部高原的小县由于人口很少，官员们并没有太大的架子，见县长比较容易。

律师来之前已经和县里联系过，因此，他们的谈话很快进入了正题。“你来修学校？”李县长好奇地问道。

“这事情有些复杂，我是作为委托人的律师前来的。”律师说。

李县长把律师请进了办公室。他对北京来的律师心存感激，也带着敬畏。对于小地方来说，很少能接触到从北京来的客人。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几幅书画和几张照片，但客人仿佛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在意，而是直奔主题而去。

“我有几个朋友，以前是教书的，后来下海经商，他们在深圳、海南赚了不少钱，现在加起来资产已经上亿了。有了钱的他们想做没有钱的时候一直想做的事……”

“就是修学校？”县长问。

“对，修学校。”

“具体怎么做？”

档案“他们委托我这个律师，也就是说，我负责直接把钱交给需要的学校，并监督工程的实施。”

“他们委托你多少钱？”

“五百万，按照每所学校二十万的额度，大约可以修建二十五所学校。以后可能还会追加捐款。”律师说着，拿出一张存折，存折上跟在数字五后面的六个零个个闪闪发光。存折显示，钱是在几天前在北京存上的。县长先看了存折，律师又拿出一份协议书，上面证明有六个人出资建学校，额度也写着五百万，并写着只要需要，可以追加捐款。

“你找了多少个地方？”县长问道。

“就从你们县开始，如果需要，这些钱会全部用在你们县。”

县长兴奋地“嗯”了一声。对于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每年只有几块钱的西部小县城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了。

之前，县长的态度与其说热情，不如说客气，但听了五百万之后，他甚至有些讨好律师了。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县？”他好奇地问。

“因为这些捐款人有共同的背景，他们是学经济学出身的。”

“这和我们县有关系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这个老师已经去世。为了纪念这个老师，他们希望让这儿成为首批捐款地点。”

县长马上想到这位老师一定是本县人，他奇怪为什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以后一定要把这个人挖掘出来宣扬一番，甚至还可以搞个旅游景点。他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人是谁？他是本地人吗？”

“不是本地人。”

县长失望了，他不清楚律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律师接着说：“这个人有个儿子，他的儿子死在了这里。”

县长的脸上随即又带上了忧伤的表情，甚至“哼哼”了两声，问道：“他是怎么死的？”

“他儿子在光明农场插队，后来被冤枉入狱，逃跑途中死在了野外。你知道罪名是什么吗？是因为他谈论经济。我的委托人决定帮助这儿修学校，是希望人们不要再这么愚昧，把好事当做坏事。”

“我一定帮助你们。”县长保证说。

但他又充满了疑惑，仿佛还不相信对方这么轻而易举地把钱捐出来。他希望知道对方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你们还要我做点别的吗？比如，我们这里有石棉矿、铜矿、铁矿和煤矿，还有不少农牧产品，像羊毛……你们要不要我批个矿给你们？”

“不用。”

“你们真的什么都不要吗？”

律师面露难色：“说实话，他们的确需要新的商业机会，也委托我考察，如果可以就做投资。不过那是商业上的事，和学校无关。如果你们需要招商引资，等把学校的事说好了，以后我给你引荐他们。”律师做了个手势，“别误会，把这两件事彻底分开，是为了防止经济犯罪，他们不想和经济犯罪有任何关联。”

“我明白，我只是想感谢你们。”

律师突然犹豫了一下，仿佛临时想起了什么事情：“如果你真想帮助我们，为了纪念那个死去的人和他的儿子，看你们还能不能找到关于他儿子的记录，比如人事档案或者公安局记录什么的。那些老档案都没用了，对吗？”

“你们想要一个死了二十年的人的档案？”县长问。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谁还会关注一个死去二十年的人？这份档案毫无用处，但最大的问题是，经过历次混乱，这份档案是否仍保存着。

“一个人死了也总会留下点东西，对吧？”

“真很难办。”县长说。

“这只是我临时想到的。不过我建议你考虑一下，我回去跟他们说，这里的人很重视，所以把钱全投到这里。他们问我，这里怎么重视了？我该怎么回答？”律师站起身，准备往外走，“对了，这里的车站还有车吗？我想去相邻的几个县看一下，做个候补。”他谢绝了县长请客吃饭的好意，也拒绝再多留一会儿。出门前，律师突然想起来还没有留名片，于是递给县长一张名片。而县长显然没有准备名片，只是尴尬地站着。

“我走了。后会有期。”

看得出，县长想把律师留下，却不知该说什么。他生怕这笔钱从本县溜到了别的县。显然，如果律师今天赶到了别的县，并且由于天晚住在了那儿，那儿的官员们一定会找出种种借口请客吃饭，给他灌酒。只要律师喝醉了，就会答应把钱留在那儿。到时候，自己想争取都晚了。更何况，如果和这群有钱人搞好关系，可以争取他们来本县投资，这是更大的买卖。

一直等律师下了楼，他才跟着冲了下去，“等一等，在这儿住两天吧。”他喊道。

“不用了，我去赶车。”

“有些事情还没有办。你不是要查档案吗？你得留在这儿才好查，有些事情只有你能说清楚，我可以找人带着你去查。”县长说。

他下了楼，拉住了律师，又把他拉回了办公室。他给几个人打了电话，首先在县城还像样一点的宾馆安排了律师的住处，又打电话询问了档案的情况。

“人死后，人事档案都销毁了。”他遗憾地说。

“好吧，那我还是离开这里。今天赶快办事。”

“别着急，”县长急急忙忙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查：公安局。你不是说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吗？公安局说不定会有记录，我记得公安局的档案都乱七八糟塞在一个房间里，几十年都没有清理，到那儿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太好了。”律师说。

“我现在就打电话，你先坐下喝口水。那个人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