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阳光斜照在城市郊外的山间平地上。平地南北两侧的远方，各有一列点缀着绿色斑点的灰色山脉，一脉土路贯穿平地伸向远方的山口，风一吹，路面刮起一阵尘土。路北侧有一片灌木林，覆盖在黄绿相间的原野之上。不远处，是西宁城边的一片低矮、灰黄色的平房，在空旷的背景下，显得渺小而又懒散。

一个青年正站在路边，等待着从西宁出城的汽车。他心急地踱着步子，不时地抬头望着城里方向。恰好这时，天上飘来了一片云彩，遮住了阳光。由于地处高原，气温只有十几度，一旦没有了太阳，青年虽穿着蓝色的长袖衣服仍然感到有点儿冷，不由得抱起了胳膊。在他的身边，放着一个绿色的军用帆布包、一个白色的布袋，这是他在西宁采购的物品。

这条路出西宁不远就会攀升到三千多米的山区，翻过山口，向着新疆或者西藏境内进发。由于偏僻，每天过往的车辆不会超过二十辆。于是，每一辆车过来时，青年都满怀着期盼，从好远开始就一直望着它渐渐驶近。

在青年等待的工夫里，已经开过去三辆车，一辆吉普，一辆黑色的轿车，一辆蓝色的卡车，但这些车显然都不是他等的那辆。青年人掩饰不住眼神中的失落，继续踱着步子，显得有些心急。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第四辆车开来了。这是一辆解放牌的绿色卡车，车的后厢带着帆布棚。青年跳了起来，在离汽车还有两百米左右时，他已经开始兴奋地挥舞着双手。

汽车司机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也挥舞了一下手臂，作为回应。在那个年代，司机是十分光荣的职业，这种踌躇满志也反映在了这位司机的脸上和手臂的动作上。

汽车来到了他的面前，停下了。在车门上，用白漆喷着一行字“光明农场”。光明农场就是青年要去的地方。

“你来晚了。”车外的青年说。

“这已经算最快了。”司机笑着说，“为了加油，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拿着介绍信都不管用，没有人理睬。后来油快用光了，我都担心要推车了。”

“后来呢？”

“后来我动了动脑子，”司机指了指自己的头说，“买了两包烟，到了站里，把烟一递……那里的人刚才还黑着脸的，马上换了副笑脸，挥了挥手叫我随便加油。我还多带了两个小桶，也加满了。快上来吧。”

车外的青年把军用包扛起来，向后车厢走去。然而，就在他接近车厢时，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人，被吓了一大跳。

“方以民，方以民。”车厢里的人站起身来，跟他打招呼。

“是你！陈锁。你怎么来了？”

“嗨，嗨，给婆娘看病。”车厢里的陈锁回答。

“她人呢？也在里面？”

“她没来，我来给她抓药。”

就他们说话的工夫，司机已经不耐烦了。他从驾驶室出来，帮助方以民把剩下的布袋扛起来，扔进了后车厢。“快，坐好，我们上路了。”司机说。

方以民犹豫了一下，他有两个位置可以选择：驾驶室内副驾驶的位置，以及后车厢内。他选择了后车厢。

司机撇了撇嘴，进了驾驶室。但他随即又下来了，手中夹着一封信。“这是你的信。你爸爸写给你的。我刚取来。”司机说。

由于农场太偏僻，外地下乡的职工又多，这里的司机都肩负着邮递员的责任，如果去西宁，往往会把职工的信件都带回去。

方以民欣喜地叫了一声，他简直是扑向了那封信。然而司机仿佛在卖关子，故意把信举过了头顶。

“快给我吧。家书抵万金，你没有离过家，不知道盼信的心情。”方以民说。

司机比划了一个抽烟的动作。方以民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全扔给了司机。司机呵呵地笑着，把信递给了方以民，转身上了车。

陈锁从后车厢里递出来一只手，方以民抓住，用脚踩住铁踏脚，跃进了车厢。车厢内很暗，于是他在入口站了一会儿，适应了一下，才继续向前走。地上放着几捆铁丝，方以民小心地避开了，生怕蹭坏脚上的新解放鞋。在车厢的前部，放了几个草垫。陈锁已经坐下了，方以民挨着他也坐下。汽车吼了几声，歪歪斜斜地上了路。

这两个并排坐着的人乍一看非常相似，都穿着蓝色的衣裤，脚上套着解放鞋。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方以民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两道浓眉略微上翘，显得很英俊，嘴角总像是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显得与人亲近，却又隔着适当的距离。他的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但已经比较标准了。他的衣服虽说是普通的蓝色，但显得很整洁。一旁的陈锁，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看上去又脏又皱，他已五十多岁，脸上的皱纹中都带着泥痕。他说话口齿不清，如果不仔细琢磨就很难懂。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有口音，还因为他根本没有掌握说话的技巧，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话表达得更清晰一点。

方以民并没有急着看信，他仿佛故意要把收信的幸福感拖久一点，转向身边的陈锁，关切地问：“陈嫂得了什么病？”

“说不上来的病，肚子疼，人越来越瘦。同志，这个年头啊，人们总是得一些稀奇古怪的病，连医生都没有见过，给开的全是治拉肚子的药。”陈锁哀叹。

方以民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

父亲的来信陈锁继续说：“可我知道，都是累的，累的……一辈子没有好好睡过一天觉，累散架了，没有用了……”

“应该把她一起带来，好好看看。”

“没有钱，没有钱啊，方以民同志。这次来西宁，我们连两个人的钱都凑不齐。在西宁得吃顿饭、住一天，可我们住不起。我就对她说，孩儿他娘，你去西宁吧，到了西宁，你就找中医院看病，把你的毛病都向医生倒一倒，多拿几服药回来。可她说，不行，我不来，要来我们一块儿来。没有办法，我就一个人来了。方以民同志，我们哪跟你一样，你是从北京来的大人物，等过了这一阵，还要回北京去的。我们穷庄稼人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钱。”方以民说。

“可那不一样，”陈锁说，“最起码你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你不知道这年头，娶媳妇生孩子日子是多么难过。我有时候累得都不想活了。”

方以民礼貌地闭了嘴。他知道，顺着这个中年人的话说下去，只能引来越来越多的牢骚和抱怨。他开始后悔没有和司机坐在一起。司机是个快活的小伙子，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方以民喜欢和快活的人在一起。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父亲的信，把鼻子凑到封口处闻了闻，信件散发出淡淡的浆糊香味。他小心地沿着边缘把信封撕开，生怕撕到了里面的信。一张黑白照片掉了出来。车厢内光线昏暗，方以民往车厢后部挪了挪，借着光，他看清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带着新荷的湖面，照片上有两个人，父亲在左，母亲在右。父母的头发都已经花白，父亲仍然带着那副赛璐珞黑框眼镜，在方以民的记忆中，母亲是那么美丽，现在却显得很瘦弱。可他们的表情显得非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喜悦的痕迹。

他继续看父亲的信，信中写道：

以民我儿:

相信你拆开信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照片。今年四月，一个很神秘的人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咨询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那天，我和你母亲拍摄了这张照片。

谈话基本上是聊天式的，针对当前中国的经济，我小心翼翼地谈了自己的认识，提出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没想到却获得了肯定。具体细节无法在信中详谈，我们见面后可以好好谈谈。但可以肯定的是，邀请我们见面的人是可以力挽狂澜的人。

谈话完毕，我和你母亲都很兴奋，预感到未来将出现一个较大的转机。

过了几天，单位上头突然来人找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你的父亲一直避免成为特殊阶层，也从不会提要求，但此刻，那种永远割不断的父子情让我提到了你。

我告诉他，我唯一的儿子现在还在青海，他已经到那儿五年了，还没有回来。我的儿子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现在从事的却和经济研究完全无关，实在可惜。我不敢请求他，我只是把你的事情说了一下。他提出帮我们想办法。当时我担心这是空头许诺，所以在信里从来没有和你提过。

昨天我突然接到了电话，北京的一个研究院决定给你一份工作。我也对他们说出了顾虑，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照顾。可他们说这不是走后门，你以前在北京工作过，也做过不少经济学研究，他们是按照正常程序把你调回北京。你的调令已经下到了青海省，也许过段时间就会到达农场。当然也许还会有波澜，时间上无法准确，可毕竟，你已经快回京了。

以民，不知道你保存的书稿是否还在，一定记住，如果有机会，那会成为一份重要的提纲，它是你父亲对于经济问题多年思考的结晶。我相信，这份提纲最终会用得上，也许就近在眼前了……

方以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他的手已经开始不停地抖动。回家！他已经读不进信后面的部分了，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体会着这两个字的魅力。

“方以民同志，信上写了什么？”旁边的陈锁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方以民故作镇定，“我父亲的日常来信，他想我了。有家的感觉真好，我很羡慕你有个家。”

“就这些？”